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硕果
我读历史系，学历史出身，当然带着这种背景给我的偏见。我的偏见之一，是一向认为在过去百年间，若问中国的学术知识研究工作中，哪一个领域有最多突破，有最丰富的收获，又有最多独立成家的人才，用这三个标准去衡量，排名第一的，只能是中国历史的领域。
勉强能和中国历史的丰富研究成果相比的，真的不多。也许可以提抗战期间的基础科学，它曾有过很好的发展。在西南联大，有像吴大猷这样的老师，带着杨振宁和更年轻的李政道，他们两人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在数学上，培养了后来在数理哲学上大放光彩的王浩；纯数理领域的陈省身，也有很大的成就。但如果将时间拉长，不只看那一二十年，而是以百年的尺度看，那么物理和数学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全面而持续了。
相对而言，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过去一百年，几乎每十年都有重要的学者做出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最早有罗振玉、王国维那一代，以他们的考据学根底，结合对古金石学的重新探究，改变了看待中国古代史的方式。接下来有胡适、傅斯年那一辈接棒，运用从西方学得的“科学方法”，让原来的考据更加严密，不仅有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稳固的史学方法基础。
抗战前，新成立的史语所进行了安阳殷墟的考掘，由此迅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考古人才，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也有技术。这批人以及他们带出来的学生，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挖出了一个过去无法想象的中国古代文明图像来。
抗日战争期间，有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历史学家。西南联大也许不是像鹿桥《未央歌》里写的那种纯真的天堂，但从教育与学术的环境上看，那还真的接近一个奇迹。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三年中有三位不同的老师教中国通史，教的内容都不一样，不一样到前面一年上过中国通史课的学生，看到后一年中国通史课的考题会傻眼，根本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三位老师的观点不一样，选择不一样。
那是个创造观点的新时代。那一辈的研究者对中国古籍的掌握仍然惊人，却不再受制于传统的观点。他们大胆地从流传了上千年的文献中，读出新重点、新意义来。而且他们的野心比上一代更大，开始探讨“大问题”。他们不仅要解释历史上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还勇于碰触“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历史的特色是什么”“中国和西方有根本差别吗”这一类大问题，并提出初步的答案，至少是寻求答案的方向。
随之就是1949年的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和解释。拿着这支新火把，一二十年间，一批勤勤恳恳的史学研究者，在中国旧史料里照见了许多过去被忽略的角落，看到了许多过去被隐蔽了的历史面貌。在原有的文人大传统图像上，补了农民、底层的小传统部分，也重新整理了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还有大陆以外地区的发展与成就。“中华民族花果飘零”（唐君毅语）的悲剧命运，却将中国知识、历史中国的关怀带到了不同的地区。
在美国有一群人——萧公权、杨联升和余英时等学者一脉相承。在台湾，有更庞大、更集中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台湾大学历史系，还有沈刚伯主导到处“点火”去成立的各大学历史系。在这里，一个过去中国文化的边陲地带，一个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到处遗留日本文化影响的地方，竟然在历史的偶然中，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重镇。
02
百年来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超过以往两千年
我在台湾大学读历史系，然后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继续做历史研究。从在台湾的后期，我就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资料。很长一段时间，我认定我的人生目标，就是留在学院里，继续台湾的老师、美国的老师走出来的研究道路，在中国历史的理解上，努力做出突破来，然后将我的知识与技能教给下一代的历史系学生。
我在这条路上走得够久，却又没有太久。够久，让我能对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领域里的who's who（著名人物）和what's what（事实真相）自信有一定的把握；没有太久，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
我没有留在学院里，没有在大学里教书，也没有在史语所里做研究。我进去过，又出来了，这让我得以有不太一样的空间与自由。我如果留在史语所或大学的历史系里，就不得不按照机构的规矩，选择一个领域，做非常专精的一手研究，那么我就没有机会能够自在地浏览、碰触中国历史的不同领域，知道这么多优秀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如果留在学院里，我势必无法像现在一样，自觉地选择做一个“二手研究者”。虽然我也读一些原始材料，但那通常是以阅读经典的心情来读的，我早早就放弃了进行严谨的一手研究的企图。我的知识、我的理解，来自大量阅读并整理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学院里，不做一手研究，很难存活下去。但容我说一声：做一手研究，真的不是研究的全部，甚至不必然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的非典型路数——始终保持研究兴趣，却不是为写专业论文或专著而做研究——使我得以接触、欣赏并真心感激许多在中国历史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我在阅读、整理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真切的快乐。也因此，站在他们提供的知识基础上，我才有可能试着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好好完整地说一次。
