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又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必须调整经济。中央在1961年1月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充实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提高管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摆脱困境，调整经济，就这样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苦创业、英雄辈出的年代。
在千里沃野的东北松嫩平原上，数万名共和国的建设者用自己的汗水铸就了一个曾经令中国人满怀自豪的名字，一个让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非常舒心的名字——大庆。
作为我国最大的油田，大庆为我国实现石油自给，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基本改变石油依靠进口的局面，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大庆在艰苦创业中所体现的“铁人”精神，曾经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民的一面心灵旗帜。
也许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更深切地感到实现石油自给的喜悦与自豪，1962、1963、1966年曾3次视察大庆。在短短的4年中，3次视察一个大企业，这在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中还是较为鲜见的。
1962年6月21日，是大庆油田的建设者们一个兴高采烈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迎来了他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总理。这也是大庆油田迎来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上午10点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陪同下，来到大庆油田。
一下火车，周恩来就同前来迎接的干部和群众代表紧紧握手。看着这些干部和群众一个个都穿着布衣和草鞋，周恩来满怀深情地重复着一句话：“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周恩来是头一天晚上由齐齐哈尔乘火车到大庆的。在列车上，他听取了余秋里和康世恩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的汇报，一直到凌晨两点多。
考虑到周恩来一路劳顿，头一天晚上又没休息好，出了车站，康世恩就请示：“总理，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周恩来摆了摆手，兴致勃勃地说：“不用了，时间不多，抓紧时间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恩来与邓颖超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他健步登上钻井台，同工人们亲切地握手问好。
一位值班工人两手都是油污和泥浆，见周恩来把手伸出来要与他握手，便急忙用手在衣服上猛擦。
“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没等这位工人擦完，周恩来就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抖了几抖，风趣地说：“咱们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
接着，周恩来又和工人们拉起了家常，关切地询问他们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当了几年钻井工人，爱人接来没有，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和不暖和……
钻机欢快的轰鸣声、共和国总理和石油工人们的爽朗笑声汇成了松嫩平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动人的一幕。
“这国产钻机的性能怎么样啊？”望着这欢快的钻机，周恩来大声地问工人们。
“不错，很好使。”
“好哇，希望你们用我们的国产钻机多打井，打好井。”周恩来高兴地说。
一位柴油机司机因为正在值班，看着大家与共和国总理有说有笑，流露出羡慕的眼神。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便朝这位司机走过去。
但是，从钻机的司钻位置到柴油机司机的位置，仅有一条很狭窄的过道。周恩来侧身挤了过去，握住了那位司机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深情地说：“辛苦了！”
柴油机司机激动得热泪盈眶，握住周恩来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离开钻井工地时，工人们见共和国总理这么平易近人，就大胆提出：“总理，我们与您照张相可以吗？”
“可以！”周恩来爽朗地说。
于是，周恩来亲自给大家排好队形。当摄影师正要拍照时，周恩来突然说：“等一等。”
原来是在附近锄地的家属们看到这儿热热闹闹，跑过来了。周恩来温和地笑着，向他们招手，让他们一起过来照相。
队形排好后，周恩来伸出两个胳膊，搭在旁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微笑着，在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中，给历史留下了轻松的一刻。
离开钻井工地，周恩来又来到北二注水站。这是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
周恩来详细查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当看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时，嘱咐说：“要把时间标上。”
邓颖超在旁边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
临走时，周恩来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周恩来的话，对北二注水站的职工鼓舞很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个站的职工坚守岗位，一丝不苟，从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从注水站出来，陪同人员示意说：“时间不短了。”周恩来说：“没关系，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心里高兴啊！”
接着，周恩来又来到职工的食堂和宿舍。
