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并没有哪一个政府，愿意自己的治下百姓受苦受难，即使并非每一位统治者都具有相应的悯民情怀，仅是为着自己的统治安全考虑，也足以使他们不会以置百姓于艰难境地为乐事。若事实已当真如此，只能说统治者的智力出了点问题，糟糕地以他们有失丰富的头脑，遭遇到十分丰富的现实。比如嘉庆帝很想遏制官场中的腐败贪污之风，却单纯地以为灭掉一个和珅就能如愿以偿；比如光绪帝也曾着手改革，却天真地以为只要把新政颁布下去就能万事大吉。当现实实在太过于繁复，统治者只好于屡屡的挫败中，耐心地寻找对路的救治药丸。
若说问题的解决可以搁置，可以一直等到出现一颗与现实匹配的头脑，那么碰巧生活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却是无论如何也等不及的。或许他们也曾等待过，直到生活的实况再也无法支付更多的时日，供他们消费给这漫无期限的模糊等待——后来的事情表明，那些早已精疲力竭的土地，在持续经历了连连战火与番番灾荒的洗礼之后，直至1949年，才得以开始新一轮的复原性垦殖，才得以回归到久违的常态之中。在这期间，却是人人都要尽可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想方设法试图让自己活下去的——活着的日子，才是生命。
迫上眉睫的生活难题，很多时候会促使人们动用一个“走”字。所谓“人挪活，树挪死”，这是人之于树的最大长处，哪怕是唯一长处也足可庆幸。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是一大特色，由人口增长而来的人口流动也就成了其显要特征，尤其是“摊丁入地”的广泛推行，日益使人们有条件结束传统的植物般生活，从此可以动用自己的腿脚，为着生活去四处碰碰运气。在这些为数不菲的人口流动事件中，历史为其中一件取了个响亮的名字：闯关东。
简单而并非严格地说，“闯关东”是中国华北平原的农民，在有清一朝及民国前期（1644—1931年），陆续而持续地向东北迁移，以谋求生存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历时近三个世纪，涉及人口大致2500万。就这场迁徙的时间跨度与人口总额的浩荡规模来说，在清朝及民国移民史上居于首位，在中国移民史上也绝无仅有，在世界移民史上亦属罕见。这是中国农民用自己坚实的双脚，打造出来的一个漂亮的求生神话。
大背景中叙述的中国农民于清朝时期的生活情状，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缓慢而又漫长。当这一过程分摊到具体的农民个体，却并非人人都能得到这样一个相对从容的时间过渡。事实上在华北平原诸省，农民生活已然难以为继的现象，在每个时间段里都有发生，都有部分人需要依赖于移植来维系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这使闯关东者自清朝伊始，就已经纷纷登场并络绎不绝，求生的神话，也就此在荒野尘埃中得以生动演绎。
华北平原农民的迁徙之所以相对较早，又持续太久，与此区域的具体情况息息相关。相对而言，华北平原诸省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幅度也更大；土地集中为时更早，集中程度也更为严重；自然灾害也更频更多。这就注定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会面对更为剧烈的贫富差距，更为普遍的饥肠辘辘，更为让人灰心的故乡故土。
对于人口增长的主观因素，早在18世纪，多位学者就有过深入探讨。马尔萨斯认为，男女的情欲是人口增长的不竭动力。中国则几乎没有谁将其归罪于这点，是不以为然还是不好启齿，难以断言。汪士铎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中国陈旧的早婚早育与多子多福观念，有必要担当起主要罪责。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全面，起码对华北平原来说貌似有效。其中河南民间受早婚习俗影响相对更深，这使该省不仅为东北移送了很多农民，也在历史的流程中向其他各地送去了不少，“仅河南光山一县，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半个世纪，就向苏南、浙西、安徽和江西近60个地方输送了100万以上的农民”。
