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想描述初次读到叔本华的著作对于我是怎样的事件，则请允许我在一个想象上稍作停留。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想象是如此经常而且迫切，非其他的想象可比。当我那时候耽于各种异想天开的愿望时，我常想，但愿命运会替我解除掉自我教育的可怕烦劳和责任，我会适时地找到一位哲学家做老师，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人们能毫不犹豫地听从他，因为人们信任他将超过信任自己。接着我自问：他所遵循的教育你的原理会是怎样的呢？我又思忖：他对我们时代流行的两种教育原则会说些什么？一种原则要求教育家应该立即发现其学生的固有长处，然后向之倾注全部力量、养料和全部阳光，以帮助他将这个长处发展成熟，结出硕果。与此相反，另一种原则要求教育家应该培育、关心现有的全部能力，使它们彼此形成和谐的关系。可是，难道我们要强迫一个显然有锻金艺术天赋的人学习音乐吗？我们要授权给切利尼[24]的父亲吗？他一再逼他的儿子学“可爱的小号”，而这个儿子却称之为“该死的吹管”。在表现得如此强烈和确定的天才身上，我们不会说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和谐培养原则也许仅仅适用于较弱的天性，这类人身上虽然交织着众多的需要和倾向，但是无论整体地看还是个别地看，它们都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寻找一个人，他身上有着和谐的整体和多声部的协奏，我们在何处能惊叹一种和谐，竟超过一个像切利尼这样的人所具有的，在他身上，认识、欲望、爱和恨，一切都涌向一个中心，涌向一个根本的力，正是通过这个活的中心的强有力的支配地位，一个和谐的动力系统才得以在上下左右形成？那么，两种原则也许并非对立的？也许其一仅是说，每个人应该是一个中心，另一仅是说，他也应该有一个圆周？我所梦想的那位教育家兼哲学家不但要善于发现中心之力，而且要懂得防止这个力对其余的力产生破坏作用。毋宁说，正如我认为的，他的教育任务在于把那个整体的人培养成一个活的运动着的太阳和行星的系统，并认识其更高级的驱动机制的规律。
当时我未遇见这样的哲学家，我试试前一种原则，试试后一种原则。我发现，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比，我们现代人显得多么可怜，哪怕只是在对教育任务的认真严肃的理解上。我们不妨心怀这样一种需要走遍德国，特别是所有的大学，绝不会找到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即使卑微和简单得多的愿望在这里也始终不能满足。譬如说，在德国人中谁若想认真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演说家，或者谁若想进一所作家学校，他不可能找到导师和学校。在这里，人们似乎未曾想到，演说和写作是一门艺术，若无最细心的指导和最艰辛的学徒期，便不能学得。然而，在对于教育家和教师的要求上，我们时代的人既吝啬又愚昧，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更可耻地暴露了他们的夜郎自大。甚至在我们最优秀、受过最好教育的人那里，顶着家庭教师名义的一切即已使人满足，怎样的怪僻头脑和迂腐课程的大杂烩常常被称作文科学校，当作宝贝，而与把一个人培养成人这个任务的困难性相对照，作为最高教育设施、作为大学的东西又怎么能使我们大家满足？什么样的领导人，什么样的机构！即使是德国学者们借以向他们的科学进军的那种令人惊叹的作风，主要也是表明了他们这样做时关心科学甚于关心人性。他们如同一支敢死队受命为科学做出牺牲，以吸引新的一代前仆后继。科学工作如果不受更高的教育原则指导和限制，而只依据“多多益善”的信条一发而不可收，便必定会损害学者，就像laisser faire（放任主义）的经济原则会损害整个民族的道德品质一样，谁还懂得学者的培养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他们的人性是不应该被割舍和弄得枯竭的，——而要能够正视这一问题的困难性，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大量的标本，那些人盲目地、过早地为科学献身，从而以一个驼背为其特征。可是，尚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一个更重要、更可怕尤其是普遍得多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缺乏任何高级的教育。如果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一个演说家、一个作家——正因为没有培养他们的教育家；如果我们同样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个学者必定会被扭曲，会变得怪僻——因为是科学、从而是无人性的抽象物在培养他。——那么，我们最终要问：对于我们全体来说，不论是学者或非学者，高贵者或卑贱者，我们同时代人之中的道德楷模和名望究竟在哪里？我们时代一切创造性道德的有目可睹的典范究竟在哪里？一切时代的任何高尚的交往都致力于深入思考道德问题，这种深入思考到哪里去了？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名望和深思了。我们事实上在消耗我们的祖先所积累的道德遗产，我们对之不图增值，只知挥霍。对于我们社会中的这类事情，我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生硬空洞的方式谈论，这种方式十足令人反感。结果，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完全无视道德教育，或满足于形式主义。德行乃是一句空话，教师和学生对之一无所思。一句过时的空话，人们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不嘲笑就更糟，因为那样人们就弄虚作假。
要解释整个道德力量的这种软弱和低落是困难而复杂的，无论谁注意到上升时期的基督教对于我们古代世界的品德的影响，就都不会忽视正在没落的基督教在我们时代的相反作用，以及它越来越可能的命运。靠了它的高超理想，基督教超越了古代的道德体系以及人皆有之的自然本性，以至于人们对这种自然本性麻木甚至厌恶了；可是后来，当他们尽管仍然知道、却无能达到更好更高的境界之时，不管他们多么愿意，他们已经不再能回到原来那个次好次高的境界，亦即那种古代的美德了。徘徊在基督教和古代之间，恐吓或欺骗的基督教道德和怯懦拘谨的仿古风尚之间，现代人活得很尴尬。从先辈继承来的对自然本性的畏惧，这种自然本性重新焕发的吸引力，在不论何处获得一个支柱的渴望，蹒跚在次好与更好之间的认识能力的疲软，这一切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造成了一种不安，一种迷乱，注定它一事无成，郁郁寡欢。未曾有过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需要道德教育家，也未曾有过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难找到这样的教育家；在瘟疫流行的时代，医生既是最需要的，同时也是最易受害的。现代人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医生，自己如此健康，如此稳固地用自己的脚站立，因而竟还能支撑并且伸手援引别人？在我们的时代，最优秀的人格也被阴郁的氛围笼罩着，他们胸中进行的伪装与诚实的交战使他们陷入了永恒的烦恼，不敢信任自己，——因此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做别人的指路人和导师。
所以，当我幻想自己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做老师时，我确实是异想天开，我想象他能够使我超越时代的不足，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这个词要按照其最深刻的意义来理解；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只要他们想说话、发表意见和据此行动时，他们便必然会不诚实。
正是在这样的困苦、需要和渴求中，我结识了叔本华。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二节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