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试结束那天，从北师大打车到火车站，准备回学校。就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看着窗外的美丽夜色，我忽然意识到，那个曾经模糊的理想，已经变得清晰起来。那个理想，与窗外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而我，一定要把它实现。
北京，我把理想寄给你
你心中的理想忽然变得清晰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时候？
我，是来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的那天。
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你有过考研的经历，或者你正准备考研。尽管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有很多细节历久弥新，时常闪回到眼前。对我而言，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选择，也是现在一切生活的起点。
大二的时候，父母离婚。那年我十八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来日子还在照常过，实际上很多东西都已悄然崩塌。我迫切地想找到逃离现实的出口。对于未来，原本一直懵懵懂懂，不知道想要什么，就是在那时候，决定考研。去北京。离开这个小城市。
那会儿很喜欢幾米的一段话——
那一刻，河对岸的烟火光彩耀眼，
震耳欲聋的声响，振奋着年少苦闷的情绪，
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瞬间出现又消逝的奇幻瑰丽。
然后想起我们迷茫的将来，想起我们如花火般的青春，
然后想起我们此刻灿烂的时光。
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是啊。与迷茫共存的，是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年轻就是本钱。在巨大的未知包裹下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灿烂时光。
大二那年暑假，离考研时间还非常久远，我就迫不及待地和两个室友一起来到北京，参加新东方考研的暑期补习班。那次对这个城市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们所有时间都待在玉泉山附近一个破旧的工厂区里，宿舍教室两点一线。
每个宿舍住着六个人，三个上下铺。由于床铺没有固定在墙上，所以不管你住上铺还是下铺，只要同床的人有一点动静，床就会晃得很厉害。刚到那儿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晃就醒。后来因为学习强度大，必须早睡早起，也就慢慢适应了。
我本科上的是河北大学。因为高考分数比较低，没能进喜欢的新闻或中文专业，而是被调剂到了一个很冷门的专业——档案学。我很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我的未来。既然考研，自然就要换一个喜欢的专业。
不管考哪个专业，政治和英语都是要准备的。刚到大三下学期，我就买了一本厚厚的考研词典，迫不及待地开始狂背。每天在背包里装上随身听、日记本、一两张流行歌曲专辑，让它们和单词书、练习本、圆珠笔一起，开始陪伴我每天上下自习的生活。
关于学习，我有个不算秘诀的秘诀。当你面对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时，不妨先制订一个完全超负荷的计划。比如我的同学背单词，给自己的要求是每天十页。我就要求自己每天背完一百页。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惊悚，我就给自己洗脑说，必须要完成，一定能完成。
学习这件事，最难的是开始。不可能会有人一想到学习就兴高采烈，所有人都有逆反心理，想逃避，但你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那就不如化拖延为力量，去冲击一个非常凶残的目标。当你真的一天背完了一百页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巨大的。第二天，把前一天一百页里的生词复习一遍，再背一百页。
相信我，只要坚持过开头这几天，以后的计划就会出奇地顺利。你知道你在前面已经付出了多少，之后就不会忍心破坏已有的积累，只会有一种莫名的动力，促使你一直坚持下去。这件事跟减肥一个道理。很多人总是抱怨自己找不到学习状态，控制不住食欲和体重，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
那是2003年，非典是那段时间无法逃避的话题。封校、停课、定时消毒，加上新闻中一直在攀升的感染人数，一时之间，学校的气氛变得压抑而紧张，曾经人满为患的自习室，变得比宿舍人还少，这正巧给我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在教室找一个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实在很舒服。我的单词学习在这些微风的帮助下，进展更快了。
进入大四，课程变得更轻松，老师管得也不严。我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明目张胆地看考研的书。课间的时候，老师还常常坐到我旁边，看见桌子上摊着的考研英语、政治、艺术理论，不仅不怪罪，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聊文学，现在想起来，真是感谢他。
父母对我考研当然是绝对地支持，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对我抱有很大期望，我也知道，没能上重点大学，他们有着和我一样的遗憾。我对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让他们替我彻底地骄傲。
大学毕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幻的地方，而爱情，仿佛是它永恒的主题。很可惜，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是个落伍者。身边的朋友成双成对，甜蜜得令人羡慕，她们甚至可以边交男朋友边考研，这种能力我是学不来的。太了解自己，一旦对某一样东西投入了真感情，就没有其他的精力去顾及别的。所以，这样的日子，有学习来填补生活的空白，过得反而快乐。
在二十岁的日记本里，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矫情”的话：一直相信上天已经默许给自己一个明亮而美丽的未来，因而剥夺了属于这个年龄的浪漫，给我一颗沉稳的心，在经历许久的累积之后，终究会破冰而出，像美丽的蝴蝶一样，飞向属于我的天空。
进入9月，在师姐李峥的鼓励下，决定考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学专业。
既跨专业又跨学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压力比其他同学大很多。师大指定的专业课本有十好几本，此外还要看大量的作品选和往年资料。同宿舍的室友，都是考档案学专业，专业课本只需要看两本，可以很从容地复习政治和英语，我则要拿出大量时间放在专业课上。
对于文学，尽管我有着极大兴趣，但终究只能算是一个门外汉，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都没有系统学习过，艺术理论和影视理论更是从零开始。我决定拿出两周时间突击专业课，于是故技重施，给自己定下任务：两周内看完八本专业课的课本并做出笔记。
现在回想起那十几天的经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晚上两点睡觉，除去吃饭之外，所有时间都用来定在书桌旁边。不和任何朋友联系，就一心一意地啃书本。有咖啡和音乐的辅助，看书的速度每天直线上升，到两周结束时，真的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还写出了七八万字的笔记。
专业课弄完一轮，再回到政治、英语。首先就是单词，尽管6月份的时候已经背完了两遍，但恐怕记忆已经模糊。时间紧迫，魔鬼计划再度登场：一周之内把整本词典再背一遍，并且做完八年的考研真题。为了保证完成计划，我六点半起床，在自习室泡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再看书到三点半。
这样的日子，看起来辛苦，实际上却不然。文学与电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美妙滋味，我徜徉其中，乐而忘返。一遍一遍地翻课本，记笔记，读大量的经典作品，时间也随之一点点过去。安静的小屋，香气四溢的咖啡，一篇篇华美的文字，组成了每个冬日夜晚必然的进行曲。
我无疑是在享受考研的生活，而不是痛苦地忍受。人生就是苦苦甜甜交织的情绪，在这不断流转的四季里，快乐、悲伤，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快乐。每天看着自己真实地付出，再在心底默默盘算着又与理想拉近了多少距离。那种感觉，很富足。再度翻开那时的日记，看见自己清清楚楚地写道：我愿以后的日子都能如此充实地度过，我期待一步一步走完通往彼岸的全部路程，我将全力以赴，一切只为考研成功。
黄昏时仰望天空，看着晚霞渐渐地熄灭，深蓝的天幕上，繁星一个个悄无声息地涌起。那是它们亿万年前的光芒，经过了那么深邃悠久的时空，走了那么远的路程，才抵达这里。在它们的默默凝视下，我恍然发现，所谓生命，原来只是太短的一刹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
在紧张与期待与无数次的自我鼓励中，终于等来了最后决战的日子。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看着面前一堆堆的课本与笔记，想到明天就要走向考场，想到这么久以来倾尽全力的付出，就要在此后的两天中得到证明，而结果却是那样地不可预知，我的情绪忽然崩溃，伏案大哭。
是压力，是紧张，又或者都不是，记得室友安慰我的时候，我一直重复着说一句话：准备了这么久，明天就要考试了……
那是2004年1月10日的早上。紧张的气氛开始弥漫在整栋宿舍楼，这时的学校已经放了寒假，留下的全是考研的战友们。大家心照不宣。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忐忑不安。
上了出租车，天色还有些昏暗，就这么出发了。现在回想起那四场考试，依旧记忆犹新。
政治还算在正常的心态下完成了答题，但是并不一帆风顺，我把三十四题的答案写到了三十二题的位置上。短暂的紧张过后，只好把它画掉，在余下的位置密密麻麻地挤上答案，心里还在担心着会不会影响卷面分数。
中午爸爸来考场接我，带我去外面吃饭，回来的途中有些耽搁，差点迟到。情绪一下子变得紧张。这场考试是英语，整整两个小时一直都处在手心出汗、思维混乱、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中，甚至交卷前的最后一秒都还在犹豫那几个选择题应该选什么，当时就知道，英语恐怕要发挥失常了。
两门专业课因为准备充分，所以答题比较顺利，但这两场考试简直是对手指的残酷折磨，想把所有题目都答得完美，首先面临的就是时间不够用，三个小时根本不富余。我的经历是：从一看到题目开始，手中的圆珠笔就不能轻易停下，大脑飞速旋转，一旦搜索到相关的资料和语言，就要马上通过手的运动转移到纸上来。设想一下三个小时不停地写，不抽筋才怪。最后一场结束，右手所有手指都已经磨得红通通，疼且僵硬，伸不直。
11日下午，从考场走出来的瞬间，心情无比轻松。回到家以后，身体却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一直以来超负荷地运转，让我在寒假大病一场。阑尾炎、发烧、咳嗽、扁桃体炎轮番上阵，持续了一个多月。
3月8日，北师大官方网站公布了初试成绩：375分。
分数本身是不错的，过线没问题，排名应该处在中上游。我却有点失望，英语果然发挥失常，影响了整体分数，没能进入最靠前的名次。接下来必须认真准备复试，拿个高分来弥补遗憾。而且，高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上公费研究生，能省掉每年八千块的学费。
于是，当大家都在轻松享受毕业前最悠闲的日子时，我又开始起早贪黑地上自习了。
复试那两天是另一种难忘的经历，比初试的时候更忐忑。你的竞争对手不再是一个个名字，他们都真实地出现在了你面前，表现差的就有可能被淘汰。笔试、英语口试、面试，一关一关走过来，对人的心理素质是不小的考验，好在准备充足，尽管难掩紧张，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每一步。
4月28日，朋友通知我北师大研究生网站可以查询录取结果了。
我打开电脑，不过就是手指的几个动作而已，那个美丽的消息就赫然出现在眼前：“您好！祝贺您被我校录取为艺术与传媒学院的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于6月7日以后发放。如有不明之处，请致电艺术与传媒学院。”
我一阵激动，把那条消息翻来覆去地看，却怎么也看不够。因为复试分数高，我的总成绩很好，顺利进入了公费名单。不仅如此，当时我报考的导师是周星，每年都是考他研的人最多，在被录取的人当中，他只能选一部分，而我的导师那一栏，写的正是“周星”。打电话回家，父母那欣慰而喜悦的声音让我更加开心。
终于，一切悬念都有了答案，心情逐渐归于平静。回想准备考研的那些日子，想起那款粉色条纹的背包，那些被打上各种颜色标记的单词稿纸，那厚厚一摞专业课笔记，那一本记载了所有心路历程的日记本，那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它们专属于我的二十岁，无比珍贵。毕竟，生命中永远有无数的挑战要面对，经过这一年，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去勇敢地尝试。
复试结束那天，从北师大打车到火车站，准备回学校。就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看着窗外的美丽夜色，我忽然意识到，那个曾经模糊的理想，已经变得清晰起来。那个理想，与窗外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而我，一定要把它实现。
