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寰 恢复高考，我的人生转折点
实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国人自豪、令世界惊叹和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人，经历过这段影响中国人命运的特殊历史时期，回顾往事，感慨颇多。
初一文化十年农龄的大专学生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我正读初一。那时还不满13周岁，是班里以至全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同时，我恐怕也是班里甚至是全年级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凶猛，记得初一的学年考试都没安排就停课了。时断时续地搞了两年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后，1968年8月前后，学校发给一张“还下乡青年介绍信”，交到生产大队，就算结束了学业，以“还乡知青”的身份加入到了生产队社员的行列中，一干就是10年……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关于决定恢复高考的讲话，犹如一声全面改革之前的响亮号角，划破沉寂的夜空！
消息传来时，第一感觉就是这事离自己太遥远，或者说就是不沾边。从时间上说离考试也就剩一个月左右了。当时我正在公社的创业队（即公社从各村抽调青年劳力统一用于完成农田水利等工程任务）劳动。
一天，一位伙伴提醒说：“你咋没去报名啊？”
我回答得既低调又简单：“我哪行啊！”
“全公社都报了70多人了，他们都比你强吗？”
这一反问像是点中了我的穴位！是啊，要说掂量自己的绝对水平，我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初一没全读完。但要论相对水平，从全公社拿出70多人来让我跟他们比，我不一定排在末位。因为当时在创业队的百八十个青年中，我大致也算得上是半个秀才吧！在这之前一两年，《铁岭日报》上还刊登过我写的信息报道呢（当时我正在开原的一个建材厂做临时工，报道写的是这厂里的事）。
在这位伙伴的有效“煽动”下，我回家向父亲提了此事，父亲也只淡淡地应了一句：“那就报呗。”于是给了我五角钱的报名费。
然而，初次报名受阻。有关人员以学历不够为由干脆予以拒绝。后来，好说歹说，总算恩准了。
说起备考，也只能在劳动之余。仓促应战二十几个夜晚之后，于12月1日走进考场。考试结果：成绩进了体检线。虽然榜上无名，但总算是沾了边儿。鉴于此，第二年我报名应考。这次，我以超过录取线7分的成绩（当年辽宁专科的录取线为280分）被阜新师专录取。可以肯定地说，像我这样只读过初一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并且没担任过教师（含民办）的这一茬人中，从农村一线考入高校是极为少见的。
班级第一 全市第一 全省第一
远离课堂十几年后再进校园学习，犹如梦境一般！此机会之于我，真乃不可得而得之！自己极为珍惜这从天而降的好时机。入学后，肯吃苦、狠用功，盯住知识难点死啃不放，铆足了劲儿一心想学好。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次考试就取得了班级第一名的成绩。在第一学年度荣获了“三好学生”称号。
198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紧邻郊区的一所完全中学：阜新市第五中学。怀着报答党、社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自己努力尽到人民教师的职责，工作上任劳任怨、服从安排，把全部身心都用到了带班、教课上，扎扎实实打好教学基本功。
我教的八二届高中1班，40多名学生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为了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并争取家长对班主任工作的配合与支持，共同教育好学生，我利用寒暑假骑着自行车访遍每一个学生家庭；业余时间学校统一组织为学生补课所得的补助费，我用来买了学生用品送给各班，对此学生们都深有感慨。为了鼓励学生学习，我把学校颁发给我个人的奖品奖给了班级学生。为了建立良好班集体，特别注意做好每位学生的思想工作。
在教学方面，虽然自己经验不足，但我严格要求自己，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学习功课，注重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这届学生毕业时，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就取得了所教学科（政治）高考成绩名列全市普高第一名的优异业绩。这一教学成果是当时主持工作的杨树森校长从市教育局林忠孝科长那里得知后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的。
1991年，我被抽调到海州区人事局工作，1994年任区编委办与（区人事局合署办公）副主任。1995年初，由于工作需要，又被调到市人才中心任信息科长，从事综合材料工作，其中信息宣传是一项主要任务。在单位领导的重视下，经过扎实努力，在自己撰稿和广泛进行组织发动等方面狠下工夫，从而使这项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省人才系统第一名成绩，本市有3个县区在全省（共100个县区）进入前10名，全市此项工作在整体上明显处于全省前列位置。从第三年开始，单位领导出于其他考虑，主动放弃争第一的要求，退而求其次，继续保持省内先进位次。
再次闯关充电拿下学士学位
参加工作后，自己深感作为中学教师仅有专科学历是远远不够的。业内有句行话：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先有一桶水。我一直在苦寻深造的机会。终于，1984年春，在《光明日报》上获悉东北师范大学面向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兴安盟公开招考本科函授生（据说这是东北师大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本科函授生），并告知，如专业课成绩优秀、外语成绩及格、论文及格，即可授予学士学位。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特别的兴奋！一是对东北师大的较高层次感到理想，二是还有机会争取学士学位，可以再拼搏一次，检验一下自己掌握知识的能力（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学外语在当时是很难的）。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应考复习和严格考试后，我被东北师大录取了！首次面授期间，对于到底还学不学外语有些犹豫不决，毕竟难度太大！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经过1010天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以80分的成绩闯过了这一外语难关！
然而，其中的艰辛是很不寻常的。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年龄——31周岁；英语基础——为“零”，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业务和学习负担——既要干好工作、教好课，又要学好专业课，东北师大的函授管理是很严格的，专业课成绩达到优秀已不容易；家务负担——孩子即将出生，爱人上班路很远，每天骑车往返约15公里，走的早回来的晚，租一间房住……花费精力的事很多；学外语条件——只有教材，没有参考书和习题答案，做完作业不知对错，没有人辅导。
音标学习是我的小妹妹在等高考录取通知书那段时间教我的。读课文和生词的录音磁带是到了第二学年时学校才提供的。所用教材为复旦大学组织编写的全国高校文科统一教材。那年9月底，孩子出生，我伺候了妻子两周，刚学的那点东西几乎忘光了。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里，当我把所面临的学习任务、目标及难度情况等向教英语的同事李老师描述完之后，他感叹地说了一句：太渺茫啦！
在那三年里，我把工作以外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差不多全用上了。校内“百树园”里、校园南墙外、校园西侧的农田里……到处都留下了我读书学习的身影，几本英语书由于经常曝于阳光之下翻看，褪色如古书一般。每天凌晨3点闹表一响就起床，向自己确定的赋予象征意义的固定地点跑个往返（4000米左右）再学习，冬夏从不间断。在做家务时，我用粗笔大字将英文段落或单词抄在硬纸上置于身旁，用心用脑读，借以充分利用时间。第一学年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在铁岭面授时，我偶然发现同学手中有第一册英语教材的习题答案书，便借来利用课余时间全部抄下来，为赶时间，顾不得休息，手指都累得不听使唤了。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不懈努力，我以专业课、英语和学位论文全部优秀这一成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学士学位。其实，这本学位证书里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结，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一种征服难关的愿望，是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来临时对个人学习能力的一种检验，是人生旅途的一种特殊历练。
从副主任调研员到政协委员
1996年，我参与完成了《阜新地区1996—2010年人才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研究》，荣获市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多次有二三千字的文章见诸《辽宁日报》《中国人事报》《组织人事报》《干部人事月报》《阜新日报》等报刊。
2003年，我获得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职称；2004年3月，由科长提为市人才中心副主任。2007年8月，提为副县级调研员。2007年11月，被推选为阜新市第十届政协委员，并代表所在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市委会撰写了《加强人才工作推进经济转型》的发言材料，在市十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受到领导和各界的广泛好评。2007年下半年，参加了阜新市社科联、市经济师协会联合组织的《当代经济师知识手册》人力资源管理部分的编写工作。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为辽宁省社科联2007年度研究课题。2008年4月，被阜新市公安局聘为“警风警纪监督员”，又担负起一份光荣的社会责任。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没有“如果”！故本人也不宜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致使我刚刚开始的学业就被荒废，如果我能读完初中高中，我会考入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成为一名怎样的人才，会对国家和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这一切都没法想象和猜测！
是国家领导人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决然作出的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并亲自挥笔改写招生的政审标准，使我从一个青年农民、还乡知青，成为一个合格的甚或优秀的人才，对社会和国家起到了比一个普通农民更为重要的作用。站在社会的角度审视这一改革政策，从当时说，使国家少了一批农民、工人或其他劳动者，而多了一批有用之才；从长远说，是将我们国家的人才选拔方式从歧途中拉回到正轨上来！结束了培养“白卷先生”的历史闹剧，使合格的、优秀的学苗得以到高校深造，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需的优秀人才如源头活水，永不枯竭。
（作者曾任阜新市政协委员）
赖邦凡 从一名建筑工人成为一名大学生
1978年不但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转折点，也是千百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转折点。国家在这一年年底决定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政策。而在这之前率先在教育领域恢复了已中止10多年的高等教育考试，接连在春、秋两季举行了1977级、1978级两届高考，使全国几十万有志青年通过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恢复高考的机遇面前，我有幸抓住了它，从一名下乡知青、建筑工人成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接受到了梦想多年的正规高等教育，并能够在大学毕业后为社会多做一点工作，也体现了更大的自身价值，我因此特别感谢当年国家及时恢复的高考。
在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同许多人一样，有了参加高考“过五关”的不寻常经历。因此，当年参加高考在我心里留下的记忆也就特别深刻。时至今日，我仍对当年的高考生涯记忆犹新，许多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那样清晰可辨。