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一位朋友焦元溥有非常类似的地方。焦元溥喜爱古典音乐，尤其喜爱钢琴音乐，但他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从一个角度看，这让人很遗憾，他对于钢琴音乐的理解和掌握，远超过大部分职业钢琴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就是西方人说的blessing in disguise（变装了的福气）吧。没有成为钢琴家，焦元溥反而能够有那样的视野，也有那样的时间，走遍全世界去访问顶尖的钢琴家，探访他们对于音乐、对于钢琴最深刻的体会，传抄记录下来，让我们都能看到。
正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圈里，没有以史学研究作为我的职业，才能更自在地优游这个广大的天地，不带功利地欣赏这里的美景。在这片天地间，这一百年，多么美好！
中国的历史意识存在了至少三千年，累积了超过三千年的历史知识，是个史学高度发达的地方。然而从1900年算起，到2000年，放眼看去，中国历史三四千年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我们知道了许多，改变了很多原有的看法。对于中国历史，一方面我们知道得更细更密，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得更广更宽。
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中，我仔细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乃至商周之际的发展。这些发生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事，一百年前没有任何人知道。神奇的是，一百年后，我们对这么古远的事知道那么多，而且不是想象出来的，是有实凭实据，依照证据推论出来的。我们可以不同意推论的结果，可以继续争议该如何推论，但这些证据无法被取消，这些证据需要被解释的事实，不可能被推翻。
关于这段古远的历史，这一百年来我们增加的认识，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总和。但许多人仍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应该从黄帝讲起，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仍然深受过去见解的影响。我站在特殊的边界上，转头一边看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再转另一边看社会常识上的高度落差，因而产生了特殊的勇气，来自使命感的勇气。
我写的，是一本介绍百年来中国历史突破和改变的通史。它必然会写得很长、很啰唆。我没办法长话短说，没办法言简意赅，因为我不只要介绍，对于一段一段的中国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我还需要不断来回对照，新知识、新见解，和大家存留的旧认识、旧见解有什么差异，铺排差异，并说明新知识、新见解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让新知识、新见解取代旧知识、旧见解。
还有一个原因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鲜事儿实在太多了。我像是去了远方富丽城市的旅人，比如说去了圣彼得堡，亲历了圣彼得堡的美好，发现圣彼得堡有那么多值得大家欣赏和享受的美好，我当然要用一百张乃至两百张幻灯片，将圣彼得堡介绍给还没有去过的人。
03
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的关键点
让我尽可能用最简要的方式，整理一下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的关键新知识。
中国历史从哪里开始？这个问题牵涉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当我们问“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如何如何时，这个问法本身很容易就预设了一个“中国”的存在，将我们导向于去寻找某个单一的地方、某个单一的因素，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开端。
百年之前，人们是用这种态度回答历史起点的。百年之中的研究与发现，却告诉我们：必须先调整并搁置单一的中国的假定，才有办法真正追索、明了中国是怎么来的。
中国不是从一个点上发展出来的。这片后来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从新石器时代到约公元前1000年，各个不同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这些区域文化各自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接触、互动，彼此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再换句话说，我们要探讨、要寻找的，不再是中国文明从哪里开始，而是多元的地区文化，如何抟合成一个具有高度同构性[1]的中国文明。
在新的理解中，夏、商、周有两种意义。它们是中国文明抟合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三个前后相续的共主，有时间先后，夏最早，商取代了夏作为共主，后来周又打败了商，接任共主。但除了时间先后的意义外，夏、商、周也是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三种不同的文化。夏文化在中间，商文化偏东，周文化偏西。它们作为共主的时间先后相续，但作为地区文化，它们存在发展的时间，有很大部分是重叠的。
