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住人的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干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总理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被四周栽种的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总理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一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球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惟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恩来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加上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工作人员在西花厅10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间或亦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和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想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到广东从化组织阅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为了保护和加固建筑物，抢时间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来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这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
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他一生都在实践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担任政府总理的26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内政、外交和大小公务活动中，他那自觉的强烈的公仆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
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
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
在一天里，周恩来惟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和邓颖超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喜欢听陕北民歌，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把留声机打开，边吃边听，不时用手指轻敲桌子或是用脚点地，随着音乐拍打，脸上露出安闲、愉快的表情。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当他想起要处理的事，又常常要把秘书找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周恩来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祖国每条大江大河的治理，每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的上天，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早晨。难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对周恩来个人提出的惟一请求是：“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周恩来规定，一天24小时，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不论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主办急件的同志要随时向他报告。有一次河南省发大水，为处理此事，周恩来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那天刚睡下，又来了急件，秘书考虑周恩来太累了，想等他睡醒了再报告，就没有叫醒他。他醒来看了急件后，严肃地批评了秘书。秘书心疼地说：“总理，你几天几夜不睡觉，要累垮的。”周恩来说：“我的时间不属于个人。我少睡点觉算什么？发大水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以后要坚决按规定办。”
国内外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只要看一看每一天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看一看西花厅那经常深夜不熄的灯光，我们就会想到人民的总理是怎样一种献身精神，那璀璨不灭的灯光是周恩来用生命点燃的！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
“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秘书们都十分重视这一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为这一办公时间，秘书们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他们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需要立即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周恩来只要睡下三四个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一切都连着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在“第二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周恩来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那么卧室就被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工作人员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逐“瞌睡虫”。有时，等工作人员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周恩来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周恩来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周恩来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大家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医护人员帮忙做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周恩来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有时工夫不大，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代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周恩来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周恩来床头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在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秘书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来的“第三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周恩来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邓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周恩来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周恩来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猝发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周恩来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楷模，他的这种作风值得各级干部学习。也许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的严格保密习惯。就拿周恩来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钥匙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据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做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常常因工作过度劳累而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医护人员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周恩来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个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周恩来没有改正过来？周恩来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周恩来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左上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衔接处不会多字或缺字。
