蒋复璁，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的一家读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影响。他后来回忆老家，说道“好藏书及看书，在清道咸间著称的别下斋，就是我家的私人图书馆”。他的叔父蒋方震（百里）是现代历史学家、军事学家，辛亥革命前夕曾主编《浙江潮》，被人们誉称为“肚子里包含四馆两院”的学者（四馆为博物、图书、史料、科学，两院为文学、军事）和二个半军事家中的一个。蒋复璁后来所以从事图书馆，就是受蒋方震的引导。
蒋方震于1919年随同其师梁启超及张嘉森（君励）、丁文江、徐新六参加第一次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次年回到北京，带回一批（约万余册）外文书。他遵梁启超之命先拟在欧美同学会办读书俱乐部，后改松坡图书馆。当时，蒋方震要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三年级的侄儿蒋复璁帮助整理图书编目，并主持松坡图书馆图书编目。蒋复璁回忆道：“我于努力看图书馆书及向人请教，全部图书我一手编好，我区自修而成的图书馆员加入了北京图书馆协会。还有松坡图书馆馆长梁启超先生在北京清华学校讲《中国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及《国学用书目录》，清华将梁氏所讲各书开课讲授，命学生细读。我于民国十三年（1924）毕业于北大，先叔及徐志摩介绍我去担任这些课目，如有不明白处，向梁氏请益。梁氏的讲义，非常珍惜，由他的侄子梁廷灿君重抄后付印，有时廷灿请假，则由我代抄。例如中国文化史讲义，全部是我抄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图书目录的路子了。”①
1926年，梁启超担任中美基金会办的北京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蒋复璁任干事，负责编制中文目录。当时中西古今书籍混杂，但图书馆更因缺乏自己的科学分类法，当时图书馆界竞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其实乃是在杜威十进法大类名下，填入四库分类的小类，如此中西混合，改头换面，于中国图书分类并无根本的改进，且易产生混乱，常见是多头分类，取不出书。蒋复璁愤于此事，1929年1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宣读的论文《中国图书分类的商榷》中提出批评，并在《北京图书馆馆刊》第2期著文，提出理想的办法是将中国书编成各小类集目，按实际情形，加以分类，然后编人大类，再进而编成分类法。后来教育改进社采纳了，并请北京图书馆编《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以研究古代教科书。蒋复璁遵照办了，送请梁启超审核，梁启超说很好，就照这个方法。
1930年7月，蒋复璁由浙江省政府选派赴德国留学，进入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实习；旋获西德鸿博基金会奖学金，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及图书馆学研究所读书。普鲁士邦立图书馆给他的名义是客座馆员，除上课外，皆须留在馆工作。他先是在东方部工作两月后，按顺序至各部门实习，除图书工作外，即文书处理、款项记账，亦皆实习，共一年之久。各部门中最使他感觉兴趣的是德国联合目录部及参考咨询处，所以在该处又多做了一年工作。在此期间，利用暑假并先后参观英国博物院、法国国立图书馆、瑞士国立图书馆、奥国国立图书馆，于中扩大眼界，增加收益。关于这段经历，蒋复璁曾发表有《留德研究图书馆学工作报告》和《英法德三国国立图书馆印象记》两文。
结局：台北“中央图书馆”
蒋复璁1931年11月留学回国，于1933年奉南京当局命筹备中央图书馆。他认为，一个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开始，应当有一点纪念性的事物，于是想到了《四库全书》的影印，印费虽过于巨大，但可以选印800余种，即将四库未印之书及宋本影印，由教育部组成一个编目委员会，又将800余种删为231种1960册，定名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由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约，借用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影印：1000部，其中一百部，交由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作交换之用。另选印《四库全书》有关图绘之书经史子集四种，只存原样，书是由张元济从文渊阁本中选定的，同样亦印1000部，送中央图书馆筹备处100部。蒋复璁以倡导印四库全书一事揭开中央图书馆的成立，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也用这部书奠定了初期中央图书馆西文参考书的基础。
1936年9月中央图书馆试行开馆。翌年7月芦沟桥事变，8月15日日机空袭南京，“筹备处”被迫停止阅览。蒋复璁在9月随蒋方震为团长的欧洲经济考察团访问德国、意大利归国后，11月18日奉命西迁，携出图书130箱，到次年2月抵重庆，借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为办公室，另租上清寺聚兴村一家民居为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办公室，于5月成立参考室公开阅览。后为避日机轰炸，筹备处又迁至江津县白沙镇，所属图书交换处仍留重庆。因而在这期间，蒋复璁时常往来白沙和重庆之间。每次运书展览，他都是亲自监运。有好几次运书途中还都遭到偷袭重庆的日机轰炸，此时此刻，蒋复璁都将书带进防空洞。使书籍没有遭到损失。
1940年8月1日，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蒋复璁任馆长。他经常出川收购珍本图书，并安排广东由叶恭绰采购，上海则请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负责。这些收购来的善本集中在香港。当他正与胡适（时任驻美大使）商讨如何启运图书时，珍粥港事件发生，香港被日军攻陷，善本图书百余箱便被日本海军掳掠。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图书馆将重庆分馆中西文图书移至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后回到南京复馆，恢复阅览。1946年，原在香港被日本海军掳掠的善本书，经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顾毓瑗于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上有中央图书馆馆钤记后，向日本政府索回。
40年代末在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时，蒋复璁与图书馆迁至台湾。所运去之善本共12万余册，其中有宋本201部、金本5部、元本230部、明本6219部、嘉兴藏经一部、清代刊本344部、稿本483部、批校本446部、钞本（含朝鲜、日本钞本）2586部、高丽本273部、日本刊本230部、安南刊本2部及敦煌等经153卷。1954年，所谓台湾“中央图书馆”开张，蒋复璁复任馆长；次年兼任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馆长。1979年，藏书达60万册，有善本一千多册。随之现代科学发达，管理手段也达到了现代信息化程度。蒋复璁于1965年首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仍兼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至1966年，后由屈万里继任。1983年辞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由秦孝仪继任。1990年9月病逝，终年九十二岁。
①《珍帚斋文集》，《六十年的图书馆员生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讲演》。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高增德）
余思简述终身任职的图书馆馆长的正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