当时，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大庆艰苦创业、进行石油大会战的时候。大庆全体干部职工住牛棚、干打垒，每天以5两粮加野菜，日夜奋战。
在食堂，周恩来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高粱米稀粥。又揭开另一个锅盖，里面是一锅菜汤，周恩来用勺子盛了一点，尝了尝。而后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哇！”
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恩来深沉地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出了食堂门后，周恩来见200米开外的一位职工家属模样的人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便走了过去。
陪同人员说：“总理，别去了吧。”
周恩来像没听见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地窝子走去。
出来倒垃圾的家属杨得群又激动，又后悔：怎么偏偏让总理看见了呢！她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
“不要紧，你们能住，我就能进。”说着，总理一低头，一弯腰，就进了地窝子。
没有家具，只有最起码的几件生活用具。一张简易的土炕上，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静静地躺在上面。
看着这一切，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同志们，现在生活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视察中，周恩来对余秋里、康世恩等人说：“要想办法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这样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后来，周恩来又把这几句话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成了大庆油田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
周恩来来到大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油田。晚上，当周恩来要离开大庆时，工人们和家属们自发地秩序井然地聚集到车站，为共和国总理送行。
那种场面，那种情绪，非常动人。周恩来已经上了火车，又再次下车，向送行的群众挥手告别。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到1963年，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达到了430多万吨，使我国的石油基本上实现了自给，创造了世界石油史上的奇迹。
大庆成了全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帜。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第二次来到了大庆油田视察。
这一次，周恩来是和陈毅一起，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来大庆参观的。
6月19日上午，周恩来从哈尔滨坐火车前往大庆。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指示说，大庆的工作汇报就在火车上进行，下车后就去参观。
下了火车后，周恩来与朝鲜贵宾改乘汽车直奔油田的1203钻井队井场。
“李清明同志，你好哇！”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两年前见过的工人小李，快步上前，握住小李的手。
“总理好！”小李与在场的工人都非常激动，为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感到惊奇。
周恩来又登上高高的钻台，把手伸给每一个当班的工人。
值班的柴油机司机急忙找东西擦满是油污的手，周恩来已经把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说：“用不着擦嘛，你们很辛苦，整天和油、泥打交道，这是你们的光荣啊！”
“你老家在哪里？”周恩来又握住一位年轻工人的手，问道。
“我是湖南人。”
“好哇，是主席的老乡。湖南人都吃大米，在东北要吃粗粮，能习惯吗？”
“总理，粗粮细粮我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
“好，不愧为毛主席家乡的人！”周恩来带头为这位小伙子鼓掌。
接着，周恩来等又来到大庆最大的油库——西油库。他环顾四周林立的油罐群，还有那像长长的油龙似的装油栈桥，语重心长地对保卫科副科长刘怀全说：“这个地方大意不得，一定要搞好安全生产。”
“走，上装油栈桥看一看。”周恩来挥了挥手。
“总理，栈桥太高，您就别上去了。”陪同人员劝说。
周恩来没吭声，顺着扶梯就往上登，把4米多高的装油栈桥踩在了自己的脚底下，兴致勃勃地看着值班工人把油装进油罐。
虽然是装油栈桥，但栈桥上干干净净，没有落下一点油污。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问值班的工人：“冬天和下雨天怎么办？”
“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照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工人回答说。
这是大庆工人在执行规章制度方面创建的著名的“四个一样”：夜班和白班执行制度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执行制度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执行制度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
周恩来赞叹地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康世恩回忆说：“总理所到之处，与工人们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交谈，详细地询问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职工的生活，总理问得最多最细。”
在中三转油站，周恩来问采油指挥部的会计李英：“家里有几个小孩？”
“两个。”
“还准备要吗？”
“不要了，我爱人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好，计划生育好，你们俩是模范夫妇。”一向主张计划生育的周恩来显得非常高兴，“你爱人呢？我们一起来合个影。”
于是，李英一家与共和国总理留下了难忘的一张合影。
在另外一个场合，周恩来问女医生杨洪文：“多大了？成家了没有？”
“24岁，还没有结婚。”杨洪文红着脸，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没什么害羞的，晚婚晚育嘛，这是我们应当提倡的。”说着，周恩来指了指一旁的陈毅，诙谐地说：“咱们的陈毅元帅40岁才结婚，是晚婚的模范。”