夏人为共主时，东方早已有商人与商文化。夏人失去了共主地位，取而代之的商人并没有消灭夏人与夏文化，夏仍然存在。商人为共主时，周人也就在西方崛起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共时关系，和他们作为共主的历时关系，同样真实，同等重要。
商文化和周文化大相径庭，也就和后世以周文化为基底建立起的中国文明大不相同。商文化是一种人与鬼神密切共居的文化。在他们的社会组织中，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是“巫”，是有能力沟通人与鬼神领域的人。商人的统治阶级相信可以让自己灵魂出窍，感应鬼神信息。商王就是最大的“巫”。
商人相信死后世界，相信有神有鬼，他们甚至不觉得活人和死人的世界有绝对和明确的划分。他们活在认定神、鬼可以随时参与日常生活的环境中。
一两千年的时间中，这样的商人、商文化图像，在中国消失了。也就是说，一两千年来的中国人，不知道也不认识商文化的样貌，他们将商简单地视为一个一般的朝代，即在周朝之前的商朝。
因为那一两千年间，中国文明定型了，有了自己明确的性格。在那样的性格对照下，商文化如此异质、古怪，古怪到人们无从理解商文化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引发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商人创建的文化，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流？那么，中国文明的主流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强大主流取代甚至压抑了商文化，以至于商朝的历史面貌必须等到20世纪才得以被重新认识？
04
中国文明的主流来自周文化
中国文明的主流，来自周人与周文化。我们今天认定的中国文明的主要元素，几乎都来自周人。由商到周，当然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绝对不能用改朝换代的眼光来看待。那时并没有后来意义上的朝代，只有共主结构，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周人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基础上建立了很不一样的政治制度。由商到周，是全面的剧变，是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也是文明典范的戏剧性转移。
周人翦商，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假设那个时候有一位具备宏观意识的历史学家亲身观察了这个历史事件，他会如何评价，如何解释？最有可能的是，他会将此事视为两大部族间的重要冲突，冲突之后，周人的势力胜过了商人。周人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和商人不一样，但这应该不会让那位历史学家感到意外。在那个时代，他周围有许多不一样的部族，有不一样的文化，商人作为共主，不可能在文化上统合其他部族，不可能取消周人的自有文化。
同理可证，他应该会如此假设，在周人之后，也会有新的部族兴起，有一天将压过周人，他们的文化又会在共主地位上，压过、取代周人的文化。这是当时历史变化的基本形态。
但这次他错了。不同部族的不同文化递变的情况，到周人之后，就停止了。在周人的努力与影响下，周文化的核心、关键部分从此留了下来。这些部分的中国文明，就像是被冻结了似的，后来一两千年，历经自然、民族、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变化，一直神奇地保留着，而且一直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
一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借由坚船利炮带来的新文明，才真正动摇了这套核心主流。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9世纪，长达三千年的时间，涵盖中国如此广袤的空间，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基本元素，维持不变。这是周人建立的惊人成就。在他们崛起之前，中国是一个多元错落的文化领域；在他们崛起之后，这块土地被转化为近乎单一的文明系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周人建立核心主流后，就没有变化了。如果那样，也就无从说中国历史了。中国有许多变动，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新鲜事，不过有个基调由周人制定下来，并流传下去。围绕这个基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基调内部元素有不同排列组合，不同时代仍然变化着，于是创造出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丰富成就来。不论是政治、思想、文学、艺术……中国文明的成就中，都只能以这个基调为背景来生发、演变。这是三千年历史中无可否认的特色。
05
周人的遗产之一
——世界观
周人建立的基调，第一条主旋律，是“天”的观念与“天”的信仰。
商人深深相信的终极权威，是自己的祖先，死了成为鬼神的祖先。他们相信鬼神有自己的世界，高于人间，而且具备干预和改变人间事务的超越能力。人的世界与鬼神的世界之间，有暧昧的信道，只有少数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来回穿越。能够这样“通天地”的人，就能够操控鬼神的超越能力，因而得以在人间威服众人。会通天地的人，能够从鬼神那里得到别人得不到的能力与智慧，还能不时要求鬼神听从他们的请求，在人间降福降祸。
为了通天地，要有工具，青铜器、问卜、文字……这些都是商人用来通天地、取得鬼神信息的关键工具。
商人崇奉“帝”。“帝”是鬼神世界的最高权威，是祖先中最厉害的。周人却崇奉“天”。“天”和“帝”大不相同。商人无法理解周人的“天”，和周人关系紧张时，商人自然地将“天”想象成另一个鬼神主宰，一个人化人形，居住在天上。但周人的“天”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拟人的，而是抽象的。
