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当宏伟、典雅、现代的上海图书馆新馆拔地而起，对于上海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李芳馥来说，实实在在地圆上了一个世纪之梦。当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新图书馆作为“世纪之礼”递交给上海市民的时候，象征上海的图书馆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激扬书海存豪气
李芳馥，字馨吾，1902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教师家庭。从他的简历来看，早就立志献身于图书馆事业，可谓激扬书海存豪气，中西比较建大业。1923年，李芳馥受新潮影响，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27年毕业。同年9月，到北平图书馆（后改为北京图书馆）任秘书，1929年任文书组长，1932年改任采访组长。在今天国家图书馆（前北京图书馆）的浩瀚典籍中，倾注了他的智慧和艰辛。1934年，李芳馥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的图书馆研究资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临行前，以后成为古籍版本家的赵万里赠上出国留学纪念牌，以“乘风破浪”四字相勉。在美国，李芳馥于193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又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深造，修完博士课程。由于北平图书馆要他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一年后回国工作，他便放弃博士论文的准备，于1936年至1938年到国会图书馆实习，后在该馆东方部任中文图书编目工作。李芳馥原定1937年暑期回国，抗日战争爆发使他的原定计划无法实现，遂于当年继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并于1938年至194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1941年，李芳馥毅然回国，在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任编辑。年底由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形势的恶化，办事处被迫关闭，翌年9月起任上海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仍回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任主任。1946年又兼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系教授一年。解放前夕，他听到北平图书馆寄存该处的一批珍贵善本和唐人写经欲被运往美国和中国台湾时，和同仁挺身而出，坚决抵制，使这批遗珍典籍得以全部保存下来。
李芳馥在美国期间，选修的是图书馆行政管理专业，他悉心研究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管理经验，长期保存了美国一些知名图书馆的图片资料，在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编目、服务开发、教育研究交流和事业管理等方面认真探索，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于1935年和1940年分别著述《中国公共图书馆网的建立与经费》（英文硕士论文）、《美国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编研究》（英文）等，回国后还主编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本《图书季刊》，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界率先研究西方图书馆发展和进行中西比较的学者之一。他在晚年，整理出在国外买的巴尔的摩公共图书馆工作手册等英文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李芳馥是北京图书馆创建时期的历史见证人和积极实践者。他在北京图书馆建馆70周年时，回溯往事，写下了《旧北京图书馆回忆点滴》。他说，他于1927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进北京图书馆工作。这座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利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创建的。当时租定北海公园内的庆宵楼及其邻近的悦心殿、静憩轩、普安殿一带房屋为馆址，于1926年开始筹备。在他参加工作时，馆长为范源廉，副馆长为袁同礼，馆员总共28人。藏书数万册，辟一小间为阅览室，读者座位不到30个。因为游人进公园要买门票，图书馆对来馆读者，每人每次免费发公园门票一张，以期待其再次来馆阅览。北伐军到达京津后，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图书馆改名北海图书馆。北京原有一所国立图书馆，即京师图书馆。它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图书馆，1929年两馆合并组成国立北平图书馆，聘任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根据双方签订的“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图书馆每年的经常费用由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负”。建造新馆舍已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首要重大事件。但由于当事人存在着崇洋媚外思想，主要设计均委托洋人办理。“设计草图”由一个美国建筑师提出图样，至关重要的“征选建筑图案条例”也由一个洋人拟订，其中规定书库“至少须容书三十五万册”。这样小的书库容量，显然不适应于一所国立图书馆。所收到的建筑竞赛图案，远寄美国建筑学会评审，评定获首奖者为一洋人，此人即被聘为新馆建筑师。1931迁入新馆后，发现设计和内部结构有严重缺点，国人深感不满。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订购中外文图书经费很少，每年为14万元左右。自1929年7月至1935年6月的6年中，共购买中文图书14900余种，西日文图书39000余册（件）。
