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曾经这样讲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的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利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天赋。”这位世界著名诗哲对中国文化有深切的体察认识,论述了其突出的特征。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要反映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美丽精神,掌握深刻的思想底蕴,而且要“找到事物的旋律的秘密”,揭示其规律、规则和基本原理。“表现方法的秘密”,比较明了,指对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和技巧的研究。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古今中外文论的实质,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文学理论的根底是深远的。早在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文学闪耀人类文明的奇异光彩,随之划时代诞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文艺是对现实的摹仿”的观点,并指明它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那时中国正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另一个世界文化巨人孔子,讲《诗三百》是“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探讨《韶》《武》音乐,提出文学“尽善”“尽美”的要求。之后《毛诗序》将诗的言志、抒情结合起来,揭示了文学的本质特征。魏晋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崭新时代,树立了“风雅兴寄”“魏晋风骨”的文学主张,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艺术自觉。从14世纪开始,西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人文主义的文学道路。随之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在现代文学中,影响深刻的有黑格尔关于艺术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断、叔本华“生命意志”的理论、德里达“解构主义”、巴赫金的“对话”学说等等。文学理论在几千年的岁月中不断产生、淘沥,结晶成人类智慧的“金苹果”。中外文学理论形成它本质的思想取向:一方面是表现人的生存,探索人性问题的“本体论”;另一方面是研究艺术想象、典型创造等问题的“认识论”。文艺学是在否定和被否定、建构和解构、碰撞和颠覆中探索前进的。它的内容是繁丰的。它的发展是必然的。文学史有扎实的根蒂,文学理论有雄浑的思辨力度,文学批评有蓬勃的活力。应该看到,文学是人类最精深而生动的审美形态。
现代文学有更广大的理论视阈和实践视阈。文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深层内蕴的体现,它以其柔脆性接受着当代全球经济化和高科技的影响,以其包容性在本民族和异质文化渗透融合的文化语境中活动,尤其坚韧地保持文学的主体性,尽可能地蕴含人类知识信息、生命信息。文学理论以探讨它的文化深层密码为逻辑起点,切入当代文学现实,揭开社会和写作本身的“遮蔽”,从真正的文学意义上描述“过去时”“未来时”的实质性建构和“现在时”的运行图志。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文学事实:“五四”文学“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表现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变革和改造,以及承继的血脉联系;“文革”造成文学空白、异化和饽论;20世纪80-90年代文学思潮喧哗,和而今萎颓低回的态势。十分警醒地意识到,艺术丧失、现实生活丧失和阅读效应的丧失,关系到文学生存的命运前途。我们紧要的是实现古典艺术智慧向现代深度的历史性转型,重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建立人文体系和包括概念、思维、艺术表现方式、技巧在内的文学艺术体系。
我在文学理论讨论中,选择长期困扰且质疑的几个论题。提出“文学形态”命题,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与表现形式方面,揭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提出“文学言语生命嬗变”的命题,探讨文学推衍变化中个人言说、“对话”的“语言艺术”,认知文学发展基点和原动力是文学潜在的言语生命力;提出“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题,分析文学流派、类型及艺术特色,以求得当代文学范式可能性的途径;提出“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的命题,在当代文化诗学背景下,激发主体智慧与创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性效应”的阐释过程与理论框架。
一、“文学形态”的概念与范畴
对于文学,我们应该研究——它怎样存在和如何表现,十分关切地注重文学的流变过程、文学的形式发展和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从而掌握其艺术本质与精神主旨。任何板滞、虚妄和平庸之举都是要不得的。文学不应该从其他方面观照、解释,一切理论与实践都应该归属于它的本身,探求其本体的、充满生气活力而又科学的体系。我认为,这种体系以“文学形态”为命题,为总纲。
言其总纲,指在文学思维中提出“文学形态”问题,从那广大且笼而统之的意识形态中,以艺术的审美性和言语的生命特征把文学“解放”出来,实质性地凸显文学的主体作用。简而言之,“文学形态”就是在此身的建设中,文学性质、规律和途径因“形态”而有脉络,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自然而然地深入其本质,才是“文之杻纽”;另一方面,“文学形态”是我论撰的总纲,在学理上建立它的定义,阐述它的范畴,使“文学形态”这一体系能够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反映文学的整体面貌,揭示文学的深层内涵。