商人的鬼神是拟人的，也就有着和人一样的倾向——鬼神总是护着自己人的。我的祖先帮助我，你的祖先也一定帮助你，因此我们两个打架谁输谁赢，除了看我们谁力气大，还要看谁的祖先比较强。如果我能够证明我的祖先比较厉害，在另外一边可以压倒你的祖先，那么就算你相信自己的力气比我大，也不敢跟我打架，必须服从我。
周人不信这个。他们信的是普遍性的“天”。意思是“天”是公平的超越评判力量，君临所有人，不属于周人，也不会独厚周人。“天”有其规律，有从其规律中生出来的规矩原则。行事符合“天”的规矩原则，“天”就会保佑、帮助你；相反，行事违背了“天”的规矩原则，就会被“天”惩罚降祸。
“天”的信仰产生了“天”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周人的天人观。人要服从“天”，也就是服从“天”的规矩原则。在和商人的长期紧张冲突中，在对商人的敌对观察中，进一步在调整和商人的对应模式中，周人有了“天命”的概念，也就是天人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周人相信，“天”给予人最大的奖励，是统治管理他人的权力。如果你行事依照“天”，“天”就会将“天命”给你，让你依凭“天命”成为统治者。但既然统治的根本权力来自“天”，“天”能给你的，必要时“天”也会拿走。
如果你行事违离了“天”的规矩原则，“天命”就会被从你身上拿走，交给更符合“天”的标准的人。
周人的这种观念，不只和商人大不相同，从世界文明的宏观比较上来看，我们都必须惊讶，其中有着如此少见的强烈人文中心精神。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2]曾以“轴心时代”来称呼世界文明史上一段灿烂的人文醒觉历史。在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差不多同时出现了重新定义“人”的深刻哲学思想。而中国“轴心时代”的人文醒觉，其实源自周人的“天”“天人”思想。早在公元前11世纪建立王朝之时，周人就已经初步完成这个醒觉转变了。
表面上看起来信仰的是“天”，然而“天”并没有主观意志。“天行健”，意味着“天”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其自然运作，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持规律，不会改变。“天”不任性，不会乱发脾气。信仰这样的“天”实际上是信仰抽象的行为原则。依照“天”彰示、反映的原则来行事，来规范自己，那么人的行为就有了可以预期的后果。
中国人相信好心有好报，相信你有怎样的居心，做了怎样的事，相应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为什么好心可以有好报？因为有天的中介，人在做，天在看，有一个公平的、只认原则的老天爷随时在评断。
“天”不是一个有意志、有脾气的超越力量。“天”不是商人的“帝”，也不是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有意志，还有不可测的脾气。他看你是个在世间的义人，做的都是好的事、对的事，他不必然因此奖赏你。他的想法来了，他就要试探你可以正直到什么程度；更可怕的，他也许还要试探你信仰上帝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觉得好心有好报或好人有好报，那就不是对上帝真正的信仰。你觉得你可以猜到上帝会如何对待你。上帝不是人可以猜测的，上帝更不是人可以试验的。上帝的意志、上帝的道理超越人的理解，和人不在同一个等级上。所以，不能以上帝之名发誓，怎么可以叫上帝帮你做保人？你违背了誓言，上帝就照着惩罚你，那岂不变成了你在控制上帝，叫上帝为你服务？
犹太人的上帝，是彻底超越的。人在上帝面前，只能诚惶诚恐地信奉、崇拜，他的超越性就在于他不给予任何人间规律。人害怕上帝，人非害怕上帝不可。
然而，从周朝开始，人从来不怕“天”，不觉得“天”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会任性地、不预期地作弄人。人必须敬畏“天”，那是因为“天”是一套规律，不为任何人而改变。你不能跟“天”套交情，不会因为你是王，“天”就扭曲他的规律来配合你，纵容你。
“大邑商”多了不起、多有成就，然而一旦他们的行为偏离了“天”的规范，就遭到了“天”的惩罚，将“天命”从他们身上拿走，交给小小的周。没有“天命”，就连小小的周都能打败大邑商。
“天命”怎么会交给小小的周？不是“天”偏心独厚周人，而是因为周人一直遵守“天”的规律行事，从来不敢有所违背。周是“好人”，在“天”的公平性中，好人就得到了好报。
周人最早的观念，是简单的好人有好报，或者说得更直接——好的行为会带来好的结果。“天”就是好行为会带来好结果的保障。但后来好人有好报微妙地变成了好心有好报，中间关键的变量，就是孔子。
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要？其中一部分理由就在于他真诚地面对了周人立国信仰崩坏的危机。他所处的春秋时代，那么多人公然违背大家认定的“天”的道理行事，有弑君的，有悖德的，有贪婪的，有阴险的……做了坏事的人，却继续过着好日子；然而，明显做了许多好的事、对的事的好人，却得不到好报。
这种时代，还有天理吗？人还要相信“天”吗？孔子面对“天”的信仰在乱世的动摇，认真地重新思考并建立了一套道德原则，其中关键的一项就在于分别道德的行为与道德的动机。在现实条件制约下，一个人或许没有能力做出好事来，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最糟的情况下，不能有好心。能不能有好事的结果或许操之在人，但好心绝对操之在我，也就成了人无从逃避、无从推卸的责任。有好心，比外表上看能做好人更基本，更重要。
你没有能力救助路上的每一只流浪狗，但你在路上看到了一只烂了毛、在冷风中颤抖的狗，你不可能没有能力对它表示同情。那样的不忍，完全在你自己的掌握中，没有任何人能逼你取消，除非你自己要。后来孟子更进一步，将这样的“恻隐之心”视为“天”一般的权威存在，是人的本性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
这是儒家道德思想发展的大纲大目，从周人原有的“天”的信仰上一脉相承，后面还有机会仔细说明。
06
周人的遗产之二
——宗法封建制
周人留在中国文明中的第二个长久印记，是宗法，是对于亲族的重视。