迈过心理关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们参加高考首先迈过的第一关是心理关，不是接受心理考试或心理测试，而是首先要在自己心里建立起信任和树立起自信。因为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前，一些大学经过“文化大革命”停办，已经恢复办学有几年时间，但那时的学生不是通过考试录取，而是由基层组织层层推荐产生的，如此一来，推荐入学很快就弊病丛生，拉关系、走后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问题十分突出。推荐入学事实上成了产生腐败的一大温床，人们对此十分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因此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人们无不发自内心的拥护，但在见惯了前些年的推荐招工、推荐当兵、推荐上学以后，许多人对刚刚恢复的考试入学最初都是持一种怀疑、观望态度，对能够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尚未抱多大希望。我最初也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渴望着上大学，但又觉得自己毫无背景，上大学早已是梦里看花，属于可想而不可即的事，因此对1977级的全国第一次高考，我根本就没当回事。我的思想发生改变，最终决定准备高考，是在1978年的2月份。1977级的新生录取已经揭晓，看到一些同样无背景的人已经凭成绩考上了大学，我才真正相信上大学已变为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于是才下定了认真准备参加1978级高考的决心。
那时候，下决心参加高考不易，真正准备高考则更难。教材难找、老师难觅和工学矛盾都是我们必须自己克服的几道难关，作为初65级的毕业生，我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接受完初中教育。因此一旦动手使我迅速恢复平静进入了考试状态，这些老师的言行后来一直让我感动，我与他们并不熟识，却得到他们满腔热忱的关怀，我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到了师德之高贵，也受到了如何对待别人的教育，这些感受后来对我的思想观念都有积极影响。
期盼着的成绩通知单
笔试结束以后，我的高考生涯才告了一个段落，我同所有考生一样，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逐渐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每天上班做工，就是心里期盼着获知考试成绩。在8月20日那一天，县招委公布了考试成绩，将初定上线的考生及考分张贴在荣昌县人民政府的外墙上，同时告诉考生可以复查自己的成绩，还支持大学揭发招生中的舞弊行为，立即引来无数人关注，从那年公布的成绩看，由于当时各种条件限制，使得1978级的考试成绩远没有现在高考的成绩好。1978级所划出的最低分数线不过区区270分。重点分数线也不过340分。我仅仅351分的成绩就已名列县里文科考生的前列，我当时对自己的成绩一边是尚不满足，一边是还不敢完全相信这是准确的。直到自己去县委会拿到了考生个人的考试成绩通知单了，我才相信这是准确无误的。
漫长的等待
得到高考成绩以后，接下来的程序自然是填报志愿了，这同样是一个难题，而对报考志愿表，看着资料上密密麻麻的招生高校及专业名称，我为确定自己的3个重点、3个一般志愿颇费了一番踌躇，好久都举棋不定，迟迟不敢落笔。现在回忆我们当时的心情，大概同现在的考生也差不多，只是绝没有现在考生的心气高，绝没有非进某高校、某某专业不去的勇气。但唯恐考虑不周，造成录取落败或选择不当的患得患失想法还是很多的，害得亲戚、朋友都来关注我，有的还专程来家里帮我谋划。最后，我在大家的参谋下，根据自己的历史考试成绩最好而确定了第一志愿，重点大学——四川大学历史系；一般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交出志愿表以后，接着是一段更难耐的等待时间。那时觉得等待时间特别长，实际上只在10月国庆节以后，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开始传来有人已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这使我更觉坐卧不安。每天从工地回家，都希望邻居能立刻转交给我一封挂号信，但一连好几天我都失望了，我甚至有些担心是不是邮局出了差错，幸亏最终在10月10日的傍晚，我刚一进家门邻居就告诉我：“你有一封挂号信！邮递员没见到你本人就没投递。”我立刻就着急了，既顾不得没吃饭也顾不得天已晚，连忙就打听着到了邮递员的家里，他也十分理解我的心情，马上陪我去邮局，从柜子里取出那封挂号信交给我，我立刻感到这封挂号信的分量是那么重，因为不用拆开信件，仅凭信封下角的“西南师范学院”字样，我就知道我已经被西南师范学院录取了！
凭着收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我到居委会、派出所去办理了户口迁移证明，又到粮食局去办理了粮、油、副食品关系转移。规定的入学时间快到了，我开始收拾必要的东西，捆成简单的行李，做好了入学的一切准备。1978年10月29日晚上，我带着所有证明和这些东西离开家乡，乘火车经过重庆抵达北碚火车站，再乘坐接新生的校车到达学校。虽然路上一共用去了10多个小时，按理该感到很累，但我却非常兴奋，没有一丝丝倦意。10月30日下午，我如期在学院的新生报到处报到注册，完毕手续后立即将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徽别在胸前，这白底红字的校徽标志着我的大学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了。
（作者曾任重庆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赵春杰 农村娃成为博士生导师
没有什么能像改革开放这样彻底地改变着中国，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1960年4月，我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的一户农民家里。父母养育我们6个孩子，我排行老大。父亲是小学民办教师，挣大队工分，可那年头全国都一样，给教师打白条，父亲一年到头拿到家里的只是大队给的一张欠条。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生活每年就靠母亲养鸡、养猪艰难维持。我的整个童年记忆虽然也有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时的欢乐，但更多的是家里的困难环境。
每当回忆起童年时的生活，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挨饿时吃草根，挨冻时手脚溃烂，一桩桩、一件件，很是心酸。记得一次回家向妈妈要5元钱学费，妈妈东家借西家借也没有借到，并不是谁家都这么穷，而是我家太穷了，别人不敢借钱给我们。那一日妈妈抱着我哭得是那么伤心，那一次我一路哭到学校……
家里虽然困难，但我一直刻苦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我更充满了信心。1979年，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沈阳药学院，成为家乡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娃。之后，我的二弟考取了吉林工学院，我的三弟和四弟也陆续考上了沈阳药学院。家中6个孩子中的4个男孩都考上了大学，而2个女孩为了家中生活却过早地嫁人了，时至今日父母还常常在嘴边念叨对两个女儿的愧歉之意。
记得上大学来沈阳报到的那一天，我只带了一床被褥，身上只穿一套妈妈手工做的黄军装，接站的老师、学生一看就知道这是穷人家的孩子。靠着学校每月15元的甲等助学金，靠着同学的帮助，我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
1983年7月大学毕业，凭着4年的优异学习成绩，我有幸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由一个农村娃成为大学老师，我做梦都不敢想。
从我当大学老师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种感谢、感恩之心全部地倾注在事业上。我主动要求给学生当班主任，先后义务地给53期药分班、56期药分班、66期日语二班和70期理科基地班当班主任，共计17年。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学生身上，努力以自己的师德、学识影响和感染学生。深入地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亲身经历，培养和教育学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
和学生家长建立联系，沟通他们子女在校的学习情况和政治思想表现，为培养学生共同努力。同时，利用休息和假期，到药厂、药检所、防疫站等相关单位进行联系，指导学生到单位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开展科研训练，建立了以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生双向动态选择的科研训练基地，采取1周、3周、7周的递进式训练方法，使学生尽早了解专业领域，尽早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从看、学，到做。尽早接触科学前沿，明晰本学科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应用知识和自我学习提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
我深深地爱我的学生，在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中，这种爱是互相促进、共同增益的。56期药分班的一名同学经鼓励考取了协和研究生，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老师，真的谢谢您！”就这么短短的7个字，却字字出自学生内心。
66期日语班的一名同学被从日语班分流出来后，无法面对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在听了我分析出的优势后，深深地给我鞠躬，并在大四毕业时，顺利考上了研究生。
在我获得学校青年科技标兵称号时，66期日语班全体同学给我送来了精心制作的书匾，上面写道：“不觉间您已和我们共历了一年的岁月轮转。一年多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您温煦和蔼的微笑，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读出了您殷殷的爱护和挚切的希望。您以师者的智慧指导我们学习，引领我们思考，又以长亲的慈爱关注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前进。在这万灵重生的美好季节，得悉您致力的研究大有所成，我们的心里溢满无比的欣喜和自豪，此时，我们要用最热烈的声音告诉您，老师，我们永远爱您！”
作为教师，有谁能不为这样感人肺腑的语言所激动？
我和学生曾一起度过许多个元旦，做游戏、包饺子、讲故事、聊家常，最难忘的要数世纪之交。我们一起聆听了新世纪的第一声钟响，一起守候着新世纪的第一轮朝阳。那一刻，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动，都汇集在一起。没有了师生的界限，没有了年龄的阻隔，有的，只是32份火一样的感情，只是32颗跳动着一个声音的心灵！有许多学生到过我的家，他们喜欢吃我和夫人做的饭菜、喜欢教我女儿。
记得一次66期日语二班全班同学都来我家了，他们有的看电视、有的看录像、有的上网、有的打牌、有的聊天，学生们尽情地、轻松地、愉快地玩了一天。看着学生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和夫人精心准备的晚餐，我们两口子打心底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我也曾无数次组织学生攀登千山、凤凰山、棋盘山，游植物园、鸭绿江，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让学生深深地体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迅速，感受祖国秀丽河山的壮美，珍惜我们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青春灵魂融入在绿水青山里，欢乐的笑语回荡在蓝天白云间。
活动需要有经费，我积极和企业联系，得到了沈阳红旗制药厂、辽宁康博士制药集团、沈阳东陵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卫星制药厂的大力资助。特别是辽宁卫星制药厂还为70期理科基地班设立了校内人均奖金额度最高的“辽宁卫星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奖金2万元，连续奖励4年共8万元，解决了理科基地班生活困难品学兼优学生的后顾之忧。
一次，66期日语二班班长来找我，说晚上开班会要我一定参加。一进教室同学们一起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巨大的生日蜡烛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
一个同学跑过来献上了31朵鲜花，轻声对我说：“老师，今天是您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由温馨和真情装扮的教室，轻轻跳动的烛光诉说着无尽的师生真情，飘扬四周的乐曲表述着无限的师生关爱。这有声无声间，师生深情的气息弥散在每一个人心田，凝结为永恒的风景，永远的回忆。
每年的教师节都是我们做教师最幸福的日子，我的感受更深。亲手折叠的五彩星星、精心制作的各种贺卡，每一件礼物都是学生们用心挑选的真诚祝福。70期理科基地班同学送给我的“心血育英才，桃李满园开”锦旗更是别具匠心。
到2008年8月，我在教师这个岗位已经整整工作25年了！不经意间25个年头就要过去了，时间飞逝，岁月如梭。25年来，每当我听到或看到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的消息时，心中都不自觉地升起一种自豪感、幸福感、成就感！那些可爱的、调皮的、生动鲜活的面孔就在眼前！
25年来，我一直承担着本科生、成人教育学生、研究生等不同学历、不同层次的教学工作，并多年从事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及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除在校内授课以外，曾到过郑州、安阳、华阴、兰州、长沙、拉萨、石家庄、淄博、太原、北京、哈尔滨、长春、鞍山、丹东、本溪、铁岭、抚顺等地进行讲学，特别是北京，从2000年开始一直在那里进行执业药师考前培训。粗略计算一下，听过我授课的学生已达几万人了。在我的商务通里，有联系的学生就有3200多人，真可谓桃李满园了！