客观因素亦较齐全。在人口增长的主要历史阶段，华北遭受的战争影响相对小些，使人口增长有一个较为优越的社会环境；此区域的农业开发也较南方晚些，一直以来都无法利用传统农作物不适宜的土地，土地产量也不足乐观，美洲高产粮食作物最终传布到北方，则使人们有条件渐次脱离对数量有限的低地、盆地和谷地的依赖，而进入到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来取食。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以及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使其更有能力来保障人口更加顺畅的增长。故而相对南方而言，华北的人口增长取得了更好效果。早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华北地区的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南方六省区的人口则是3500万；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华北人口已达到1.03亿，南方六省区为1.36亿。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至此发生显著变化，其重心已在渐次向北推移。
人口更为迅捷的增长，势必会给土地带来更为麻烦的负担，这种负担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至于具体超出多少，则需事先弄清这样两个问题：有清之际，一个人最低的生活必需消费是多少？华北农民所需又是多少？
此问题早在人多为患的清朝时期，就已被若干忧患之士悉心探讨过，最可采信的答案出自洪亮吉，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的：“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意即每人“日不过食一升”，365天总需3石6斗5升。华北农民生活大致也是这个样子，甚至还必须得说相对更为节俭。
曾有学者不厌其烦地考证过数以万计的地方志，得出可资信赖的结论是：华北农民主体向以素食为生，食肉极少甚至终生不得食肉。据称山东济南府“饮食以粱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河南汲县农民“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唯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密县民间亦“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至于河北，1883年8月3日的《华北捷报》亦有报道，称农民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鉴于此，有更为慎重的学者，将华北农民的生存必需食粮减至3升之数，且被大多数同道认可（其实挺没道理的，经验知道，愈是素食，愈是能食。权且如此吧）。
——3石之米该取自多大一块土地？或者这样问：多大一块土地的产米才够一个人活？
不大好说，地与地的产量不同，地肥者多产，地瘠者少产；也还要将老天爷的心思是否顺畅即风调雨顺与否考虑在内，顺则增产，否则减产。故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不同地域均有不同数字。就全国平均的食粮数量而言，历来学者们是如此考证的：或者“荡田虽瘠，二亩当一亩，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即人均需地3.3—5亩；或者“终岁勤动，计十亩所入，得半不过十石”，即除去必缴租的半数之米，十亩田还余十石米，可养活2.5个人，则人均需地4亩；或者“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则人均需地2—4亩。综合来看，若着眼于全国，则亩产米不过1石，则人均需地当够4亩。
这两个数字并不适合华北平原。有人不失依据地指出，就华北平原的土地产量及灌溉条件而言，只有在采用复种模式即至少一年两熟时，亩产才能达到1石左右；若无复种，亩产只有五六斗。如此，华北人均需地必须与耕作方法相结合，复种需3亩，单作需6亩。
——有清之际，华北平原的人均土地是多少？
有学者根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出这样一组数字：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逐年递减，1766年3.75亩，1784年2.66亩，1812年2.36亩，1822年2.03亩，至人口增升到4.3亿的1851年，已仅为1.75亩。
这无疑是一串令人悲伤的数字，好在时下人们业已达成共识：这未必真实。
清朝官方的册籍土地统计数远非真实的地亩数。
首先它在统计过程中采用“折亩制”，标准地亩是240步，还要根据具体地块的肥瘠而增减步数。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山东《历城县志》记载：“民地之上者曰金地，以240步为亩；次者曰银地，以280步为亩；又次为者为铜地，以360步为亩；下者曰锡地，以600步为亩；最下者曰铁地，以720步为亩……军屯地之上者视民田金地，亩240步；中者视民田铜地，亩360步；下者视民田铁地，亩720步”。这样的土地估算之法，虽出于公平纳税的角度考虑，却也使地亩事实上成了赋税单位，与实际形成很大的误差。