陈毅哈哈大笑，地道的四川口音脱口而出：“你要向我学习哟！”
“我一定向您学习。”杨洪文说。
“不，不，不。”周恩来笑着摆了摆手，说，“降低条件，不一定要等到40岁才结婚，30岁就行了。”
周恩来对大庆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在许多场合，他都积极宣传大庆的精神。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都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大庆人精神风貌的文艺作品。在一次反映大庆生活的演出中，周恩来亲自登上舞台，打着拍子，指挥全场观众高唱《大庆家属闹革命》的歌曲。
在1964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还专门写了一大段关于大庆的文字，对大庆的工作和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肯定和评价一个企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1966年春天，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庆。5月3日中午12点半，他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绿草如茵的临时停机坪上。周恩来挥动双臂，向前来迎接的油田的领导同志徐今强、宋振明、陈烈民等致意。
这次周恩来来大庆，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因为他有言在先：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午饭后，周恩来执意不休息，和大家一起坐上国产大轿车，看了南二区6排32井。对全部油井生产旺盛，保持自喷，表示满意。
当他到1202、1205钻井队时，对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5万米，给予热情鼓励，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随后他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做的操作表演。
总理关心钻井工人，钻井工人也没有辜负总理的热切期望，到9月份，1202和1205钻井队双双登上10万米高峰。铁人王进喜带队进京，向总理报了喜，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同年3月28日到29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他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陶鲁笳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的，“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干部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他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他虽然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陶鲁笳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来由吧。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省长卫恒和陶鲁笳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他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周总理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他们立即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他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是有怀疑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寨的实际情况的。
1965年5月21日，这是令大寨人最难忘的一天。周恩来和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来到大寨视察。
这天周恩来坐的是直升飞机，一路颠簸，身体很累。然而，他到了大寨，刚休息一会儿，就去山上视察。他视察走的路线，转一圈就是八华里。烈日当空，热风拂面，年轻人跑一趟，还觉得累得慌。可是，周恩来却那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
“提起昔日狼窝掌，
山洪饿狼乱石块。”
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一个缩影。周恩来第一次来大寨，就很重视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他听了说明员的介绍以后，又叫陈永贵讲大寨是怎样治理狼窝掌的。参观狼窝掌的时候，他看得很细致，想的问题十分周到。他很关心当时的工程能不能顶住像1963年那样大的洪水，建议挖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为害。看完狼窝掌以后，周恩来对大寨人三治狼窝掌的艰苦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周恩来第二次来大寨时，时间安排得很紧。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4点多离开，除了吃饭，总理一刻都没休息。那天午饭后，邓颖超要看一看狼窝掌，周恩来高兴地说：“是啊，到大寨来，不去看狼窝掌，就不能算来过大寨。狼窝掌一定要看。”邓颖超临行前，专程去看了狼窝掌。
从狼窝掌回来，周恩来又走进了展览馆。
大寨展览馆，通过实物、照片等展示了大寨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周恩来对展览的内容看得很细致，问得很详细。他看了大寨今昔对比的模型和大寨的村史以后说：“这个展览办得好，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义。”
展览馆里，还陈列着梁便良、牛国栋、石桂林等人在旧社会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用过的枕头，讨饭的篮子等。周恩来拿起牛国栋一家三代人枕过的一个木枕头，嘱咐摄影的同志，把这些实物一件件拍照下来，教育广大青少年。