机会来临前，你准备好了吗
非常走运的是，我这辈子没找过工作。
每次听别人抱怨找工作的麻烦，对前途的不确定，在参加人山人海的招聘会后生出的幻灭和无力感，就会越发感到侥幸。尽管没参加过任何招聘会，但光是看网上那些图片，就知道那是一个可以把人摧毁的地方。
无论认为自己多么优秀，把你扔进几千人里面，你也会发现自己没什么特别。一瞬间，我们变成贴着价签，等待别人挑选的商品。况且同类商品永远都是那么多，谁也没那个自信一定会被选中。
没有开始找工作，工作就找上门来，这对当时还是研二学生的我来说，是很大的幸运。而那份工作竟然是在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对学电影的我来说，就更是天大的幸运了。这一切，还是要从来北京读研说起。
2004年，我来到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念电影学研究生，导师是周星。对师大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著名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是由师大创办，而周星老师就是当初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电影节现在在业内已经是耳熟能详，很多导演和明星都以在此获奖为荣。对他们来说，这是大学生们给他们的肯定。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电影主流观众早就从三十多岁降到了二十多岁，大学生给的这份荣誉就显得更加重要，正所谓“得年轻人者得天下”。
时间倒回到当时，刚到师大不久的我，看着周围一切都新鲜。当初从家乡小镇到保定上大学时，已经觉得城市真大，等到了北京，才发现保定的大小跟它一比，简直就是小儿科。
北师大位于“新马太”地区，顾名思义就是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那时我们活动最多的区域，除了学校附近，就是西单的几个商场，动物园的批发市场，以及新街口那条街上的小服装店，时不时去附近挖掘一些好吃的小摊小店，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课堂上的经历则是五花八门地美好。师大艺术系的老师们性格各异，但都有他们的可爱之处。田卉群老师口若悬河，魅力十足，能把一部电影的解读讲出花来，让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真正认识电影世界的宽广；王宜文老师则是每讲一个精彩观点，都会说“这仅仅是我个人认为，你们可以不同意”，看到有同学因为片子闷而看得睡着，他会去悄悄地拉上窗帘，放低讲课音量；我的导师周星则是一上课先给大家发点巧克力，分享点糖果，再开始说话。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我还不知道学校有个大名鼎鼎的电影节。
有天傍晚，同门师兄崔颖发来短信，说在宿舍楼下，让我下去聊点事情。下楼之后，他直奔主题：“墨墨，新一届的电影节要开始了，今年是我来负责学术部，周老师让我在你们这届里选一两个新人加入，你有兴趣吗？”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就先以白羊座的直觉和冲动说：“好啊！我愿意！”后来从师兄这里，才慢慢了解到电影节的历史、组委会的构成、部门的分工、我们大家需要做的工作……这才反应过来，能加入其中是多么幸运。
每一届的电影节组委会，都由学院里的一位年轻老师作为秘书长，带领十几位研究生同学组成学术部、宣传部、外联部、短片部、办公室等几个部门，每个部门三到四个人，每个人最多干两届。也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升入研三的师兄师姐退出，同时都有研一的新人加入，部门的领导一般由研二的同学担任。
这个自成体系的传承方式，运转得很科学。对于刚加入组委会的新人来说，刚开始在课堂上接触电影的世界，就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这个行业打交道，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我所加入的学术部，主要工作包括组织评奖、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导演见面会、拟定主题调查问卷、撰写调查报告等。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评奖，这关系到那一年所有参赛影片的成绩。
电影节的评审团每年都会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来，三分之二是学生评委，他们是来自各地的大学生，三分之一是专家评委，是来自各地的大学老师。北师大作为参与的高校之一，也会选出一位专家评委和一位学生评委。
2005年的第十二届电影节，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北师大学生评委的身份，接待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老师及学生评委。看片及评奖的时间是一周，大家都在同一个酒店里，我需要负责所有人的吃住行，每天定时把大家带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片，由于时间有限，评委们一天至少要看四五部影片，是个不小的工作量。假如是上午刚起床的时间，遇到不好看的电影，就会看到很多人打瞌睡。看片结束，所有评审封闭讨论，最终评出所有奖项。从这天起到颁奖典礼揭晓之时，我们要做好保密工作。
那一年的评奖工作结束后，我迅速归队，跟学术部其他同学一起完成了其他工作，包括冯小刚导演见面会、徐克导演见面会、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等等。从接待评审和评奖，到真正接触这些大导演，与其他部门的同学配合完成各项任务，再到最后所有人一起完成一台大型的颁奖典礼，这一届的电影节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人际关系、什么是团队精神。这些经验很珍贵。
转眼2006年，电影节到了第十三届。这一年，我作为前辈，成了学术部的部长。从搭建一个小团队，到学着做一个好的领头人，与其他部门同学更好地互动，与秘书长更好地配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历练。
那一年，除了精力旺盛，也有虚荣心作祟，在学术部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还兼任了十几场参赛片见面会的主持人。记得那时常常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在学校处理完工作，急匆匆赶到电影资料馆，上场之前，迅速跟外联部的同学确认今天来的主创团队都有谁、导演是谁、演员是谁、影片的基本资料是怎样，再把重要信息记在一张小卡片上，一边背一边站在台侧候场，时间一到，把身上的大衣转头塞给同学，深吸一口气，就上台了……
那一年的电影节是5月颁奖，典礼结束后，也就意味着这一年的组委会任务完成，我的两届电影节生涯到此宣告结束。下一年，自己就是临近毕业的研三学生啦。
很快就到了暑假，比起电影节时的疯狂忙碌，此时却是无所事事，天天睡到下午才醒，拿本书在身上，去附近的肯德基吃个快餐，回家继续宅着，日子有点空虚。
这样过了一阵子，有天正百无聊赖之时，电影节秘书长周雯老师打来电话，说她朋友是华谊兄弟的副总，最近刚好想要招人，问到她这儿，她就推荐了我。我心中一阵澎湃，压抑住激动之情，静静听她说：“我把她手机号给你，你跟她联系一下，看她什么时候方便见你。”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第一次跟重要人物联络，最好还是先发短信过去，简单自我介绍并说明事由，才合乎礼仪。当时还不懂这些，就按老师发来的号码打了过去。那时候刚兴起彩铃这东西，我还不太熟悉，只在听筒里听到了一个超具辨识度的浑厚声音：“喂，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哇，这不是葛优葛大爷吗？！怎么会是他接电话？难道是串线了？
惊魂未定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刚才的号码发来的：“朱墨你好，我现在上海电影节出差，回北京再联络你安排面试。徐立。”
7月的一天，再次收到徐立的短信。约我几天后的傍晚，在北太平庄附近一家咖啡厅见面。
那时爸爸每个月给我生活费一千块，比起大学时的五百块已经是双倍，我一直觉得很满足。平时穿的衣服一般都去新街口的小店买，单价不超过一百块，但为了准备这次面试，我特意去商场“斥巨资”买了几件新衣服，一件红色衬衫，一件白色无袖衫，一条淡蓝色牛仔裤，花了大几百块。
见面那天，选了白色无袖衫来搭配，觉得这样更像个学生。提早到达咖啡馆，等了一会儿，看到徐立朝我走过来，非常高的个子，满身散发着职业女性的干练和美丽。坐下之后直入正题，她当时除了任副总，还兼任电影公司宣传总监，此刻正是宣传部缺人，问我之前在电影节负责哪些工作，能不能写稿子等，我也一一据实回答。总共聊了大概二十分钟。
之后我就回家等消息，也跟周雯老师汇报了见面情况。大概一周后，收到了徐立的电话：“墨墨，我跟公司反映了你的情况，现在是这样，你的职位会是宣传经理，月薪是四千。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下周一就可以来上班了。”
我拿着电话听筒，一瞬间愣在当场。
对当时的我来说，能去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上班，不给钱也愿意呀，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以为是去实习，结果原来是要给我一份正式工作？而且还有职位？而且还有薪水？！
尽管内心澎湃，我在电话里还是尽量平静地说：“好的，谢谢您徐总。”
2006年8月14日一早，闹钟一响我就迅速爬起来。穿的是那件红色衬衫，上班第一天，图个好彩头。
公司位于北京顺义郊区，除了自己开车的同事，大家都在城里几个不同地点等班车。离我比较方便的地方在三元桥，要先坐三十分钟的公车，下车之后再穿到街对面，沿路走到跟机场高速交界的地方，班车会在那里短暂停下，再带大家一起开上高速。
坐在车上的时候，依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竟然就这样上班啦？！
到了公司，公司的网管拿了一台笔记本过来：“公司给你的电脑还没准备好，你上午如果有需要就先用这台，这个同事上午不在公司。”我接过来，谢了他，心里默默地说，哇，公司好洋气，办公都用笔记本电脑呢。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过来，自我介绍说是行政部的同事，放了两份东西在桌子上：“这是合约，你看一下，如果有疑问就找我，如果没有疑问就签完之后给我，我来加盖公司公章。你还没毕业对吧？那毕业证、学位证就等明年毕业后再提供给公司。”
我又愣在当场。上班第一天就签正式合约？不需要先“考察”我一段时间吗？
就这样，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花了一秒时间考虑，就郑重在合约上签上了名字。签完之后才跟爸爸、妈妈、周星老师、周雯老师做了汇报。
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特别简单，肯定签啊，有什么好犹豫的？但当时大家找工作有个重要因素得考虑——北京户口。所有人包括学校老师总在强调户口的重要性，尤其对从外地来北京读书的女孩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搞定了户口，将来结婚啦生小孩啦小孩上学啦都有很多好处（当时还没预知到后来北京户口会对买房买车造成关键影响），也确实有很多师兄师姐在毕业后，选择先去事业单位待一两年，等把户口解决了再换别的工作。
华谊这样的民营公司是没办法解决户口的，而我拿到的合约写的是签约一年，一年后双方若无异议则自动续约一年。当时是8月，一年以后的8月我已离开学校，这就意味着一旦跟华谊签约，就等于放弃北京户口。
尽管如此，我还是只考虑了一秒就签了字。管他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从那天起，一直到2013年8月辞职去伦敦念书，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做了整整七年，而华谊兄弟也给了我的职业生涯一个最好的开端。
谁人年轻不菜鸟
初入职场，是我们人生的重要阶段。从那时起，我们彻底脱离了父母和老师的控制，但也彻底脱离了他们的保护，这种感觉有点迷茫，也有点刺激。
到公司上班的第三天，就赶上了“华谊兄弟成立十二周年”的大活动。去到典礼现场，看着明星们在周围穿梭来去，同事们各司其职，每个人都非常专业的样子，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抑制不住地激动。
又过了几天，冯小刚导演的《夜宴》进入上映前最重要的宣传期，马上就要展开数个城市的巡回路演。我作为宣传部新人，也进入了出差名单。那时的我，大城市只去过北京和上海，飞机都没坐过几回。得知即将跟着大家去到广州、杭州、沈阳、西安等好多个地方，开心得不行。
去第一站广州的飞机上，我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拿着数码相机不停地拍窗外大朵的云彩。抵达住处之后，是当地的五星级酒店。这是华谊多年来的好传统，同事们的出差待遇都不错，多数时候大家都是去做影片的宣传，电影主创住哪里，工作人员就住哪里，因为有常年的合作关系，酒店的价格也不会高得离谱，但这会让所有的同事心里很舒服。毕竟所有脏活累活都要靠大家去做，如果在这些吃住行的细节上让大家觉得被“歧视”，是得不偿失的。
电影路演宣传的行程都会安排得很紧凑，基本上一天一个城市。早班飞机出发，中午抵达，午饭后做发布会和媒体访问，晚上带着主创连跑数家影院，第二天又是一个新城市。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我都是晚睡晚起的生物钟，这下被迫彻底调整，早上闹钟响起的时候，常常不知身在何处。这种身体上的累和心理上的兴奋，构成了我对职场的最初印象。
《夜宴》巡回宣传结束，大部队回到北京。尽管电影创下了当时冯小刚导演个人最高票房纪录，但在评论上却遭遇到很多质疑，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集结号》开始了筹备。
