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的圣人
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王阳明最终没能逃过疾病的魔爪，迎来了和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永别的那一刻。
明嘉靖六年（1527）五月，五十六岁的王阳明受朝廷委任，不得不拖着病躯前往酷暑难耐、恶疫肆虐的南方戡乱。平定盘踞各地的贼寇之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加强治安，施以教化。但是，终日的劳累诱发了他的肺病顽疾。次年十一月，完成使命的王阳明在回乡途中病情加重，且又出现了痢疾腹泻之症。当王阳明乘坐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境内时，他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
当时，王阳明的弟子周积正在南安为官，听闻恩师抵达南安，急忙前去迎候。周积来到船舱，见恩师卧病在床剧咳不止，急忙上前请安。王阳明勉强坐起来，问他：“近来进学如何？”
“有所长进。如今政局大体平稳，恩师道体如何？”周积答道。
王阳明回答说：“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而已。”
两三天后，王阳明自觉生命之灯将尽，便让家童叫周积到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在恩师枕边，神情悲怆，静静地看着恩师消瘦的脸庞。王阳明徐徐睁开眼睛，把头转向周积一侧，对他说：“吾去矣！”
周积抑制不住悲痛，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
孟子逝后，儒教心学丧失殆尽，王阳明重整心学，并将其发扬光大，开创新学风。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在这静肃的一瞬间，圣哲的魂魄已脱离身躯，向着幽冥飞去。
“恩师，有何遗言？”周积压抑着呜咽，问道。
王阳明张开嘴唇，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撒手人寰。
王阳明遗言中的“此心”，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晚年所作的诗歌《中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有如下词句：“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光明”指的就是良知的光辉。王阳明在晚年才开始提倡“致良知”说，此学说可以说是他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才悟出的智慧结晶。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在万事万物上都“致良知”，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命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松克服，并且不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良知”说不仅鼓舞了知识分子，也鼓舞了不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于是迅速在都市和乡村中传播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
行动哲学阳明学
在日本，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这也许是因为一提起阳明学，人们就会想到熊泽蕃山和山田方谷等人。熊泽蕃山是备前国[3]之臣，具有经世之才，在处理藩政方面成绩卓著。山田方谷是备中国[4]之臣，幕府末期著名的阳明学者，具有经国之略，在藩政改革方面也是功绩卓著。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一种学说无法经世致用，无须诉诸具体实践，那么这种学说就不能被称为阳明学。
阳明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只强调博闻强识，不修德行，或者对经世致用漠不关心，这些都违背了阳明学的主旨。儒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并且注重实践，不只是阳明学，朱子学也是如此。对朱子学者来说，一旦有了合适的职业和地位，他们都会谋求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把注重实践说成是阳明学的独有特点，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恰当的。
日本人认为阳明学是行动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信奉阳明学的学者往往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东泽泻、西乡南洲、三岛由纪夫等人都修习阳明学，最终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大盐中斋在浪华[5]发动叛乱；长门[6]的吉田松阴密谋讨伐幕府，结果被捕入狱，被处以斩刑；周防[7]的东泽泻在庆应年间发动勤王运动，最终被流放异域；西乡南洲挑起西南之役；作家三岛由纪夫受忧国之情驱使，煽动自卫队队员发动兵变，失败之后剖腹自杀，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但如果认为只有阳明学者才会做出如此壮烈的举动，那么得出这个结论就有些过于草率了。其实不只是阳明学者，朱子学者中有些人也做出过同样壮烈的举动，例如江户[8]的大桥讷庵。大桥讷庵是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他和平户藩[9]的儒学家楠本端山（恩师楠本正继先生的祖父）一起师从佐藤一斋，并称为幕府末期的两大朱子学家。讷庵比端山年长几岁，在讷庵的指导之下，端山才最终把朱子学看作正学，并成长为一代大儒。二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其学问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胜过他们的恩师佐藤一斋先生。
楠本端山在平户藩为官，为藩内的政治、教育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明治维新前后，他整顿藩政，保得一方安宁。而大桥讷庵却积极参加勤王讨幕运动，秘密储藏武器，鼓吹“攘夷论”，密谋暗杀阁老，最终被捕入狱。对于讷庵的行为，不只是同门，当时的很多阳明学者对他也提出了批评。
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其实还与王阳明独创的“知行合一”说有关。“知行合一”说的中心是“行”，而不是“知”，这是一种实践主义的思想。所谓的“行”，并不是与“知”对应的“行”，也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实践行动。王阳明曾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可以看出，“行”包含的范围很广，心中萌发意念也可以看作是“行”。
阳明学是一门重德行、以“良知”说为根本的学说。很多阳明学者对于自己的“一念之动”和行为都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例如三原[10]的吉村秋阳、多度津[11]的林良斋和但马[12]的池田草庵等。吉村秋阳和大桥讷庵、楠本端山一样，都是佐藤一斋的弟子，他曾说过，人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这样才不会与外界形成对立。林良斋是大盐中斋的弟子，他和池田草庵都是阳明学者，同时也是至交。他们二人提倡“慎独[13]说”，强调独自一人时更要注意自己的“一时之念”，不要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来。
在阳明学者中，做事低调、治学严谨的学者很多。他们的学问都做得很精深，德行也很高尚。可世人往往只看见我们前文所述的那些行为壮烈的人士，并且认为那就是阳明学的精髓。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需要我们做出反思。
日本人与阳明学
江户初期，阳明学传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大儒在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之后，对那些著作进行了详细的阅读。贝原益轩是福冈的一位大儒学家，因博学广识而闻名于世，在他的读书目录《玩古目录》中有《王文成公全书》。可以推测，他当时应该也读过王阳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绍阳明学的是中江藤树。他先是在伊予国[14]的大洲为官，后来辞官回家侍奉双亲，被尊称为“近江[15]圣人”。中江藤树曾经创建藤树书院，并模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出《学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讲学授业。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王阳明的高徒、王学左派（良知现成派）巨匠王龙溪的著作，读后激动万分，对阳明学的崇拜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治学方向转向阳明学。