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紧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周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周恩来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地交代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周恩来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周恩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周恩来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周恩来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周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周总理全能记在心里。”其他秘书说：“你还不知道呢，周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周恩来看，全向周恩来汇报，首先要经过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恩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周恩来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周恩来。但凡报上来的，周恩来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秘书们改变了做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有空时便向周恩来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周恩来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周恩来问及这件事，周恩来就不会不知道。
周恩来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遍。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
周恩来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作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看了上面说了这么多，知道了周恩来工作特别繁忙，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起来特别地“玩命”。可是，大家别以为周恩来只是一个缺乏生活情趣的“工作狂”，其实，生活中的周恩来，很富有人情味，他的情趣爱好是非常广泛的。
他爱好跳舞，爱好各种体育锻炼，喜欢唱歌、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他还喜欢广交朋友。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点酒。
周恩来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所以，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筑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引吭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那样用嗓。
他曾说过：“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特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有其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当唱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时候，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秘书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笑道：“没有经过长征，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对各地民歌小调，周恩来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是这样。休息时，凡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室，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惟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周恩来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有人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周恩来说：“都喜欢。”
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周恩来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这话不假，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也是表演话剧的活跃分子。
1909年，南开剧社便成立了，校长张伯苓亲自写了南开第一幕新剧《用非所学》，供剧社排演并亲自担任角色。1914年11月，南开新剧团成立，下设编纂、演作、布景、审定四个部，周恩来担任话剧布景部副部长，并亲自登台扮演许多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
在话剧中，周恩来一般都是男扮女装，饰演主角。那么为什么没有女同学出演呢？
周恩来回忆道：“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南开学校的话剧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瞩目，它的声誉超过了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学校的话剧，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15年10月18日，广德楼戏园上演南开学校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周恩来闻讯后与李福景等20多人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前来北京，下榻于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因祸得福》（即《仇大娘》）。观毕，周恩来等人返回客房进行了热烈的评论，到次日凌晨两点钟。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观看话剧《恩怨缘》，统观全剧，无懈可击，剧本佳，又加之演出者聚精会神，遂得圆满之结果。剧终后，周恩来等人去外面吃晚饭，饭后又返回戏园观剧。这场话剧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要好，大家直至午夜才返回住所。
通过观摩，周恩来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戏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
当年周恩来几次观摩话剧的广德楼，如今已成为前门小剧场。1957年，周恩来再次来到这里，他和秘书从大栅栏东口步行到前门小剧场，拿着预先买好的入场券，观看了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观毕，他到后台亲切地接见了魏喜奎等演员。他说：“我出国访问刚刚归来，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就赶来看你们的戏了。”他还说：“我喜欢这出戏，不只因为它是我从小就爱看的家乡戏，更主要的在于它跟别的公案戏不一样，平反冤案，并没有借助清官，而是借助两宫斗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这出剧拍成了电影。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进京演出。该剧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动人故事，在南开演出后受到好评，并应北京文艺界之邀，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解放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往事。周恩来说：“30多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周恩来自己便不再登台演戏了，但他对话剧艺术、话剧团体仍给予极大的关注，即使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热潮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该剧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给剧本提意见并作指导。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时，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抗日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周恩来都来看。他每次到剧场，都有邓颖超陪同，另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连他夫妇共6人。每次演出结束，他都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决不“看白戏”。一次，唐槐秋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6张戏票，请他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好多钱？”
田汉说这是请他看戏。
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票钱由我来付吧！”
周恩来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
结果，田汉拗不过他，还是收了他的6张票钱，才算了事。