电影开始筹备不久，就听说公司要把我派去驻组。所谓驻组，就是安排工作人员进入剧组，跟随整个拍摄过程，负责收集未来可用的宣传素材，其职责包括记录花絮故事，撰写跟组手记，主创随机访问，随机拍摄有新闻点的图片，配合有可能举行的媒体探班等。
照理说，那时我刚到公司上班两个月，作为宣传部里最资浅，又主要负责文字工作的人，去驻组锻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仅能迅速了解电影拍摄过程，对自己专业能力的提高也会有很大帮助。以公司领导的立场来看，这是重视我的表现。
可是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却一下子颓了。原因实在是难以启齿。一是因为长到那么大，从没单独出过远门；二是因为特别怕冷，《集结号》大部分外景地都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一想就要崩溃。
有天下午，老板王中磊刚好来楼下找人说事，路过我的工位，走过来说：“怎么样？你这就快被我们发配到东北去了，可要多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我脸上笑嘻嘻地说“好的”，心里却在滴血。下班之后直奔商场，羽绒裤、登山手套、大棉靴、大棉衣买了一堆。
出发前一天晚上，在家收拾行李。边收拾边跟男友唠叨：“我不想去东北，我不想去驻组……”越说越觉得委屈，干脆“哇”地号啕大哭起来。男友对我的情绪失控早已习以为常，淡定地过来安慰：“别哭别哭，去看拍电影多好玩啊，等你回来就能学会好多东西啦……”
哭了将近一小时，知道再哭也没用，明天还是一样要去坐火车，也就抽抽搭搭地作罢了。
第一站是江西婺源。按照拍摄计划，大队要先在婺源拍摄江南行军的戏份，然后再集体转场到东北。跟我同行的是《集结号》的外聘宣传何老师，一位很资深的记者。我俩在这之前也不熟，在火车上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抵达婺源，那是一个四处都弥漫着雾气的南方小城。剧组有车来接，很快就到了酒店。当时刚好是午饭时间，看到张涵予也在吃饭，何老师过去打招呼，张涵予特别江湖大哥地招呼道：“来来来，别站着，先吃饭先吃饭！”
当天晚上，制片部门通知我们去导演房间一起看粗剪片段。接到这个通知我简直受宠若惊，心说：“哇，我居然可以去看冯小刚导演的粗剪了。”这对一个学电影的研三学生来说，着实不是件小事啊。
推开房门，看到床上椅子上地板上都坐了不少人，我蹑手蹑脚地溜进去，也坐在了地上。电视里播放的正是这两天拍摄的行军段落，大家都看得很认真，我也煞有介事地盯着屏幕，然而不知不觉间，一种奇怪的不适感开始涌了上来……
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无法形容是哪种不舒服，周围都是认真看片的剧组同事，我只能命令自己先冷静，尽量用意志力压制住不适感，但显然这是徒劳的，几分钟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发抖，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渐次蔓延开来，为了避免一会儿闹出更大动静，我轻轻坐起身，从房间慢慢地爬了出去。
爬出导演房门，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从五脏六腑到骨头血肉都在剧烈颤抖，我正面贴着墙壁，两手扶着墙慢慢起身，花了好像一年那么久的时间，一步步挪回了自己的房间，好在走廊里面没有遇到人，不然肯定会吓到人家。终于回到房间，赶紧钻进了被窝，迷迷糊糊地躺下。身体还在颤抖不止。
不知道过了多久，何老师在外面敲门，门是虚掩着的，我赶紧请他进来。“看完片子就找不到你了，没事吧？”他走近一看，发觉不对劲，看我嘴都在发抖，说不出完整的话，摸我的头，很烫，他也慌了，赶紧找制片部门的人过来。
再后来我只记得被人抱着上了剧组的车，直接开到婺源县医院，在急诊处量体温，41.5度！尽管当时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也清楚这温度有多惊人，心里还是暗爽了一下，“我居然可以烧到这么高温”。后来感觉自己被扔在急诊室门口的椅子上很久，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已经糊涂，拉长了时间概念。只记得大家在旁边七手八脚地办住院手续，我靠在椅子上，居然还有力气跟人发脾气：“这医院怎么能这样？我都烧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能先找张床给我躺着？”
进了病房，也不管被褥到底干不干净，能躺下就是好的。医生护士们依次进来，血压、心电图、抽血，何老师在旁边陪着我打完点滴才回了剧组。我折腾了半个晚上，加上高烧的作用，没顾上多愁善感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制片部门两个大哥来医院慰问病号，看我精神好了很多，就调侃道：“姑娘啊，你现在在剧组出名了知道吗？大家都知道总公司派了个女孩过来，到这儿还没见着人呢就住院了。我们给你安排的房间多好，你一下都没住，非要来这儿住病房……”
我躺在病床上嘿嘿笑。聊了几句，两位大哥要回去工作，留下何老师照看我。
“何老师，我想回北京。”
“行，回去也好，就你这个身体状况也去不了东北，到时候再冻出个好歹来。”
“你能帮我查查机票吗？”
“你只能先坐车到景德镇，再从景德镇坐飞机回北京。我看看，这飞机隔一天才有一班……今天晚上正好有一班！”
“我要坐这一班回去！”
“可你现在这个情况，烧也没退，自己坐飞机行吗？”
“没问题，只要让我尽快回北京就行了。”
“好，我跟公司说一声，给你订机票。”
当天傍晚，我回到酒店，把本来要去东北穿的一大一小两件羽绒服都套在身上，拖着大箱子在婺源上了出租车，出发前往景德镇。当时体温39度左右。
出租车穿行在微微起雾的国道上，两边都是类似徽派建筑的民居，好美的烟雨江南，自己却像个粽子一般，半死不活地靠在后座，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车在半路停了。
司机下了车，跟对面来的另一辆出租车商量着什么。当时已是夜里，窗外也已经黑了。有那么一瞬间，我真觉得自己要被卖到深山里面了。可当时我一没力气逃跑，二也还对人性的美好抱有一丝幻想，于是就紧紧盯着窗外的他们，心里盘算着假如一会儿有问题要怎么应对。
过了一会儿，司机回来了，用夹着方言的普通话跟我解释，他想早点收工回家，对面那司机愿意跑一趟景德镇，我只需付这半程的车费给他，剩下的付给那人就好。
还有这样半路上倒卖乘客的？
我将信将疑地下了车，看司机把箱子挪到对面车上，俩人很熟络地说再见，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接下来的路程雾气越来越重，能见度也越来越低，我不敢睡觉，一直盯着窗外的路，或者看司机有没有打瞌睡，就这么一路心惊肉跳的，终于抵达景德镇机场。
登机的时候，机舱所有乘客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当时刚入秋，大家穿的不过就是长袖T恤加外套，眼前猛然出现一个套了两件羽绒服、捂着大棉帽子的人，能不盯着看吗？
顾不得这些了，随你们怎么想，老娘在发烧好吗！飞机起飞那一刻，我默默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活着回北京。”
深夜抵达荒凉的南苑机场，男友已经等在那里，把我接回了家。尽管还在高烧，心情却好了一百倍。吃了退烧药，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体温回到37度，整个人生龙活虎。
这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奇特病症，简直是个谜。后来我猜应该是自己的身体接收到了“不想去东北”这个强烈信号，自作主张演了一出高烧41.5度的好戏。
回到公司上班，老板在例会上故意问：“朱墨你不能去剧组是因为身体原因对吗？”我支支吾吾：“哦，呃，嗯，是……”然后赶紧羞愧地低下了头。过了会儿偷瞄大家的表情，一个个脸上都憋着笑。
这件事也着实被当成笑话，在冯导工作室和公司讲了好几年。
“听说公司派了个驻组宣传来是吗？”
“啊，对。”
“人呢？”
“回去了。”
……
“谁是朱墨？”
“就那个派去《集结号》剧组，第一天就病了，第二天就回来了的。一下现场没去，剧组房间都没住。”
“哦，她呀！知道知道。”
……
直到前阵子跟陈国富导演吃饭，还被他拿来调侃，跟在座的其他人说：“其实朱墨刚到公司的时候，我的印象里是减分的，给她派去驻组居然还病了回来，也太娇气了……”
唉。真是出师不利，铩羽而归。
“癫疯”时刻
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人生中那些重要的时刻，不一定是你在人前光鲜亮丽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你最灰头土脸的时候。
在华谊上班几个月之后，有天徐立把我叫去她的办公室：“墨墨，有件事情要告诉你，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我决定辞职了。从2003年到2006年，正好三年整，也许到了离开的时候。”
我看着她的眼睛，眼泪掉了下来。徐姐说：“墨墨，不许哭。”
尽管刚进职场，但我毕竟不是傻子，能感觉到几个月来公司内部的人事斗争，有时候我们这些下属也会被波及。只是到了决定离职的程度，应该已经蛮严重的。
自那之后，骨牌效应逐渐显现。几个月之内，同事兼好友王瑒也辞了职，宣传部另一位同事调去了电视剧部门，还有一位调去了营销部。就这样，才来公司上班半年，好多事依然懵懂的时候，我的直属领导走了，同事们也都走了，我成了宣传部唯一一个小萝卜头。
不知道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是不是会等待公司安排新领导过来，自己就先拿着工资混日子，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眼看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做，干脆静下心来，用仅有的经验思考过后，把急需做的事情分了几类：
第一，尽快与全国媒体建立联系，瑒瑒作为之前的联络人已经离职，我需要让所有记者知道今后关于华谊的事该找谁；第二，手头两个项目《天堂口》和《集结号》的媒体合作需要及时展开，拖着就会错过最佳谈判时机；第三，6月要安排《功夫之王》在横店的媒体探班，接着是《集结号》和《天堂口》在上海电影节的宣传活动。
说干就干。没有直属领导，也就意味着小事可以自己做主，不需要跟谁请示。
先按照媒体名单给所有记者发了邮件：“您好，我的好朋友王瑒已经于×月×日离职，今后有关华谊兄弟电影的媒体事务可以与我联络，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谢谢。”这封信的原版现在还躺在旧电脑的草稿箱里，是个小小纪念。
跟所有记者建立联系之后，其他几项工作也陆续展开，没人管没人教，就自己摸索着做，遇到不明白的就问瑒瑒，她每次都细心解答，到今天我们已经是超过十年的好友。小事自己做主，遇到大事就写邮件问老板和陈导，他们也都会迅速反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工作技能和经验突飞猛进。
不久之后的4月，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迎来了第14届。我作为两届组委会的“老人儿”，这次是以全新的身份——“参赛片片方代表”参与其中。终于可以在内场座位上安心做个观众，看着师弟师妹们穿梭来去地奔忙，心中涌起许多感慨。当场内直播倒计时响起，开场舞音乐开始轰鸣时，我已不由得热泪盈眶。
还记得自己如何像个小粉丝一样，凑在那些大导演身边合照；翘首盼着看到一个个明星，打电话给爸妈告诉他们记得看电视直播；每一次颁奖典礼结束之后，跟组委会的同学们拥抱大哭，庆祝完成了那么多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时的我们热情高涨，单纯可爱。如今仅仅一年过去，自己俨然变成了一个专业工作人员，在现场表现得冷静而淡然，这种成长，正是成长本身该有的样子吧。
与此同时，毕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尽管已经在华谊工作了好几个月，但我依然是个北师大的研三学生。毕业论文是用平时工作的间隙完成的，标题叫作《华谊兄弟与新画面之营销对比》。这个题目是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设定的，当时，与冯小刚合作的华谊兄弟，与张艺谋合作的新画面，是两家最具代表性的民营电影公司，常常会轮流登顶年度票房冠军，两家公司的不同之处有很多，具体到我的工作领域——营销宣传，风格也是很不一样，值得分析。后来，我还把装订成册的论文郑重地给老板交了一份，他脸上的表情分明写着：“哎哟喂，看不出来啊！”
毕业答辩那天，提前跟公司请了假。早上六点多起床，八点前准时赶到学校。上学的时候都是睡到中午才醒，鲜有早晨起床溜达的经验。那天发现早上的师大是那么热闹，很多家长开车送孩子去幼儿园，学校里竟然还会堵一会儿车。忽然有点遗憾，以前错过了那么多校园里的清晨。
答辩的地点是艺术系的202，正是我当年来复试的房间，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恍惚回到了三年前的春天，推开202的门之前，曾经深吸一口气，跟自己说，你一定可以……
周星老师邀来的答辩老师都是大家喜欢的，整个答辩过程气氛一直很活跃，老师之间互相开玩笑，探讨论文内容，一点都不学究。我的答辩时间是下午，阐述论文、老师提问、准备答案、回答问题。进行得很顺利，老师们对我的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据同学说，在我答辩的时候，所有老师是最认真听的。窃喜。
其他老师在会议室评议的时候，我们和周老师在外面聊天、拍照。等到再次进入202时，就是宣布结果的时候了。当老师对着第一位同学宣布出“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答辩，建议授予硕士学位”时，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很平常的几个字，在这样的时刻说出来，有那么沉甸甸的意义。怕周围的同学看到，只好使劲抬抬头，尽量保持微笑。终于轮到自己，老师们说我的论文是“优秀”。
当天，所有同学全都顺利通过。202瞬间从答辩会变成了喜乐会，大家摆出各种pose在“2007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条幅前拍照。出了艺术楼，就在当年第一次来师大停车的地方，给爸妈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学业就这样圆满完成了。