其次是清朝地亩存在严重的虚报、漏报与隐匿不报现象。大致说来，当地方官打算捞取点儿政绩时，会产生虚报；当地方官显然更亟须经济支撑时，则会产生漏报，漏报之地并不意味着会有农民由此漏税，只代表税款将由国库漏到私人之囊；当地方官治下之有头有脸的地主豪绅，出于某种理由而不愿如实公布产业时，也就产生了隐匿不报。这些都会导致册籍统计的数字不实。纵向看来，漏报和隐匿不报又远远超过虚报，乾隆末期及其以后，漏报现象更为多见，加之还有部分由各种渠道获得的长期免税之地，可以推测官方统计的全国土地数在很大程度上要低于实际地亩数，由此使全国的人均地亩数看上去过于可怜。
纵然如此，人们也仍然普遍认为，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之际，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大概也只有3亩左右，实已不足饱民；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均地已只有2.25亩，民只好暂且吃个半饱。相对于南方诸省，华北平原的土地人均亩数有理由稍高些，但基于较低的亩产，仍可以揣测人们业已在饥寒界线以下。只能靠八分饱或者半饱以求活命的清朝黎庶，此时也还不知道要到哪块地上去淘弄那遮羞挡寒的五丈素布，此时也还不曾将人生必不可免的文化消费，诸如子女教育、春节祭祀和婚丧嫁娶等计算在内，也还不曾将经济作物的占地纳入其中，尤其是，还不曾将土地的高度集中考虑进来。
作为农业中国财富的最主要来源与最稳妥保障，土地在明末时期就已高度集中，李自成的农民军将明朝皇亲国戚及各大地主纷纷打倒，使部分土地回归到农民手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趋势。不过清初的战火，以及战火持续燃烧所必需的花费，都使土地可堪带给土地所有者的利润大幅度削减以至于归零，这曾一度令人们对土地不再眷恋直至欲抛之而后安。顺治十年（1653年）时，陕西“镇安等州县，田多荒芜，官给牛种招垦，尚且无人承种”；康熙初年之际，江南一带也有农民“相率以有田为戒矣，往往空书契券，求送缙绅……不得已委而弃之，逃避他乡”；即使是湖南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亦因“漕重役繁，弱者以田契送豪家，犹惧其不纳”。总之，颇多人“遗田如遗冤”，埋怨“祖父智不足”，这样的时期，自是无人会对买地置田感兴趣。
然而情况很快就变了。康熙中叶以后，社会制序渐趋稳定，赋税也已相对减轻，加之康雍两朝对农业生产70余年的鼓励，使土地终究回复了原初品性，给人以收益而不再或极少辜负人们的汗水，这令土地重又成了世人聚敛财富以及委以寄财的宝贝，“凡置产业，必当以土地为上”，毕竟世间唯一不惧水火不畏强盗的物质财产，就是土地。于是各朝各代反复上演的土地兼并，亦在清朝得以粉墨登场。
清朝的土地兼并更多以经济为手段，不同于明朝的多权政治背景来达成。明朝的藩王、官僚和缙绅等享有很多特权，包括土地赋税和徭役的免除与减削，使他们能以此吸引无力承担赋税的小土地所有者被迫来附，沦为其佃农，他们的土地来得无偿，若说有，也只是政治上的支付。清政府则从建国之初就对中原上层有所限制，令诸官僚与地主缙绅并无此等政治特权，故而清朝的土地从理论上讲，只能以经济买卖来取得陆续集中。
不过事实表明，这也只是一种变相的政治交易，无论何朝何代，即使还当真存有钱财无法打通的关节，也都会在权势面前败下阵来。很多时候，权势比钱财更好用，权势若再添加些微钱财以资表示，则会无阻于天下。清朝以经济兼并土地的特征，更多体现于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上，看似一桩正经交易，实质上只是一种貌似公允的巧买强卖，随着土地兼并风气的盛行，地价已日愈看涨，商人的根本信条则是以贱价买良田，遂手段纷呈难论公允。
山东的土地集中程度，居于全国先进行列，集中时间也早于他方。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有名的清官山东巡抚张鹏翮就有陈述：“今见山东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处甚多，皆由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无所倚靠，乃至如此”。据说当时沂州府有位庄姓大地主，所拥土地达5万余亩；日照县有位丁氏大地主，所拥地亩无数，以致到道光年间虽经屡世子孙败坏，仍积存有四五千亩。至乾隆时期，莱州府潍县的土地已被丁、岳、郭、王四大家族瓜分掉大半，曾于此做过县令的郑板桥说：“绕郭良田万顷赊，大多归并富豪家”；登州府亦是“巨家世族，田亩遍野”，以致“编户之民，类皆佃田自给”。
河南的土地兼并始自雍正之际，至乾隆朝已形成一定气候。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称：“民生贫富不齐，富者类多鄙吝刻薄，贫者则无营生，大约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该省除去部分官僚豪绅地主，更多的是外地商人地主，手中土地全趁灾荒年份低价购得。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巡抚毕沅奏称：“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每“值岁饥，土人多鬻田他徙”，外地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则“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
