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献已经如此丰富，我似乎不应再来凑热闹了。画家的作品就是他的纪念碑。和大多数人比起来，我和他的关系确实较为密切：我最早认识他时，他尚未成为画家；他落魄巴黎艰难度日那几年，我跟他的会面也不能说不频繁；但如果不是动荡的战局促使我远走塔希提岛[9]，我想我应该不会写下我的回忆。众所周知，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的；我在那里遇到不少和他颇有往来的人。我发现我可以向大家讲述他的悲剧人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这几年。假如大家的观点没错，斯特里克兰确实很伟大，那么由和他有过亲身交往的人写下的文章就不太可能是多余的。倘使有个人和艾尔·格列柯的交情就像我和斯特里克兰这么深厚，那么只要能读到他写的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是我们不舍得付出的呢？
但我并不想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借口。我忘记是谁曾经说过，每天做两件自己讨厌的事对灵魂是有好处的。说这话的显然是个聪明人，我一丝不苟地遵从他的建议，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起床，晚上也都会睡觉。但我天生有点苦行主义的倾向，每个星期我还会让自己的肉体承受一次更为严重的折磨。我一期不落地追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这真是有益身心健康的锻炼，因为我发现有那么多的书被写出来，有那么多的作者满怀希望地看着它们出版，可是等待着这些书的命运又是那么的惨淡。这些图书能有多少机会从浩如烟海的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呢？哪怕确实脱颖而出了，也无非是各领风骚三五月而已。天知道作者要花费多少心血、承受多少苦难、绞尽多少脑汁，读者才能够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憩，或者驱赶旅途的沉闷。如果我能根据书评作出判断，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是言之有物的好书，作者在写作时付出了很多思考，有些甚至是穷毕生精力才写就的。由此我得到了这个教训：作家追求的回报应该是挥洒文字的快乐和传播思想的惬意，至于其他的，那就随便吧，别去在意赞美或诋毁、失败或成功。
如今战争[10]业已来临，它带来了新的风气。年轻人信奉的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神明，我们的后辈将要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也可以看出端倪了。躁动不安的年轻世代在意识到他们的强大之后早已登堂入室，这些人夺门而入，抢占了我们的位子。空气里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有些为老不尊的长者滑稽地模仿年轻人的吵吵嚷嚷，想要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尚未逝去；他们像最有活力的后生那样振臂高呼，但喊出的口号是那么的空洞；他们就像人老珠黄的荡妇，试图通过梳妆打扮和卖弄风情来重获青春永驻的幻觉。那些较为聪明的前辈则大大方方地让开道路。他们无奈的微笑中带着些许宽容的嘲讽。这些人记得当初他们将踌躇满志的前辈踩在脚下时，也正是如此大叫大嚷、出言不逊；他们还预见到这些高举火炬的勇士终有一日也要让出他们的位子。谁也不能够一锤定音。哪怕是新福音[11]，到尼尼微[12]繁荣昌盛的时候不也已经变成旧福音。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以为他们说的话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殊不知此类豪言壮语早已被说过上百遍，而且连说话的腔调也是大同小异。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
有时候，一个人在属于他的风云岁月过去之后，还能活着进入全新的时代，这时好奇的人就能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奇特的场面。比如说，现在谁还会想起乔治·克雷布[13]呢？他曾经是个著名的诗人，当时所有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天才，这种现象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并不多见。他师法亚历山大·蒲柏[14]那个流派，用押韵双行体[15]撰写了许多德育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许多诗人唱起新的歌曲。克雷布先生依然用双行体写他的德育故事。我想他肯定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年轻人所写的诗歌，我还想象他会认为那些诗写得很差。当然，大多数确实写得很差。但济慈[16]与华兹华斯[17]的颂诗[18]，柯勒律治[19]的少数诗篇，再加上雪莱[20]的几首名作，确实开辟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精神境界。克雷布先生已经是明日黄花，但他依然用押韵双行体写着他的德育故事。我曾随意翻阅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也许他们当中会有更为激情澎湃的济慈、更为超凡脱俗的雪莱，已经出版过将会流传千古的名作。这我并不清楚。我钦羡他们优美的文笔，我赞美他们欢畅的风格。这些后生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再把他们视为初露锋芒之辈会闹笑话的。但尽管他们的作品很多（他们的词汇量非常丰富，仿佛在摇篮里就开始研读罗杰特的《词林正典》[21]），我却没有读到新意：在我看来，这些人学识有余，而涵养不足。我消受不起他们猛拍我后背的那种热切和扑进我怀里的那种激情，我觉得他们的情感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也有些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老古董。我会继续用双行体撰写德育故事。但假如我这么做除了自娱自乐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指望，那我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大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