晚上，搭王宜文老师的车回家，在过街天桥买了一束太阳花送给自己。即使回家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但这一天的好心情是无可取代的。
标题所说的职场“癫疯”时刻，就出现在毕业后不久。
每年6月都有上海电影节，那一年公司有两部电影要亮相，《集结号》和《天堂口》。两部戏的主创齐聚上海，有冯小刚、吴宇森、舒淇、吴彦祖、张震、刘烨、张涵予、邓超、廖凡、王宝强、李晨等一众明星，他们除了参加开幕红毯之外，还要参加我们为这两部戏举办的宣传酒会。在这之前，公司还决定借着电影节的契机，安排《功夫之王》在横店的媒体探班。这次探班的阵仗非同小可，成龙、李连杰两位功夫巨星首次合作，他们俩和导演罗伯·明可夫（《狮子王》《精灵鼠小弟》的导演）、刘亦菲、李冰冰等主创都会出场。
那段时间，我已经把“周一到周日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这个节奏保持了两个月，有天甚至还收到老板半夜发的信：“墨墨，你不要再发邮件了，现在去睡觉。”
其实也不是刻意要这么用功，而是给自己排的工作一项接一项，确实做不完。我的性格不能接受拖拉，当天应该完成的事情，不能拖到第二天，这样下来自然就变成了连轴转。当时用的邮箱客户端是Foxmail，每当有新邮件出现，右下角就会有一个小框框冒出来。每次一边写着东西，一边看到那个小框框又出现的时候，心中就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现在看来其实有点病态。
出差去《功夫之王》剧组之前，想到从前期到后期如山一样的工作，我心里也开始没底起来。要知道，那时候的我不仅没有安排探班的经验，连现场接待媒体都是第一次。好在同事临时介绍了一个小女孩给我，说是这趟出差可以帮个忙，我赶紧答应下来。
之所以把探班安排在这个时间，是想借助上海电影节的平台。当时全国大多数记者都已抵达上海，只需安排大巴把大家送到横店，可以为公司省掉大笔差旅费，同时获得最大范围的媒体曝光量。由于《功夫之王》两位巨星的关注度，加上又是一部好莱坞大制作，媒体的热情相当高涨，报名人数创下了纪录。普通的电影探班活动，记者一般就是几十人，这一次光报名的就超过两百，还不算一些可能会临时出现的人。
关于这次探班，我要做的工作如下：提前对所有媒体发出邀请，记录好谁能来、谁不能来、谁要找人替他来，通知大家集合的时间地点，等等。同事提前帮我租了五台大巴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停车场，我当天要从北京飞到上海，直接在机场把所有记者带上大巴车，再出发去横店。发车前，要帮大家准备一些简餐和水，还要发放提前准备的新闻稿，当然这稿子也是我写的。
那天，我带着一个初次见面毫无经验的女孩，一起上了飞机。两百多个记者留的联系人电话只有我一个。我在飞机上就想，一会儿落地之后，手机将会迎来多么恐怖的狂轰滥炸。果然，从落地开机那一刻起，直到一个小时以后最后一辆车出发，我的手机就一直处在通话及不断被插播的状态，挂掉一个另一个马上打进来，周而复始。
我负责跟到场的记者一一确认姓名，签到，尽量记住他们的长相，女孩作为我的小助手负责上车发记者证、新闻稿、食物和水。因为《功夫之王》的号召力，当天来的记者不仅有中国的，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还有一些欧美记者。那时的我英文口语还很一般，但也硬着头皮跟人聊，总算把一拨拨记者都安排上了车。
开始总是担心车不够坐，尽量把人往前赶，前面几辆车都坐得很满，让小助手带着头车先出发，到了片场有其他部门同事接应。等我这边剩下最后一辆车的时候，才发现所有记者都已经到齐了，最后一辆车只剩下我一个乘客。这样更好，不需要招呼任何人，上车就在最后一排躺下，睡了个昏天黑地。
司机停车叫我的时候，我揉揉眼睛，发现已经抵达片场。赶紧下车去找同事们，问前面的记者来了没，大家说一个人都没见到啊，我赶忙打给小助手问，她说还在路上。原来我这辆车的司机开得快，最后一个出发，竟然第一个到了。
探班的过程按下不表。任务一个接一个，探班之后马上写稿，写完之后给所有记者发稿，当晚并未在横店停留，而是坐车提前赶回上海，在上海的酒店安顿下来之后，又马上开始准备次日的工作：上海电影节公司酒会的媒体邀请和确认，酒会的流程、串词、新闻稿，一项项写完，再一项项给老板确认……
基本上一个部门的工作量，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做，可以称为职场中的“巅峰时刻”。
那段时间，除了会变态地期待工作邮件，仔细阅读里面跟我有关或无关的所有信息，以此了解公司的业务架构，学习其他部门的专业术语，甚至去判断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之外，我还做过更变态的事情——在打印机旁边捡“垃圾”。很多部门会把打印坏了或作废的文件堆在打印机旁边，成为大家重复利用的环保纸。手头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去那里翻翻，有时会看到印了一半的剧本，有时会看到缺页的合约，能扔在这里的，应该也算不上公司机密，不管跟我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我都会捡起来读，说不定能从里面学到点什么。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接连升职，逐渐搭建了自己的团队，不再需要亲力亲为做那么多琐事，但那段工作狂的经历我会一直记得。一方面是要告诉自己，那样的日子都能乐观地坚持下来，别的困难也算不了什么；另外一方面，也总在跟团队开玩笑，你们在工作中可糊弄不了我，因为你们现在做的所有工作，我当初全都做过。
现在想起多年前的自己，觉得那个灰头土脸拼命工作的小孩有点神经，又有点可爱。我不能说自己走过的路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参照，但起码这是一条靠自己努力闯出来的路，或许它比很多其他的路都更直接，更容易通往你想去的目的地。
银幕里走出的兄弟
无论对于华语电影，还是对于我自己，《集结号》都是一部里程碑作品。
当它拿下2007年国产片票房冠军时，中国已经有几十年没出过像样的战争片，而今多年过去，也再没看到过能望其项背的国产战争片。对我来说，它是我进入职场后从头到尾参与的第一个电影项目，在跌跌撞撞中学到很多东西，让我逐渐明白电影工作完整的模样。在这里我想花些篇幅写几个演员，是他们让我在刚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明白，当你遇到一群真正的伙伴时，集体意志的力量是多么巨大。
1.谷子地vs张涵予
《集结号》于2006年开机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条船。
随着这艘“大船”的起锚与航行，我这条“小船”也得以在旁跟随，对“电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了更多了解。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并不被外界看好，但船上还是慢慢聚集起了很多人，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所谓的缘分吧。九连那帮弟兄正是被这种缘分聚到了一起。要说他们的故事，肯定得先从连长“谷子地”说起。
拍《集结号》之前，张涵予有几个不同的身份，演员，译制片配音员、古董收藏家、冯导的朋友。因为是好朋友，张涵予经常在冯导的电影里客串角色，其中包括《没完没了》《手机》《大腕》和《天下无贼》。四个串的角色都没有名字。第一个角色叫朋友，第二个角色叫同事，第三个角色叫神经病，第四个角色叫画画人。除了《天下无贼》拍的时间长一些，其他都是一天就拍完。直到《集结号》，他终于有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从影片开始一直叫到结尾，叫谷子地。
回想起第一次看完剧本的感受，张涵予说：“我没办法完整地看下来，眼睛永远是模糊的，看到中间，干脆就放下痛哭了一场，再把眼睛擦干继续看。这个过程中，眼睛又疼又肿，心里也特别不舒服，整个人彻底拧了。后来回到家，又把剧本反复看了很多遍，我从来没有过这感觉，那个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永远在我脑子里印着。那之后，平均一个星期两回梦，都是跟谷子地有关系的。”
其实刚刚看完剧本，他就问过冯导，能不能让自己试试谷子地。当时冯导说，这个角色已经有人选了。张涵予心想也合理，但这么牛的一个故事，即使演配角也要参与。事情如他所预期，导演决定让他出演配角赵二斗。最初《集结号》选了很多演员来试谷子地这个角色，张涵予就一直以赵二斗的角色与他们搭戏。
试到最后的时候，张涵予又跟导演申请试试谷子地，冯导听了只是笑笑并没有回答。对此张涵予也能理解：“他当时对我有点担心，觉得我身上那种北京大院子弟气息比较浓，和谷子地这样的人物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开始考虑的是用明星来演，但是后来公司决定不用明星了，我又感觉自己有机会去争取这个角色。”
张涵予的主动请缨和不懈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最终冯导和公司决定由他出演谷子地，这着实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后来他跟我说：“万事都要讲个缘分。谷子地跟我确实是有缘分。你解释不清楚，他就是最终翻来覆去、辗转腾挪、阴错阳差的老天安排。这个剧本、这个人物，是我从艺二十多年来，碰到的最震撼心灵的一个作品和一个人物。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思。今后我可能短时间内不会超越他了。我自己心里知道不可能。”
2006年12月19日，影片开头那场攻坚战开拍。
“小时候我们是扔下书包就玩打仗，那会儿一筐的玩具全是枪，但是我都分给别的孩子用，我就喜欢拿一根棍去指挥，大家分国军共军两拨，开打。那天，大家在现场准备第一场戏的时候，我们趴在那个战壕里，看着我后面一百多个九连的弟兄，还有前面那座城市的废墟燃起的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梦实现了。”这是他对开机第一天的记忆。
一年以后的12月19日，上海首席公馆。《集结号》宣传至上海站，大家正在这座颇有腔调的杜月笙旧府邸里给他过生日。
经历了几个月的宣传期，整个团队已经非常熟络，我也跟着大家叫他涵予哥。切蛋糕的时候，人们嚷嚷着让他许愿，他说：“希望《集结号》票房过3亿。”这在当时的电影市场可是个天文数字，大家都起哄说：“对对对，3亿3亿！”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可没开玩笑，要不然你们等着看。”
最终《集结号》票房高达2.7亿，甚至超越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位大明星主演的《投名状》，登顶2007年年度国产片票房冠军，震撼了整个业界。
在演员里面，张涵予算是大器晚成，身上没有那些明星的“臭毛病”。工作期间不讲究排场，要不是因为一次意外，他可能连助理都不带。
那是在宽甸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天特别冷，他又穿得少，受凉了，半夜的时候腰疼难忍，但大部队已经转移到了沈阳，楼里没什么人，他喊了半天没人听到，只能自己硬从床上翻下来，爬到楼道里去敲制片主任的门，这才给送到了县医院。听闻此事，他的助理也连忙赶到了剧组。
“当天晚上，不夸张地说，我是喊了一夜来解疼，助理一夜没睡，用胳膊肘压着我的腰，第二天早上就发烧了，40度，基本是昏迷状态到的沈阳。到的时候，景都弄好了，部队也都调来了，我跟自己说，必须撑着拍完，不能拖大家后腿。导演看我的样子，很快地把那场戏拍完了，赶紧让人给我送到医院打点滴。”
自从这次之后，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出差时都会让助理跟着他一起，必要时帮忙做一些推拿。不管拍戏还是宣传期间，其他演员都把张涵予当成主心骨。他年长大家几岁，也乐于当这个大哥。以至于在电影结束后很久，大家重新聚在一起时，都还是会“连长”“连长”地叫他。
2015年冬天，我去看《老炮儿》首映。从影院出来，时间刚好到了12月19号，给涵予哥发了个短信，祝他生日快乐。多年没见，当年的谷子地，后来的闷三儿，依然还是那个有血性、有追求的北京爷们儿。
2.姜茂财vs王宝强
九连有一个“神”一样的存在，那就是王宝强。
关于王宝强的励志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从被李杨导演选中出演《盲井》，到凭《天下无贼》傻根一角红遍全国，到2012年参演了跨时代的作品《泰囧》，再到以导演身份拍摄《大闹天竺》，发布会上冯小刚、陈凯歌、徐峥、曹保平、陈思诚、李杨、韩杰七位导演现身捧场，这个总是农民工形象的憨厚男孩，一直在不断攀登着新的人生高度。
第一次见王宝强，是为《集结号》做资料收集采访。这部电影的营销中，很多工作方法在当时都是首次尝试。比如为了收集全面资料作为宣传储备，在陈国富监制的建议下，我效仿好莱坞公司的工作模式，为每一个主要角色写了采访提纲，再去对每个演员做面对面的采访，最后写成厚厚的一本production notes，中文称为“制作纪事”。
采访王宝强那天，他准时来到办公室。同事架机器的时候我们闲聊，他说自己是河北邢台人，我说那咱俩老乡啊，我河北保定人。“真的啊？”他露出傻根式的招牌笑容，脸上的几颗雀斑也跟着皱到一起，特别可爱。
刚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人真实在，你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从来不带任何外交辞令，但聊得久了你会发现，他说话分寸拿捏得刚刚好，是有高情商的人。所有感觉是不经大脑的大实话，却没有一句让人不舒服，更没有一句会伤到别人或带有负面歧义。
我忽然明白到，这就是王宝强在行业里的处世之道。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长得不帅，家境普通，没有靠山，只靠幸运才有今天的“傻孩子”，他也乐得把这个形象当成自己的保护色。在憨直可爱的外表之下，包裹着的是一颗有智慧的心。
《集结号》拍摄和宣传的时候，大家老爱拿宝强开玩笑。他知道这是大家疼他，也很乐于担任这个开心果的角色。
有一回，老板王中磊、导演助理述哥、张涵予仨人在工作间隙聊天，他们使坏说，等会儿宝强来了，咱就跟他开玩笑，说“你看外面都特爱议论什么华谊一哥一姐，现在咱们《集结号》这么火，等这部戏之后，宝强你就是华谊的一哥了”，咱看他怎么说。