25年的大学教师生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弹指一瞬，白驹过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茫茫人海中，我只不过是一介微粒，一棵小草。我，一个昔日的农村娃，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博士生导师。
我是党的恢复高考制度、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作者曾任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赵亚洲 自学考试给我插上腾飞的翅膀
回首往事，“文革”初期我下乡插队当知青农民；又在改革开放初期，以不足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通过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改变了人生际遇；直到现在，我成为一名市政协委员、市统战干部，并获得了许多荣誉。
政策来了，为没有条件读书的人提供机会
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文革”前在城市生活的这代人，人生道路充满坎坷和辛酸。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学文化的年龄，却没有上学的机会，而要离开家庭，单身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干重体力劳动，依靠在生产队挣苦工分养活自己，长时间地过着比当时当地农民更加困难艰苦的农村生活。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国家和社会又要求我们有知识、有文凭、有职称证书和上岗资格证书，于是我们又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去寻求不脱产的读书途径。
江苏省在1983年下半年，落实了国家的自学考试政策，开始举办自学考试，为那些命运坎坷、没有条件或没有机遇进入有围墙大学读书的人们提供了机会。他们求知若渴，又不满足当时的生活现状，想摆脱困境或想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来提高自身素质，需求得到一纸能证明个人有真才实学、含金量较高的学历文凭证书，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谋取一个施展才智的工作岗位。正是自学考试为他们搭起了一座楼梯、架起了一座大桥，通过一套比较科学的考试程序，帮助走自学成才道路的人，接受到高等教育，以较少投入，获得高校自考文凭。
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在求学无门时，抓住参加自学考试的机遇，通过12年的努力，完成54门课程，我从工农出身、原有不足初一文化程度学历的上过河工、种过田、扛过大包、拉过平板车、做过炊事员的，一个干了18年繁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逆转成为一名具有自学能力的掌握中文专业、财会专业等科学文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享受到国家公务员待遇的市政协委员，荣获市级劳动模范、市扶贫促小康工作标兵、“江苏十佳自考生”等称号的淮安市市级机关党政干部。这些发展变化，都得益于自学考试给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自学考试与我的感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的自考经历，是闪烁着我人生一段最光彩乐章的往事。
考完54门课程 圆了“大学梦”
我是江苏省淮阴市（2001年初更名为淮安市）自学考试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的本科毕业生。1952年11月，我出生于工农家庭，14周岁时只有不足初一的学历（在校读书最后学历）。
1983年10月，32岁时在市三招食堂炊事员工作岗位上，报名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准考证号码：8300004，成为淮阴市首次举办自学考试的第四个报名者。1988年6月，37岁时，考完自考大专中文专业13门课程，以平均每门71分的好成绩，在市级机关汽车修理厂的会计工作岗位上，取得大专学历文凭，又继续报考自考本科考试，准考证号码：951010026。1995年6月，44岁时，考完自考本科中文专业12门课程，以平均每门66分的成绩，在市级机关行管局的会计工作岗位上，取得本科学历文凭，还获得自考南大的大专学历段经管专业2门单科合格证书。
我利用12年的业余时间，投入大量精力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只投入考试报名费和教材费累计有1000多元钱，扣除单位在我取得自考文凭后发给的奖金，大专学历段500元和本科学历段300元，我参加自考实际支付费用才有几百元钱，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考完自考南师大中文专业的大专、本科两个层次学历段的27门课程考试，每门平均成绩68分，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考试成绩为“优”字等级。
特别是在自考本科层次学历段的1988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期间，我不但坚持考完自考本科的12门课程，同时，还在做好会计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不脱岗地挤出时间，自学财会知识，分7次考完了不同形式的27门课程的财会专业知识考试，取得了会计职称和国家公务员身份，加上自考本科12门课程和2门经管课程，我在自考本科期间，合计6年时间内考完41门课程。如果再如上自考大专学历段考完的13门课程，那么我在参加自学考试的12年时间内，总计考完中文专业和财会专业的两个专业54门（自考中文27门和财会知识27门）大专以上课程，包含古汉语、古文选、高等数学、财会英语等高难度的课程。还在省、市刊物上发表文章62篇，其中4000字以上的文章就有6篇，成为热心调研自考工作、扶贫工作的“专业户”。我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追求着知识，在工作岗位上圆了“大学梦”。
靠自学改变了人生际遇
我曾有在三区一县的10个（其中6个是乡村基层）单位工作的经历，变换过22个工作岗位。每个工作岗位的业务知识都需要进行在职自学，我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新的专业，努力成为业务骨干。拥有8年农民、8年工人、8年聘干、8年科办员、8年正科级主任科员、2年正科职务处长的工作经历，其中，前18年干重体力劳动工作，后来都做脑力劳动（含坚持在农村扶贫5年的工作经历）工作。
我是在14周岁那年，遇上了1966年5月开始的“文革停课闹革命”，没有读完初中一年级就失学了。因父亲生病，我和二姐两人替父顶班拉平板车，当过一年多时间的搬运工人，挣钱养家糊口。1968年12月，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号召，拿了68届假学历的初中毕业证书和下放证书，就下乡插队到涟水县胡集公社胡别大队，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农民，4年后户口迁移到淮阴县城南公社轮窑大队，继续当插队知青农民。在农村，多次当扒河治水民工，在砖瓦厂当过一年多时间的装窑农民工，还为生产队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在货运码头上做过苦力装卸工和拉平板车的农民运输工。
1975年12月至1984年6月，我在清江市委招待所（地市合并后更名为市三招）做炊事员工人。1983年10月，32岁时报名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1984年9月，我的4门自考成绩都在70分以上，由于成绩优秀，上级主管部门调我到市级机关汽车修理厂做会计工作。
1988年6月，我自考大专毕业后，又经过一系列考试，先后取得会计员、助理会计师职称，还获得了全市会计知识大赛奖。市人事局在1989年11月，批准我为聘用干部。1990年10月，因我在1988年12月，参加全市13个县区会计知识大赛时获奖，市级机关行政处（后更名为行管局）又调我任处财务科会计。1992年夏季，参加省、市人事部门主考的大专学历层次的财会管理专业的“国家公务员录干考试”，考试合格后，成为国家公务员。1993年春季，通过考试取得会计岗位的上岗资格证书，秋季取得会计师职称资格的财会英语合格证书。
1993年初，市委、市政协知道我勤奋好学、认真工作，善于思考问题，常在省、市刊物上发表文章，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于是政治上安排我为市政协三届委员（党外）。我的参政议政文章和委员提案都受到市政协表彰。1995年9月，取得自考本科毕业文凭后，经市政协领导推荐，调到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后任科员、工商经济处副主任科员、经济处主任科员、干部处主任科员（其中：同时主持过民族宗教处工作四年、主持干部处工作一年半时间）。2007年初，任中共淮安市委统战部经济处处长。近几年还是市政协五届、六届委员（党内）（1999年10月入党），被市软建办聘请为淮安市软环境暨行风建设监督员。
1999年10月，市政府授予我淮阴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2001年2月，市委、市政府授予我“九五”期间“扶贫促小康工作标兵”（享受市级劳模待遇）光荣称号。2001年3月，我取得市级机关层次上的“参评省劳模”候选人资格。2003年11月，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授予我“江苏十佳自考生”称号。2004年12月，市委宣传部、市级机关工委表彰我为“创建学习型组织先进个人”。2006年10月，市政府授予我“淮安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光荣称号。
我在市级机关工作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提高机关干部素质的考试，包括在2001年的市级机关科级干部的竞争上岗考试和2002年县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考试，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市级机关干部在职自学评比中，我多次被评为“优秀”等级，并受到单位奖励，成为一名学习型的党政机关干部。
攻城不怕坚 苦战能过关
我在1983年11月，首次参加两门课程的自学考试，就取得了哲学75分、中共党史71分的好成绩。1984年上半年，取得逻辑学85分、现代汉语73分的好成绩。1984年下半年，取得文学概论72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60分的好成绩。
我一路逢关斩将，勇往直前，奋战在自考形式的战场上，以“坚持、挺住、苦读、研考”的“八字”自学精神，坚信能坚持到最后，就能取得自考成果。政治信念就是学习周恩来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动力是弥补因“文革”原因造成我在年轻时期没有机会读书而造成的遗憾，一定要圆上大学的梦。还有就是在年轻时干苦力活期间，磨炼出的能够艰苦奋斗的坚强毅力。正是这些信念、动力、毅力，支撑着我度过完成自学考试学业的整个过程。
我在长期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的过程中，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我在农村生产队当知青农民的八年间，靠辛勤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所经历的艰苦劳动生活的情景；浮现出我为了多挣工分和争取贫下中农、农村干部，以便使我有招工回城当工人的机遇，而常年坚持不畏惧艰难困苦，拼命干农活的情景；浮现出那些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经常以玉米面、山芋为主食，吃没有油盐、没有菜的粗杂粮稀饭，有时还吃不饱肚子，只好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还要长期坚持在农村干革命的情景；浮现出我肩上压着沉重的粪桶担子，下田施肥的劳动情景；浮现出我在寒冬腊月，为生产队积肥，赤着脚站在冰寒刺骨的河塘中，使劲地挖起淤泥，拼命地向岸上摔的情景；浮现出当扒河治水民工时，顶着寒风推着沉重的独木轮泥车，发狠使劲地从河底把沉重的泥车推上河滩的情景；浮现出生产队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连续多天安排我在大运河码头上做农民装卸工的情景；浮现出我冒着酷暑天气汗流浃背地肩扛200斤米包，歪着头，咬着牙，睁大了两只眼睛，紧张地望着脚下的跳板，一手叉住腰，一手拿着计数的竹签，同时还要用三个手指抓住米包角，挺住腰板，两腿撑着劲，一步步地从大运河上铁驳大船里的深舱中起步，走过多级跳板后，向上扛了200多米远，才扛到大运河的河滩上，把米包扔上粮食转运站高高的货堆顶的艰辛情景；浮现出烈日当头，我在拉着重货物平板车时那种弯腰蹶腚、蹬腿使劲爬桥坡的情景。
这些我亲身经历的艰苦劳动的场面，每当浮现在我的眼前就使我更加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用我在干苦力活过程中磨炼而形成的不怕苦、不怕累的“苦干”精神和“拼命”精神，来激励我奋发向上，追求知识、追求美好生活，圆我“大学梦”的坚定意志。
我常以革命老前辈叶剑英元帅的“攻城不怕坚，苦战能过关”和刘伯承元帅的“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名言，作为我战胜自考过程中困难的座右铭，以此振奋我的斗志，坚定了我敢于拼搏、奋力进取、一定要完成自考本科学业的决心。克服了边工作边学习的困难，克服了住房条件差、学习环境差、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中的困难，克服了社会上负面议论的心理障碍，探索出一个个走捷径的学习方法，熬过了一个个挑灯夜战的不眠之夜，下了苦工夫，才拿到了一门门自考好成绩。1995年5月，自考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获得南师大何永康教授评定的“优”字等级成绩后，因力支持我自学的妻子患严重的肾脏疾病，需要我护理，我的自考生涯才告结束。
