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提示：
鲁迅的这篇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是鲁迅于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的。鲁迅的这篇论述几乎无懈可击，令人叫绝。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无声的中国（鲁迅）
无声的中国
鲁迅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民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Z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主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众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要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样，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学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人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好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说明提示：
《无声的中国》这篇演讲表面上是讲文字、文学革新，实质是对一个泱泱大国，悠悠历史的民族却无声于世界的悲叹，同时愤怒抨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与封建文化对人们的束缚。
▲学习个性用自己（田汉）
学习个性用自己
——在上海文化函授学院新年聚餐会上的演讲
田汉
1947年1月
今天想与各位谈三个问题。第一，是教育与学习问题。当陶行知先生从重庆返上海后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开的大会中，郭沫若先生与陶先生曾有小小的争论。郭先生认为“教育”两字应改为“学习”。郭先生专研文字学的，“教育”的“教”字在古义中不大开明，“教”字的造型是一个人拿着鞭子打小孩子的头，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就用鞭子去打他。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国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摆起“教育家”的面孔，而不屑与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与其仰求于这样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学习。陶先生却认为不必把由来已久的“教育”两字改为“学习”，因为这样牵动得太大，“教育部”将改“学习部”，“生活教育社”将改为“生活学习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张把这一种学习的精神实际贯注于新教育中。听到郭陶两位先生的见解，使我深深的感到今日一般职业界的青年朋友们，多在工作中自觉知识的不够。试从抗战期间的演剧工作队队员为例。其中有许多女演员，参加剧团时正当十七八岁，一下子七八年过去了，年龄到了廿五六岁。在这七八年中，只有表演，而无学习。
尽管她们的演剧或歌唱在人民大众中发生多大的影响，但自觉艺术水准不够，于是脱离工作，到学校里去专门研究，以期扩大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
可是当她们学成以后，她们的艺术理论不能为人民大众所看懂，她们的音乐歌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听懂，于是当初为了想扩大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结果反而消失了影响。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习，不能与日常的生活、社会的现实、人民大众的要求相脱离。今日的学校教育，多半是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所谓学习，不必脱离实际工作，而随时随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把学习所得应用于工作，并对人民大众尽教育辅导的作用。这样，今日职业青年的苦闷才能解除。但是，单单与社会现实不脱节还是不够，且应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在银行中工作的青年，较之在大学中学银行科的学生，更来得了解与关切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什么变动，他们知道最快，反应最敏。但是，假如这一种关切与理解只是为了做投机生意，那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事实上也不能长久的独善其身）。进步的银行职员，进步的职业青年，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们实际的知识与经验，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会事业中学习怎样做人。例如从美军污辱我国女生的事件中，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并争取怎样做一个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个性与群性的问题。有些人说，在新的进步社会中，不需要个性，或者个性是被抹杀的。不问这种说法是恶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在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发展个性。个性与群性是并不对立的。有时为了社会的进步，自愿地牺牲自己的若干个性，但那只是为了求更大的个性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明的帝制时代，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加限制的。当然，也有许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别是文人学士与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间因不同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彼此间的斗争，加以运用，以遂其操纵玩弄的野心。至于今日的情形，则每况愈下，只要稍有个性，不问其为左为右为前为后，均被看不惯。在学校中，假如学生不愿在思想上被学校当局牵着鼻子走，即要受到压迫。至于职业青年、公务人员无论矣，即使是在一般职业界中，哪里有允许你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天才女孩子，十四岁能写二十万字的小说，更看到武进有一个六岁的天才儿童。即是一般的儿童，亦由于适当的培养得充分发展个性，四五岁能弹奏钢琴的，不是奇迹。其次，个性与气节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充分发展个性，更应有昂然不屈的气节。例如在今日之下，我们要突破国家的危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需要拿出个性与气节来，与反正义、反民主势力相斗争，不能丝毫妥协于现实的腐败，是为个性，是为气节。我们应随时随地，通过日常生活，发展个性，坚守气节，以促成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与用自己的问题。许多青年，抱着满杯的热望跑到社会上去，因找不到职业，而失望，而苦闷，而甚至自杀。陈白尘近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中，亦描写到职业青年因找不到职业而苦闷万分。在合理的国家中，毕业班的学生，尚未离开校门，已各就其所长，被预先分配到各职业部门中去了。在中国，一切无计划，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职业的获得全靠机会与脚路。当然，也有许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职业圈子中乌气，而离开其职位，而失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能得到一业半职，固是幸事，否则，我们也应自己找工作，自己创造机会。前者是被用于人，后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会中，青年们要想“用自己”，当然是谈何容易，但也并非是绝无机会。我们更可进一步说，唯其因为现社会不合理，所以有志的青年更应“用自己”，更应创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学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经之营之，“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否则，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读者，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学员？再如今日欲获得一个教员的职位颇难，但是，现在的学校数量及其设备，绝不足容纳想求学的学龄儿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办法，以从事教育工作呢？
这不仅是“用自己”，不仅是替自己创造机会，而且是对社会与人民的最大的贡献。山东的义丐武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只要我们确实有为人类服务的精神，确实有“用自己”以创造机会的精神，即有自用之机会。
陶行知先生有一首《创造歌》，大意谓：天天可是创造时，人人可是创造者，处处可是创造地，只要我们肯努力，不问顺利与困难，都可以创造自己，都可造福社会。只要有这样精神，即不致失败，不致自杀，盖可自用也。
归纳言之，我们要随时随地努力学习，发展个性，运用自己，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与进步，更应为争取社会国家的进步发展而努力。
今天是中华民国卅六年新年开始的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春天，希望我们的民族也能立刻有一个温暖的春天。
◎说明提示：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核时代的文学（巴金）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东京出席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
巴金
198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