过了会儿，宝强过来了。述哥故意跟老板讨论谁是华谊一哥，看得出宝强特别认真地在听，接着俩人话锋忽然一转：“宝强，我们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集结号》之后，华谊一哥就是你了！”宝强眼睛里先是露出喜悦的光芒，然后是傻根式招牌笑容：“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宝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忽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认真地说：“不对啊，《集结号》火了之后，一哥应该是涵予哥啊！”
大家已经笑倒在地上。
宝强生活里有一说一，演戏也是如此。他不是科班出身，大家都知道他早年间在北影厂门口当群演的经历。真正开始演戏之后，他靠的都是真情流露。举个例子，《集结号》有一场戏，是他在戏里的搭档爆破手吕宽沟即将牺牲，他演的狙击手姜茂财把战友抱在怀里痛哭。拍这段戏的时候，宝强每条都是真哭，加上拍摄现场特别冷，每条都是挂着长长的大鼻涕，这可把演吕宽沟的李乃文给折磨惨了，每次都要经历《喜剧之王》里那一幕，但是导演不喊卡也只能忍着，任凭那条大鼻涕在脸上晃来晃去……
《集结号》之后，宝强又演了《李米的猜想》，跟周迅合作。对这个弟弟，当时周迅是这样形容的：“他处于一个事业上升和冲锋陷阵的阶段。曹导对表演要求很高，不是一次两次就行的那种，在这个过程里，我看到了宝强的认真。因为他要说云南话，但他在语言上没有那么灵活，第一天拍的时候我们大家为这个笑场笑得很严重，但是拍到后来时已经是天差地远，他的这种努力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有灵性的演员，每次导演跟他说的东西，他都能很明确地去释放和表达，而且他很单纯。因为他在农村长大，我会问他一些关于蔬菜啊庄稼啊之类的问题，一说到这些，他一下子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非常开心。”
周迅形容王宝强的一句话，可能正是所有观众喜欢他的理由——“当他笑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
一年多前，宝强遇到一些事，这让人想起《天下无贼》里傻根的一段台词：“俺的家住在大山里，在俺村有人在山道上看见摊牛粪，没带粪筐，就捡了个石头片围着牛粪画个圈，过几天想去捡，那牛粪还在，别人看到那个圈，就知道牛粪有主了。俺在高原，逢年过节都是俺一个人在那儿看工地，没人跟俺说话，俺跟狼说话，俺不怕狼，狼也没伤害过俺。俺走出高原，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俺就不信，狼都没伤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怎么会比狼还坏啊？”
在电影里被一直保护着的傻孩子，终究还是与残酷现实正面遭遇。就像刘德华在片中说的：“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经此一役，现实生活中的王宝强，再也不会是电影里的傻根，未来路还很长，以他的智慧和韧性，一定会重整旗鼓，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3.赵二斗vs邓超
说说现在已经做了导演，拿了影帝，因为“跑男”被全国人民熟悉的邓超吧。
我跟他在工作中合作过四次。第一次是《集结号》，他演炮兵连连长赵二斗，后来凭此拿下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第二次是电影《李米的猜想》，那是他第一次担纲大银幕主角，跟周迅合作毫不怯场，得到业界颇高评价；第三次是他和车晓主演的电视剧《艰难爱情》，他演一个钻石王老五；第四次是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他在里面一头白发非常亮眼，动作戏也能做到行云流水。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拍摄《李米的猜想》时，我对他做过一个很长时间的采访。谈到这部电影，他是这样概括的：“这是一个疯狂的故事，它像北京现在外面的天气，是灰色的，灰色的苍白，但有一丝温暖的火光，就像我们进入现在这个小屋一样。”
“戏的主题是爱情，我们在一起探讨的时候，有人说爱情是毒药，有人说爱情就是晚上回家看见窗户上一盏温暖的小灯，我说我觉得爱情就是付出，而且爱情是自己的事，跟对方没关系。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点的词，爱情就是照顾，你照顾她的一切，你照顾她的心情，你照顾她的喜怒哀乐，照顾她身边的朋友，我觉得方文（戏中角色）跟我挺像的。”
尽管现在邓超在微博上是个“逗比”形象，但了解他的人都更愿意说他是“戏痴”。2015年邓超与曹保平合作的《烈日灼心》，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这位演员的魅力，而他们之间的创作火花，早在《李米》时就已经熊熊燃烧了。用曹保平的话说：“邓超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没有止境的人，有时这种无止境都让我感觉他是成心较劲。”
《李米的猜想》最后，有一段戏是邓超对着DV说了一段独白。那场戏拍了四条，每条都是不同的方案，导演已经觉得很好了，因为每一种他都给出了不同的演法，位置、表情、状态都有变化，但是邓超却一直觉得很沮丧，觉得还可以更好。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他还在跟曹保平说，咱们能不能再来一遍？导演只好制止他：“已经没问题了，肯定行。”到最后剪完片子，导演认为这是他整部电影里面最好的一场戏。
对那场戏较劲的原因，邓超说：“那是整个电影里最重要的一场戏，要揭晓谜底，解释一切。就像剥鸡蛋一样，给观众看剥开之后的样子，你是否是熟的、你是否是新鲜的、你是否是能吃的、你是否是半成品……那天的障碍就在此。这场戏是电影开拍不久就必须得去拍的一场戏，我就一直觉得不够好。我这人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毛病越来越重，到后来他们对付我的办法就是，我还没张嘴，大家就说：‘行了！别问了！可以！很好！非常好！’”
对于这位搭档，周迅是这样说的：“我挺喜欢邓超的那种感觉，很淡定，不是一定要往上爬的状态，他不是那种名利熏心的人。有一种演员是会在现场不断不断地想，还可以怎么样，邓超就是这一种。你会觉得他真的执着，对戏剧真的是热爱。我们第一天拍的戏，他到最后一天还在问我你觉得当时那个镜头怎样，我就崩溃了，你怎么还记得啊？几场对手戏下来，我就知道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有时候他的眼神里的犀利，眼睛里的那种痛，马上就能把我的情绪勾起来。他是一个很真的人、很深情的人，是很讲感情的一个孩子。”
邓超是演员里为数不多的，在各种场合会主动跟认识的工作人员打招呼的人。我们在《集结号》时相识，在宣传的过程中慢慢熟络，后来我从华谊电影转去电视剧宣传部，第一个项目就是他演的《艰难爱情》。那部剧收视率很好，剧组办了庆功宴，王中军老板也来参加，现场其乐融融。邓超来的时候，特意买了一盆花送给我，感谢我的工作。2011年他跟孙俪结婚，也让同事送来了喜糖。
2015年4月，肖洋导演的处女作《少年班》即将举办第一次发布会。他是我的好朋友，以前是剪辑师，和邓超在《狄仁杰》的阶段有过短暂交集。筹备发布会的时候，过去经常合作的几个主持人档期都不行，我忽然想起了邓超。虽然印象中他没有做过主持人，时下又是炙手可热的导演加明星，况且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络过了，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太无厘头，但我还是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他回复说那天已经排了工作，但是谢谢我能想起他，让我代他跟大家问好。
那阵子，我同时在忙跟成龙大哥的那本书，他的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一句话序言。有一天跟大哥聊天时，他说自己很喜欢看《甄嬛传》，完全就是不眠不休地看，根本放不下。我忽然想到，其实可以请邓超也加入帮这本书写“序”的行列，向他发出邀请之后不久，他就发来了自己和孙俪的两句话。
当然，写“序”是邓超给大哥面子，但之所以要说到这些小细节，是因为身在这个行业多年，见过太多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的事，这些事经历过之后，总不愿意再提起，但好在彼此同行过的情分，还是有一些温暖的人会珍惜。
这位用搞笑外壳包裹住戏痴内心的演员兼导演，他的光荣之路才刚刚开始。
4.焦大鹏vs廖凡
2014年年初，发生了一件让中国电影人振奋的事情——《白日焰火》拿下柏林金熊奖，廖凡也成为首位华人柏林影帝。说起廖凡，熟悉的不熟悉的，都会用一个词形容他，就是“拧巴”。这人吧，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跟你好好说话。
最早知道他，要追溯到大学时代，那时《将爱情进行到底》风靡校园，大家都为杨铮和文慧的爱情神魂颠倒着，廖凡在戏里演的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女主角的备胎。他在剧里戏份不多，长得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帅，所以其他几个人都火了的时候，他还相对默默无闻。后来他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又演了一个招人烦的反面角色，观众也不喜欢。他爱拿自己早年的经历开玩笑，说经常有观众在路上看见他，一脸兴奋地说：“哎，你不就是那个谁谁谁吗？！”他总会说：“对！我就是那个谁谁谁！”
廖凡在《集结号》里扮演的是排长焦大鹏。跟他的第一次接触也是为影片做采访。他这人说话的方式跟别人截然不同，你丢一个问题出来，他第一反应必然是：“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对。”然后才慢悠悠地说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刚开始的不习惯，到后来发现这就是他的套路，也就习惯了。反正他只是习惯性地先傲娇一下，那就随他去傲娇嘛。
其实他是个挺有趣的人。访问的时候回想起在东北拍摄的艰苦，他说得活灵活现：“你知道现场有多他×冷吗？那个冷的程度就是……放饭了，你刚把包子从热腾腾的锅里拿出来，咻地一阵风过来，一秒钟，包子就凉了。汤也是这样。我们每天吃着凉饭就着凉汤，一边吃一边看自己脸上的土啊沙子啊啪嗒啪嗒地往汤里掉，指不定咬到哪一口就硌着牙了。整个剧组只有导演的帐篷还暖和一点，但是一大群人，谁也不好意思往里挤呀，就算挤进去也装不下呀。每天特效化妆都会往我们头上脸上身上吹好几瓶子的土和灰，晚上洗澡的时候就有意思了，身上冲下来的土经常把下水口都给堵了，我们洗到一半要先通下水道……”
等你被他这些话逗得前仰后合的时候，他就会瞬间把脸一抹，认真地盯着你，慢悠悠地问：“请问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就这么一人。我对他第一次刮目相看，还是那次拍杂志。
我们跟《芭莎男士》共同策划了一期集体封面，大家希望重现战场质感，为此杂志团队费了很大力气布置现场，摄影棚被折腾成了工地，剧组也帮了不少忙，找来了沙袋啊、拒马啊、电影灯啊之类的道具。
《集结号》是一部男人戏，杂志当然希望这些男演员能尽量展现阳刚热血，一部分身材比较好的演员就被编辑要求裸上身。到了要脱衣服的时候，别人都挺爽快，轮到廖凡，他可不乐意了，磨磨叽叽半天，大家轮番过去劝，这才老大不情愿地把衣服脱了。结果就他身材练得最结实好吗？那肌肉线条明明就是时刻准备着脱掉上衣的节奏好吗？到底是在矜持什么？！
不过我当时想，能时刻把身材保持好的男演员，本身就值得赞赏吧。
2014年夏天，这位同学来伦敦拍广告，老板王中磊嘱我带他去吃顿靠谱中餐。
我跟他自从2012年年底《十二生肖》宣传期之后就没见过，一晃也两年了。晚上带这位湖南人去了中国城一家湘菜馆，同行的还有几个朋友。我张罗着点了一桌菜，然后就静等着这个水瓶座开启吐槽模式。
第一个上来的是擂茄子。他尝了一口：“这哪是湖南口味的擂茄子啊。”他经纪人打圆场：“挺好吃的啊。”“是，麻酱挺好吃。擂茄子怎么能放麻酱呢？”我忍住笑，问他：“廖凡你会做饭吗？”“会啊！”“那怪不得呢。”
第二个上来的是孜然小排骨。“这就是半瓶老干妈炖排骨呀。”后边接着上来俩菜，他补充道，“嗯，这俩菜用的是刚才剩的半瓶老干妈。”
其他人都不搭理他，只顾埋头吃，忽然有人附和一句：“这湘菜是不太正宗。”廖凡又接上了：“你绕了半个地球来这儿找正宗湘菜？好吃就行啦！”一边说一边大口吃着，跟经纪人说：“这是我这几天吃得最多的一回吧。”
菜不断地上，我担心自己点多了：“吃不完打包吧。”他豪气地说：“没，不多，怎么着咱们也都把它给干掉，最起码把那盆米饭给解决了。”
“有个事我觉得特别好笑，今年年初你刚拿影帝，马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那么多人，纷纷表示我和廖凡如何如何，我当年多么看好他之类的。”他递过来一个“你懂我”的眼神，用力地点了点头。
聊到如今国内电影市场之火爆，《变形金刚4》三天卖了7个亿，大家都在感慨今时不同往日，几年前票房过亿是长脸的事，现在你不过个5亿10亿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说到这儿，廖凡忽然想到：“咱们《集结号》当年卖了有1个亿吧？”
“什么呀，2.7亿呢！”
“这么厉害！”
“可不是。”
“你说咱《集结号》要搁现在，怎么都得卖10个亿吧。”
“我觉得20亿。”
“不不，还是10个亿。咱们得客观。”
从配角到影帝，这家伙的变化仅限于跟你抬杠时脸上的表情更一本正经了。
开了挂的升职路
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里有一句台词：“当你感觉到自己周围已经乌烟瘴气的时候，你晋升的机会就来了。”
升职当然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凡事皆有两面，初入职场那几年，我是伴着一路的崩溃不断升职的，尽管那段时间的履历写出来会很励志——
2006年，二十三岁，上班第一年，华谊兄弟电影宣传经理，月薪四千。
2007年，二十四岁，上班第二年，华谊兄弟电影宣传副总监，月薪六千。
2008年，二十五岁，上班第三年，华谊兄弟电视剧宣传总监，月薪七千五。
2009年，二十六岁，上班第四年，华谊兄弟电影宣传总监，月薪一万一千两百五。
