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中国史学界又译“魏金斯基”“维金斯基”等，中文名为“吴廷康”或“伍廷康”，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他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曾六次来华。1920年，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中共创建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于1920年4月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时年27岁、操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维经斯基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维经斯基由此“有幸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苏共——笔者注）党员”。
在北京
维经斯基，1893年出生，1913年移居美国。1915年在美加入社会党。1918年春回苏俄，加入俄共（布），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苏维埃中工作。1920年1月到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3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率领3名俄籍人来中国。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如果说，从1918年起被封闭的中俄交通是共产国际、苏俄对东方注视不够的一个客观原因，那么，随着1920年春中俄交通的恢复，维经斯基来华就没有了这个交通上的难题。当时，苏俄人员与中国来往的路线有多种，据考证，维经斯基首度来华的具体路线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天津—北京。
维经斯基一行来华的时机非常有利。1919年7月苏俄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到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在国内首次刊登了宣言原文。接着《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出版）也刊登了汉译宣言，并集中反映了中国各团体、各报刊对“对华宣言”的热情评论、对新俄国精神的欢迎。正当中国人民对“对华宣言”做出热烈反应的时候，正好是维经斯基一行访问中国的时期。这是一个再好没有的机会。关于这一点，中共积极分子李达、张国焘都在回忆中谈到这一问题。例如，李达在回忆中写道：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还没有传入中国，而“对华宣言”的公布至少对那些关心俄国革命的先进分子来说，他们把宣言和俄国革命精神看成是一致的。此外，在先进知识分子眼中，维经斯基一行被看成是和“对华宣言”中的“正义、人道”“自由平等互助”“空前的美举”“清洁高尚的道德”等精神一致的。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入住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并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开始开展活动，外人看来俨然一个“记者团”。其实，维经斯基来华的真正任务有三个：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无论要完成三个任务中的任何一个，维经斯基必须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因此，作为中国早期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自然就是维经斯基最希望接触的。1920年4月，通过在天津大学讲授俄语的俄人鲍立维（Polevoy）等人的介绍，维经斯基会见了李大钊。与李大钊会谈后，维经斯基立即“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随后，由李大钊联络各方人士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维经斯基主持的形式多样的座谈会、讨论会。
据当年接触过维经斯基的有关人员回忆：“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同盟会人物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总之，为了完成“东方使命”，维经斯基不遗余力地多方面、多渠道地调查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为他后来能取得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会议上，维经斯基积极向中国人民、各界人士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只有中国少数先进分子对这一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表示了理解。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加拉罕对华宣言，使更多的中国人产生了解苏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但由于中俄交通阻断，人们很难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趁机而起。他们打着各种社会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种种曲解和误解。事实已证明，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已成为现实的需要。实际上，中国人民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来华的俄共党员直接面对面地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而维经斯基正是这一工作的开创者。
在这些会议上，维经斯基全面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的伟大胜利。据当事人回忆：“从V的谈话中讲到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把工业、矿山、交通、银行等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监督，1917年12月成立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等。这一切都是一新耳目的。他又介绍当前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收政策和远东共和国等具体问题。大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见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轮廓。”“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介绍”；“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一席话使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信心十足”。
同时，维经斯基不失时机地勉励参加座谈的进步人士，“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联（俄国，引者）十月革命”，指出中国革命要建立“一个像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引者）那样的组织”。此外，“吴廷康当场或者会后散发了一些他从苏俄带来的书籍，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和《国际通讯》等，其中有俄文版、英文版和德文版”；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把座谈会中不易了解的情况了解了”。“吴廷康十分恳切地启发大家，要好好学习，继续前进，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应该有一个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
在上海
由于维经斯基此行还带有“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也由于需要进一步了解上海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经过李大钊介绍，4月底，维经斯基迅速南下上海，与陈独秀接触。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又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有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决条件。维经斯基来到上海，无疑是选中了地方。联络陈独秀，无疑又是看中了人选。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的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关于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我们也可从众多的回忆中略知一二。“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即维经斯基——引者）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李达的回忆。
而沈雁冰称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俄国——引者）人，中国名字叫吴廷芳（即维经斯基——引者），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开会的内容：交换别地小组的情况，研究发展组织，吸收新成员，研究开展宣传工作等”。
“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又由陈独秀介绍他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人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维经斯基与它们会谈过好几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这是包惠僧的追忆。
同时，袁振英和施存统也各自留有印象。“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常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1920年的“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
