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上的讲话
今天非常高兴，来了很多朋友，特别是来了一些老朋友。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次数一年也不会太多，但是，到今年年末的时候我们这些老朋友能够见面，而且还与新朋友一起见面，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非常感谢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本书，我想说说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我是在两个考虑下来出这本书的：一个就是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间发现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70多岁也退休了，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成一个王博讲的大哲学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自知我天资不够，我的努力也不一定够，知识结构也有缺陷，还有时代的原因。所以，我想至少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但是问题怎么提出呢？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间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我确实像王博讲的，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是从这两个前提考虑，能不能写一点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解释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但是，中国对经典的解释——从时间上来讲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左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有《易传》，就是注释《易经》的。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这是一个想法。这与对西方的了解有关，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释学，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马克斯·韦伯有一本书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书讲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如果我写一篇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而韦伯的这本著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
雅斯贝尔斯讲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讲到中国、欧洲、印度，还有古波斯等这些国家在公元前600—前200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而且，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回到原点去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世界历史，印度独立以后，就把印度教（即从前的婆罗门）定为国教，无论国大党还是人民党都把印度教定为国教，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上来。我看到一本书叫《新欧洲》，欧洲也在找寻自己的原点。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呢？如果说现在可以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这几个大文明特别包括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回到原点，每一次复苏或复兴都重新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焰。我们能不能考虑新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到底能不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这样讲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最近我读了一些书，看到其实维持中国社会政权的是礼、法两套，这个在孔子的《论语》中讲到，在《礼记》中间也有。大家可以在“二十四史”中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合起来治理这个国家，这是儒家的理想，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是儒家的理想。我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在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时有没有贡献？
反正我都是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反观中国哲学中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人类社会会有重大的贡献。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重新诠释，怎么让它能够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确实非常惭愧，没有很好地利用一生的时间。在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有我自己的责任，也有我们这个环境总体的责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学者共同的问题。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
我今年马上要迈进87岁了，比起周有光先生还是小弟弟。我给周有光先生写了一段贺词，完全用孔子的话来写。当然，现在身体不好，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北大的复兴作出一点贡献。最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特别感谢出版社的同志，谢谢大家。
——2013年12月21日
在“三智阳明商系传习班开班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和老朋友见面非常高兴，同时又和这么多新朋友见面，我希望我的身体能渐渐地好起来，和大家能够更多的见面。
首先祝贺三智文化书院阳明商系传习班开班，我知道书院邀请了8位专家来讲授阳明学。我不是研究阳明学的专家，很难对阳明学做出比较有意义的贡献。但是我想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阳明学的意义，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大家都知道现代世界上有影响的大的文化系大概有那么几支，一支是中国文化，一支是西方文化，一支是印度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但是实际上，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对世界影响应该是最大的。那么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追求的是建立一套有价值的知识系统，这个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这样过来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三部书是最重要的，一部就是他的第一哲学，后来讲到形而上学；第二部就是他的伦理学，就是讲道德的问题；第三部是他的美学。这三部书就是讲真善美的。此后西方哲学就是研究这个路子发展下来，比如康德、黑格尔都是这样发展下来。西方哲学要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哲学，是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的。
但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追求的目标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大家都知道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自然境界，就是说人和动物没有太多的区别，就是为了活着；第二个境界是功利境界，就是为了自己的功利来生活；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为了公众的价值而推进的；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对于天地境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宗教的境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美的境界。但是我想，中国的天地境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个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达到呢？我觉得必须通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逐渐地接近天地境界，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没有行的知不是真知。最近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到老百姓中间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要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必须要有行。行才可以取得真知，要了解老百姓的各种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行不能离开知，离开了知就可能成为妄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所以重要，就是我们要求得真知必须要有行，正确的行要在真知的指导下来进行。所以我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向最高境界推进的重要法宝。