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邵只对爱情感兴趣，对宗教不感兴趣。但是为了爱情，老邵什么都愿意做。不就是学圣经吗？老邵愿意就是了。老邵跟着季妮一家去了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在另一户农民家办，老邵一进去，大家都对他很热情，叫他“新兄弟”。小组里的人都是附近的农民，红脸膛，大嗓门，互相也称兄弟。
开始学习了，小孩子带头发言，谈耶和华怎样帮助他们战胜撒旦。撒旦就是邪恶，邪恶就是撒谎、贪吃、想玩电子游戏。学习组里的长老也发言，对未来充满信心，告诉大家耶和华在三年内就要来了。耶和华一来就世界大同，不但核武器、战争没有了，贫富也没有了，连车祸也没有了。不过，只有成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才能得救，过天下太平的日子。
听着这样天真的议论，老邵在心里直笑。他从邵坷庄出来，转了一大圈，连飞机都没用坐，又回到邵坷庄来了。这样的学习老邵很熟悉。就像他当初在邵坷庄的时候，到了冬闲，村里农民挤在一起，喝着烧酒，谈大同世界、太平天国一样。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农民手里拿着圣经，中国的农民手里拿着旱烟袋。一时间，老邵有了回到青少年时代的感觉，这种感觉曾被他的科学脑袋嘲笑过，否定过，但他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他老邵才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于是他也举手发言，问那长老，怎么就能连车祸也没了？长老说：“到那时候，就没汽车了。出门有个大风管道，你想到哪里，只要一想，风就把你吹到哪里。”老邵一听，心里一跳，浪漫呀！原来列御寇乘风而行的老庄梦，这里的农民也做着。
学习小组里的人个个都发了言，只有季妮的爸爸一言不发坐在角落，依然没人理他。到了学习小组散会，老邵实在忍不住了。他故意和季妮爸爸走在一起，悄悄地问：“这里的人怎么啦？怎么对您这样？”季妮爸爸小心紧张地左右看看，然后小声对老邵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的资格被暂停一年。再过两个月，等我恢复了资格，就能跟你讲话了。”这对老邵是个新鲜事，美国的农民也搞“留党察看一年”？于是，老邵又问：“您怎么啦？为什么要取消您的资格？”季妮爸爸怏怏地说：“我原是教会里的长老，可我犯错误了。我到佛罗里达帮助我们的兄弟盖房子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个姐妹睡了。”老邵一听，心里说，明白了，这里的农民也整“生活作风问题”，是个有德行的村庄。
老邵在季妮家待了两个月。啥事没干，小组学习却去了二十次，礼拜更是一个星期也不缺。心里只想赶快能把季妮娶了就走。季妮爸爸依然天天过着不被当人待的日子。老邵心里不平，不都是农民兄弟、父母姐妹吗？搞什么“划清界限”呢？别扭。季妮爸爸却任劳任怨。哪个兄弟家房子漏雨、马桶不通、车子抛锚，都是季妮爸爸赶着过去帮助。老邵在心里把季妮爸爸的行为翻译成中文里的“劳动改造”。
终于有一天，季妮约了老邵到伊利湖边散步。季妮问老邵这两个月过得好吗，老邵说：“好，好，每天和耶和华的天国越来越近。”季妮就靠在老邵的肩头笑。老邵头一侧亲了她一口。季妮突然收住笑，从小坤包里往外掏东西，先掏出些口红胭脂之类塞在老邵手上，然后，从包里掏出了耶和华见证人用的《圣经》和几本传福音的杂志，狠狠地扔进伊利湖里，说：“我恨透了这些玩意儿。都是假的！”
老邵太高兴了，他跳起来抱着季妮说：“啊，宝贝，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呀！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结婚去。你们那个学习组里都干的什么事呀？！不是让我想起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季妮却哭了：“戴维呀，这是学习组要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考验。你失败了呀。你要是跳进伊利湖，抢救起那些圣经福音，我们下周就可以结婚了。我爸爸刚解放就已经在准备给我们盖房子了。现在完了。”说完就哭着跑了。
老邵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伊利湖边，把一块鹅卵石“砰”一声踢进湖里，骂道：“他娘的，老子给‘农民的狡猾’耍了。”
在老邵被农民的狡猾耍了的同时，罗清浏也被农民工包工头耍了。那个家伙拿了一个二级公章盖的介绍信，说自己领的是“石壕吏”老家朱家集出来的农民工工程队，直属“石壕吏”管，是“石壕吏”介绍他来这里承包工程的。罗清浏已经掉进了关系网，他寻思这是一个回报“石壕吏”的机会，官当得再大，也是念家乡人的。挖土又不是建运河河堤，给谁都行，于是大笔一挥，就把一期挖土工程给了“朱家集工程队”。谁知那包工头拿了四万块钱头笔工钱，第二天就没影子了。罗清浏跑回来问“石壕吏”，“石壕吏”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这个队，你被人骗啦。”
罗清浏气得上蹿下跳。“石壕吏”还批评他书生气，一半埋怨一半义气地说：“我会图你那点儿回报？你把我儿子带好了，我将来还要报答你呢。”我在一旁听得差点气死。他“石壕吏”啥时会白给？交易做到儿子头上来了。这上了贼船的罗清浏若跟他成了兄弟，我还真不能要呢。
结尾：罗坎情结的启示
我回美国的那天，又是“石壕吏”和罗清浏两个人送我。罗清浏本来准备自己把那四万人民币赔了，但“石壕吏”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上了人当，不能让你个人承担损失，算作运输损失报吧。这下罗清浏就又欠了一笔大人情。