刚到公司的时候，我的工位斜前方是一间会议室，每周老板王中磊、总监制陈国富会召集各部门总监开例会，我每次都会用艳羡的目光看着那个房间，幻想自己哪一天也能在里面有一席之地。没想到这一天的到来，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进公司的第二年，经过“癫疯”时刻的疯狂工作，我成功引起了老板和陈导的注意，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升职。说句不谦虚的话，今天我也已经是一个管理者，这一路走来，确实再没见过比我当年更努力的小孩，所以公司不给我升职给谁升呢？
当时，公司通过对外招聘，招来了一个宣传总监，就给了我一个副总监职位。记得陈导跟我面谈此事时，我的内心激动得简直汹涌澎湃。于是在上班第二年，我就以“宣传部副总监”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参加每周高层例会了。
更加狗屎运的是，华谊于2007年开始筹备上市，在内部颁布了原始股激励名单，名单包括公司管理层和为公司服务超过一定年限的“老人儿”。所谓管理层，那条线刚好画在了“副总监”处，而当时全华谊兄弟集团好像只有我一个副总监。
股权激励的原则，是大家会被分配到一定额度的股票，以低价购买。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笔白给的财富，但在刚开始筹备时，周围却是议论纷纷，大家并不相信一家民营娱乐公司能真的上市，“中影集团还没上市呢，怎么会轮到你华谊兄弟？”这类声音不绝于耳，公司内部也有一些消极言论。
我当时稀里糊涂的，心想反正这是集体行为，要成要亏都是大家一起，没什么可怕的，就先凑钱吧。当时需要凑齐九万块，这对于刚刚上班一年多，月薪几千块的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那时爸妈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帮不上忙，我把自己全部积蓄两万块放进去，又找几个朋友东拼西借，总算是把钱弄齐了。
完全没想到的是，公司在2009年就成功上市，我一个毫无背景资历尚浅的普通姑娘，竟然凭借这次机遇赚到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那几年，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我就像开了挂一样，如本篇文章开头展示的那般不断升职。看起来这一切都出奇地顺利而美好，但其实美好的背后，是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和困难。
首先是人际关系。
无论工作多努力，我在公司的晋升速度也是有些过快了。其他部门总监都是四五十岁、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也混迹其中，加上本身性格就外向，而外向容易被理解为张扬，那个阶段让不少人都看我不顺眼。有时候，即使我觉得自己跟从前没有变化，也会被人扣上“变跩了”“跟以前不一样了”的帽子，想解释都没地儿解释。
逐渐地，一些人说话的语调变得阴阳怪气，我也慢慢感觉到自己的工作被更多双眼睛盯着，这些目光不只来自公司里的同事，有时也来自外面的合作伙伴，在老板和陈导那里投诉我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四到二十六岁那三年，我几乎没有真正放松过，感觉每天出门都要披上铠甲，随时准备战斗。一直到2009年《风声》上映前夕，我终于尝到了后果。
2009年上半年，公司两部戏《拉贝日记》《追影》连续票房失利，被同档对手打得片甲不留。我也是很衰，年初还在电视剧宣传部做总监，当时公司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在这两部片上映后调回电影公司，二是当时马上转回来。思电影心切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结果，新官上任就赶上两次严重失败，我压力大到口腔溃疡了一个多月都无法痊愈。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风声》的成败不论对于公司还是对于我，都显得非常关键。在港台明星当道的那时，这是一部几乎全由华谊自己的演员挑大梁的作品，假如再输了，输的不仅是电影公司的钱，还有经纪公司乃至整个集团的面子。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作为营销宣传的重要窗口，是与导演、监制、老板、明星经纪团队、外部营销团队、制作团队、发行团队、全国媒体沟通的枢纽。
身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任何一拨人都不敢得罪，但要想让所有人都满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随着上映日期的临近，我的工作也受到了多方的质疑，终于有一天，陈导让我先退出了“沟通窗口”这个位置，改由一位四十几岁，有更多行业经验的男同事负责。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收拾心情，知道还要面对自己的团队，不能认输，更不能泄气。于是我催眠自己说：“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太危险了，这是老板和陈导对我的保护。”用这种臆想来督促自己继续努力工作。只是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满腔的委屈就会全部涌上来。想着自己那么拼命干活，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却还是无法抵抗那些无形的力量，那么所有的付出到底是否值得呢？
比如，我跟某重要周刊主编谈了9月连续四期的合作，公司一分钱都不用花，对方给我们连续四个星期的封面，还承诺在每一期的封面上都打上片名《风声》，这在户外就是直接的硬广，过去这家刊物从未给过任何一部电影这样的支持规模。搞定之后，还没来得及开心多久，我却要面对个别经纪人的连番通牒，他们都要求自家艺人的封面排在第一期，彼此之间互不相让，全都来给我施加压力，我希望他们尊重杂志社本身的计划，没人理我。后来，其中一位经纪人在拍摄的时候私下跟周刊签了约，定了出版日期，导致另外一位经纪人知道后打电话跟我大吵几十分钟……
再比如，每次团队精心设计好发布会的流程和串词，发给各位经纪人之后，一定会收到潮水般的修改意见。谁先出场谁后出场，谁先说话谁后说话，谁要第一谁要压轴，全都要掰扯好一阵子。我们谈好了各种电视节目的录制，又要面对谁要和谁一组，谁不和谁一组，为何要我去这个节目而别人去那个节目，为何我要录三个节目而那个人只需要录两个，为何我只能录两个节目而那个人可以录三个……总而言之，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先了不行后了不行，永远都是看着别人分到的东西好。
现在回头看，对这些已经见怪不怪，就像前阵子引发热烈讨论的美剧《宿敌》所展示的那样，好莱坞电影圈的明争暗斗比起我所经历的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也终于明白，大家都是在其位谋其事，各自立场不同，我只是刚巧处在了“风暴中心”而已。但在当时，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挑战都是第一次遇到，内心也没有那么强大，很煎熬。
经纪团队在我面前是一副面孔，到了老板和陈导面前又是另外一种，他们会各种摇旗呐喊信誓旦旦团结友爱，回到我这儿却又是各种幺蛾子。在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也是争论不断，比如电影营销和发行两个工种，永远会彼此质疑和推卸责任，怪对方不给力。《风声》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与外部营销公司合作，公司宣传部与他们的分工协作也是一个复杂课题，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许多误会与不理解在所难免……
血泪史不再赘述，好在《风声》最终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为公司一雪前耻。也是那一年，华谊兄弟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娱乐公司，一扫之前的愁云惨雾，所有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我个人在经历了连续的失败之后，也还“侥幸”继续留在了原来的岗位上，毕竟在工作上的真心付出，还是会有人看得到。
第二个挑战是身体。
前面提到的口腔溃疡还算是小事。那时我要写很多文案和稿子，每天除了在办公室坐上一整天，回到家里窝在沙发上还要继续写，对于腰部的保护毫无概念，每天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导致长期腰部悬空，终于有天觉得腰痛难忍，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是“腰肌劳损”，过去这个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一直以为是老人病，完全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好乖乖接受现实拿着膏药回家贴。
贴了几天之后不见好，又去医院做了CT，被确诊为“腰椎间盘膨出”，再严重一点就会“腰椎间盘突出”，我有点傻眼。还好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私人诊所，去那边花高价请人做理疗，医生给了一大堆建议：再也不能睡软床，必须睡硬板床；每坐满三十分钟，就要起来走一走；座椅上必须要有靠垫撑住腰部；左肩不许再背包和提重物；不许再练瑜伽和普拉提，唯一建议的运动就是走路……
那时我跟男友住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卧室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原来的床不能扔掉，只好买了一张单人硬板折叠床，每天晚上睡觉时摊开，刚好卡在床与衣柜中间，早上睡醒再收起来。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除了腰病，还在那个阶段落下了顽固咳疾。第一次犯病是2008年春天，大概咳了三个多月，吃了各种消炎药都不见好，最后找到一种“棕铵合剂”，才终于止住。第二年、第三年又犯了病，棕铵合剂不管用了，试遍所有正方偏方也不见效果，每次必须要咳三个月以上才会莫名其妙恢复。再后来坚持贴了三年的中医三伏贴，大夏天弄得满身药味，依然未能治愈。
去协和医院检查，医生说气管、肺部都没问题，扎了三十多针查过敏源，结论是不过敏，最终医生给我下的诊断是“纯咳嗽”，再犯病时只能吃止咳药，没有别的办法。我妈把我这个毛病归结为“神经病”，因为据她观察，我每次犯病都是在工作焦头烂额的阶段，情绪越烦躁咳得越厉害，情绪稳定时又跟没事人一样。这事到现在依然是个谜。
第三个挑战是情绪。
连续升职那几年是我情绪最不稳定的阶段。对自己要求高，凡事希望尽善尽美，一旦出现漏洞，自己已经饶不了自己，更别说还要面对外界质疑，此外还担心大领导对自己失望。在这样的煎熬之下，一周大哭一次是家常便饭。擦干眼泪出门面对世界，基于自我保护又显得浑身带刺，总之那时候自己并不是个可爱的人。朋友们永远在听我絮叨工作里的破事，没绝交已经很给面子了。有时他们也会劈头盖脸骂我一顿，让我可以更加清醒地面对问题。
直到2010年，我带着团队陆续做出几个成功案例，身上的压力才觉得小了一些，开始学着用平和的姿态面对各个方面，对自己的信心也逐步建立起来，不再是原来那种自我催眠式的盲目自信。一个很有趣的转变，标志着我整个人心态的放松，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之前每天不穿高跟鞋不化妆就没法出门，但心里有底之后，就可以接受自己素颜穿平底鞋上班了。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刚上班时的工资条和每次升职的“加薪确认单”，上面有老板王中磊的签字。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把这些古董翻出来看一看，越发感慨。
感谢那个疯狂又脆弱，坚韧又乐观的自己。没有那时的她，就没有现在的我。
那件我们不常提起的小事，叫梦想
工作这些年，一直与我共同成长的有两个好友——肖洋和常松。
认识他们的时候，肖洋是刚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少部分时间在电视台做编导，大部分时间处在无业状态。常松在一所教育机构做“老师”，其实就是业务销售员。十多年后的今天，肖洋不仅是作品名单颇为壮观的著名剪辑指导，更是《少年班》《二代妖精》两部电影的导演。常松是中国最大电影后期公司天工异彩的董事长，也是肖洋这两部作品的制片人。
我们的革命感情始于一次“电影”主题的冬令营。
那是2005年冬天，常松所在的教育机构要策划一期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拍短片，肖洋负责帮他张罗“创作班底”。我和师姐李峥利用熟人之便，以北师大电影研究生的身份，被肖洋招进了队伍。
筹备阶段，大家挤在一间很小的会议室里连轴转地开会，饿了就点外卖盒饭，虽然满屋呛鼻烟味，创作火花依然四溅。那年冬天北京格外地冷，我们在郊区一个度假村，吹着透骨的寒风完成了拍摄，后来还举办了“首映礼”。
那之后很多个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们常常彻夜聊天弹琴唱歌，在北京清晨的马路上，为一点小事情笑得东倒西歪，在天桥上架着相机自拍，竞争谁看起来更像个民工。有一回，我们去野三坡玩耍，坐的是开往山西拉煤的绿皮火车，到站的时候，每个人头上脸上耳朵眼里都是黑渣渣，大家白天撑着竹筏拍“MV”，夜里坐在河边看星星，描绘彼此理想的模样。
2006年，肖洋跟常松、李峥一起创业，开了一家拍短片剪视频的公司，名字叫南北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初期完全没活干，后来开始为一些新兴的视频网站提供短片“货源”，为了节省预算，剧本导演摄影演员剪辑后期道具全都自己来，效率高的时候，一天能拍二十多个短片。
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因为无法承担朝阳门高昂的房租，把公司搬到了小西天一间仅四十多平方米的民房里。这一年，我开始在华谊兄弟上班，虽然进了最大的电影公司，但是人微言轻，很难对他们的事业有所帮助。
