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承诺的全球安全不会动摇。但在威胁更加分散、任务更加复杂的当今世界，美国不能单独行事。仅靠美国并不能确保和平。在阿富汗，这是既成事实。在索马里，恐怖主义和海盗造成了饥荒和痛苦的国度，这也被证明是事实。可悲的是，在未来的不稳定地区这仍将是事实。
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和士兵以及其他朋友和盟友，已经在阿富汗以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证明了这个真理。但在许多国家，在作着贡献的人们与矛盾着的广大公众之间是脱节的。我明白为什么战争不受欢迎，但我也知道这一点：仅靠理想是不足以争取到和平的。和平需要责任。和平意味着牺牲。这就是为什么北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在地区维和等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国家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嘉奖那些从维和训练和国外演练中——到奥斯陆和罗马，渥太华和悉尼，达卡和基加利——回归的人，我们并非将他们作为战争的决策者，而是作为和平的赌注来褒奖他们。
让我再谈谈关于武力使用的最后一点。即使我们做出了要战斗的艰难决定，我们还必须想清楚，我们要如何去战斗。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将第一次和平奖授予亨利·杜南——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日内瓦公约的推动者时已意识到这一真理。
当武力成为必需时，我们要用道德和战略利益去约束自己在战争指挥中的行为。甚至当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对手，我相信美国在战争过程中必须坚持原则。这就是我们区别于对手的地方。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我禁止酷刑，这也是为什么我下令关闭在关塔那摩的监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申了美国承诺遵守日内瓦公约。当我们向我们为之战斗的理想妥协之时，我们就失去自我。然后，我们是光荣的，因为当它们的实现来之不易之时我们仍坚持这些理想。
我已经详细地讲过这个问题，选择战争这确实令人担忧。而我现在要谈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可悲的选择所作出的努力，讲三种方法，使我们建立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首先，在应对那些违反规则和法律的国家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提出多个对抗暴力的供选方案，暴力行为太顽固、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想要持久的和平，那么国际社会的话语必须有实际意义。那些违反规则的政权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必须严格执行制裁。必须对顽固不化者不断施压，并且这种压力要一直延续，直到全世界都统一、像一个整体为止。
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并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就是一个迫切的例子。在上个世纪中叶，各国对一个内容明确的条约表示赞同：所有国家将和平地利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放弃核武器；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军。我将致力于维护这一条约。这是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我要与梅德韦杰夫总统一起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储存。
但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也使我们都坚持认为，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并不服从游戏规则。在法律被蔑视的时候，那些声称尊重国际法的国家不能转移自己的视线。那些关注自身的安全的国家不能忽视中东和东亚军备竞赛的危险。那些寻求和平的国家不能袖手旁观其他国家增加核战争武装。
对那些用酷刑和虐待本国人民的政权来讲道理是一样的。实行种族灭绝的达尔富尔，实行系统性豪夺的刚果以及实行镇压的缅甸必须付出代价。是的，会有约定；是的，会有外交——但如果这些失效仍然必须承担后果。我们越是团结，我们就越不可能要在武装干预和压迫同谋之间抉择。
这就把我带到了我要谈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不仅仅是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建立在内在权利及个体尊严的基础上的和平，才能真正持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在毁灭之后，他们认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和平就是一句空话。
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话被忽视了。某些国家，不维护人权，就以这是所谓的西方原则为借口，说这些原则不适用与当地文化或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而长期以来在美国，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一直很紧张——这一紧张暗示着一个抉择，即在狭隘地追求利益和持续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抉择。
我反对这些选择。我认为，和平是不稳定的，有的地方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能够无所畏惧地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和组织。被抑制的怨恨逐渐化脓，镇压种族和统一宗教的压抑将导致暴力。我们也知道，只有相反才是对的。只有欧洲变得自由了才最终实现了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对一个民主国家发起战争，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往往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无论怎样无情地定义，美国关注的以及世界关注的——都不是为否定人类的愿望而服务的。
因此，即使我们尊重独特的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传统，美国将永远为那些普遍愿望发出声音。我们将见证像昂山素季这样的改革者的安静尊严，见证那些面对殴打仍然扔掉选票的津巴布韦人民的勇气，见证那些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数十万人民。这告诉我们，这些政府的领导人比担心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力更担心本国人民的愿望。明确这些运动——这些希望和历史的运动——他们有我们站在他们这一边，这是所有自由人民和自由国家的责任。
让我这样表述：对人权的促进不能仅仅靠规劝。它必须加上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专制政权接触极易使人愤慨。但是我也知道，没有推广的制裁，没有讨论的谴责，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是步履蹒跚。任何专制政权都不可能走向一条新路径，除非它有选择可以面对一个开放的大门。
教皇约翰·保罗与波兰的条约不仅为天主教会，而且为像瓦文萨一样的劳工领导人创造了空间。罗纳德·里根在武器控制和改革方面的努力不但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并且为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但我们竭尽所能平衡隔离和接触、压力和激励机制，以使人权和尊严同时得到推进。
第三，公正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必须包括经济保障和机会。真正的和平，不仅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且还应该是需要的自由。
缺乏安全，发展不会生根发芽，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人类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洁净水、药品和住所的地方，安全无疑并不存在。安全也不存在于孩子不能获得适当的教育、没有工作来维持家庭的地方。缺少希望的社会将从内部腐化。
这就是为什么去帮助农民养活他们的人民、帮助那些国家教育孩子、照顾病患并非纯粹是慈善事业。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必须团结起来以对抗气候变化。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科学的争议，我们将会面对更多的干旱、饥荒，更大规模流离失所——而所有这些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都将点燃更多的冲突。因此，不仅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在呼吁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导人也意识到我们的共同安全正处在紧要关头。