在去飞机场的路上，罗清浏把“石壕吏”的这份恩德对我提了三次。在他说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罗清浏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一起坐在柴堆上聊天的男人，我和他的感情到此为止。
也许，我想爱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不是别人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要这个男人吃中国饭，说中国话，懂中国诗文，为中国的事儿飞马扬刀，最好还要懂林妹妹耍小性子，却不活在中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际关系里。是是非非一出来，他就举着正义大旗，在人头顶上哗啦啦舞。这就是贾宝玉站在这里，也不合格呀。
但我情愿没有，也不能放弃理想，否则，连有的希望也没有了。
我的前夫和我的前情人对我挥手告别。我看着这两个男人站在一起，都穿着西装，一个深蓝，一个藏青；都戴着领带，一个紫红，一个酱红；都挺着肚子，一个挺着地球哥哥，一个挺着个地球妹妹。他们俩，一个不是坏人，一个是好人。他们是两棵水稻，两株玉米，两栋宿舍楼，两个眼睛向上的官人。他们是兄弟，是亲戚，他们长得很像，在没有闹分家的时候，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他们可以选择在哪儿挖运河，在哪儿盖高楼，他们甚至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家乡拆了卖了，但轮到选择按什么方式活着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只有罗坎式。就把猪场改为幼儿园是非常伟大的事，可要改教孩子怎么活和为什么活，才是改到了骨髓，那才艰巨。改外貌总是容易的，改骨髓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男人还是干事的，从易到难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只是盖完高楼、修完运河之后干什么呢？如果财富的目的不是“正义”，那它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回到美国，我在离老邵牧场不远的城市转机，老邵到飞机场来接我去他家住一天再走。虽然失恋了，老邵倒并不垂头丧气。他说，虽然是失恋一回，却深入了解了美国社会。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民主，只不过你要不喜欢民主，你也可以有其他选择。你要划出一小块私人地盘，过你的封建社会，过你的清贫简单，你尽管可以过，别违法、别强迫别人伤害别人，且按时纳税就行。农民嘛，当他们和土地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乐地过着罗坎村或者邵坷庄的日子，其实，老邵在伊列乡下的那段日子，过得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等老邵听说罗清浏被人骗走四万块钱，当做运输损失报了账，连喊自己冤枉呀。他老邵一分公家的钱也没丢，却丢了自己的工作。罗清浏要是在他老板手下，为了讨好朋友送人情，丢了四万块钱，那定是要被开除的。看来罗清浏回国回对了。这个美国不讲情面。不好。
经过一场恋爱，老邵明白了许多事情。野心和雄心都没了，一心就想过个农民或者小地主的日子。他在乡下买了一个“汽车屋”，放在河边住下，养了几只肥鸭子，种了一圈西红柿。动不动就跑到附近农民开的跳蚤市场，买一堆旧工具回来，把鸭子窝建得像个学校。
我早上起来，从窗户看出去，见老邵穿着游泳裤在教鸭子游水。河边一棵杨柳树，逆着早晨的阳光弓腰俯首立着，投下一团蓬乱的影子；河面悄然无声，细小的波纹尖上，跳跃着太阳自己写的象形文字，一片明亮的扇形；风一吹，白水愈发宽亮，十八岁的大姑娘一般妩媚宜人。老邵对鸭子说话的声音带着清晨的回音传过来：“你们下来呀！”
鸭子们嘎嘎叫着打圈子，不肯下水。老邵就教育它们：“都得跟着我游。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鸭子。”看见我在窗户里笑，老邵大声解释道：“这些鸭子都惯坏了，不会下河游泳了。”说着，自己往河里走，一边走，一边扭过头对我说：“这样的日子才是我小时候过的日子。”
在这个时候，我也看懂了一些真理：我们这些男人走不出罗坎的原因，是他们断不掉土地和他们结成的无数缘分。这些缘分给他们温馨，给他们烦恼，给他们亲戚，给他们负担，给他们后门，给他们不平，给他们地位，给他们羞辱，给他们不排队的权利，也给他们当贪官的可能。好好坏坏，这个婚姻也有三千年，不是那么好离的，因为，这个长长的婚姻生下了太多的孩子，包括，猪大肠，黄梅戏，好新癖……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
2008年9月，写于水码头，完稿于奥马哈
⊙文学短评
在国内作家普遍崇尚远离政治的语境中，《罗坎村》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小说将自由主义的标语赫然放在题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就像当年把毛主席语录放在一切文本的开头一样。但这部不回避政治、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的小说，却得到了国内批评界几乎完全一致的叫好。它将中国文化的病根归结为一个超稳定结构，即罗坎村所象征的陈腐秩序，它成为一切痼疾的根源。同时，这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文本。那些痼疾也在国外的生活中被消解，如那个在校园里长吻女生、将行贿恶行带到美国的可笑的官二代，恰恰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