提出“文学形态”的论题,鉴于研究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建设的前提,把文学像研究生物体、语言构成一样纳入“形态学”范畴,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外部建构和表达方式直接而深度地揭示文学的“存在与表现”的本真状态,注重创作中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再现,深入地解决文学的共时性结构互动、历时性范式转型的问题,使文学审美本质和语言艺术特征现实化和具体化。从而概括文学艺术原理,研究“什么是文学”的多义性形态;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证实“文学如何存在”的历史流变形态;掌握文学的艺术方法,探求文学“怎样表现”的自身建构形态。在此,文学形态与意识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语言形态比肩而立,有自足的理论体系,由它自己的形式、规则、表现方式和艺术范畴,诠释、求证和发展。
二、文学言语生命的命意
朱光潜指出:文学艺术是“美感教育,不是替有闲阶级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丰富华美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拓展生命的活力。”[1]我们建构的立体的动态的文学形态,旨在创造人类精神赖以依存的“丰富华美的世界”,实现审美性与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文学凭借着语言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和艺术表现,反过来语言又以其结构、话语形态参与和规范文学活动,而且文学以语言表现唤起表象、感知和想象的方式作用于读者。所以说,只有当审美意识取得创作、接受凭借的语言形态之后,文学才能成为现实。
文学语言的内在潜质,表现在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是多少代人经验和心理的储蓄。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话说,“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的精神力量之中”,“每一语言都包汇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2]中国诗学反映“安社稷”“济苍生”,尊重血亲家族的观念,呈现伦理性文化形态,“发乎于情,止乎礼义”,与田园山水描摹相关联,大多以抒情言志为主,运用“赋”“比”“兴”手法,创造意象和意境为最高品质。西方诗学侧重于科学、理性,歌颂英雄,彰扬个性,反映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体行为与命运,产生了大量的史诗和悲剧。重在写实,以象征、暗示、隐喻等手法增强艺术效果。所以,承载与传达中西文化的文学语言,处于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不仅富于个性,各呈风采,而且更自由、更具有丰富的潜在审美空间和表现力。
实际上,文学语言是文学主体创造性的表征。作者在使用语言创作时,融入了血肉情感、自我生活体验和生命智慧。苏珊·朗格就讲过艺术结构和生命结构相似的看法。文字语言由一般的组合表意的“完成状态”进入到创造状态,超越了语言,表现个体经验和风格,并以饱和的艺术形式指向了语境。主体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心理形式上升为文学“语言活动”,再让它流淌汇入一个奔腾不息的言语之流中。文学语言不仅吞纳着深邃的思想、情绪和生命讯息,呈现出新的面目,而且辐射着公共交往关系的话语实践行为,产生广泛的阐释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凸现和激活了“语言”的生命内涵。由此可知,“言语生命”是文学形态深层次的内核。文学能够跨越时空的存在,就是以建构——解构——重构的形式,处在言语生命的链状中,形成了广阔而深入的“对话空间”。康德、黑格尔都强调,文艺和美要有“生气灌注”的精神。“生气”,一是指鲜活的生命气息;二是独创的、个性化的艺术力。文学在对象化过程中,不停地抉择表现的内容,更易变化的是形式,而形式是由“语言”的创构完成的。“言语生命”体现在生动的形象的表现里,而且潜存着超验的形而上的审美韵味和语境。可以刻板地形容,文学言语生命因为内容而有思想深度,因审美而有艺术高度,因阅读范围而有接受广度,因历经时间而有流传长度。所以,文学言语生命的实质,就是文学深刻的思想与高超的艺术结合一起,产生强烈的广大而久远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应。
三、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
文学是文化的精粹部分,是艺术的最高形式。海德格尔讲,文学是“诗意的栖居地”,就是创造人类充满智慧的生命与艺术活力的审美世界。在文学“言语生命”链状上,旧的文化范式在消解,新的文化范式在不停地产生。文化范式是在历史的、社会的、主要的是在艺术本身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着转型。文化范式转型往往释放出新的创造力,以崭新的范式展示结构性的文化生态互动。俄罗斯批评家尤里鲍列夫在他最近撰写的论文《20世纪文学与理论的特征以及新世纪前景》中,指出:“我们要谈的是主要的(稳定的,但也有不同变体)范式——对人的幸福的寻觅。这个范式在每一个时代里被具体化,以具体而独特的样式表现出来,而确定整个时代生活品格。”[3]无可置疑,“文化与人类之新的存在方式”,“是由文学来提出”。上古爱琴海岛古希腊罗马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滥觞,产生了伟大的“荷马史诗”。另一世界文学的支流在东方阿拉伯半岛出现了,它就是希伯来文学和基督教的《圣经》。到了中世纪,但丁《神曲》叩响了地狱人间天堂交响曲,禁绝罪恶的肉欲,将希望寄托于天堂。14至17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光彩照亮人类的意识空间,拉伯雷《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尤其是“时代灵魂”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描写现实世界,否定神的主宰,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和尊严。