周恩来还仔细看了大寨的模型，查对了刚才视察走过的地方。陈永贵笑着说：“总理，您今天跑的路已不少了，该跑累了。”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对工作这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前，大寨仅有树一万余株，其中果树一千余株。1963年，周恩来特别指示大寨要多种果树，走综合治山的道路。于是大寨加强了对林业生产的力度。几年内，绿化荒山300余亩，植树10多万株，其中果树4万多株，平均每人200多株。十多年前光秃秃的虎头山，如今被一片葱绿覆盖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长起了成片林木，有苹果、葡萄、梨、桃……酸枣树上嫁接的大红枣，结满了累累的果实。现在每年光是各种干鲜果品，收入就相当可观。
当周恩来站在虎头山上看见座座荒山披上了绿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说：“要是把所有山头，都植上树木，该多好哇！”并嘱咐说：“要多种树，发展林业，水果树、干果树、木材树都要种。”还鼓励大寨的同志，把山上的酸枣树嫁接成大红枣树。
1973年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虎头山上已有成片的梨树、苹果树和松柏林，近村周围栽满了桃树和葡萄，山坡梯田里长着株株核桃树，田边地角的酸枣树都嫁接了大枣。周恩来满心欢喜。特别是听说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了不少果实，他高兴地笑出了声。
看看虎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尝着蜜甜的新鲜水果，大寨人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大寨的林业也包含着总理的心血！
大寨是个山区，地面没有河流，地下水位很低。集体化前地里蓄不住水，抗不了旱，遇到旱天，连吃水都困难。集体化后，大寨人治山治坡，抓土抓水，建造了能蓄水保墒的“海绵田”。1964年，大寨又打了一口深井，11口旱井，除了供给全村吃用以外，还可以用来沤肥。
这次，周恩来来大寨视察时，十分关怀大寨的水利建设。他专门到水井旁，看了新修不久的小水泵房。他仔细地询问：这个井有多深？水量有多大？机器马力有多大？陈永贵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接着说：水够人吃了，还能解决一些沤肥用水。
中午，在欢迎贵宾的饭桌上，周恩来又谈到了水利问题，他突然问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天不下雨怎么办？”周恩来不等他们回答，又发问道：“三年大旱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嘛！要想办法彻底解决水源问题。”
支部的同志被问住了。他们不能不惊叹周恩来考虑问题是这样周到、长远！
在这以后，大寨人把周恩来的这句发问永远记在了心上。1976年，大寨大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奋战50多天，建成了一条全长14华里的“军民渠”，把昔阳县郭庄水库的水引到了虎头山。军民并肩战斗，又在虎头山上修起了一个可以蓄水34000担的“支农池”。以后大寨人又相继建成了5个蓄水池，总共可以蓄水8万担，起到了又防洪又抗旱的作用。
1972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从种到收没有落过透雨。这场大旱真的连续了三年。“天大旱，人大干”，大寨人民在大旱面前干得非常出色，战胜了三年大旱，夺得了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寨，一进村，他就问头一任铁姑娘队长赵素兰，去年做了多少个劳动日。素兰子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亲切鼓励说：“好，好，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劳动。”
那天，周恩来又到了素兰子家，坐在小板凳上，跟素兰子爹赵怀利唠起来。总理问：“你今年多大岁数？身体好吗？”
怀利开头跟总理说话心有点跳，拘束地说：“好，很好，我今年六十四。”
周恩来笑着问：“你看我多大岁数？”
怀利见总理这么近乎，也不感到拘束了，认真地端详了总理慈祥的面容说：“有五十来岁吧！”
周恩来笑得仰起了身子，伸出三个指头说：“我比你还大三岁呢！在座的人，除了我岁数大，就数你了，咱们可都得抓紧时间干社会主义噢！”
周恩来的视察就要结束了，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很快就跟他熟悉了，就像家里人一样。当周恩来离开大寨时，全村老少都到村外广场送行，看着总理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流下眼泪。
1965年春，陶鲁笳陪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到大寨考察。有一天他们三人参加由陈永贵主持的党支部会议，在会上，听到陈永贵在讲大寨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时，对1964年11月晋中地委组织“四清”工作队进驻大寨帮助“四清”，深表不满，认为这个工作队是有意要把大寨整垮的。
陈永贵说，1964年12月他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人大时，村里有的同志打电话告诉他，工作队认为大寨红旗旗杆上长出了虫虫，他们来大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虫虫挖掉，使大寨红旗举得更高。因此，在村干部“洗手洗澡”中，把许多同志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他听到这种情况后，在北京开会期间就向周恩来反映说，这种“四清”办法，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啦。说到这里，陈永贵竟感情冲动地流出了眼泪。
之后，据他们了解，工作队的某些同志，工作方式确实有些简单粗暴，对大寨有些干部提出了一些过火的不够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但没有根据说明他们是有意要把大寨整垮。最后“四清”的结果也表明大寨所有干部并不存在“四不清”的问题。陈永贵听到过一些过火的批评意见，就一触即跳，大发牢骚，这是他的骄傲情绪的流露。所以，当时李雪峰要陶鲁笳找他个别谈一谈，对他的骄傲情绪进行一次严肃的批评，帮助他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陶鲁笳按照这个精神耐心地和陈永贵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他爽快地表示接受批评帮助。
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大寨时，也曾谆谆告诫永贵同志和大队干部有两条要注意：一是，有了成绩，年老的不要骄傲自满，年轻人更不要骄傲自满，要检查自己的不足，虚心向别人学习，永远前进。二是，要发扬民主，办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能一人说了算。在肯定大寨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寨要多种树，控制水土流失；要立足三年大旱搞水利设施建设，保证稳产高产；要多储备粮食；办粮食加工厂，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还要办半耕半读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周总理的指示，大寨人都照办了。