搬到小西天之后，大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收入，所有人都憋在屋里写剧本，梦想有朝一日可以拍自己的作品，久而久之，不要说房租，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常松作为诸位创作者的制片人，跟当时的女友（现在已经是老婆）连续借了几个月的工资，才勉强维持所有人的生活。直到公司开始有进项之后，他才把这件事告诉大家。肖洋说：“我们集体吃了好几个月不知情的软饭。”
回忆起那段日子，常松讲了一件小事。他们公司楼下有个卤煮摊，听摊子老板说有个人是制片，也常来吃卤煮。常松就期待有机会能约上人家见面，跟老板询问了人家住哪儿之后，还跑去人家楼下假装偶遇……后来才知道那人只是CCTV-6电影频道的生活制片，这样的身份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感觉已经是接触电影的唯一入口。
第二年，记得是《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上映的时候，我跟公司的营销总监一起去看。映前贴片广告里，出现了一个主旋律战争电影《夜袭》的预告片，营销总监一眼相中，让我打探一下剪辑师的情况。我托一个师兄问起这事，他说：“这个人你也认识，肖洋。”
肖洋？！
我特别开心地告诉营销总监，这个剪辑师是我的好朋友！很快，公司邀请肖洋参与了电影《李米的猜想》的预告片比稿。他一口气剪了三个版本，在几个比稿者当中脱颖而出，雀屏中选。
而这之后的故事更神奇。
有一天，肖洋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陈国富导演的助理：“陈导想约你见一面。”带着不可思议的心情，肖洋在三里屯一家意大利餐厅跟陈导碰了面。简短聊过之后，陈导问：“你想试试剪辑电影长片吗？我想请你剪冯小刚导演的下一部电影。”
用肖洋的话说，那一刻他感觉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但表面上依然努力故作镇定：“如果您觉得我可以的话……您敢让我剪我就敢剪。”就这样，一个毫无专业背景、非科班出身的电影爱好者，成了冯小刚导演年度贺岁大片《非诚勿扰》的剪辑师。
剪辑过程中，有次冯导从东京电影节回来，跟肖洋说，我在东京看了一些很不错的日本电影，想做一版像他们那种风格的预告片，你能不能试试看。说完这个，冯导就出去吃饭了。
吃完饭回到工作室，肖洋已经剪完了。导演看过之后，先是沉默了一阵子。肖洋心想，完蛋了，肯定是不满意，这剪辑的工作估计要丢了。哪知冯导忽然拍了肖洋大腿一把说，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电影上映前，在一次发布会上，冯导用了很长时间，对着全国上百家媒体说——
“刚才的纪录片和预告片，都是陈国富监制推荐的一个剪辑师剪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孩，非常有才华。这次和他合作是上帝给我的礼物，真的太棒了。他不爱说话，但内心狂野，阅读量很大，对电影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希望电影行业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很专业地做事，想把事情做好，不光有很大的热情，而且有本事。我曾经承诺过他，以后会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借今天这样的机会，我要把肖洋介绍给大家，以后大家想剪片子的话请找他。他很穷，哥几个成立一个工作室，连房租都交不起，现在剪我这电影剪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不能藏宝，应该跟大家分享他的才华。”
2009年，陈国富导演的《风声》开机。肖洋是剪辑，这是他剪的第二部电影。那时的我也已经升职到了宣传总监，负责这个项目的营销。
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非人”的日子。肖洋几乎就住在了华谊兄弟那间专门为他开辟出来的剪辑室里，公司地处顺义郊区，一到晚上所有人都走了，他在那里连个外卖都叫不到，只能去我们的办公区“偷”泡面吃，有时还捡烟头抽，困了就睡在沙发上，醒来就继续剪。
那期间我们各自都忙，只能保持电话沟通，有时他会说又跟陈导学到了哪些东西，这让他多兴奋，我会跟他吐苦水说今天又被几拨人夹击，遇上了几个难题；有时候他会说自己快要卡住，第二天不知道该给陈导看什么，我会说今天又谈定了几个杂志大刊的封面，摆平了看似无解的局面。就这样，我们在交替崩溃和互相鼓励中，一起奋战到了最后。
《风声》筹备期间，有天陈导跟肖洋、常松说，除了电影、预告片和花絮剪辑之外，你们还想不想、能不能做电影特效？听到这个问题，这俩人一时之间有点蒙，但还是无知者无畏地答应了下来。其实那时他们俩对电影特效毫无概念。
工作真正展开以后，两个人分工合作，肖洋负责跟陈导沟通创作问题，常松负责寻找团队搭建特效班底。他们将《风声》的特效工作做了细致拆分，找到几个小型特效工作室，这些团队都是由五六个年轻人组成，大家都急需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常松就让他们各自去做最擅长的部分。工作量最庞大的时候，总共有十二个工作室同时在开工，最终完成了三百多个镜头的特效工作。
这一年，他们把公司更名为天工映画影视有限公司，开始对外承接预告片、全片剪辑及电影特效工作，团队达到几十人，初具规模。
也是这一年，肖洋因为《风声》获得金马奖提名，我们跟着大部队一起去了台湾。颁奖那天，肖洋穿着八百块的衬衫跟着剧组一起走上了红毯，后来被他妈妈说像女演员的保镖。
随着时间的推移，肖洋和常松的作品名单逐渐有了《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II》《转山》《星空》《画皮II》《一九四二》《中国合伙人》《私人订制》这些名字。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累积了三十多部电影的营销经验，用日复一日的劳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2013年年初，陈导和包括肖洋、常松在内的一群伙伴成立了工夫影业。第二年，我完成了英国的学业，加入公司跟大家一起成了合伙人。
后来我问陈导，当年你让肖洋剪冯导的电影，看中的是他的什么？他说，我看过他们用很少的钱拍的那些短片，在有限的条件内把一切资源榨干，也把自己榨干，这是一种能力，不是谁都能做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有天分。
时间倒回到2006年，肖洋曾在MSN Space上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个穷小伙子，今年二十六岁。住在北京的护城河边一间租来的小屋子里面。我的窗户朝北，门朝南，往北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往南可以看到暗流汹涌的护城河。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导演，我的工作是电视编导。我是湖北人，我来这里已经一年。在楼道里面，只有开电梯的大妈知道我姓什么，还有楼下卖豆浆的山东大爷，知道我爱喝冰豆浆不加糖。单位的同事倒是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女朋友。这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也许也没有多少人有兴趣认识我。但是，我一定会成名的。在我成名之前，我要写下这篇文字，这文字仿佛就是一个契约，将冷冷注视着我一路狂奔。
时间悄然过去多年，如今回看，契约还在，梦想还在，即使我们不再日复一日地谈起它。前路漫漫，同路的人一直都在身旁，那个词语，我们把它放在心底，在无数个需要力量的时刻，它会安静地出现，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人世间，带来一刹那光芒万丈的美丽。
番外篇
南北兄弟成立的时候，其实有五个兄弟。除了肖洋、常松，还有下面这几位——
金哲勇，现就职于工夫影业。名字看着像韩国人，长得也特别像韩国电影里的反派。熟悉的人都叫他金子，公司的女孩则叫他金欧巴。金子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这个一米八几的蒙古汉子虽然读着理科专业，却一直做着小清新的电影梦。认识肖洋、常松之后，毅然放弃中石油的工作，加入南北兄弟。
金子有表演天分，曾经因为演乞丐演得太真实，在路边哭天抢地，引起上百路人围观，造成小西天地区拥堵两个小时。2011年，肖洋和金子联合执导了第一部短片作品《伦敦魅影》，金子在里面担纲男主角，把屌丝形象刻画得相当到位。后来的网剧《匆匆那年》，金子扮演一个猥琐老师，颇受网友好评。现在，金子的处女作《动物管理局》已经开机，这一次，他是做导演。
金子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那是他刚结婚不久，大家跟他媳妇儿路路开玩笑：“你得对金子好点，不然等他将来牛逼了就不要你了。”路路脸上刚刚露出担忧神色，金子却在旁边认真地说：“可是除了电影之外，我并没有太多的爱，给完她就不剩什么了，应该不会吧……”
这句话后来常被我们引用——“除了电影我没有太多的爱。”
金子在南北兄弟干得如火如荼之时，忽悠了另外一位有志青年加入，他的名字叫汪晶璞，自称“老A”。
老A长得高高瘦瘦的，笑起来牙齿会整齐地全部露出，像极了一条热带鱼。金子跟他说，北京有好工作，可以干电影。老A来了之后很久才发现一直没工资，就这样居然也还干得蛮起劲。回忆起当时，他说：“那是一个挺奇怪的工作室，但是感觉挺舒服的，就待了下来。那时候我们会把一些电影的创意用在短片里，用电影的标准去制作短片，蛮爽的。”
跟着肖洋、常松真正接触电影之后，他先做的是剪辑，后来天工成立了视效部门，老A加入其中，几乎是从零学起，“把能碰的壁都碰了一遍”。他带着一群刚毕业的学生，一点点地在实战中积累经验。
在第一次做电影视效的时候，因为不了解后期各环节交接的流程标准，到了调色环节被告知素材无法使用，老A只能将素材拿回来，花了两个月重新做了一遍。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今天的他几乎做过电影后期中的所有环节，作品名单里不乏《画皮II》《一九四二》《私人订制》这样的大片。
现在这位三十出头的长发青年，满身英伦范儿着装，被一群姑娘奉为男神，是天工的创意总监。最近，天工成立了“艺术与未来中心”，掌管者也是他。用肖洋和常松的话说：“给他这个空间，不用干别的，只管专心搞艺术。”
天工还有一位剪辑师名叫张为傈。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未成年，大家都叫他小P，取“小屁孩”之意。
小P是个看起来腼腆其实内心狂热的男孩，跟人说话的时候会脸红。他是肖洋的老乡，当年在北京的一个艺校读书，念的是模特专业（哈哈哈）。认识肖洋的时候，小P十七岁，肖洋还是屌丝一枚，刚从德国回来，没钱没固定工作，只是非常坚定地要做电影。小P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和信任，跟家里人表示坚决不上学了，要留在北京跟着肖洋当徒弟，做电影。
在肖洋自顾都不暇的时候，小P就在一家永和豆浆店当迎宾，站在门口对着每位上门的顾客说：“欢迎光临永和豆浆！”肖洋和常松开始创业的时候，小P就辞掉了永和豆浆的工作，加入了最早期的南北兄弟。
从一开始跟着大家拍短片学剪辑，到后来肖洋陆续剪了《非诚勿扰》和《风声》，小P也跟在他旁边学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加上原本就有的天分和刻苦，到了2010年《非诚勿扰II》开机时，小P以剪辑助理的身份跟着肖洋一起进了剧组，在风景如画的海南，负责把每天拍完的素材在当天之内完成顺剪，交给肖洋修一遍，再给冯导检查。
现在，二十几岁的他是电影圈最年轻的剪辑师，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包括电影《太极》《后会无期》《二代妖精》，网剧《最好的我们》《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等。如今我们见到他，不再叫他小P，而是叫他P爷，他依然还是一副腼腆脸红的样子。
《二代妖精》开机前跟肖洋闲聊，他正处在必然的紧张和亢奋中，忽然就怀念起哥儿几个以前的一次旅行，那次去的是云南。他咬牙切齿道：“等我片子拍完了，再带着大家来趟奢华游，去什么云南啊，这次直接去欧洲！”
南北兄弟们，你们记得找他兑现哦。
不用说话的情感
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在华谊兄弟的七年。
2012年年底，“陈国富将离开华谊”的声音开始在业内传播，逐渐沸沸扬扬，越来越离谱。当时我写下这篇《不用说话的情感》，引发不小反响，连并不相识的蔡康永都在微博留言：“谢谢你记录下这些小小的故事。”如今重新把这篇文章拿出来，是对我七年工作生涯的另一种注解和怀念——
电影圈向来不缺谈资，大家最爱议论的，除了各种花边八卦，莫过于谁跟谁好了，谁跟谁离了，谁要另起炉灶，谁家又遭遇地震。
信息快速蔓延的网络时代，我们习惯第一时间去揣测，第一时间去传播，哪管事实真假，更没耐心了解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精彩的标题之后，马上会有一个更精彩的标题，迅速再出现。只需手指的几个动作，点击、浏览、转发、评论。然后，追逐下一个。很多时候，当事人不说什么，就当是默认。可就是这个充满诱惑、势利多变、光怪陆离的电影圈，它里面也有真实的情感，不变的信任，永远的朋友。
2006年，在冯小刚导演的热情引荐之下，陈国富导演加盟华谊兄弟，担任电影总监制。
那时候，公司餐厅是大家中午聊天的主要据点，有一张桌子是大佬们的固定位置，他们总会围坐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老板的笑声总是很有感染力，陈导则大多数时候比较沉默，以至于我到公司很长时间之后，都不知道他是谁。
陈导到公司监制的第一个项目是《心中有鬼》，导演滕华涛，执行制片人是陶昆，现在都已声名鹊起的他们，在当时的电影圈只能算新人。这部戏没有取得好的票房，内因外因都有，但无论如何，都让老板和陈导加紧了团队建设的脚步。
那时的华谊兄弟电影团队只有三四十人，除了原有的制作部、宣传部和发行公司比较健全之外，营销部、国际部都是初建，只有一两个人。很多工作莫说是部门领导，就连总经理也要亲力亲为。举个例子，那时的老板和陈导，会在半夜接到海报制作公司的电话，通知他们去现场确认电影海报的打样，决定是否可以付印。这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但我们确实就是从那里一路走来。
2006年10月，《集结号》开机。