我还在参加自考中文专业大专、本科学历段和自学财会业务知识的同时，年年都能较好地完成繁重的会计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有的年度公务员实绩考核，评为“优秀”等级，当选为先进工作者。
我挤出时间，运用以往学到的中文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勤写文章，发表文章，搞好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活动，寻找调研题材来练习写文章，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写好毕业答辩论文。1991年5月至1995年6月，我在省市的18个刊物上发表文章62篇，其中，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5篇。62篇文章类别为：论文23篇、政协委员提案12篇、政协全委会《简报》10篇、其他文章16篇，其中4000字以上的文章有6篇。
1995年5月，南师大何永康教授（后任南师大文学院院长）在我面前，宣布了我的自考中文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成绩为“优”字等级，还夸奖我不简单，从低起点的文化学历，通过自学，获得高层次大专、本科两个层次的学历文凭，使我真正感受到参加自学考试获得成功的喜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
为自学考试鼓与呼
我在自考本科学历段时期，为了报答市自学考试事业对我的恩情，更好地发展市自考事业，让自考同路人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助学政策，圆他们的求学梦，我运用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搞调研、写提案的政治条件，积极为市自学考试事业和广大自学考生利益鼓与呼。我的第一份提案、第一份调研报告的题材都是自学考试内容。
1993年春夏季节，我自发地对淮阴市自学考试工作的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参考省内外市的自考资料，结合我市自考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搞好自学考试工作的建议办法。我以市政协委员名义，撰写了《关于制定鼓励公民自学成才政策的建议》，共计11页7000多字，还自费刊印多份，找关系寄发到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套班子的各位领导人和有关单位主要领导人手中，反映社情民意，为市自考事业呐喊。
我还在省、市刊物上，发表了调研自学考试工作的系列文章10多篇，提交市政协委员提案2篇。其中有一篇自考调研文章，成为市政协三届二次全委会的大会交流发言材料。我为促进淮阴市出台自考优惠政策倾注了满腔热情，感动了市领导人，得到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教育局、市自考办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我在其中起到了呐喊促进、联系协调的作用。
1993年7月22日，当时在淮阴市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姜映梅还在我发表在《调研通讯》上的《建议进一步重视自学考试工作》一文的上方批示：“请市教育局吴局长阅，并转市招考办公室主任阅处。有关建议可研究。”1994年11月，淮阴市政府对市自考办拿出的关于加强自学考试的四条具体意见，及时以“淮政发〔1994〕272号文件”下发。
淮阴市政协把我的《再次建议政府拿出新的鼓励淮阴市公民自学成才的办法》的32014号提案内容及办理情况，列入1994年《淮阴市年鉴》的政协篇中，占总文字的四分之一篇幅。市政协还在1998年1月，把我的有关自考32014号提案和发展经济的31001号提案，评为“政协淮阴市三届委员优秀提案”，两份提案内容，收录在《政协淮阴市三届委员优秀提案》文集中。
江苏省的《自学考试》刊物编辑部，很重视淮阴市政府对我的提案答复情况，并撰写了有关新闻文章，刊登在1995年的《江苏省自学考试》刊物的第1、2期上，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淮阴市政府重视自学提案——将有重要政策出台》，作为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北京等地的自学考试刊物，也曾转载过淮阴市政府出台的鼓励公民自学成才、培养本地人才明智举措的文章，在省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淮阴市政府在1994年11月出台自考优惠政策后，城乡掀起了自学热潮。短短一年时间，全市的自考生人数迅速上升，从1.4万多人猛增到3万多人。农村高考落榜生纷纷来到城里，寻找助学资源，社会助学也相应得到发展，自考事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为本地培养出大批“永久牌”、飞不走的实用人才，在当时开拓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学考试工作良性发展的路子，事实证明自学考试事业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我还在纪念江苏省开展自学考试工作20周年之际，2003年11月26日，到南京市参加“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新华日报》在当日“与时俱进在江苏”的栏目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我参加自学考试事迹，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全国考办主任赵亮宏在主席台上和我握了手，并亲手授予我“江苏十佳自考生”荣誉证书。我还受到省教育厅领导和国家自考办领导的亲切接见，接受过多家新闻媒体记者的专题采访，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从内心感谢国家改革开放的自学考试政策，为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圆了“大学梦”，把我从工农出身的干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送到了市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上，有机会展示个人才华，留下参加自考12年的人生光彩篇章，验证了知识能改变命运，学习能创造未来的道理，以我自身的12年参加自考经历，深深地感受到国家自学考试政策的优越性。
自学考试是一项提高全民素质、对建设学习型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希望自学考试的教育形式与人类的高等教育事业进步永存。
（作者曾任江苏省淮安市政协委员）
王克行 让中国百姓吃上鲜美的对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读大学期间，从资料中得知日本人已进行对虾养殖，当时我国虾蟹类养殖尚属空白，我就想，日本人能养对虾，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养？从那时起，我便立志从事对虾养殖研究，理想就是要让中国百姓吃上人工养殖的对虾。20世纪60年代初我毕业留在山东海洋学院，担任海洋无脊椎动物养殖教学工作，即向领导提出了发展养虾业的设想与前景，得到领导的支持。但是这项研究的真正实践与推广，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
成功研发育苗养殖技术
青岛是海洋科研的前沿阵地，我国的对虾养殖发端于青岛，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推广到全国。
1979年，我们与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承担了国家攻关课题——对虾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研究，于198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远远超过了日本的生产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85年，我们共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获北京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金奖。
1987年受广东省水产厅的邀请，我带着一个研究生到海南文昌县（当时海南尚属于广东省）进行斑节对虾苗种生产试验。当时，海南受中国台湾养殖技术影响，一直采用虾池遮光育苗法。通过试验我发现，斑节对虾幼体并不怕光。于是我打破了传统的育苗池遮光的育苗办法，并采取室外大面积培养综合饵料的方法，与当地技术员一起日夜不分地在育苗池边观察、记录。经过45天的工作，培育出斑节对虾虾苗360万尾，相当于海南岛全部试验点9年产量的总和。
后来得知，当时海南请了三组人在不同点搞斑节对虾的苗种试验。一组是日本东京水产大学的，一组是中国台湾搞水产养殖的，还有一组就是我们，青岛海洋大学的。得知我们只用45天就培育出斑节对虾虾苗360万尾，日本人惊得直摇头，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在海南搞了两年育苗都失败了。我当时一边工作，一边讲课，培训地方技术力量，1988年就将这一成果在海南迅速推开，当地报纸报道称，海南终于突破了斑节对虾育苗的难关。海南之行我没要任何报酬，只是带着珍贵的实验资料回到了学校。临行前，省厅和县上的领导为我送行，感谢的话说了一箩筐，还送了我一副字联，上书“克己奉公，行为楷模”。这8个字我不敢当，不过这些年来我一直用来要求自己、勉励自己。
奋力推广养殖技术
青岛及山东东部养虾业发展起来了，而西部黄河三角洲的养虾业却发展缓慢。为了推动该区域对虾养殖的发展，1986年我开始将工作重点向西部转移，帮助胜利油田、垦利县等地筹划养虾业的发展并培训技术力量。
1988—1990年，我到东营市垦利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与地方领导密切配合，运筹养虾业的发展规划，指挥生产。我把办公室设在生产第一线，春天蹲在育苗场指挥苗种生产，夏天蹲在养成场指挥养虾生产，不分昼夜，哪里有问题就去哪里。虾农们都愿意和我聊天，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垦利县养虾成为东营市对虾养殖的一个亮点。当时东营到处盛传，说垦利县有个副县长是个养虾大王。附近几个县区政府也邀我当顾问，我抽空便四处跑，帮助他们培训养虾技术人才，解决养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从而掀起了整个黄河三角洲地区对虾养殖业的热潮。
在垦利，我还带着研究生与当地技术人员，根据当地的需求和地方特点，进行了利用地下咸水的热量进行亲虾越冬培育，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方法节省了燃料，减低了亲虾越冬成本。我听说当地野生的田菁籽中含有丰富蛋白质，便提出了以此作为对虾饲料原料的试验项目。通过试验发现田菁籽经过去毒处理后，可以取代部分大豆蛋白，并应用于生产中。这一成果获得了东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奖虽不高却带动了该县水产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传授了科研的基本方法，促进了当地水产科研的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沿海大面积开展人工养殖以来，中国对虾养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从1984年起，青岛开始实行对虾放流增殖，沿海出现养虾热，至1987年，青岛郊区42处对虾养殖池面积达10.74亩，达到了对虾养殖业的顶峰时期，并掀起了以中国对虾为代表的我国第二次海水养殖浪潮。1992年全国养殖面积发展到13.867万公顷，对虾产量达20.7万吨，平均单产99.5千克，成为世界第一养虾大国，并为沿海许多地方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开辟了新路子。中国连续十几年创造了对虾总产量、总出口量、育苗量的三个世界第一。
我国成为世界养虾大国
日本对虾又叫花虾、竹节虾、花尾虾、斑节虾、车虾。我国北方本来没有自然分布的日本对虾，面对黄渤海中国对虾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我于1992年首次提出在黄海放流增殖日本对虾的可行性分析，并争取了课题，与山东省海洋捕捞增殖站等多个单位合作，于1995年首次在黄海的乳山市沿海进行了日本对虾放流增殖试验，主要是探索日本对虾在黄海中部的生长、栖息、索饵、洄游、繁殖规律以及定居情况。
我们培育亲虾和繁育虾苗，两年共放流日本对虾虾苗1000余万尾，放流后进行跟踪回捕调查，确定了放流日本对虾的移动范围及越冬场所，并于放流第二年在文登、乳山、海阳沿海捕到了成熟交配后的母虾，证明了日本对虾可以在黄海越冬和繁殖的推断。此后每年在黄海中、南部均可捕到少批量的日本对虾，取得放流增殖的成功。这一成果受到辽宁、河北及山东省水产部门的重视，在这几个省的日本对虾放流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如辽西海域日本对虾生产性放流的投入产出比为1∶5.4。为此，该成果获得了山东省1997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正当我国成为世界养虾大国之际，1992年在福建省爆发了一场死亡率极高的对虾白斑病毒病，该病在两年内传遍了全国沿海，使我国新生的养虾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养殖对虾产量急剧下降。看到虾农因病害严重又无法控制而造成的破产，我感到十分内疚和痛心。我带领助手和研究生深入到东营市养虾场进行防病技术研究，为减少养虾业排污对近海的污染，防止虾病传播，进行了封闭内净养虾技术试验。经过两年的努力，初步探讨了对虾白斑病爆发与环境的关系及该病的传播途径，制定了封闭内净养虾技术，经试验具有较好的防病作用。