宗法和封建紧密相连。封建是周人设计出的一套全新政治系统，取代了夏、商原有的共主形式。周武王在出兵翦商时，并没有野心，更不可能有信心打败他们心目中势力庞大的商人。之所以出兵，是因为被商人压迫得忍无可忍，必须有所反抗。很有可能连西伯昌，也就是最受周人爱戴的大家长，都死在商人之手。武王基于为父报仇的愤恨，第一次出兵，但到了孟津，还是没有把握地退回去了。
第二次出兵，在牧野一天之内击溃商军，接着冒险进击朝歌竟然又获得胜利，周人惊讶、无准备地发现自己彻底打败大邑商了。他们没有准备，所以只做了简单的安排，就又退回西方宗周去了。但没多久，发生了管叔、蔡叔发动的内乱，周公、召公不得不进行二次东征。二次东征成功后，真正最艰难的挑战刚开始。他们的态度，依旧是戒慎恐惧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自觉要到一片陌生的、未知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地方去。
戒慎恐惧而非自信满满，使他们采取了封建的方法：第一，他们不假设周遭的人会自然对他们友善；第二，他们不假设当地人的力量比自己小。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安排。
封建是周人不得已设计出来的。他们本来只要压服商人，派少数势力看管商人就好，然而情势所逼，“管蔡之乱”证明了此法不可行，要保有翦商的成果，一定得东进。那他们能依靠什么？他们找到的最坚实的依靠，是亲族纽带带来的信任感。因为你是我兄弟，我可以信任你；因为你是我弟弟的儿子，我可以信任你；因为你是我弟弟的儿子的亲家，我可以信任你。
周人借封建扩展，在扩展的过程中，将原本仍然呈现多元文化状况的中国地区逐步同化。封建的实质，是派出一支又一支武装殖民部队，部队的主力由周人的亲族组成，围着主力，有周人带去的其他合作部族。用这种方式，周人的文化散布到了广阔的地区。
封建是一种扩张与统治的手段，然而封建留下来的最强大的影响，是亲族系统，是以亲族系统为原则构建的社会形态。
周朝之后，两三千年时间中，中国的基本社会人际组织，是以亲族关系为主的同心圆模式。一个人处在社会中，必然被置放在一层层的亲族关系里。这井然有序的一层层关系，在《礼记》中被清楚地规定为“五服”，两千多年之后，仍然写在现代民法中，规定为一等亲、二等亲、三等亲等。[3]
这个同心圆的圆心是我自己，“五服”或几等亲，决定了其他人和我的距离，亲等越近的，越值得信任，也必然在生活上和我有比较紧密的互动。在这种模式中，不同亲等的人之间有不同的行为模式、不一样的交情、不一样的权利义务期待。
封建靠亲族系统方能成立，随着封建的开展，周人也就发明、设计了后来成为中国文明关键内容的种种礼仪制度。
“五服”的“服”指的是“丧服”。丧礼是确立亲族关系的重要场合，不同关系的人穿不一样的丧服。换个角度看，在丧礼的场合中，在亲族系统中人与人的关系距离也就一目了然，提醒每个人自己的位置。不同亲等的人穿不同丧服，也就有因应的不同行为要求，而且这种特殊行为，称为“服丧”的，又随着你和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有不同的时间规定。
一切环绕着亲族，只有亲族算数。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会看到丧礼有治丧委员会，挂名当主任委员的，可能是高官，可能是死者的老朋友。高官、老朋友？这在传统的丧礼里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不在亲族关系之中。
在那样的社会里，没有前女友，没有生意伙伴。在以亲族为原则的架构中，没有这些关系存在的空间。这个女人，如果还留在你的生活中，和你有联系，那必然要是你的堂妹或表姐。这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做生意做很久，彼此信赖，那么从一开始你选择和他合作，必定因为他是你堂哥，至少是你堂哥的亲家。如果没有这样的亲属联结，你干吗找他一起做生意？
如此的关系与思维模式，从周朝之后，就深入中国社会，决定了传统中国人如何看待、如何安排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7
周人的遗产之三
——非表音文字
周人带给中国文明的第三个不灭影响，是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中文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非表音的文字系统。所有其他能够流传下来，实际在大型社会中运用的文字，都是表音的。只有中国人，加上少数受中国影响，处于汉字文化圈里的人，才用非表音文字。
看看韩国的变化最清楚。他们原来也属于汉字文化圈，以汉字为书写文字。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韩国明确地放弃了汉字，另外建立新的文字系统。新的韩文，表面留下了方块的形状，乍看有点儿像汉字，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现代韩文是表音的，由一个个声符拼起来，看那些符号，就能将那个字的发音念出来。
废汉字改现代韩文，除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普及的考虑。改用现代韩文，可以快速提升韩国人的识字率。这就触及了关键——非表音文字很不方便，无法直接和语言对应上，也就没办法让会使用语言的人快速懂得如何使用文字。
从运用的便利上看，表音文字是正确的设计，所以其他语言系统最后都发展出了表音文字。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这样的例外？
这就牵涉了商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以及商周之际发生的变化了。这套文字为何不是表音的？这很容易解释——因为这原本是商人用来记录与鬼神交接的秘密符码。在发明这套符码时，没有记录语言的需要；或更广泛地说，没有明确的表音动机。
我们不确定甲骨文上的每个符号是否都有固定的声音，但我们知道这些符号在功能上，不是为了对应、记录语言的。在商文化中，文字是神秘的工具，是secret codes（暗码），只有少数几个与鬼神沟通的人才能接触，才看得懂。懂得运用这套暗码，是他们的特殊能力，也就相应地为他们带来了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这样的符号，不需要考虑方便使用，甚至相反，不能太方便使用，太方便就减损了符号具备的神秘性和隔绝性了。