解放后，周恩来对话剧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周恩来：“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周恩来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秘书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周恩来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秘书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他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周恩来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议，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于是秘书们想出了个办法叫周恩来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秘书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安排周恩来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周恩来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周恩来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周恩来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既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周恩来休息一下的目的。
每次看话剧，周恩来都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看完后他都能提出几条建议，供演职员们参考。
1963年，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了一部10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剧本，作者沈西蒙，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动人事迹为素材，表现了革命军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品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许。
随即，前线话剧团奉命到北京汇报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在剧中扮演女主角春妮。周恩来到剧场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休息时接见了作者和导演。演出结束后，又登上舞台和演职员一一握手。后来，邓颖超曾同陶玉玲说起过，周恩来看完戏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为了使这出戏得到提高，他先后看了6遍。
周恩来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看戏，而且非常认真，几乎每一次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二场赵大大捡到林乃娴的钱包没有马上还她，到第六场才还，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周恩来对演员如何塑造好角色也极为重视，要求演什么人就像什么人，既要符合人物身份，又不能概念化。例如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周恩来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让演员换上了工装裤。不久，周恩来又来看戏，发现曲曼丽的裤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个阿飞，他马上又提出来，裤子要再改一改，既然要给她穿工装裤，就要像个工人，不能妖里妖气，不要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出她的伪装。
周恩来不仅亲自指导修改，还请来了文艺界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和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演出，并且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说：“小学文化程度。”周恩来笑了，说：“高小文化程度，能说出‘两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儿’，好吗？”周恩来马上给以肯定：“对，很好哇！”
周恩来很喜欢《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个话剧，可以说是百看不厌。在百忙之中他又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观看由该厂演员剧团演出的这出话剧。
听说周恩来要来观看这出话剧，全团上下一片欢腾。团长李力制止了大家热情的交谈，说：“今天各部门的工作都要做得认真些、扎实些、紧凑些，谁也不许出差错！”
要求是谁也不许出差错，但还是出了一点小纰漏。
当林媛媛和童阿男在南京路上准备去迎接解放军时，发现了特务老K潜入大楼里，童阿男叫林媛媛速去报告解放军，他留守在楼外监视特务的活动，林媛媛便带着这个任务紧急地跑下台去。当扮演林媛媛的演员师伟飞快地跑进侧幕条时，突然撞在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上，“嗡”的一下头立时便蒙了过去。原来，她刚好撞在了扮演赵大大的李炎胸前佩挂的冲锋枪上。平常李炎都是站在幕条很远的地方候场，今天，他也是小心谨慎，提前来到了侧幕旁。边幕里黑糊糊的，师伟从台上跑下来又很快，什么也看不清，幸好她跑的时候是半张着嘴，冲锋枪撞在了她的门牙上，没有把嘴唇磕破，否则将是一个“新形象”的林媛媛了。她缓了缓气，硬着头皮带着解放军跑上场去，台词怎么说的也顾不上了，只是在该她说话的时候，指指画画地胡乱哼唧了几句，便跟着抬童阿男的担架下场了。
一般人也许没有看出这个小纰漏，不过，周恩来还是觉得有点“问题”。戏演完后，周恩来走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他和师伟握手时，师伟非常难为情，觉得没有拿出最好的成绩向周恩来汇报。没想到周恩来却表扬了她：“这个戏你演得很好嘛！”“你是从上海来的？”师伟说：“是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的。”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在第一场里有句台词没有说清楚，以后应该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哪！”
师伟当然清楚周恩来说的是哪句台词，不过这种尴尬的场面，又怎么解释呢？事后回想起来，倒是禁不住地笑，这种纰漏也算是难得一遇呀！
在文娱活动中，周恩来最喜欢的似乎还是要算跳舞。人们也喜欢让周恩来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周恩来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周恩来跳舞极少去春耦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周恩来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周恩来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周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周恩来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识人，多听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周恩来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的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呀？”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嘛！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嘛，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除了喜爱跳舞之外，周恩来亦很喜欢赏花。海棠花的明艳，荷花的出污泥而不染，等等，都为周恩来所喜爱。
作为政府总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和出访时观花赏景机会自然很多，但这些毕竟属于公务，只能是走马看花，匆匆而过。
海棠花鲜艳，漂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海棠花开的季节，周恩来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
花开花落的海棠，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伴他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美好时光，只有它最知道周恩来几多繁忙，几多快乐，几多忧愁。
在花里面还有人生的大道理。革命烈士之子彭伟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当祖国处在困难时期，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政治无关的个人爱好问题了。”西花厅里有花园，有假山，还有水池，但是彭伟光却看到，花园里无花，鱼池里无水，也更没有鱼，假山不能喷泉。他曾好奇地问周恩来：鱼池里放点水，养点鱼，花园里种点花，植点草，既能新鲜空气，又能减少灰尘，该多好哇！
周恩来说：“你这个人倒挺会享受的呀！我这地方有鱼池，可以放水养鱼，那么其他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
彭伟光说：“不会的。”
“你太不懂事了，你懂得上行下效吗？”
“这个我听说过。”
“如果我当总理的可以养鱼种花植草木，那么下面的部长也可以这么做，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地委，县委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时期的今天，这样我们就会脱离人民，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周恩来赏荷花，大多是有事到颐和园时顺便为之。
1951年秋，邓颖超住在颐和园养病，周恩来时常带着侄女、侄儿去看望。他们园中散散步，赏赏花，有时还坐船游湖。几个人租用一只带篷船，泛舟昆明湖上。船儿在清香的荷花、荷叶旁漂过，微风袭来，好不惬意。
周恩来情有独钟的颐和园东北角的谐趣园，也是满池的荷花。除了满池清香的荷花外，这谐趣园特别像淮安城里的小勺湖，也是周恩来钟爱它的一个原因吧。
多才多艺的周恩来，情趣爱好原本很多，惜乎中国众多人口的众多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使他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色彩，许多情趣爱好也只能是心中的“爱好”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