而后我又与垦利县水产局一起试验成功在重盐碱地区利用地下渗水养虾技术。根据盐碱地地下水的化学分析，得知地下水含钾量过低是造成虾苗死亡的原因，通过添加钾盐解决了死虾问题。针对盐碱地地下水含盐量大的特点，并根据对虾生长的需求，加入淡水调节到最佳盐度。这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防病问题，也为重盐碱地的开发利用找到了一条有效利用的新途径。因盐碱地开发难度大，常规农业开发难以奏效。而渗水养虾独辟蹊径，开拓了盐碱地开发利用的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滨州、东营地区地下渗水养虾规模已达数万亩，成为山东省人工养殖对虾的主要产区，经济效益巨大，为此获得了东营市2001年技术进步特等奖。
打破全国养虾纪录
2001年，我已是古稀之年。10月份办完退休手续，我没有坐在家里安享晚年，而是与青岛市宝荣水产养殖公司首次在北方进行南美白对虾的工厂化养殖试验。所谓工厂化养虾就是利用工业手段，控制池内生态环境，为对虾创造一个最佳的生存和生长条件，在高密度集约化的放养情况下，投放优质饲料，促进对虾的顺利生长，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质量，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我设计了养虾池并与助手蹲在虾池边根据池水变化采取相应措施，最终取得了可喜的试验成果，打破了全国养虾纪录，亩产达2.5吨。这一成果已在青岛地区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效果，获得了青岛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每年我还多次深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乡镇为虾农讲课，技术咨询、现场示范，传授推广对虾健康养殖技术。只要虾农遇到问题，不论严寒酷暑，我尽量去帮助解决，而且不收报酬。我还总结了一生的养虾经验和研究成果，撰写了专著《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出版），编写了《对虾养殖》《实用对虾养殖技术》《虾蟹类增养殖学》等教材。《虾蟹类增养殖学》自1997年出版后，至今仍被国内水产院校作为教材使用。
中国对虾养殖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重产量更要注重绿色与安全。2004年1月，农业科技跨越计划项目——对虾工厂化养殖与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在青岛实施，我被聘为项目顾问，和黄海所课题组共同探索对虾养殖绿色安全之路。我参与了课题开发报告的研讨、工作计划的制订等，并下基层到各养殖示范点查看，了解研究项目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遗憾的是因年事已高，不能蹲守养殖第一线，只能“顾”一下，“问”一下，出谋划策。当看到课题组把对虾工厂化养殖设施配套和水质控制等核心技术与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和营养强化、质量控制技术、病毒病快速诊断及综合防治等配套技术进行组装集成，形成了“对虾养殖与质量控制技术体系”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对虾养殖已是我国海水养殖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支柱产业，超过全世界养殖对虾产量的一半。我实现了年轻时的远大理想，看到对虾已成为平民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看到虾农们因养殖对虾而过上了好日子，我觉得我这一生是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也由衷感谢对外开放的好政策。
（作者时任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丽君/整理）
郑伟安 攀登科学高峰的小木匠
艰难的自学之路
1968年，我从上海市长乐中学毕业，名义上是初中毕业，但因为1966年我初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实际上只学了一点点语文和数学，初中的主要课程，比如平面几何、物理、化学等都没有学过。
毕业之后，因为我患有支气管哮喘，申请上山下乡没有被批准，班主任通知我安心在家等待分配。那时候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可惜，又因为那时提倡学马列，于是我就开始自学哲学，从《矛盾论》《实践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始，一直到读了不少马列的原著。
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他正在自学数学，高中数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也到旧书店买了高中教材开始自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初中、高中数理化全学完了。一开始，我花了三个月就把平面几何学完了，之后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于是找了“文革”前的数学竞赛题，结果发现还是做不来。后来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借到了华罗庚先生写的《给青年数学家们》，这也是介绍自己怎么自学的书。我发现华罗庚也和我有一样自学的经历，在书中提到他自学起先贪快，学习效果不好，结果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于是我也从头开始学，这一次我改变了学习方法，每一个定理不是看懂它的证明过程就算了，而是合上书，自己重新再证一遍，过两周再回过来，看能不能再证一遍，这样就比较踏实。于是花了约一年时间，把初中、高中的课程，包括英语都学完了。
1971年左右，我觉得可以自学大学课程了。那时候社会上学无线电很热，最初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自学无线电，于是自学了微积分、普通物理、理论力学以及无线电专业的一些课程，差不多大学工科前三年的课程都自学完了。1973年暑假后，我被分配在街道五金修理工场，干了半年，1974年又转到街道房屋修建队担任木工。那时候我想继续自学无线电，但是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8元人民币，学无线电要设备，购买实验设备的经济压力对我来说就比较大，所以决定转学数学，觉得学习数学这方面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小。于是我把自己组装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卖掉，换来10元钱，买了大学数学书，开始自学数学。
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学系统的自学教材，我最初买的一批数学书中有几本来自复旦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套教材，书后附录了大学数学系课程总目，这样我才知道了大学数学系要学习哪些科目，然后就据此寻找同名的数学教材。
那时候我为找书花了很大精力，只能经常跑旧书店，也不管是不是一个丛书系列中的，就是按照科目名称，发现一本买一本。现在我还记得，比如说我自学《实变函数》用的是吉林大学的教材，而《概率统计》就用了同济大学的版本。实在买不到的书，就去图书馆和阅览室看，我的《高等代数》与《拓扑学》课程，就是分别在卢湾区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学完的。
被华东师大破格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1976年初，我的一个堂兄看到了我的论文，他和华东师大数学系的程其襄先生是远亲，所以就为我引见了程先生，于是我就把我的论文给了程先生，请他指教。1977年，在我一次去拜访程先生的时候，当时师大数学系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郑启明老师也来看望程先生，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瘦瘦的，高个子，他翻看了一下我的论文，据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好看到我论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看到我引用了五种语言的专业文献，因此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问我是否愿意把论文拿到师大数学系再去给其他老师看看。我当然很高兴，程先生也表示支持。后来我听说，郑启明老师把我的论文给了师大数学系的老师，还寄到北京征求了中科院数学所专攻概率学的严加安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是我的论文证明正确，其中有一些结果甚至是新的。
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华东师大最初考虑让我这个初中毕业生跳级读大学一年级，但是后来发现我已经掌握了大学数学系专业课程。那时候，复旦大学苏步青先生在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时候，提到有不少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年轻人通过自学成才，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认同。苏步青先生获得特批，可以于1977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组织考试招收研究生。因此，华东师大也有了准备破格将我招为研究生的打算。
一天，我正在屋顶干活铺油毛毡的时候，有人在下面叫我，说有大学的人来找我。我赶到房修队队部，华东师大数学系的两位老师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决定对我组织专门考试。两周后，我就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馆的一个小教室里参加了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考试。考试之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对于我的业务能力非常满意。他们把我的成绩上报到高教局，要求高教局批准录取我为华东师大研究生。
但是，当时还是1977年，学校工宣队到街道居委会调查我的政治情况，虽然我那时候已经在1975年加入了共青团，但据说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录取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情况被当时卢湾区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了解了。那时，区委正在调查区内社会青年的能力，这位领导同志了解到我能够用五种外语阅读数学专业文献，并完成了数学专业论文，还通过了华东师大组织的考试之后，在全区干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的自学，这样我才通过了“政审”这一关。
虽然华东师范大学1977年冬季已经将我的详细材料上报，1978年2月又正式提交了报告，但有关部门认为对我的提前录取不符合规章制度，坚持要求我在1978年暑假后再重新参加统一考试。但是可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党委书记陈准堤最后还是决定对我实施破格录取，让我在1978年春节后就进校报到，8月开始学习。而我的研究生资格最后是在1979年10月才得到有关部门批复事后确认的，总算同意把我列入1978年研究生培养名单，我才算不是“黑户口”。在这之前，我领到的学生证上只有我的名字，学籍栏一栏空白，而按照当时规定作为研究生的工资也只能从教工生活补助费中垫支，连拿的借书证都是受到限制的“临时借书证”。
立志去攀科学的高峰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作为青年自学者的代表，被选为上海市科学大会代表。1978年2月，上海市科学大会召开，会前我得到通知，要我准备做大会发言。我当时高度紧张，因为我那时还不到26岁。
在这次大会发言的都是学部委员一级的老科学家或者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我一个小年轻，要对着两万人讲话，几乎吓坏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进会场时，之前采访过我的新华社的记者陈毛弟同志走过来对我说：“你这次不是代表你自己，你要想想，你代表的是很多像你这样，拼命想学习但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发言，不要只想到就是你自己，你是代表了你们这一批人发言。”听了他的话，我才一下镇定下来，最后，我以《发扬攻关精神努力攀登数学研究高峰》为题，做了大约五分钟的发言。发言中，我说到我这样一个“小木匠”，却想攀登科学高峰。于是“小木匠”成了要跟我一辈子的“绰号”，不少媒体乃至师长、朋友见了我都称我为“小木匠”。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由魏宗舒和茆诗松两位先生担任我的导师，当时《测度论》《矩阵代数》等几门研究生必修基础课我自学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了，就向导师反映不必再重新学习了，于是茆老师同意让我准备一个星期然后提前参加有关课程的考试，我的基础课就这样通过考试得以免修，让我腾出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和从事科研。魏先生和茆先生的研究领域都是偏重数理统计，但是我的兴趣和特长是在概率论理论研究，虽然当时按照规定改变专业研究方向都需要经上级部门审批，但是在导师支持下，数学系同意我改变研究方向，而且破格让我作为华东师大代表参加全国数学年会和莫干山概率论暑期讨论班，让我在与同行的交流、学习中开阔视野。