而后以张扬个体精神自由的浪漫主义,和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影响相当深远,几乎贯穿于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成为优良的文学传统,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艺术光彩与魅力。前者有诗人雪莱、拜伦和普希金,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后者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和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彪炳千秋,成为人类文学艺术的里程碑。而现代主义文学范式,宣告世界是荒诞的,人在根本上是孤独的,创造了意识流、象征结构和黑色幽默等新颖的艺术手法与风格。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学成就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范式。《诗经》和《楚辞》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唐代的诗歌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艺术的高峰,体现了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凝结了华夏民族艺术的精神特质。李白开创了俯仰天地慷慨大气豪迈飘逸的一代诗风,杜甫写下了“沉郁顿挫”的忧国忧民的千古诗史,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诗歌各有千秋,争奇斗美。韩愈述理兼长的散文,柳宗元的山水小品,以及王安石、苏轼行文谨严缜密、舒达自然的美文,丰富了中国散文的表现方法和文学语言。宋词是隋唐以后燕乐而歌的长短句,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气象恢宏豪情壮怀,柳永、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词调柔美意味蕴藉。元代杂剧,王实甫《西厢记》等优秀作品,显现中国戏剧的时代特征和艺术大观。明清小说引人注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历史和民间传说、文人创作共融的文学范式;而反映人间世情的《红楼梦》,表现了人类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中国文学中表达现实生活的典范与艺术的高峰。在现代文学中,曹禺《雷雨》,写上流社会封建家庭的乱伦题材,深刻地反思人类命运及其终极关怀问题。高行健创作的小说《灵山》,探求人对自然生存、文化精神生存的状态,表现人性异化以及人类生存困惑问题,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认为他以“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另外,我撰著的《中国新诗百年概略》,解读典范新诗文本,分析新诗流派,探讨新诗表现艺术,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轨迹坐标。《散文品美十八讲》则从不同的艺术表现角度,研究中外古今散文的审美艺术,挖掘作家在创作中的经验和智慧熔铸的艺术个性和风格,尽可能地揭示其特点。论著中还以较多篇幅解析中外文学,力求在文学批评的视域中进行新的认知,创构审美学理意义。胡适曾经说:“文学的革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4]这个活的工具就是文化范式,同时也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与艺术风貌。我们的研究,应该为探求当代文学转型意义的文化范式的可能性,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寻找行之有效的路径。
四、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
智慧诗学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它以现实性品格为生命力,研究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学的深度模式,落脚点在于实现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审美价值力和发挥社会功能。在诗学中,历史文化被视为文学背景,文本作为审美对象,它是某一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作者生命体验、生活经验与艺术实践的智慧成果。文学理论追求智慧阐释与“活性效应”的过程。所谓“召唤结构”就是以崭新的语意结构和严谨、科学而又自由灵活的表达方式,展现丰富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开掘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艺术蕴含,感召人们领略真理奥秘与艺术妙谛,进入一片真实且深湛的美学世界。
我们的文论研究既着眼于统观文学的整体现象,又注重具体入微的文本阅读。“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5]。”在文学话语空间中,形而上地宏观探讨中西浩瀚淹博的文学体系、艺术流派和风格精神;更本质更直接地对千古流传的有生命力的经典阐释,透视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内核,认知那些天才艺术家独具个性特色的审美艺术,体会那些无比丰富的感情,无比替代的价值,把握其生命体验、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在撰著过程中,坚持科学诠释、灵活表述和深入探究,尽可能地使灵智与韵味贯通,切近那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达到一定的(有价值有贡献的)学术水平。
注释
[1]淤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于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页、第70页。
[3]淤尤里鲍列夫:《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4]淤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馆印刷公司1935年版。
[5]于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