至于河北的土地，北部早在清初就已被满族贵族圈占，南部也被汉族地主陆续集中。18世纪前期，时人曾对该省获鹿县（今鹿泉市）土地占有情况做过调查，发现有61.3%的农户，在靠10.7%的耕地活命；4.2%的地主，攥着35.4%的土地。财富明显在向一端倾斜。暂时看来还勉强可以自给温饱的中等农户，则始终处于地主们的觊觎之中，中等农户极其脆弱的承灾能力，使他们很容易因某种意外成为地主们的下一个兼并对象。而意外总是很容易发生也很容易制造的，地主们有很多经济以及超经济的手段可资利用，从而达成早已被人期待许久的某种结局。
土地的高度集中，使上述的人均地亩数只能存在于纸面上，尽管那已是一连串过分偏低的数字。在任何年代，平均数都是一个十分可疑的数字，它总是以用意莫测的乐观，来蛮横地掩盖令人悲伤的事实，试图在每一双眼睛都还睁着的时候就瞒天过海。
不管土地事实上已经如何不足分配，以及业已分配得如何不成体统，这些土地也还不曾全面地种植庄稼。很长时间以来，经济作物就开始了与粮食作物争抢土地的较量，也是个人财富与他人温饱之间的变相较量。
资料显示，直隶、山东和河南的很多州县，主要收入都是从棉花获得的。整个18世纪，这些省份亦有很多稻田和良田改种烟草，使一些封疆大吏大为震惊，他们请来圣旨禁止民间种植烟草，政府的反复禁止敌不过双倍利润的长期竞争，因此人们仍然不断将粮田改为烟草地。道光九年（1829年）时，一位很有才干的学者和经济专家证明，在山东济宁县，烟草由当地六个家族垄断，他们雇工4000多人，每年收入约200万两。
这也是在“地不瘠，民不惰”的情况下，世人仍不能饱腹的原因之一。尤其奇妙的是，不仅那些不必为食物操心的富豪频植经济作物，就连农民自己也未必不种。这势必会导致区域内粮食存储有限，每遇灾荒，必致民饥。糟糕的是，华北的自然灾害偏又相对更多。
在顺治元年至道光十九年间全国范围内的28938次自然灾害中，发生于华北平原的有12256次，占42%，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区内又以直隶和山东为重。这些灾害以水灾和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是导致灾荒的主要因素，其次有风灾、霜灾、雹灾、虫灾、地震和时疫等。
其中发生于山东南部的一次地震，造成了极大的人口伤亡与经济损失。具体日期是1668年7月25日，具体地点是山东郯城。后人根据丰富的史料，将其认定为8.5级。震级如此之大的地震，在世界史上仅有20余次，在中国史上则旷古未有，至今堪与之相提并论的仅有两次，一次是1920年的宁夏海原地震，一次是1950年的西藏察隅地震。资料显示，此次地震以山东郯城为中心，使其与周边的临沂、临沭、莒南、莒县、沂水、新沂和宿迁等域内“地裂山崩”，以致“城垣尽堕，民居倾覆无算，男妇多被压死”。
一批在正常年景下都需终年粗粝方能度日的农民，在灾荒之年又将如何打发胃肠？与全国的状况一样，有地的卖地，有房的典房，无地无房的卖儿卖女，无儿无女的饿死于途。史册中有很多此类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年），山东寿光县大旱，次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乾隆十四年（1749年），山东黄县“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典卖地产之现象更是普遍。嘉庆年间“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连年灾荒，以致“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正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
灾荒的伤害之外，也还有税赋对农民生活的破坏，且很早以前就已如此。雍正元年（1723年）时，山东巡抚黄炳就在一份奏折中做过这样的陈述：“唯查各州县中，往往有田连阡陌而全无一丁者，有家无寸土而承办数丁者，穷民在丰稔之年，已难措办，设遇歉收之岁，更无力输将，此东省之民所以易去其乡而不顾也。”
据说华北农民的生活也曾相对好过。生活于1640—1715年间的蒲松龄，就曾证实他的家乡山东，一般农家每到过年都会有充足的存粮、鲜肉、鸡和蛋，以及自酿酒。即使此说并不夸张，鉴于后来的每况愈下以致难以为继，也不足以给人安慰。
土地的不可挪移性，决定了农民的非流动性，菌类性质的人生，从而成为农民的常态。不过世间总有力量来打破这种状况，给那些蘑菇样的人纷纷装上一双滑轮，让他们拔出深陷于故土的根须去四处流浪。历史的苦难，大多由农民的悲哀铸就。
——是劳心者之于劳力者的必然性胜利吗？
——若果真，则心智的训练就难以脱逃罪恶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