1979年，我在莫干山参加中科院数学所举办的概率论暑期讨论班。当时侯振挺先生提出，苏联里普采尔、雅里雅耶夫的《随机过程统计》中有两个定理没有给出证明，中科院的严加安就对我说：“小郑，你冲劲很足的，这个题目给你，你去证证看。”我那时候也是毛毛糙糙的，先是找了个反例，随后给了个证明，结果和复旦大学的汪嘉冈老师交流的时候被他很快看出漏洞，第三次我又找了个反例，终于成立了，从而把两个定理都推翻了。后来我据此完成了《关于随机变量的条件期望序列的收敛性的注记》，我提出的这个反例被侯振挺先生推荐到了国际概率论研究的顶级杂志《概率论及其临近领域纪事》上，因为这两个定理很多书都在作为理论基础引用，所以我对这两个定理的推翻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这篇论文之外，我在校两年还完成了三篇论文，都在SCI所收录学术期刊上获得发表，加上专业课程我都已经通过，1980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我的毕业论文《关于鞅论的一些研究》答辩会，同意我提前毕业，这在当时也是破格的举动，上海《文汇报》都做了报道，还为此组织了专题座谈讨论，对教学改革的自主招生、灵活学制等措施进行讨论。应该说，我从来没想过提前毕业。所以在组织上让我提前毕业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我总是用一句话勉励自己：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小木匠”今天的机会。祖国培养了我，我一定要为党的好政策争气。
34岁的我被破格提为教授
1981年底，在学校安排下，我作为华东师大访问学者，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那时候，在与我一起获得出国进修机会的教师中，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真能出去。有人还说，怕在出国飞机上被叫下去说还有问题没查清楚。我对自己能出国也是不敢全部相信的，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好，给像我这样愿意学习的知识青年们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当然出国一看，我懂得了，如果再不搞改革开放，中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就要被拉得更大了。
进修期原定两年，也没有拿学位的任务，我在法国的导师梅耶教授根据我在法国期间的表现，建议我在法国再多留一段时间，他愿意资助我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根据外事纪律我征求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学校的意见，大使馆他们非常支持，表示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是法国荣誉很高的最高学位，当时中国人获得这个学位的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能够拿到是为国争光的事情。我给学校写信，华东师大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延长了半年在法国的进修，最后也没有参加有关的考试，1984年6月直接参加答辩，破格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从法国回来后，我回到华东师大，为研究生讲授随机力学课程，这是国内首次开设这门课程，将概率理论引入物理。我当时带了两个学生，陈振庆、王嘉平，他们现在也已经40多岁，都已经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专家了。1985年我前往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半年的访问副教授，随后受英国爱丁堡大学邀请担任research assistant。当时我在英国的合作伙伴莱恩斯教授与我年纪相若，是当时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不过他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正在街道房修队学木匠，而我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政策，要我和莱恩斯获得合作伙伴资格是不敢想象的。我在英国原计划工作三年，考虑到华东师大的教学任务，我和爱丁堡大学沟通后，改为我在1985—1986年、1987—1988年两个学年赴英国，中间有一年回到华东师大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里，华东师范大学根据当时积极鼓励青年学者的政策，在我的工资标准、住房分配等方面都打破年资要求进行了倾斜照顾，以便让我专心于科研。我回国的时候，一下把我的每月工资标准定在84元，比很多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师都高。虽然没有正式评定职称，前往德国交流的时候，学校特别同意我以副教授的名义对外。那时候很多中年的老师都没有升教授，而1986年1月，34岁的我被破格提升教授，这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了。当年7月，我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确定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我对自己能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博导的事，至今还对当时师大各级组织怀有非常感激之情。
（作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杨国桢 深情回望1978
1978年，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的大转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开启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一年，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带来全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文化的全面繁荣、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这一年，也是我个人生活和命运的转折点，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起航，我成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受惠者。
学术积累的喷发之年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领导职务后，拨乱反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术文化界开始重现新机。国庆节前后，我收到人民出版社的来信，告知该社恢复出版学术著作，拙稿《林则徐传》被列入出版计划，约我及早安排时间修改交稿。大概是在1975年，时任人民出版社政治部主任的范用同志来厦大，得知我在“文革”前穷搜史料和苦心思索，写了一本30万字的《林则徐传》书稿，几经劫难还完整地保存下来，他很感动，回京后提议列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选题。碍于当时“左”的政治标准（林则徐虽是民族英雄，但属于帝王将相、地主阶级，不宜立传），出版社建议我改写成一本字数10万的通俗读物。我感谢他们奖掖后进的苦心，但这一变动有违我原来写作的初衷，没有从命。粉碎“四人帮”后才一年，就迎来了出版学术著作的契机，怎不令我激动万分呢？从这年冬天开始，我在教学工作之余，全心投入，挑灯夜战，争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1978年，我38岁。说来惭愧，大学毕业当助教17年了，子女尚小，工资十多年不变，生活清苦。为了节省，我用没有格子的白纸来写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及时地寄来稿纸，并预付1000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年半的工资），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寻事实，记载历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潜修的学术积累喷发出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改了又改的旧稿重新修订一遍；又冒着酷暑炎夏，汗流浃背，一字一字地把这部36万多字的书稿抄清。手掌抄肿了，中指结起了老茧，心情却十分舒畅，消瘦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出版社审稿完毕，表示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于次年春后奉命上京，住进人民出版社，修改定稿。当时一位知名的老编辑告诉我，“你是跨过人民出版社学术门坎的第一个年轻人”，鼓励有加，语重心长，令我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心存感动和感激。
《林则徐传》出版后，受到郑天挺、姚薇元、丁名楠、戴逸等前辈名家的激赏和读者的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均有评介。王震将军在休养期间读了这本书，于1981年11月28日在鼓浪屿宾馆召见了我，询问林则徐在新疆的事迹，回京后又在《红旗》1982年第1期上发表《学习中国近代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到了这本书。1984年，他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我有幸出现在欢迎的行列。这一切，都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坚定了我攀登学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20世纪80年代，我以这本书为起点，陆续出版了《陈嘉庚传》（合著，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林则徐书简》《西海纪游草》（点校）、《陈嘉庚》《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林则徐论考》等书，走进了学术的殿堂。1996年以来，为维护中国海洋发展的主权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我又与时俱进，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共20册。
几十年来，我把所做的一切，看作是对1978年的感恩。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走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1978年的恩惠，哪有后来的学术之树常青呢？
改革开放的受惠之年
1978年，我和广大高校中青年教师一样，被评定为讲师，改善了生活和住房条件。讲师只是中级职称，如果不是多年折腾，早该解决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迟到的公正”。但在当年，这是落实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政策，贯彻邓小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举措，使我们都有获得解放，“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这一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我调入该所工作，参与筹办全国第一家经济史专业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月，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经济史）两个专业，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点。我走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快车道，努力拼搏，趁势而上，打破论资排辈，脱颖而出。1985年，我从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我成为当时全国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此，我牢记前辈与师长的嘱咐，担起承前启后的重托，走上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岗位。20年间，我指导培养的博士，大多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成为独当一面的学术骨干，14人晋升教授、研究员，其中11人担任博士生导师。我还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多次参与审核全国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与重点学科、复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课题，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学位制度及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和完善的进程。