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处于一个乱象中间的，西方哲学的追求知识系统有它的长处，可以使技术比较好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就是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我们看到今天的乱象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工具理性压倒了人文价值理性，使社会失去精神的追求。而中国哲学注重人文价值的提升，如果有中国哲学来平衡中国的人文价值理性和西方的工具理性，世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不仅对中国当前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是更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重视阳明学说，使得它能够不仅在中国社会发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发生影响，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比较合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得到平衡发展的社会。由于我不是阳明学的专家，所以我讲的大概是很肤浅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对我个人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很高兴来到这里，见到这些教授，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为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国梦，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2014年5月10日
在“新世纪中国哲学转型——《汤一介集》新书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欢迎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和媒体朋友参加这一次学术讨论会，我希望大家对这套书不仅仅说一些好话，应该给一些批评。至少我现在自己觉得，还比较散，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转型的范例，所以需要再努力，也希望大家给予批评。30多年来，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我现在主要只想讲各个时期思考的哲学问题，其他问题就不讲了。
80年代我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80年代上半叶主要考虑的真善美问题。为什么当时我考虑真善美问题？是由于参加1983年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会上有个发言就是讲的“真善美”的问题，所谓“真”就是“天人合一”的问题，“善”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美”就是“情景合一”的问题，当然，这个概括是不是准确？不一定，但是讲这个问题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台湾的有些学者，特别是牟宗三先生，他讲，外王是开出民主政治，内圣是开出理论即认识论的体系来。当时我对他的想法，并不是说不同意，但是我想到是不是有另外的路子来考虑哲学问题？这就是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哲学问题，这是我上半叶考虑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在下半叶考虑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问题，能不能给它一个框架？这个我是受到了余英时先生的启发，他讲内在超越的问题，中国哲学是内在超越的问题。因为西方哲学讲的大体上是外在超越的问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大相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内在的超越，所以我就考虑它的转型是不是要考虑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不同？那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不同是内在超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问题，内在超越的问题是人生境界的问题。但是人生境界就是人道，如果不提升到天道，这是不够的，人道必须提高到天道这个高度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问题，这样才可以。但是人生境界内在超越的问题，如果没有天道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我提出来普遍和谐的问题。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人的实践，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实践才有意义，如果不落实到这个方面，就没有实际的效应。所以内在超越是个中心，往上就提升到普遍和谐的问题，往下落实到政治实践、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三个问题能不能构成一个框架，一个中国哲学的框架，这才有一定的意义，否则没有一定的意义，这是我80年代考虑的问题。
90年代也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问题。这个问题我首先是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评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问题，文明的冲突的对立面就是文明的共存。如果文明不能共存，那么世界就成为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成为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当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样考虑的，80年代的后期，中国现代哲学如何转型？在80年代后期，有一个看法认为，只有激进主义派才能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我想这是不全面的，不仅有激进主义派，包括自由主义派，包括保守派，共同来组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这个阶段，我就写了《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这篇文章。从上一篇文章讲是看世界，这篇文章讲主要是看中国，中国应该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第三个时期就是在进入21新世纪，我更多地去考虑哲学理论问题。首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期，我考虑的是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原因是当前对经典的解释，大部分用的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用的西方哲学的框架，我们能不能创造中国的解释学？因为中国的资料非常丰富，我们有非常多的、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资料。第二，我们有很多解释经典的经验，也就是一些方法和理论。
在新世纪我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这是我再一次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我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我们的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就想到能不能根据儒家的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我想有这个可能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
第三个问题就是新轴心时代是否能够到来？这个是由于我再次阅读了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读了他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因此我就考虑到人类必须追求新的轴心时代，以使人类社会重新燃起火焰，这是关于新轴心时代的考虑。
再有一个问题是儒学与普遍价值的问题，是因为某些人反对这个普世价值。其实应该挖掘这个不同文化中间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不应该只承认西方哲学有普世价值，而不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中间都有它的普世价值意义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就是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间都有它的因素，但是普世主义是西方文化中特有的东西，就是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这是错误的。
再有个问题就是儒学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是我有鉴于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瓦解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因此，西方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瓦解西方的现代性，可是后现代主义仅仅是瓦解这个西方的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一套建设的理论，因此有后现代理论的出现。