这个项目在经过王中军、王中磊、冯小刚、陈国富四人决策小组反复评估，怎么讨论都觉得很难赚钱的情况下，毅然启动。在外界眼里，冯导的性格总有那么点不管不顾的意思，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骨子里还是会替别人着想。《集结号》不管从题材、阵容、海外销售前景来看，都很难预期收益，但若想高质量地完成，投资却低不了，他不想给公司赔钱。
他们四人之间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到底有过怎样具体的对话已无从知晓。我知道的是，王中军和陈国富各有一句关键的话，让这个项目最终得以与观众见面。大王总说，小刚，不管了，我是军人出身，你和我都喜欢这个题材，咱们就拍了，赔钱我也认了。陈导则只是做了一个假设，小刚，如果你现在不拍，今后这个题材别人拍了，你是不是会遗憾？
拍电影很多时候就是冒险。没有一点不顾一切的劲头，就不会有奇迹。最不值一提的就是在别人成功后，追在后面总结原因，恼悔自己当初怎么阴错阳差，怎么没赌那一把。《集结号》从拍摄到上映，不管剧组还是公司，上上下下都是一种壮烈的心情，那时谁能预见一部毫无明星的电影会拿下年度国产片票房冠军？
《集结号》之前，中国电影市场没有专业的营销素材一说。大家无非就是一两版片花，一两款大头海报，再弄些剧照，建个官网了事。可以负责任地说，《集结号》开启了真正的电影营销素材时代，很多素材制式现在还在被大家广泛沿用。这些工作当时正是由陈国富监制率先提出，并事无巨细地亲自监管。
这部电影除了冯小刚之外，没有其他商业符号。当时陈导有个观点，大家都很认同，不同于以往的电影主打明星阵容，《集结号》反而要让所有角色提前深入人心。由此，我们为九连的弟兄们每人设计了一款人物海报，上面大大书写着每个人的角色名字：谷子地、王金存、姜茂财、吕宽沟、焦大鹏……再为他们每个人量身书写一句宣传语，体现这个角色的故事与特质。很多个夜晚，我们一起讨论字句如何可以更贴切，画面如何可以更动人……从那时开始，国内电影才真正有了“说故事”的人物海报。
为了追求真实的战场效果，冯小刚导演第一次与韩国特效爆破及特效化妆团队合作，这次合作背后有大量值得书写的故事，我们为这部电影制作了十几支不同主题的幕后解密视频。这些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方式，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举动。
那时候，老板和陈导常常都会半夜还在回信，老板甚至做到了回复每一封他收到的邮件。那时常常加班到两三点的我们，看到他们的回信，是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集结号》的庆功宴上，陈导被大家死活拽上台，但还是站在角落里，与大家碰杯之后，就悄悄地回了座位。那天的宴会有很多明星大腕参加，后来老板活灵活现地跟我们讲陈导如何被大家包围：“国富就跟教父一样，往那儿一坐，手往膝盖上一放，就看一个个演员凑过去聊天，他就在那儿偶尔微微点个头，太有范儿了。”
2008年年底，《风声》启动。这是陈国富导演首次在内地执导的电影。
项目最初开始运作的时候，老板、陈导两个人经常开会讨论各种大大小小的事，许多重要的决策都是在那里做出。我有幸成为这些秘密小会议的参与者。
尽管《征婚启事》被无数文艺青年奉为经典，《双瞳》也稳居台湾电影票房冠军多年，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陈导在大多数内地观众心目中，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导演。
与此同时，华谊兄弟经纪公司正如日中天，周迅、李冰冰、张涵予、黄晓明、苏有朋均在旗下，他们五个最终也组成了《风声》的主要阵容，用华谊自己的演员组成全班底，这无疑是对公司的最大支持。有时候，很难说电影和明星到底是谁成就了谁。毋庸置疑的是，在《风声》这个项目上，两者是互相成就。
有一天，我看到陈导拿了一张气氛图给老板，上面是裘庄搭建在大海边悬崖峭壁上的样子，这个场景在最初的拍摄规模里是没有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光这个画面就意味着预算的追加。而最终，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那个画面。
这些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两个纯粹的电影人之间，无怨地互相支持。除了默契和胆识，还有什么能创造一部突破行规的作品？
2009年，经历了《拉贝日记》和《追影》的连续失利，公司上下都笼罩在低气压中，急需《风声》帮大家重振士气。老板压力大，陈导压力大，同事们压力更大。所有人每天都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跟自己死磕，很多人在当时都做出了出离于性格之外的举动。
《风声》的营销素材数量创下了历史之最，平时一向温柔到不行的台湾女孩Jennifer负责视频素材剪辑，有一天在被无数人追着要三十秒、六十秒、九十秒视频以及各种花絮，并且都要求马上拿到时，她崩溃了，把一沓带子甩到领导面前，带着哭腔说：“我不管了啦！”
导演对制作上的一切细节都要求完美，制作部一向大大咧咧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女孩姜朋，面临着后期赶工巨大的压力，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延误，就面临电影无法如期上映的风险，终于有天她在办公室对着电话崩溃号啕。
我所在的宣传团队更是处在无数方面的围剿之下，每天都有想拿头撞墙的冲动，一周哭一次是家常便饭。老板和陈导也都陪着我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分别收到的两条短信。一条来自老板：“墨墨，挺住，撑过《风声》你就无往不胜了。”一条来自陈导：“电影对观众是有情的，但对它的亲人却往往无情，你们都是《风声》的亲人。”
跟陈导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永远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更好。不管是开拓不同的作品类型，还是把一部电影的细节磨了又磨，他总希望能给观众最好的，因而不给自己任何借口。有一次采访时他说：“电影是不能打折扣的，今天你在摄像这儿打个八折，明天在置景上打个七折，最后出来的就是一部变形的作品。你不可能去跟观众解释，对不起，这里不好是因为那个演员没档期，那里不好是因为美术没搞定。”
终于等到第一支拷贝出炉，大家去现在已经歇业的华科看片。我能感觉到放映厅内围绕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如果说这部电影是所有人在用生命努力，并不过分。电影放映结束，陈导面色不见舒展，急着问我们，有没有觉得顾晓梦和李宁玉那场重头戏，某个地方的音乐有点奇怪，我们说没有，但他还是眉头深锁。
那一年，《风声》以中等投资拿下2.3亿元票房，成为公司上市之际爆开的第一颗礼花。
此后，不管是票房大丰收的2010年，还是成绩略逊色的2011年，老板和陈导都是我们心中最坚实有力的主心骨。尤其在《唐山大地震》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这种项目上，跟冯导与徐导的合作像是在攀登一座望不到尽头的高山，但只要有主心骨在，登山的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的乐趣。因为你心里有底，就算摔倒或跌落，后面会有人稳稳地把你接住。
2011到2012年，是陈导最累的两年，公司出品的四部电影《星空》《太极I》《太极II》《画皮II》几乎交叠拍摄，他辗转于几个剧组之间奔波劳累，紧接着要连续面对上映期宣发的挑战，又要兼顾冯导《一九四二》和徐导《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监制工作，身心逐渐吃不消，老板看他这样劳累也觉得心疼。从那时起，陈导开始考虑转换工作方式。
有一次例会，各部门抛出很多问题请老板决定，或许是因为长时间连轴转地工作，大家已经疲惫到不行，没有人给出明确的意见。眼瞅着老板眉头越锁越紧，陈导有点看不下去：“你们大家作为部门负责人，不能在这种时候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中磊，让他一个人扛，然后等将来出现问题时，说，这是老板的决定，我们只是照办。”
与他们工作七年，两个都是爱惜羽毛的人，我却很多次从旁看到，他们为了对方据理力争，不惜折损自己。只是几年来流言不曾停歇，诸如哪家公司重金挖角，谁又要出走自立门户，这些被认真地传来传去，站在了解事实的角度来看，其实编得有点可笑。流言确是娱乐圈本色，但究竟哪些公司向陈导抛出橄榄枝，或提出怎样的合作条件，外人自然难以得知。不过多年在他身边工作，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物质回报对于他从来不是事业的第一考虑，他也从来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况且他和老板间多年来建立的信任，早已超越工作岗位的羁绊，而朋友之间感情的分量，更是远远超出那薄薄的一纸合约。
说回公司，其实“一家独大”从来不是华谊的目标。王中军曾经反复强调一件事，中国需要很多像华谊兄弟这样规模的公司出现，我们才能一起把娱乐产业和电影市场做大，这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电影人在竞争中存活的根本。华谊兄弟这些年在做的，除了寻找商业电影的活路，给年轻导演机会，也一直致力于让牛×导演更牛×。拿出时间回顾一下这些年的中国电影，有多少值得记录的时刻，有多少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跟这家公司的成长紧紧联结在一起。
回到我们当初选择做电影的初衷，不正是出于以观众身份对它的热爱吗？观众需要看到更多优秀的华语片，看到不同的电影类型，不仅需要很多像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也需要很多像陈国富这样的电影人，不断开拓出新的疆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与不同的伙伴找到新的模式，把新的创作者推上前线，让这个产业的大环境越来越好。大家共同奔跑，彼此超越，最终越跑越快。
这，才是我们大家都爱的那个造梦工厂。
“那时候我们租的办公室就在小西天，旁边就是中影集团，但我们却好像永远也找不到进入这个行业的入口，每天的感觉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这是我的好朋友肖洋对过去的回忆。他后来受陈导之邀剪辑《非诚勿扰》，从此事业扶摇直上，如今已成了极被看好的青年导演。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幸运，能不靠背景，不靠钻营，跟着一个行业共同成长，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算一算，我的老板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也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如今成为作品名单熠熠发光的制片人，正是年轻人励志的范本。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合作，但经过时间沉淀，能称得上志同道合的战友屈指可数。看着他和陈导并肩走过这些年，碰撞出的火花堪称神奇，彼此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工作伙伴。未来不论环境如何变迁，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作为他们的老战友，我希望今后陈导可以事半功倍，少点劳累，但带给我们更多好作品，而老板则在辛苦打下的疆土之上，又多出更多可以驾驭的生力军。陈国富导演从初来内地时的单枪匹马，到今天成为华语电影原创精神的代表人物，何尝不是所有爱电影的人的幸运。他与华谊兄弟之间的合作，未来只会开启更多可能，结出更加自由生长的丰硕果实。
写这篇文字时，他俩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其实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一个喜欢热闹，一个喜欢安静；一个在社交场合风度翩翩应对自如，一个恨不得永远躲在自己的世界；一个无论多忙，每年都会抽出时间陪家人度假，一个无论多累也不休假，觉得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样；但他俩有一点最相同，就是作为一个领袖的凝聚力。
在我印象里，自打进入华谊工作，就没见过老板跟谁大声说话，永远都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你受了委屈他会替你出头，也会照顾你细微的情绪。陈导就更有意思，跟他不熟的人，往往觉得这人严肃，难以接近。其实他最擅长的就是对人的观察，他会在你被忽略的时候送上关心，也会把所有伙伴的未来当作自己的责任。跟他们工作，你觉得自己被尊重，你确定付出总会获得回报，你知道诚意和努力才是一切的根本，投机取巧或眼前利益只会把你与成功越拉越远。
那是2007年的一个下午，已经连续熬夜工作多日的我，被某个大领导在邮件群里公开责难，原因只是莫须有之罪。正委屈得不知所措，竟收到陈导发来的邮件：“朱墨，希望你能顶住压力，相信这些状况会让你更快速地成长，我和中磊也会尽快解决公司存在的一些问题。”紧接着，又收到身在加拿大的老板的短信，彼时已是温哥华凌晨两点：“墨墨，看到邮件，你不要灰心！”就是这几句话，让我对着屏幕哗哗地掉下眼泪。
如此地絮絮叨叨，出发点是还原一段背后的故事与情感。这故事可以不说，也可以不为人知，在这个八卦为王的时代，这似乎也不是多重要的事。但是说出来了，自己会觉得坦然，起码对得起陪他们走过的这些年。
关于中国电影的正史，更有见识的专家必然会留下记录，我能做的就只是抒发个人情感。某一期《三联生活周刊》有篇很好的文章，叫《不会说话的爱情》。被这个标题启发，想到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又何止一个结语那么简单。七年的时间，两个对中国电影产业举足轻重的人，他们互相成就的历程，就是一段华语电影当代史。作为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战友，我希望稍微还原这些说不出话来的情感，还原一段真实的战斗历程，一个不允许被误解的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