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好心的老店主詹姆斯先生[1]生气的样子你可曾见过？当时，他那调皮又鲁莽的儿子在游戏中不小心打破了一块窗户玻璃，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就会有幸看到这样的场景，所有的围观者——哪怕他们有三五十人之多——都会异口同声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看开点吧，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儿也没办法，好在天下总有人会因此得到好处的。人总得有个活计呀，你想一下，如果玻璃老是不破，玻璃工还怎么活呀。”
现在，这种陈腐的安慰已经在社会上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理论，我们将用砸破玻璃窗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在我们的例子结束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
假定这块玻璃的价值是6法郎，安慰者就会说，你瞧，这个小事故给随便哪个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没错，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点我承认，我当然不会说这样说不对。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安慰者的话似乎很有道理，玻璃碎了，某位玻璃工修好它，然后从店主手里拿到6个法郎，他把钱揣进腰包，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就另一方面来看，假如你根据上述的结果就得出结论说打破窗户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运转起来，由此可以推进整个工业的发展（生活中，人们确实常常不加思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就要大喊一声了：打住！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你把整件事看成是正面的，说明你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我所说的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位店主先生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了。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用这笔小款子给自己买双漂亮的皮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如果我们把工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如何呢？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多了一个6法郎的生意，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而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者书店老板（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收入，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对于整个工业发展乃至于全国的就业推进来说，不管玻璃有没有打破，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老好人詹姆斯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整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只得从口袋中掏出6法郎去修补，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虽然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明亮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漂亮的新鞋。鉴于老好人詹姆斯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得失进行一下综合考虑，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概括一下整个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社会平白损失了某些资产。”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悚然的真理：“破坏、毁损和浪费，实际上并不能增加国民资产。”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2]你对此有什么异议？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3]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整个巴黎，那将有多少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破坏了人家富于独创精神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得麻烦他另算一遍，这一次只要在所有看得见的数目旁边加上看不见数目。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牢记一点，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两个当事人，我请大家关注一下隐藏在幕后的第三个人。一方是老好人詹姆斯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东西享受，但由于一个无心的破坏行为，他现在只能享受一样了。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作为生产者的代表，他兴高采烈地张开双臂欢迎更多打破窗户的事故发生。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无辜地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数额的损失，尽管这种损失连他本人都未察觉。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因此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能从破坏行动中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给我们上一课：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加一起，也不会比这更荒唐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大白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还怎么活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