淡泊明志融新丽
1950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秘书处和图书、文物两个处，李芳馥被任命为图书整理处主任，上海图书馆正是在图书整理处的基础上发展组建起来的。他在《对上图筹建期间的一点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图书整理处的同志们一起负责整理爱国人士捐赠及接收来的大量图书，一起把这些图书一一清点，把多册书合并成套，按照来源编目造册，复写几份装订成十大本，由李亚农主任呈送陈毅市长，经市长首肯后定下来。因缺少空间，只得把全部图书装箱，每箱内附有清单，送虎丘路仓库寄存。在他的主持下，图书整理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收集到2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接受爱国的社会知名人士的捐赠，如柳亚子、姚石子、高吹万的后人。捐赠图书中不乏善本。当时从吴县潘氏处购得的滂喜斋藏书，内有宋刻本22种，金刻本1种，元刻本30种，明清刻本15种，钞校本11种，均列为善本。还向国外订购书刊。文管委的图书即将整理完毕，新到的图书也在随到随整理。委员们建议创建一所大型图书馆，首先要有一所适合图书馆使用的馆舍。李芳馥和文管委主任秘书刘汝醴一起看了市内多处房屋，感到都不合适，最后租定了南京西路325号的原跑马厅大楼。1951年下半年，南京西路的原跑马厅大楼与文管委和筹备图书馆结上了缘。当然，当时文管会租定南京西路325号大厦，是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馆舍，上海博物馆至1959年9月由于事业的发展而迁出。
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李芳馥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开馆这天，来馆的读者人山人海。他长期保留的1952年八月号的《华东画报》，上刊有上海图书馆专版，全面报导了各界人士到图书馆学习的盛况。李芳馥馆长等人一起认真研究，确定了上海图书馆的方针任务：一是提高人民大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广大读者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二是使图书馆为巩固国防和工农业生产服务。积极推广科技图书，以提高劳动群众的技术水平。三是以各种活动方式组织读者。四是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有计划地搜集和保管古代典籍，供研究工作者作学术研究之用。五是组织并指导儿童阅读进步读物，培养儿童的优良品质，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好学习惯。这些方针的确定，科学反映了上海图书馆的基本性质，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
李芳馥还和同事们认真选择了图书分类法。在上海图书馆建馆初期，图书分类法的正确选择至关重要。解放前，国内出版的图书分类法有王云五分类法、杜定友分类法、刘国钧分类法、皮高品分类法等。福州路图书馆使用的是皮高品分类法，明复图书馆使用的是杜威分类法。当时人大法、中科院分类法和中图法都尚未编制，北京图书馆仍继续使用刘国钧分类法。由该馆编目部主任袁涌进负责修订，及时将修订稿寄给上海图书馆。使用某种分类法，必须有分类表。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时，也遇到了分类法和分类表问题。他们翻印了刘国钧分类法和分类表，上图便买了十几本。图书分类法的选择保证了上海图书馆分类与编目工作的顺利进行。
李芳馥从长期的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工作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学理论。在我和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知道他很怀念上海图书馆建馆的日日夜夜，他说，在50年代不仅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且非常重视图书馆学的探索，尝试着把工作实践经验提升到理性的层面上加以认识。他认为，图书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则，图书馆的各项工作（读者工作、图书工作、业务辅导工作），图书采购、分类编目、登记排列与保护、流通工作，图书馆的分工与协作，图书馆事业的展望等。一切为了读者，是图书馆事业的特点。而为了读者，主要就在于如何做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中心环节。图书馆的各个部门的工作，如图书的补充、登录、分类、编目和典藏，这一切都是读者工作的准备工作；而图书的阅览、外借、图书宣传和阅览辅导等，是直接服务于读者的工作。一个图书馆不管它藏书有多么丰富，不管它对图书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如果所藏图书不能广泛流通，则仍不过是一个藏书楼而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使李先生在图书馆领域取得了更大的工作主动权。李芳馥在人生的后半个世纪里，历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顾问、名誉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情报学系兼职教授，上海市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名誉理事。