帮助建党的活动
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中，下列活动与维经斯基有较密切的关系。
1．组织华俄通讯社。包惠僧说，“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由杨明斋负责”。根据档案材料可知，华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为上海“革命局”中三个工作部门之一的宣传报道部而成立的。它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信息，材料来源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所有材料均经过杨明斋之手，通讯社还在北京成立了分社。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报刊中的3种，即《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都来自美国。而《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开始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情况，使广大的知识分子更加清楚地了解了苏维埃俄国。《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在当时“带有旗帜的作用”。该专栏从第八卷第一号至第五号（1921年1月1日）中，共载有31篇文章，其中有16篇来自美国《Soviet Russia》周报。
2．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7日发自上海的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对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还提出，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以此对学生运动施加积极影响，“并引导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做有效革命工作”。1920年8月22日，即维经斯基写信后的一个星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建立。
其后，东方民族处主席团通过上海“革命局”“向社会主义青年团提出了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问题”。参加1921年7月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在提交的报告中写道：“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起初这个团叫青年社会革命党……”从这里可以知道，在上海成立的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其目标是社会革命，名称就叫青年社会革命党。这与维经斯基有密切的关系。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要做的就是“社会革命”的工作。维经斯基指出：“革命的学生必须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团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是依靠民主美国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革命的学生应当借助于使劳动群众做好迎接社会革命的准备工作，来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将中国分成若干势力范围的整个外国资本的斗争……”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即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开展建团工作，发展了团员20余人。第一批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经过陆续的发展，在外国语学社的团员计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等。
外国语学社的校址就设在渔阳里6号青年团所在地。可见，学社与青年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个外国语学社就是维经斯基为完成赴华任务而建立的。
3．创办外国语学社。由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因此，为输送先进青年赴俄，建立一所外国语学社就很有必要了。1920年9月创办的这所学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担任外国语学社秘书，在校攻读俄文。教员分工是：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王元龄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学社虽然为公开招生，并在1920年9月28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但是，大部分学生是经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个人引荐来的。
学员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外国语学社虽然开办了其他语种的班，但“主要是学习俄文”。当初，华林就想学英语，俞秀松劝他“不要读英语，改读俄文，到苏俄去”。外国语学社一开始就有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两人教俄文，但随着俄文学员的增加，才又聘请了王元龄。
1921年，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俄留学。据华林回忆，1921年4月出发的这批学员，有罗亦农、彭述之、任作民、汪寿华等12人，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回国的维经斯基还去迎接他们。
根据董必武回忆，维经斯基曾经有在武汉办一所类似的外语学校的打算。为此，维经斯基小组成员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曾经为此去过武汉。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另外，维经斯基小组成员米诺尔曾在广州创办“俄语学校”，主讲人是米诺尔及其夫人。
维经斯基中国之行的意义
据罗章龙的回忆，当时维经斯基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他给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新知识，使他们的宣传活动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维经斯基带来的外来知识是些什么内容呢？它给上海的思想文化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我们还是从《新青年》杂志的变化谈起。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不久，即在同年9月，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将5月以来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从复刊后的第一号，即第八卷第一号开始，该刊实际上成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复刊号中，首篇登载了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谈政治》一文。复刊号中还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杂志内容的这些变化马上引起了部分社员的不满。特别有名的反响就是胡适的不满，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由此可见，《新青年》复刊后变化之如何鲜明。
这种变化在复刊后的《新青年》的封面装帧上也有所反映。关于该杂志封面变化，可以借用茅盾的话来说明，就是“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图案，这个图案“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但是，据分析，这个图案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那么，将美国社会党（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和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中介人到底是谁呢？
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维经斯基。维经斯基来华前曾在美国活动过，1913年为生活所迫到了美国，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俄国，立即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参加俄共在远东的活动。他来华后，美国（部分英国）出版的社会主义书籍（如“Soviet Russia”等）被迅速地翻译介绍进来。这使我们推测，正是曾经身为美国社会党党员的维经斯基利用其方便条件。
此外，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创刊了非公开的组织刊物——《共产党》月刊。在该刊物中也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受美国及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首先，该杂志的体裁完全模仿了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The Communist，发行地：伦敦）。中国的《共产党》月刊不但一模一样地模仿英国《共产党》的封面装帧，而且也沿袭英国《共产党》杂志的式样。
《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特别是介绍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也可以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苏维埃俄罗斯》（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文章、《解放者》（The Liberator）、《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第一次能够真正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革命理论。维经斯基的来华，不但为上海发起组在组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也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事实给我们说明，很早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运动”的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宣言，通过翻译传入中国，使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转向列宁主义运动论、组织论的吸收。