国家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对发展的投资，所有这些都是肯尼迪总统曾经说过的推动变革的重要因素。可是，如果我们缺少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不断扩大的道德想象和坚持我们都共同持有的普世原则，我不相信我们仍会有意愿、决心和持续的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您可能会觉得人类更容易认识到我们彼此是如此的相似；更容易理解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寻求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在为我们自己和家人寻求一种生活，一种带有一些幸福和满足感的生活。
然而某种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令人眩目的速度、现代文化水准的提高，人们担心失去那些他们所珍视的独有特质——他们的种族、他们的部落、特别是他们的宗教，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在一些地方，这种恐惧导致了冲突。有时甚至感觉我们正在倒退。我们看到在中东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残酷。我们看到某些国家被部落间的分歧撕扯得四分五裂。
而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正被一些人用来证明滥杀无辜是正当的，而正是这些人在歪曲和亵渎的伟大伊斯兰教，从阿富汗袭击我的国家。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不是第一个以上帝的名义杀人，东征的十字军的残暴历史上是有详细的记录的。这些提醒了我们，不是任何圣战都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正在执行神的意志，那么你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去保持克制——没有必要去宽恕一个孕妇、一个医生、一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甚至仅是一个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人。我相信这种扭曲的宗教观点不仅与和平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与信仰的根本目的也不相容，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是——我们怎样对待别人，我们也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们。
坚持这种爱的法则一直是人类本性的核心。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会犯错，会经不住骄傲、权力、甚至有时是邪恶的诱惑。就是我们中间那些具有最坚强意志的人有时也分辨不出对错。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人性是完美的，认为人类的处境可以改善得完美。我们没有必要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并仍要达到这些理想——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像甘地和金所奉行的非暴力运动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但是他们所鼓吹的爱、相信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却始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北极星。
因为如果我们失去这种信仰，如果我们愚蠢天真地抛弃了它，如果我们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偏离了它，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我们将失去可能性的意识。我们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就像前辈一样，我们必须摒弃未来。犹如马丁·路德·金多年前在这个场合说的那样，“在含糊不清的历史的最终答案到来之前，我拒绝接受绝望。我拒绝接受这样的想法——一个人的目前状况使得他在道德上无法企及永远横亘在他面前的、他的内心所应该达到的高度。”
让我们去企及世界应该变成的样子——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时刻迸射的神圣火花。（掌声）
今天，在此时此地，在世界某个地方，士兵虽然不堪武器的重负，但仍然坚定地维护着和平。今天，在某些地方，在世界各地，年轻的示威者虽然面对着他们政府的残暴，却仍然勇于示威。今天，在某些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腾出时间来教育她的孩子，挤出她仅有的几个硬币将孩子送到学校——因为她认为这个残酷的世界仍然有孩子实现梦想的地方。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承认压迫时刻伴随我们，但仍然为正义而奋斗。我们承认堕落很容易，却仍然为尊严而努力。擦亮眼睛，我们可以理解战争将继续存在，却仍然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希望。在这个挑战的时刻，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工作。
非常感谢。
◎说明提示：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2月10日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以“正义之战”为中心，强调战争的必要和美国的付出。
美国《新闻周刊》对此评论说，美国从此进入“后帝国时代”。奥巴马的领奖演说被看做美国对外政策的“奥巴马主义”正式浮现。美国政学界在解读其演说时认为，奥巴马的国际观是“带有一颗热心的现实主义”，且在宣告国际事务上奉行“带有利齿的多边主义”。
奥巴马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辞全文中，提到“战争”44次之多，但提到“和平”只有31次。同时，向来在外交政策上绝口不提“恐怖主义”的奥巴马，也在和平奖颁奖现场首次提到这个字眼。奥巴马在这篇演讲中还一再表示，他拒绝设定超出美国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他说：“过去几年里，我们失去了那种平衡。”
奥巴马这篇回归美国利益出发点的演说，得到其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一致“称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指出，不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美国的政治权威大多同意奥巴马的演说内容。
▲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致辞
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致辞
美籍华人教授丁肇中
1976年
国王、王后陛下，王族们，各位朋友：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更是从实验中产生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说明提示：
丁肇中因发现了质量大、寿命长的J粒子而荣膺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诺贝尔基金会等单位为获奖者举行的宴会上，按礼节，获奖者应致一个简短的答词。按照惯例，答词以获奖者本国的语言进行。此前，丁肇中曾翻阅过以往有关诺贝尔奖的材料，发现在众多获奖者答词中竟没有一份是用中文书写的，这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决定用中文书写自己的答词，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
但丁肇中的愿望遭到了美国官方的阻止。美国官员说，你已经是美国公民，就应当用英文书写答词。丁肇中理直气壮地说：“我确实加入了美国籍，但我是在瑞典而不是在美国领奖，用什么文字书写是我的自由。”负责颁发诺贝尔奖的人士又提出，我们这里没有中文打字机，你用中文书写我们不能打印分发。丁肇中说：“我用手书写，请你们代为复印。”丁肇中的这一片赤子之情，令世人为之感动。最后经协商，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丁肇中在致答词时先讲汉语，后用英语再复述一次。轮到丁肇中致辞了，他精神抖擞地走到讲台中央，用流利的汉语做了以上热情洋溢的演讲。
丁肇中这短短两百多字的演讲，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听着他的中国普通话，与会的人们因听不懂而纷纷交头接耳，当他用英语复述时，会场上的气氛平静下来，与会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致辞完毕后，他们向丁肇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作家的孤独巅峰
作家的孤独巅峰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厄尼斯特·海明威
1954年
不善于演讲的我，只想在这里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委员们慷慨授予我这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