周人从商人那里学来了这套系统，却将之用在了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周人聪明地发明了一种文字和语言的对应法则，那就是后来“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说的“形声”法则。形声是将原有的字用来当作声符，配上一个代表意义的偏旁而构成。例如“诚”字，取“成”的声音，加上“言”字偏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对应的，是语言中形容说真话的意思。
从甲骨文到金文，我们看到最大的差异发展，就在形声字上。靠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本来和语言关系松散的文字，获得了更贴近记录语言的功能。接下来，有像《诗经》这样的文献的出现，那应该是个自觉的、庞大的计划，将本来只存留在口语上的诗歌内容记录下来。这个计划的关键，就在于让文字彻底转化为能够和语言对应的系统；从相反方向看，同时也就可以借由这些容易诵记的诗歌语言，让人理解文字在记录声音上的基本规则。
从此，原本着眼于视觉理解的文字，有了和听觉联系上的办法。这套文字由商人发明，却要到周人手中，才变成了如此神奇的文明成就。这套文字和语言之间，有着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反映、跟随部分语言变化，另一方面却又不完全受语言快速变化现象控制，可以独立于语言之外而存在。没有这样神奇的语言，像中国这么大的区域，要维持这么久的政治、社会、文化统合，绝对是无法想象的。
表音文字受到语言高度的牵制。我们学英语的时候会发现，英语里有一些单词的拼法很奇怪，和单词的发音对不上。在英语世界，几十年没有中断过的热门讨论，就是要不要改掉这些“不合理”的单词。几十年没中断，是因为几十年的讨论还是没有真正得到普遍改变。怎么会这样？因为一个论点始终很有力量，即使是“改正派”也无法忽视，那就是如果真要都按照发音来拼单词，也就是让英语彻底表音，那么不同地区不一样的发音，必然会导致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拼法，那样很有可能使英语分崩离析，不再是一个跨越地区的统合文字。
英语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有点儿像历史上的中文。英语散布得很广，散布得越广就意味着有越多地区性的差异。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和新加坡人，甚至香港地区的人讲的英语不会都一样。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发音方式来拼写英语单词，那么每个地方的英语也就有了差别。久而久之，这套文字就失去了共通性，英语也就不再有能够充当世界语言的功能了。维持英语的统一稳定，不受地区性发音影响，也就是不纯粹表音，成了英语能有世界语言优势的前提条件。
08
周人的遗产之四
——中国文明核心地理区域
周人给予中国文明的第四个长远遗产，是决定了中国的基本地理环境。
人如何决定地理环境，不是应该倒过来，地理环境决定人吗？稍微准确些说，是周人从他们赖以兴起的那个区域的地理条件中培养、树立起的习惯，后来长期决定了中国的生产方式，以及中国的经济价值观。
看一下大家熟悉的中国地图，中国文明核心区域的北边和西北边，如今多是草原和沙漠。核心区域在黄河流域，有黄土高原，而周人就在黄土高原的晋南发源，然后向西迁移，移居到渭水流域。
黄土高原由原生黄土构成。因为北方、西北方都是极干燥的地区，从更新世后期开始，几万年来，大量风沙不断从北方、西北方吹过来，风力减弱之后，就沉积在这里。黄土高原的原生黄土是风成的，越往东边，沙粒就越细，显然是由风带过来，粗一点儿的落在较西北边的地方，细一点儿、轻一点儿的，则可以靠风吹到更东边才落地。
另外，黄土高原上所有的山，西坡都比东坡高且长，这又是风成地形的特色。黄土高原以东，仍然是黄土，但就不是原生黄土了，而是次生黄土构成的。次生黄土的意思是由河川的力量，带着本来的黄土再往东冲刷，堆出冲积土来。今天河北东部到山东这一带，主要是由黄河带来的冲积土堆成的。
这样的地形，从历史上看，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最重要的，这显然不是一个最适合农耕发展的地理环境。在解释中国文明发展上，地理决定论不怎么适用。新石器时代农业开始在中国这块区域上多元冒发时，黄土高原上农耕文化的发展，密度低于其他地方。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河姆渡文化，农耕的自然条件，看起来都优于黄土高原。
然而早期中国文明的中心，不在红山文化区，也不在河姆渡文化区，而在农耕条件相对较差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相对没有那么理想的环境，所以逼着在那里生活的人必须多加努力，多克服一些挑战，也就多了一些人文上的本事。
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有限，降雨量长期不足，能够种植的都是干旱型的作物。干旱型作物在谷类的糖类转换率上相对较低。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农业，基本上无法自然守成，不能等在那里靠大自然来养活。
在热带、亚热带的环境中，光是蔬果的自然收获，就能提供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养活自己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这是可以自然守成的环境。但黄土高原绝对不是。为了取得足够的糖类和蛋白质，人得辛苦努力。努力的一个重点，是不断试验驯化干旱型谷类作物。
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这个区域的人就不断和稷、粟、麦等几种作物周旋，对于如何选种、何时播种、如何种植，进行了长期的试验与改良。而且黄土高原不可能有简单、容易的灌溉资源，在无法保障充分水量的情况下，试验与改良的空间很有限，必须格外注意，也就格外辛苦。
在这个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周人，带着一种黄土高原的刻苦性格。这种性格中包括几个关键元素，其中之一是高度不信任自然。这听起来很吊诡，在他们的观念中，自然没有那么自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之所以如此强调地发展出“天”和“人”，也就是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无法忽视自然，不可能不注意自然，不思索、不探讨自然与人的基本生存之间的关系。