由于接受经由美国而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陈独秀。直到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他显然还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仍然“不情愿阶级斗争的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斗争”“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承认；他仍旧在劝说资本家实行工人得红利的权利，以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然而，维经斯基到来之后，他的思想则明显地不同了。在前面提到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谈政治》的文章，宣告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谈政治”。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是承认“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法治法律的强权”去打破资产阶级旧的政治体制，而且，他还对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还未形成政治实体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此外，陈独秀在1921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演说中，还对中国应该选择俄国共产党还是选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陈当然是支持选择俄国共产党的道路）。换句话说，陈独秀是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于1919年经过曲折之后所达到的基点上开始起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运动等思想内容表明，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最早的第一步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深受大批先进青年崇拜的陈独秀转而公开鼓吹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对中国进步思想界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可以说，在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中国，日语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占有的压倒性优势，逐渐被间接来自俄国、共产国际的文献代替。而来自俄国的影响在理论上逐步支配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可以说，曾通过日本来接受世界新思潮的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到后来又通过苏俄、通过共产国际看到了整个世界。
完全描述清楚维经斯基第一次中国之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维经斯基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维经斯基是“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工作的‘灵魂和组织者’”。这一出于俄国立场的评价虽有故意拔高之嫌，但从中也多少可以看出维经斯基的重要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在维经斯基离开后突然减少这一现象，一窥维经斯基在中共创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主要活动集中在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期间，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伙友》等的出版；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半日学校（工人游艺会）的创办；外国语学社的创办等。而在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以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大大减少。
对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在维经斯基离开后突然减少的现象，包惠僧回忆说：“魏金斯基同志已回国，上海方面的同志很少，工作也没有开展，……到1921年五一劳动节后，我们的工作部渔阳里六号被法国巡捕房搜查了，住在那里的人搬走了，李汉俊有点慌。他要我到广州去当面和陈独秀商量：要就是陈独秀回上海来部署党的工作。要就是把党搬到广州去。李汉俊自己是准备到武汉或是北京搞他个人的政治活动。我是1921年5月10日左右到广州。……我同陈独秀见了面，把上海的工作情况及李汉俊的意见告诉了他。陈独秀思索了一下说：……目前请李汉俊暂待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工作能做的做一点，不能做的等等再说。魏金斯基迟早还是回来的。”上述情况，在新近发现的档案文献中也得到证实。1921年1月21日，舒米亚茨基致信科别茨基，其中谈道：“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
1921年初，维经斯基准备回国。他从广州起程，途经北京时，重晤李大钊，并会见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谈话中，维经斯基表示出对自己在华工作的满意和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期望。张国焘说：“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历史性会议，但是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展开的伟大革命，与作为首位赴华使者的维经斯基的努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维经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通过维经斯基，中国共产主义者终于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功过参半的共产国际代表
1921年春，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等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之后的两年多，维经斯基一般“负责处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与先后来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的张太雷、张国焘共事。1922年7月，当马林的国共合作战略被共产国际认可时，维经斯基还曾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1923年11月，一个历史的机遇，再次把维经斯基推向中国。这一年他被共产国际委任为驻中国的代表，历时3年半，是他在华活动时间最长，经历的情况也最复杂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在华的功过是非毁誉不一的时期。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他的确有功，也着实有过。
其功绩主要有：
第一，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发展并做出独到贡献。维经斯基一走马上任，首要大事就是推动国共合作的发展。按照莫斯科分工，鲍罗廷负责国民党，维经斯基负责共产党。当时中共党内，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部分党员，对加入国民党持有保留意见。为此，他约见张“说明共产国际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使国民党革命化；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反对国民党中的不革命分子”。由于国共合作是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中共领导人和维经斯基经常就此进行认真的探索。后者往往提出很重要的建议。5月14日至16日，维经斯基又出席了中共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并亲自指导了这次专门为总结国共合作经验的会议。在与会同志的努力和维经斯基的指导下，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1924年6月，维经斯基又拜会了孙中山，维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苏联国内的情况。之后，维经斯基撰写了《中国南方时局与孙中山政府》一文，指出了国民党仍存在的弱点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国民党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但是他们缺乏决心和勇气来改变航向，使自己的全部政策转到劳动群众的利益方面来。和国民党共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和年轻的中国知识界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宣传和演讲，逐步地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去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去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在维经斯基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共积极而卓有成效地投入国共合作，并在工农运动、宣传工作、推动国民党革命化的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国共合作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这中间维经斯基曾给予宝贵的指导。1925年1月11日至1月22日，中共召开了四大。大会通过了由维经斯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起草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该决议案指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强调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共四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被看作是我党对统一战线问题认识上的一次重要飞跃，维经斯基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4月13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撰文写道：“无产阶级在整个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思想不只在像印度这种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中国——被最近一个时期这些国家的整个事件提上了议事日程。”随即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证实了维经斯基的预见。