我在生病的情况下，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就是一个西方的学者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思想不同的战争。我讲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儒家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都可以发展，不需要互相斗争，互相消灭，道家讲有容乃大，那么儒家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个理想，就是大同社会的理想，这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能不能引发出来儒家的政治、儒家的社会、儒家的个人，儒家的天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去引发出这样的一些理论，有这样一些因素可以为大家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我考虑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就是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这个会上有位台湾的学者，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就在北京，他给我提出来，他说你讲的这些话怎么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我说邓小平怎么讲的？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想是非常对的，如果不实事求是，你还讲什么马克思主义？我说我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你没听懂。然后另外就有一个学者就问我，你说你讲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跟儒学关系在哪儿呢？我就想了想回答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都是要做的，不做是不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的哲学，人的社会性的哲学。第三个就是儒学跟马克思主义都讲辩证法，而且我们的辩证法比西方还高明，特别是张载讲的“仇必和而解”，如果最后不解怎么办呢？这样不行。我就想儒家的理念或者伦理，能够发挥成它的政治上面的伦理，社会伦理，人自身的内外和谐的理论。所谓伦理，伦就是常的意思，伦理就是常理，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大家都应该弘扬的，大家都应该赞美的，所以我写了两篇文章。
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因为作为哲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思考，思考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来参考，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这要靠大家，不要靠哪一个人，因此我自己觉得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随时提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辜负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教师，能够贡献给大家，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14年6月19日
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的讲话
卫红部长、邬局长、北大的朱善璐书记：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没有这个团队，十年的努力是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工程的。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就希望继续把《儒藏》的全本完成。因为如果不完成全本的话，就说明《儒藏》并没有完成，只是完成了部分。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把全本完成。在这个一百册出版的时间，我想我们的团队，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都有这个心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努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伟大的工程实现。
这样一个工程，是一个跨国界的工程，我们联系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者一起做。它不是一个小的跨国界的工程，而是一个大的跨国界的工程，所以，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很多同志以往都支持过我们，特别是张东刚同志支持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同志都支持过我（们），使我们非常受鼓舞。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我不能多讲话，医生在这里监督我不能多讲话，老朋友杨庆存（主任）也在这，所以，都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些。部长先生，书记先生，谢谢！谢谢！
——2014年6月27日
在“《中华佛教史》（11卷）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我想我就不一一感谢了，就一并地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当然我要特别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各位朋友，特别是为这部书花了很多力气的刘立平，非常感谢他。我想，花了15年才把这部书做出来，是不大容易的。因为提议做这部书的是季羡林先生，当时他的年纪大了一些，他就说要找一个合作者，就找到了我跟他合作。这样，中间经历了各种波折，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原来我们出版的设想，就是原来我们设想要出13卷，原因就是有3卷没有包含在内，一个是西域佛教、一个是敦煌佛教、一个是西夏佛教。西域佛教是因为不好做，敦煌佛教是因为方广锠他确实忙不过来，西夏佛教是由于材料的问题，也不好做，所以就都没有做。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季羡林关于佛教的论文编成一本，这一本当中就包含了吐鲁番和敦煌的佛教，所以多少可以弥补一些没有吐鲁番与敦煌佛教的缺陷。就这样一个情况。这部佛教史做得好不好，请大家批评。但是我想讲一点，它也是一个创新。为什么是一个创新呢？那就是还没有一套佛教史，把中国地区的，与佛教有关的、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以及传到海外的佛教归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一个创新。过去，汉地佛教是汉地佛教，西藏的是西藏的，没有归在一起，我们试图把它们归在一起。但是，成不成功我不敢说，可是这个做法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借鉴，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作为一个主编，确实不够格！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佛教的，而且我也没怎么管。因为我在编《儒藏》，那个大工程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所以如果有问题，有不好的地方，我都应该负责。但是，我想我们的作者是尽了力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作者，感谢出版社，感谢出版集团，感谢刘立平同志。我想我不大能多讲话。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医生——赵桐正。我非常感谢他，他使我的病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这样的状况。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来，然后隔两三天就来看我。他的医术是四代祖传，所以对我来讲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里我要感谢他。
——2014年7月21日
“第七届三智论坛”视频寄语
三智的朋友们、老总们：
大家好！由于我的身体的原因，很久没跟大家见面，我问候大家。
所谓“三智”就是三种大的智慧，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到现在，儒释道这三种大的智慧把中国老百姓团结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个想法我已经讲过了。如果扩大到不同民族，那就不够了。因为儒释道只是在中国影响比较大，在世界上并不一定都有影响。（具有）世界影响（的）是什么呢？是中西印，是东亚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东亚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然后是印度文化。印度文化可以把世界上比较大的范围的国家的文明给它凸显出来，对这三个地区发生影响。所谓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主张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主张研究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文化。印度文化是佛法僧的哲学。这三个地区包容世界很大的范围。那么，我想下次有机会再讲。但是更大的范围是什么，可以包容全世界的范围的文化是什么，是真善美。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所有的文化都在追求真善美。中国在追求真善美，西方也是追求真善美，印度也是在追求真善美。如果能够实现真善美，世界就会和平、和谐。中国是一直主张真善美的，从孔子起。西方也是主张。西方有三本书，都是讲真善美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哲学是讲人和自然总体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看他们。我们对它要正确地，理性地看，然后由有道德的人来实现它，我们的世界就会和平。这样人自身也会幸福。中国文化讲天道和人道。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间一点一点实现它。实现了真善美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真正的好了。真正的好了，也就是一个美的社会，就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就是一个人类美好的社会。印度是讲佛法僧这些东西。我想关于真善美的问题，我下次有机会再讲。最后，谢谢大家，我问候大家好。
——2014年8月23日
（注：以上讲话皆据录音整理，未请汤先生审阅。另外，讲话的搜集或不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