这种性格的另一方面是对人的能力的认知。黄土高原上没有太多比人更庞大、更凶猛的大型动物。在少植被的环境中，不太担心豺狼虎豹跑出来伤害人。在这里，人有相对优势。靠农业上的试验与勤劳耕种，人获得了对自我能力的信心。然而，大自然既是人的依靠，也是人最主要的对手，不会总是对人友善。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周人对于“天”的想象，对于“天”与“人”关系的思考。
人必须了解“天”的律则，而且必须遵守“天”的律则。不了解、不遵守“天”的律则，会带来最可怕的灾难，会让自己陷入活不下去的穷途末路。今天有东西吃，并不表示明天也有同样的日子可以过。农业需要时间，黄土高原的农业有太多不利变量。这样的地理条件，通过周人，塑造了中国文明中的忧患人生观。
09
古代中国的人文地理
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曾经仔细搜集中国古籍中和人口有关的资料，做出了详细的人口分布图。[4]从中国人口的分布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出周人与周文化在中国地理上的深远影响。
历史性的人口分布图，从西汉开始，《汉书·地理志》提供了最早的资料。从西汉的人口分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代史的人口重心其实不是黄河流域，而是渭水流域。这就是周人的起源地。
相对地，靠东靠南的淮河流域，从自然条件上看，有更肥沃的冲积土，也有较充分的雨量，其人口密度却迟迟无法和农业条件较差的西北部相比。这里有一个特殊变量，是黄河下游泛滥，高泥沙的黄河在出海口附近，形成一大块洪区。淮河河道也在黄河洪区范围内，黄河不规律的洪泛，提高了这一带居住的风险，也就抑制了这一带的人口增长。这也是中国文明在黄河中上游发展比下游更快更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时，长江流域，包括江北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人口更少。
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还整理了史书上查得到的西汉三公九卿，也就是那些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的出身来历。和整体人口分布密度比较，清楚显示渭水流域、长安一带，出三公九卿的概率，明显高过平均人口密度。这个地方——周人的起源地，后来一路作为中国政治中心，自然的生产条件并不是最好，在农业生产上其实落后于东部区域，却一直保持了人才中心的特殊地位。
还可以看看陈正祥先生整理的唐朝人口分布图。汉、唐相比，第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巴蜀的兴盛。巴蜀（今四川、重庆）这一带，西汉时人口少得可怜，然而到了唐朝，已经成为重要的人口集中区了。另一个新兴的人口集中区，是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北岸。到了唐朝，巴蜀和长江北岸的人口密度，都已经超过渭水流域了。
然而这样的普遍人口分布，和唐朝诗人的分布就大有差别了。从诗人出生地的分布上看，渭水流域仍然占有极高的地位，这个地方出诗人的概率远远超过其一般人口比例。
除了诗人之外，进士也是唐朝文化的重要指标，所以还可以同时看一下进士的出身背景。在进士的分布上，渭水流域的优势更明显，大多数进士都来自渭水流域与黄河两岸相交叉的部分，也就是北方的旧文明区。这样的分布趋势，呼应了诗是唐朝新兴的文化代表形式。进士考试除了诗之外，还有其他既有的传统知识，因而进士出身反映的地理分布，就比诗人出身更古老些，黄土高原老文明区占了更大的比例。
后来到了近世时期[5]，人口分布有了新的变化。南方的两湖流域人口密度快速增长，更南方沿海的福州、泉州，也成了新的人口中心。从人口分布上，明显看出来，中国的地理重心不断往南移。和人口变化相应发展的，就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最早指出的中国经济生产南移的现象。
经济、人口重心先往南移了，政治的中心才随之变动。到北宋，巴蜀和长江下游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越黄河流域了。看北宋的人口分布，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另一个重点，那就是城市的兴起。
在陈正祥整理的分布图中，特别用圈圈的大小，来表示城市人口的数量。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这个时代人口的集中程度。开封是个超级大城，聚集了惊人的人口。宋朝以降的中国近世史，和前面的其他历史时期区分开来的特性之一，就是都市的发展。人口高度集中，商业繁盛，这样的城市现象，宋朝之前并未出现，却是宋朝、明朝历史变化的关键。
词是宋朝最主要的新兴文类，也是宋朝异于前代的新流行。反映在地理上，我们可以看到渭水流域的衰微。出身渭水流域的词人，少得可怜；相反，词人在南方的分布就要密集多了。
这似乎是和人口、经济、政治重心南移同步且必然的变化趋势。但是若改用其他标准看，图像就改变了。
诗是一个比词古老的文类，于是在分布上，诗人就比词人更广。在诗人数量分布上，北方比起南方并不逊色。再到政治的领域里，我们会发现，要做宰相，要能在政治体制中上升到最高地位，北方人还是比南方人强。
南方在经济上的领先发展，到宋朝已经影响并反映在新兴的艺术成就上，但要再等几百年，才能真正累积为全面的优势。到了明朝，通过陈正祥整理的进士科举考试前三名出身的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明显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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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活的互动
看这一系列的人文地理资料，我们能够快速地掌握中国文明的基本动向。最早以西北边的黄土高原为核心，朝东方开展，继而往南方开拓。之后南方较为优越的经济生产条件，保障了长期南优于北的发展速度。随着时间发展，中国文明地理的重心也就不断地朝东南方推移。