第二，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此时，“维经斯基正在上海，参与了对运动的领导。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经常在维经斯基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确定政策”，经常参加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6月1日，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实行了“三罢”。为了取得国际援助，维经斯基还及时把上海的情况通报给莫斯科。6月5日，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少共国际共同发表宣言，声援正在斗争中的中国人民。6月7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发表《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进攻》一文，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牺牲精神。
14日，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一文，论述了“五卅”运动的作用和意义。10月初，维经斯基出席了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五卅”以来党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会议再次“肯定了工人阶级在这次反帝斗争中体现了自身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指出资产阶级的分化已日益明显，反动的资产阶级要背叛国民革命”。总之，“五卅”运动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运动，维经斯基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是中共成功地领导这场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注意维护和尊重中共领导人的威信，他从不以国际代表的资格凌驾于中共之上。在同期来华的几位俄共党员或共产国际的代表中，维经斯基的领导风格和工作作风是很受中共一些同志的称赞的。和马林相比，维经斯基很注意尊重中国同志，从不以国际代表自居，动辄让中国同志汇报工作，或者不经协商就做出决定。马林在这方面的欠缺，曾引起陈独秀等中国同志的不满，陈曾就此专门致书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改派维经斯基来华工作。维经斯基为什么能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注意维护中共中央的威信，尊重中共中央的自主权。每次中央开会“维经斯基虽发言最多，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以往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鲍罗廷（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廷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这引起陈独秀先生的不快。”“在这一点上，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有：
第一，维经斯基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二大前的形势，主持了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大退让。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本来这次会议是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争取中派的极好机会。会前，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也有此意。但是维经斯基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这时已成事实，郭松龄倒戈又遭失败，革命形势趋于低潮，如果国民党内部一旦分裂，势必影响广东北伐大局。因此，他以维护国民党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为理由，极力主张在二大上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以确保南方根据地的稳固。于是，在维经斯基协助下，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等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商议国共关系，会议达成七项协议，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1/3，由共产党建议会议延期，等这些人回广东后再开。中共中央和维经斯基的上述做法无疑给第一次国共合作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二，中山舰事件后，维经斯基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主持和指导了中共对蒋介石的退让。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反苏反共，打击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发生时，维经斯基不在中国，但他当即正确地指出了事变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对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进行反击，“因为不是国民党左派而是共产党人开始占据了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共产国际确定的妥协退让方针，很快就使维经斯基也走上了对蒋退让的道路。特别是当中共陈独秀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时，共产国际便急忙派维经斯基返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等人“危害国共合作”的错误倾向。6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主要是为了要纠正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
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认为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进攻，是由于我党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错误，是代替了左派而不是使左派在政治上组织上自己形成起来。决议还批评了共产党要退出国民党，自己独自领导无产阶级的观点，也批评了共产党包办国民党机关、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的做法。会议错误地分析了中山舰事件产生的原因。虽说会议克服了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左”倾错误，但却为右倾错误打开了大门。
第三，北伐开始后，维经斯基继续执行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明知蒋不可靠，却又对蒋抱有一定的幻想。他甚至“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变化太快，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洋军阀及帝国主义”。尤其是当大革命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他在对蒋斗争上提不出任何积极的策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表现。
维经斯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活跃于中国舞台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比马林在华的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在中国发表。他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因此，他的贡献与失误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此后，在1932年至1934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在1935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47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1918年—1924年）》一书。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1953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7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0岁。在共产国际早期派往中国的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