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第三次访问大寨。当总理一行乘车到大寨村口，一下车看到大寨的巨大变化后，他高兴地对陈永贵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变化真大，你们老的小的干得好哇！”总理向外宾介绍，前两次来大寨时房子还没有这么多，树还没有长大，今天大寨人在新农村欢迎我们，变化真大呀！总理同社员握手时，特别注意上年纪的人。总理说：“我认识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大寨人，你们干得好哇！”当总理陪同外宾要步行上虎头山视察时，陈永贵说：“总理，可以坐车上山了，山上已修了盘山路。”总理说：“不坐车了，到了大寨就得有大寨精神，发扬大寨精神爬山哪！”到了虎头山上新修的蓄水池边时，总理向客人介绍说：“我1965年来时山上没有树，今日树木成林，又种了那么多水果树，梯田修得这么漂亮，又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都这么做了，干了这么多事……”
正在这个时候，邓大姐风趣地说：“你让永贵介绍吧，总理当大寨说明员了。”总理高兴地说：“我了解情况，可以当说明员了。”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埃切维里亚总统说：“我们今天来大寨，看到了你们这样巨大的成绩，看到了精神力量。大寨不仅是你们新中国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也是墨西哥的榜样。”
中午，周恩来来到郭凤莲家，抱着郭凤莲的儿子小军坐到炕上，不知哪位记者把这情景拍了下来。后来，总理走了，总理和小军在一起的照片却留作了永远的纪念。有多少人曾伫立在照片前，啧啧赞叹，露出羡慕的神色。
随着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普及和深入，陈永贵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反党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还有一些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因此，改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势在必行。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
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记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在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消息传出后，大寨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他们的“当家人”进了政治局。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宣布了一件人们盼望已久的事情：
“同志们，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因林彪事件整整中断了两年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再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这次的筹备工作，却是风雨交加。
从1973年底开始，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又在全国展开。
白卷英雄上大学。
批判晋剧《三上桃峰》。
围剿湘剧《园丁之歌》。
借小学生日记批所谓“师道尊严”。
借风庆轮返航批所谓“洋奴哲学”。
一个又一个的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大”以后刚刚恢复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前后又被迫中断了近一年的时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一伙借机生事的目的，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指向了邓小平。
1974年10月11日，中央终于正式下达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
此时，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中频繁召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酝酿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努力不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
这时，陈永贵也接到了周总理的召见通知。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禁眼眶湿润了。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也是亦惊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
陈永贵是一个聪明人，自然明白这些话的含意。他知道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也三天两头地在钓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在钓鱼台，他也闻出了味道。于是，他答应了对他的工作安排。接着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起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朝？时势造英雄嘛。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酝酿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一位“四人帮”成员。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陈永贵等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去长沙找他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批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