可是，这股推移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细节差异。在经济上，推移改变得最快；相对地，政治、文化就慢得多。中国的文明地理范围持续扩张，照理说随着重心的推移，整体中国文明的性格应该随之改变。然而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却是最早因西北黄土高原环境产生的许多文明因素，有着极其强悍的延续性，没那么容易被东方和南方的新兴力量取代。甚至经常倒过来，在地理扩张的过程中，旧有的文明因素被带到东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罩盖在这些不一样的地理环境上，依然保有其正统高位。
最早在黄土高原产生的基本价值，尤其是对于大自然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连带发展的生产制度、社会制度，奇特地并未在经济重心转移到生产条件相对优渥的东南方之后，就因之改变。两三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国文明无可动摇的底蕴。
周人创造的文化，原先是和他们起源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然而这样一套生活价值，后来就具备了高度的人文性。随着人的迁徙，这套生活价值就跟着迁徙，进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只做了地方性的调整，而不是依照当地的自然环境，变化为不同的系统。
这是中国文明高度延续性特征的根底。从这个特别强韧的延续性现象，我们可以问，也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也就是本书试图探触和回答的：周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方式建构起这一套人文系统，并给予其如何坚韧的质地，能够抵抗时间，抵抗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
第二，也就是往后整个通史内容不断回头探问的：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活之间如何进行互动？比如说，从黄土高原起源的系统进入了两湖流域，进入了东南沿海，在完全不同的地理条件冲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刺激并发展出怎样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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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被忽视的地理学天才
借此机会，想附加几句话介绍一下陈正祥先生，一位太被忽略的人文地理学者。陈正祥1922年出生于温州，抗战期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1942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48年到了台湾，在台大农经系教书。他在台湾待了十几年后，因政治的因素离开，转去香港，后来还一度定居在意大利。
陈正祥是一流的学者，著作的质与量都很卓越。他从1936年14岁时开始发表著作，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捷克和中欧的题材。1938年，16岁，他就发表了关于海南岛少数民族的现况报告及“新新疆”的地理概况。1939年，17岁，他写莫斯科与伏尔加河，还研究四川矿产的分布及开发途径。
1940年，他发表了关于南洋地理与气候的研究，探讨中国边疆的土壤与植被。1941年，他发表的论文论述了缅甸的气候、云贵高原的气候、中国西北的畜牧问题和苏联亚洲区的地理特色。1942年，他写了《中国耕地与人口》和《水利工业透视图绘法》。当时，他刚满20岁！
1943年，他研究河西走廊、甘肃、浙江、琉球、大戈壁、塔里木盆地。1944年，他写《气候与人生》《自然与人生》，写伊犁河谷，写祁连山的气候与植物带。1945年，他研究中国的霜期，画出全中国不同的降霜时间图来，这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气候学成果。1947年，他发表了最早的英文论文，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版。1948年，他替台湾糖业公司进行了详密的研究，写出了《台湾气候对于甘蔗生产季节之影响》。他还帮台大农业地理研究室写了《柑橘的适度气候与中国柑橘地带》。他1949年的著作范围包括澳大利亚的地理、斐济岛的糖业、中国台湾地区的香蕉。
1950年，他研究华南蔗糖与中国甜菜区域，另外编了《台湾土地利用图集》。1951年，他在《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 Review）上用英文写台湾的土地利用，还研究台湾嘉南大圳灌溉的轮作，研究台湾人口分布以及台北盆地的农家。1952年，他研究台湾人口地理，研究玉山的气候和天气。1953年，他写出《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研究稻米地理、棉花地理……
这还只是陈正祥刚满30岁时的成就，他后来基本上维持这样的研究产量，一直到80年代。他从地理学出发，后来又一度对中国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扎实的地理学背景，加上广泛的资料运用能力，使他不只有独特的观点，还能有效地呈现在这方面的发现。
接触过中国古籍史料的人就知道，光是我们提到的那些地图，就得费很多力气才能整理得出来。这些资料分散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庞杂的地方志里。陈正祥先生之前做中国地理研究时已经熟悉了这些材料，否则连如何着手的头绪都找不到。
通过他整理出来的历史地图，我们一下子就能掌握中国人文地理的变迁倾向。但很可惜的是，即使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听过陈正祥名字的都很少，能够深入运用他的研究成果的当然就更少了。这是被忽略、被遗忘的宝藏，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能知道，能珍惜，还能将之吸收并融入我们的中国历史知识系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