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大门，我是学术边缘地区先得风气者。1979年5月，我得到第一次和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出席美国明史学家访华团的交流报告会。1985—1986年，我首次走出国门，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三个月、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年访问研究，顺访加拿大、墨西哥，感受国际学术潮流，进修提高自己。1988年，我作为中方主持人，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台湾“中研院”民族所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1992年6月，我率中国大陆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访问团，到台湾学术交流。以后我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顺访荷兰、比利时、新加坡；先后受聘台湾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往返海峡两岸。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视野更加广阔，认识了不同文化观念的接触、理解与融合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深远意义。
我的成长和进步，与改革开放同行，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我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1994年，经人事部审批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没有1978年改革开放奠定事业和生活的新起点，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回报国家的起运之年
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修改政协章程，为新时期社会各界参政议政、报效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一年，我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1984年出任副所长，1987年升任所长并当选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1988年，我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步入人民大会堂，感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氛围，以及与委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激扬文字、仗义执言的风范，还被推举为大会选举的监票员，接受了有序参与政治的洗礼。二次会议期间，我追随老委员提出“必须加强保护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从此，我连续担任了4届共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秉持“提出关乎国家利益的议题，需要智慧。在人们尚未关注之时发现并提出议题，需要勇气。超前的思考不能立即进入国家的议事日程，需要耐心。孜孜以求，不轻言放弃，留下记录，就是胜利”的参政议政理念，不论进退，昂首前行。每年全程出席大会，撰写提案和大会发言材料，参加视察活动，还先后参加了对福建、广东、海南水利建设，内蒙古、四川、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山东海洋经济，海南生态文明村，浙江、湖南、新疆文化建设的考察调研，建言献策。我参加最后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的“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法机制”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有机会参与人民政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经历。在这过程中，我有过“说了也白说”的无奈，也分享了几经波折，终于得到重视的喜悦。20年结缘北京，在全国政协的大家庭里过生日，成了我永恒的美好记忆。追本溯源，没有1978年人民政协恢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完善和发展，也就没有我的政治生命。告别政协之际，我收获了信任和快乐，参与的两项提案：停建厦门PX项目，建立海沧保税港，都得到实现。
1978年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写了我的人生。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是我挥之不去的“1978年情结”。
回望1978年，我心潮澎湃，终生难忘。
（作者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麦康森 对外开放圆了我的科研梦
1982年7月，我从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海水养殖专业本科毕业，并考取了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就在我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的5月，国家开放了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此，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青岛的海洋科学技术也迎来了新的时期。
从研究鲍鱼入手开辟鱼虾贝类营养学研究新领域
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既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又给了我爱哪行干哪行的选择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青岛已经是中国现代海洋科研的前沿阵地。驻青海洋科研院校在国内首先解决了对虾养殖的人工育苗问题，结束了对虾幼苗靠海洋捕捞的历史，快速地推动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初期缺少宏观调控的爆发式产业发展模式，很快就暴露了养殖饲料极缺的瓶颈问题。我的导师李爱杰教授就是在那个“鱼塘如战场”的年代，为填补国家水产饲料生产的空白，以花甲之年“改行”开创了“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研究领域，并担任了国家水产学会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从那时起，我开始了鱼虾贝类养殖饲料的研究工作。
1990年，我获得国家公派到爱尔兰国立大学动物学（营养与饲料）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后来又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国际上对海洋鱼虾类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被中国传统美食誉为“八珍之首”的鲍鱼，却是贝类营养研究中十分薄弱的分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冷门虽有难度，却是机遇，于是决定以鲍鱼为主题，在贝类营养研究方面开展研究，十几年来从未间断。
1995年，我博士毕业回国后，继续研究鲍鱼，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9年的项目支持。1997年我当选为国际鲍鱼学会理事，获得了国际鲍鱼学会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03年10月，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在青岛成功召开了由世界20多个国家的2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国际鲍鱼学术研讨会，议题包括鲍鱼的生物学、渔业、养殖等有关方面，有关科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成功应用的论文受到特别的欢迎。
将“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作为一生最大的挑战
自从跟海洋结缘后，挑战就像风浪一样从未消失过，即使在海外留学的时候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留学期间，一位和我相识的爱尔兰海洋学者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茶歇时对我说：“麦先生，我们在保护海岸，你们却在毁掉海岸，目的都是为了赚钱，但我们赚的钱会比你们更多、更久。”可能说者无心吧，但是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祖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蓝色产业做出贡献，将“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作为一生最大的挑战。
回国后我选择了青岛海洋大学，因为当时青岛作为沿海城市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而且也是全国海洋科技的前沿阵地，再加上全国最高的海洋学府青岛海洋大学也在青岛，我的导师、年逾古稀的李爱杰教授，也早就盼着我能回青岛母校接班，并为我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短短几年间，我先后承担或主持了国家海洋86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等10余项重大项目中的科研课题。2005年，我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个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同一年，“海水养殖鱼类营养研究”和“无公害饲料开发”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他10多个项目分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并获“国内实用性配合饲料”等国家发明专利23项。
借助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在教育部和海大的重点支持下，我们建起国际一流的教育部海水养殖重点实验室，仅仪器设备投入就达2500多万元，水产动物营养研究方面的教师和研究生已达50多人。这样的条件和规模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少见的，令不少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大量科研成果的取得，并非人们想象的多数来自于实验室的试管，而是我们长期吃住海边、浸身鱼塘、俯首船舷，用渔民式的水中作业和野外试验“熬”出来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解决实际问题的野外成果，先后在青岛对虾养殖示范基地、山东六和集团、广东恒兴集团、福建海新饲料集团、湛江粤海和广东冠华饲料等企业得以成功应用，促进和带动了渔用饲料产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可观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由于我国水产饲料研究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近60年，这种巨大的发展差距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饲料科研成果尚不存在推广转化的难题，企业天天都在等着要，想拦都拦不住。一个“简单”的科研配方就能产生巨大的产业效益，体现了“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真谛。近年来，应用我们科技配方生产的饲料每年都有40多万吨，产值20多亿元。目前，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或附加所创造的产值累计已达上百亿元，实现利税10多亿元。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当有机会选择或主持科研项目时，我总是以扶持和帮助企业提高产值和市场效益为目标，不断实践着科技创造生产力的真谛。现在，我不仅为自己选择的科研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从事的探索工作而骄傲。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养殖大国，每年水产养殖产量都在3000多万吨，市场价值3000多亿元。小小的鱼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资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用四两拨千斤的科技，让鱼塘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蓝色财富。
坚守水产养殖研究
1995年回到母校的当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一年后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不到两年就担任了水产学院院长。1998年，我又成为当时青岛海洋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期间，我主要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力推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扩大与结构调整，并积极建议将学校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从原有的1∶6逐步调整为1∶3。