为什么王学左派的“良知”说会如此打动中江藤树呢？王学左派主张，无论我们多么卑微，都和圣人一样具有完满的良知，无须做学问，也无须痴迷于烦琐的修行，只要达到顿悟，就可以变成圣人。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学左派的主张可谓惊世骇俗，人们不再需要日积月累的学习，也不再需要对内心和品行进行苦修，一样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
王学左派的“良知”说很快就俘获了大众的内心，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王学左派强调绝对的自我，提倡为民办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欲望，所以信奉民主主义的欧洲学者大都喜欢研究这方面的思想。无论是谁，当有人对他说“你和圣人一样，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来就是圣人，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只要意识到了，你就能变成圣人”时，这个人肯定会产生强大的自信。因此，中江藤树会对阳明学产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王学左派的思想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刨根问底，它最大的功绩在于阐明了王阳明潜藏于内心，而没有直接言明的思想，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端。此派学者不赞同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结果乱了世间纲纪。他们大都率性而为，一旦对社会和政治不满，便会毫无忌惮地发怒。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家伙”，狂言酒色才气不碍菩提路，并把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看作是顺应良知的行为。日本社会从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风潮和明末的风潮极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树因为王学左派的“良知”说而对阳明学产生了兴趣，但是藤树没有沿袭王学左派的行为。其实不只是中江藤树，所有日本的阳明学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这和《论语》中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有些相似，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爱精神”的儒学。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人与人的心灵自然相通，也不存在严重的对立。由于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来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总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体”的世界观，再加上没有遭遇过外族入侵，所以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体”的世界观，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日本列岛地理气候多样，漫长的海岸线呈锯齿状，四季的变换营造出绚丽的色彩，生长于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情感也变得丰富。具有此种民族性的日本人，当然会乐于接受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思想。
对日本人来说，很少有人会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运用逻辑思维去探求事物的本源。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人不喜欢“发言”，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时，是整体性地去理解事物，而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研究。以上所提的“整体性理解”，指的是将事物和自己的内心合为一体之后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通过思辨的态度去理解。其实，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并将这一特性贯穿到思想和文化领域。虽然感性的理解方式存在各种缺点，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对事物的感性认知等，但同时它也有自身的长处，那就是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赋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体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来也会变得简单。我们在认知一个事物时，没有必要去摆弄那些烦琐的思辨和理论，也没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里左顾右盼。对事物进行感性认识和整体把握，未必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阳明学就蕴含着我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一思想，所以日本人才愿意去接受它。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它的“求道”方式是整体性的，简单易操作。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是一个严格的生命体，它包含敏锐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恶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则。根据阳明学的理论，只要顺应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极其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实性。日本人被阳明学的“良知”说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
对阳明学的误解
1972年6月，“纪念王阳明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我受邀参加，并做了《幕府末期的阳明学和明末儒学的关系》的演讲。研讨会一共举行了六天，参会人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阳明学专家。有一天，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文化与阳明学”，因为只有我来自日本，所以我就责无旁贷地成为小组讨论的主角。
我率先介绍了日本的民族性容易吸收阳明学的原因，之后是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发言。其中一位学者坚持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并举了大盐中斋之乱和三岛由纪夫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实这种观点早就存在，中斋之乱后，日本学术界就出现了此种论调。当时京都有一位儒生名叫春日潜庵，他打算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有朋友告诫他，阳明学是不稳之学，劝他不要信奉。
年轻的美国学者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可能还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有关。于是我反驳他说：“三岛虽然自称信奉阳明学，其实他并没有悟得阳明学的真谛。大盐中斋虽然在阳明学方面负有盛名，但仅凭他一人的举动，就定义阳明学为‘谋叛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明朝发生有覆国之忧的大叛乱时，亲率大军前往征剿的正是王阳明。如果因为大盐中斋发动叛乱就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那么基督教教徒还发动了岛原之乱，为什么不说基督教也是‘谋叛宗教’呢？”
时至今日，对阳明学产生像这样的误解在日本国内依然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