李芳馥在晚年时时惦记着上海图书馆的新馆建设。1995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使上海图书馆新馆建设有效提高了逻辑起点。这里将成为上海“信息港”的枢纽之一、上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国际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现代化人才继续教育的培训点。在新馆建设的日子里，李芳馥异常兴奋。他叫儿子、上海图书馆职工李名世经常传递新馆建设的信息。上海图书馆领导成员也经常去华东医院探望住院的李先生。在他的九十六岁生日，我们来到了华东医院的他的病房，和他分享生日喜悦。李名世说，他是赶上了好时光。上图正值馆庆45周年，新馆又刚刚建立，对他来说，真是圆了一个世纪之梦，实现了一个美好夙愿。是啊，李先生可谓观中华图书馆之演进，辨东西图书馆学之异同，汇南北图书馆管理者之风范，蓄中国图书馆事业长驱直入之后劲，此时，他仍是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对于图书馆事业，他倾注了毕生精力；在上海，他老人家度过了半生年华，还有什么比广厦隆起、文气淋漓、人气升腾、现代化水准实实在在地上了台阶更能令人振奋？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仍关心上图新馆的现代化与基础工作，他说，图书馆工作现代化，是指在采购、编目、期刊管理、文献检索和流通等方面应用电脑，使图书馆业务自动化。而要有效地应用电脑，前提是做好基础工作，用科学方法加工整理馆藏图书资料。如果大量的书刊资料未能整理上架，束之高阁，甚至新书也长期积压在采编部门，不能利用，虽有电脑，也无济于事。其次，利用电脑提供信息，通过主题检索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上图应尽快编制主题目录，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应用电脑，首先要求数据规范化，文献描述和款目标题必须符合通用的著录规则，不然，各行其事，五花八门，输入的是杂乱无章的记录，输出的也只能是杂乱无章的信息。主持图书分编的人员应受过严格的培训，仅有语言知识是不够的，在配备干部方面，人事部门应予以重视。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全年出版的图书资料数量庞大，任何图书馆都无法单独搜集齐全，因此，资源共享就成为图书馆之间的重要服务手段。李芳馥还叮嘱我们要加强新馆的科学管理。他说，图书资料是图书馆工作的基础，科学管理是图书馆做好服务工作的生命线。我国大型图书馆藏书，多者千万册，少者也有数百万册，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相比，毫不逊色。由于管理不科学，致使丰富的馆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图新馆应在科学管理上下大功夫。他还一再关心上图的旧外文文献的整理工作，认为新馆建成以后已有条件唤醒沉睡多年的宝藏。
上图的旧外文文献共有50多万册，其中以英、日、俄、法、拉丁、德等语种图书为主，其中一些用牛皮、羊皮装帧的“洋善本”，是欧洲早期的印刷出版物，即使在原出版国也难以寻觅。这些旧籍是上图历史文献的特色收藏之一。上海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最早的门户之一。由于租界的特殊环境，一些西方文化和宗教机构先后在上海建立了图书馆。英国皇家学会亚洲文会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海光图书馆、尚贤堂的藏书在上个世纪50年代相继归入上海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图旧外文文献的收藏。其中规模最大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积150多年收藏之功，共收藏中外文图书20多万册，包括西文图书9万册，涉及10余种文字，这部分书大多由各时期各国传教士携带来华，还有一部分是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藏书楼的藏书共分为37类，欧洲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收藏较为齐全，在中国学类下，有《十三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多种西文译本。上图目前收藏的历史最悠久的外文书《情操四论》（拉丁语，1515年威尼斯出版）即属原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藏书。在李芳馥等关怀下，旧外文文献书籍基本上架，在作为旧外文文献资料中心的徐家汇藏书楼修建重新开放。
雕塑生命铸风华
李芳馥从20世纪初叶走来，接受了96个春秋的人生风雨洗礼，在1997年金色的九月，收获的季节，带着生命风采，怀着雅量，揣着辉煌，安详地离我们而去。
李芳馥经常教育在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他说，在图书馆工作，就是默默奉献，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学问是在实际耕耘中积累的，才干是在无私奉献中增长的，知识是在应用中激活的，生命是在为他人服务中体现价值的。他用辩证的唯物史观、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年轻人，又严格地要求自己，持之以恒地把握自己的生命里程。在他离开我们以后，他的同事、学生、朋友纷纷撰写悼词，缅怀先生的瞩目业绩和感人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