为增强我国青年学者，尤其是海洋科技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国外同行平等交流的信心，我在任内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在国际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能力，主张博士研究生应该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多发表文章。这些“过分”的要求，虽然起初并不被人理解，但坚持实施以后，学校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已有大幅度提高。这不仅增加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知名度，而且也提高了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2000年11月，在我的积极推动下，青岛、台湾和湛江海洋大学实现了两岸三校的联合办学，这对两岸加强教育合作、促进科技交流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001年10月，我已担任副校长三年多，作为全国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代表，我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接过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聘书，成为一名得到国家肯定和高额资助的“长江学者”。按照有关规定，我作出了“辞大学副校长、做长江学者”的决定。
2009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觉得这荣誉既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是中国海洋大学、中国饲料和渔业行业的大平台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成就了我，正是对外开放给中国的海洋水产养殖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作者时任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松/整理）
艾克拜尔·米吉提 新时期的文学历史由此启程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在相当一段时期，对于历史的认识，我有一种模糊的误区。我以为，只有写进二十四史的史实那才叫历史。所以对于身边发生的故事大多有所忽略。其实，发生在每一天的故事，都将成为历史。这是我后来才感悟到的。
我自幼喜欢读书。这得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读书人，对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要感谢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她一再地强调、鼓动、激励我们去读书，尤其是当年的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在三、四年级时就已经读过。
对于我，一个进入小学一年级前不懂一句汉语的哈萨克族少年，这种对非母语文本的阅读经验使我很快进入了汉语世界，并不断获得一种独自享有的阅读惊喜与愉悦。
在“文革”期间，小学尚未毕业，中学已经“停课闹革命”没有招生，只好和一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同学悄悄交换一些各自手中仅有的文学书籍来阅读。鲁迅的作品，我当时还读不大懂，但是他翻译的小说《表》却让我如痴如醉，忍俊不禁。还有郭沫若的新诗和剧本，茅盾、巴金的小说，均让我着迷。随手换来的峻青的《胶东纪事》、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也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动不已。还有一批外国名著，在那个革命化的红色年代，也让我对陌生的世界充满了一种隐秘的好奇和揣度。
后来，下乡插队后，我还有这种阅读的冲动和欲望，但是已找不到可以阅读的文学书籍了。记得有一次回到城里那座小小的边城伊宁市，在当时唯一的新华书店里转悠，忽然发现一本散文集，是新出版的。我竟是那样的喜出望外，立即买了下来。这是张岐的散文集《灯岛》，薄薄的一小本，选了一些散文，现在看来写的颇受时代局限，但我还是珍藏到了今天。因为那是我青春岁月的纪念。
也正是由于这样自幼养成的阅读习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文革”万马齐喑时代的结束，大批文艺作品重见光明，我开始阅读大量出版的国内外文学新著，颇受鼓舞，甚至是开始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此时，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或创刊，各大报纸也开辟了文学副刊，一些老作家相继复出文坛，中青年作家十分活跃，那些蓬勃而生的文学作品，读来不仅滋润着我的心田，更是撩拨着我的心头，点燃了那里的一团希望之火。于是，1978年我也开始写起小说来。那一年，我正好24岁。第一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发表在《新疆文艺》1979年第三期上。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春天，我的文坛之旅正是由此开始。30年岁月竟然弹指一挥间过去了，现在想来，一切仍历历在目。
1980年的3月初，我接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通知，说我的处女作获得了1979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发现我的心很平静。那时候，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组织评选的。当我启程前往北京领奖途经乌鲁木齐时，拜访了《新疆文艺》编辑部，在这里得知，我已被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录取。对这个讲习所我是第一次听闻。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编辑部的老师们向我解释道，这是由著名作家丁玲在解放初期创办的，1956年以前办过四期，现在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期，能选中你十分不易，应当好好珍惜。我开始默默地迎接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将长期偏离正确轨道的党的指导思想重新转到正确轨道上来，是党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一个全新时代的序幕已经徐徐开启，我作为众多的时代幸运儿之一，将共享时代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共同走过的历程，将构成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内涵之一。
3月24日晚，当我飞抵北京住进位于崇文门的向阳一所现在的崇文门饭店时，和我同一个房间的是获奖作品《雕花烟斗》的作者来自天津的大高个作家冯骥才、《记忆》的作者来自安徽合肥的作家张弦、《空谷兰》的作者来自云南昆明的白族作家张长。冯骥才一米九几的个儿，那张单人床不够他伸腿的，那时的木床两头都有床头只不过脚那一头稍低一点而已。他曾经是个篮球队员，所以有着运动员的直率和豪爽的天性，沟通起来很容易，快人快语，无所遮拦，很有见地。他的言谈，令我眼前不时为之一亮。他不仅写小说，也擅长国画和书法艺术，多才多艺。张弦是一位很安静的人，给人以一种信任感。他写出过一系列的好电影，只可惜英年早逝。张长原本是一位诗人，后来写起小说来，但依然遮不住他诗性天赋，小说充满了诗意。
3月25日，发奖大会在京举行。大会由《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主持，他宣布了25篇获奖作品篇目。我这才得知，因短篇小说《班主任》一举成名的刘心武，也在获奖作者之列。《班主任》所塑造的谢惠敏形象，当时依然是文坛和社会热议的焦点之一。
以文学作品奏响改革最初乐章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他的作品排在获奖小说榜首。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也是获奖的重头之作之一。
后来，我们几位又在讲习所聚首学习。陈世旭短期回到江西九江时，据说有位老同志很认真地对他说，听说你写了一篇《镇上的小将》？看来，尽管“四人帮”已经粉碎四年有余，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一年多了，但是时下人们远没有摆脱潜意识中“文革”留下的这种思维定式。连名词都是“文革”中的“小将”，而不是“文革”前早在20世纪50年代授衔的“将军”。抑或是心存疑虑？显然，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还相当漫长。
文学将要为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进程继续作出独特贡献。获奖作者中还有我曾经插队后在新疆伊宁县吐鲁番芋孜公社机关工作期间就曾接待和相识的王蒙老师，他的作品《悠悠寸草心》获奖。他见到我时十分友好地用维吾尔语来和我交谈。他在新疆16年间，尤其是在伊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期间学会了维吾尔语，而这一因祸得福的优势，已经开始在他的作品创作中显现出来。在当时，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会得到一种畅快淋漓的愉悦，洋溢着一种智慧与释然，而效仿者又无从模仿他的语言风格。
我也是第一次有幸接触茹志鹃老师，还在“文革”期间，在阅读所谓批判“人性论”作品时，读到过她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为其作品人物和细节的刻画暗自感佩。此时，她的获奖新作《剪辑错了的故事》，依然显现了她一贯的风格。邓友梅先生的《话说陶然亭》、张洁的《谁生活得更美好》，等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获奖，我为能结识这样一批优秀作家感到欣慰。
1979年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关心。全国投来25万多张选票，推荐了2000多篇小说，最终由评委会确定25篇小说获奖。评委会由25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组成：茅盾先生为评委会主任，冰心、巴金、张光年、张天翼、艾芜、草明、沙汀、王蒙、袁鹰、刘白羽、贺敬之、李季、欧阳山、曹靖华、孙犁、严文井、魏巍、孔罗荪、陈荒煤、冯牧、杜鹏程、葛洛、刘剑青等人为评委。当时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政策，这些中老年作家和评论家，已经回到自己被迫离开的熟悉的岗位上，正在引领文学艺术的新时代。
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副主席巴金先生向获奖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是由评委会主任茅盾先生签发的）和奖金，并致祝词，对获奖作者表示祝贺和鼓励。“我们的文学事业，一旦冲破了‘四人帮’的牢笼枷锁，医治了‘十年浩劫’带来的创伤，清除了各种流毒以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巴金先生说，“去年一年，全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多种多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次获奖的作品仅仅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国还出现了不少优秀中短篇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也能搞一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我想这对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活动是有好处的。”后来，正像巴金先生倡导和希望的那样，从1982年开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开始评选，并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期文学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奖作品《李顺大造屋》的作者、来自江苏的高晓声代表获奖作者发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整个发奖活动，洋溢着一种喜悦和凝重的气氛。
会后，3月25日至29日，举行获奖作者座谈会，畅谈创作体会，共同探讨所关心的问题，交流创作经验。座谈会期间，老作家、评论家陈荒煤、冯牧、秦兆阳等前来同获奖作者一起座谈，分别作了长篇发言。
所有的与会者都在热烈谈论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那些精辟的论断：“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30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与会的获奖作者个个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后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说，1979年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开展，恰逢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春天来临，也意味着文艺界又一个新春的开始。
新时期的文学历史就这样启程了。
（作者曾任中国作协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