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艾米尔·布列赫[1]指出，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把人重新置于世界的中心，他十分恰当地称其为“现实圈”。柏格森和埃米尔·迪尔凯姆[2]的理论曾把人划归边缘。他们认为，只有摒弃人的要素，才可能对“现实”或除了人的要素以外的一切进行研究。机械论、决定论、唯社会学论等各种理论看似简单，但却像一把把灵巧的钥匙，不断开启一扇扇大门，其结果就是愈来愈远离加布里埃尔·马塞尔[3]以及萨特称为的“真实的世界”。而“真实世界”不同于泛泛的、一般的、抽象的、理论化的“现实”。对于带有“主义”字眼的各种理论质疑，本来是作为有意义辩论的切入点，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这种怀疑变成了一种深奥微妙、并经常纠缠不休、纷繁复杂的哲学探讨的一部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不乏偶尔出现有些幼稚但光鲜耀眼的理论（法国人总是这方面的大师）。不过，还是经常会涌现经久不衰的典范之作。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大约从1936年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或是现象学，都关注具体情境。“具体情境”是个关键词语，它不是抽象概念，它要求运用精确的方法而不是普遍原则来分析事物。这个过程不仅有高奏凯歌般的开拓精神，还有谨小慎微的探索，但很显然，它对理论明显排斥，这个矛盾经常出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读者，这种鲜明的矛盾对立既新鲜又令人困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是所有理论中最好的一个）也对简单的因果关系般的教条式理论宣战。没有人买教条主义的账，因为教条主义苍白无力、一意孤行，所以经常遭到嘲讽。总之，简单的因果关系、抽象的理论、离题万里的讨论，都与法国整体思想潮流风马牛不相及。就如同芝诺悖论[4]，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法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挫败，使得人们对机械论或是简化论式的哲学理念产生怀疑，并对无法触及人类本质的僵化理论感到厌倦。原来只限于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之间的辩论，扩展到了全民范围内人们对社会、精神、道德乃至军事等方面进行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哲学研究的范式，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士研究的圈子，而延伸到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范围。战争暴露了隐藏在法国人表面生活背后的东西，即布列赫称之为坚不可摧的原则与人类瞬息万变的经历之间的矛盾，如马奇诺防线[5]一样不堪一击。由于禁不住历史浪潮的冲刷以及可怕的经历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这些一成不变的原则彻底变形了。然而，与之相反，一些德国思想家，如马克思、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等人在思想浪潮的转向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些思想家对于法国弟子们密切关注，说明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始于人类生活本身。这个领域显然不应被熟视无睹，更不能被简单地划归到某个条条框框之内。曾与欧洲大陆哲学思考相悖的英国哲学与此观念达成了共识：语言在人类发展历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哲学的研究从关注人类的经济、行为、心理过渡到关注语言为中心的人类。自在，或者说是隐含在事物内部的意义，即真实世界，成为法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也是人们对梅洛-庞蒂的研究焦点，这些研究可谓丰富多彩、经久不衰。
梅洛-庞蒂战前在一所省属公立学校任教，这点和他的老友保罗·萨特很像。1939年二战爆发，梅洛-庞蒂投笔从戎。之后他一方面在卡诺大学教授哲学，一方面积极投身抵抗组织运动。1945年，梅洛-庞蒂和萨特创办了《当代》杂志，并大量发表有关政治和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署他的名字，有的匿名发表。他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与萨特分道扬镳。谈及两人关系时，萨特说他们的关系经常很紧张。1961年，就在梅洛-庞蒂去世不久，萨特写了一篇文章，高度称赞老友。这篇文章虽说不上是萨特出于自己对梅洛-庞蒂的兴趣而发表的独家研究，但它是萨特在创作生涯巅峰时期的文章，内容深邃，思路清晰。或许有人要问，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人怎么能保持如此长久的友谊？（对于这样的疑问，萨特不好意思地暗示说，是他对于梅洛-庞蒂很敬仰，因为后者的成就和成名都大于或早于同代人。）萨特和庞蒂在很多方面互补：前者才华横溢，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不停探索；后者思维缜密、心智专一，思想和经历浑然一体，使其著作深奥莫测、构思严谨、层次紧密。二者都善于博采众长。但萨特的风格多发散式，而庞蒂多内聚式。二者矛盾终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公开化。梅洛-庞蒂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开始相信词语不代表任何意义（他说他要去纽约当个电梯工结束此生）[6]。至此，两人矛盾彻底公开。萨特显然有些灰心丧气，但仍希望常闻庞蒂不同之音。
1945到1950年期间，梅洛-庞蒂先后在里昂大学和索邦大学任教。1953年，他受聘法兰西学院教授一职，成为该职位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在此之前，柏格森和吉尔松[7]曾任这一职位。梅洛-庞蒂于1961年去世，时年53岁。他的事业，至少他构思的蓝图刚露端倪。在他母亲去世8年后，梅洛-庞蒂也魂归尘土。他曾对萨特说，母亲去世毁掉了他半生。他还说，他无法从不堪回首的童年恢复过来。萨特推测，梅洛-庞蒂对被视为精英研究的哲学由衷反感，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研究人类前意识历史的渴望，也许是因为他对研究世界情有独钟。这并非异想天开。若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梅洛-庞蒂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在人类对这个世界思考之前，人类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与它相互交流。梅洛-庞蒂大部分时间致力于研究哲学中的知觉。他认为，感知至关重要，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感知的概念又进一步说明了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它是我们思考的源泉，并为我们提供赋予事物意义的活动。一言蔽之，因为这个观点，梅洛-庞蒂被冠以现象学家之名。他要在老于世故的科学体系侵入之前，从体验的本源出发，在“天真”的层次上挖掘体验。如同小说家或诗人从内部研究主体一样，现象学也以同样的方式接近体验，然而它不排斥科学理论，相反，它把科学理论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应用到体验当中。
从表面上看，庞蒂的生活波澜不惊，因此，研究者对他思想的研究不是十分热衷。正如耶格[8]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哲学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环境休戚相关。梅洛-庞蒂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行为结构》（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和《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这两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他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梅洛-庞蒂在这两部力著中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著作中充满了深奥的科学实例（如有关物理学、生物学及心理学等方面）。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但想把人们的思想从纯粹的经验主义解脱出来，而且还让人们彻底摆脱唯心主义。这两种主义被梅洛-庞蒂归结为哲学的两大谬误。经验主义坚持只要实际观察和实验就足够了，然而它需要借助经验之外的概念来整合并赋予实验结果以意义。比如说对于神经病的研究，仅仅把各种症状累积起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各部分的集合，而是如同格式塔（Gestalt）[9]一样，是整体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唯心主义，只强调抽象整体的核心意义，它只适于某个特定领域。按其定义，唯心主义不需要经验，思想先于物质出现。梅洛-庞蒂驳斥唯心主义，指出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重要作用。他总结说，真理，在于真实存在的东西，是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感知“不是假设的事实”，但可以“定义为通向真理的道路”。梅洛-庞蒂接着在《知觉现象学》中说，“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不是由我想象决定的，是要我亲身经历和体验。我以客观态度看待世界。毫无疑问，我与它对话，但我无法真正了解它，它深不可测。‘有这样一个世界’，或者‘这就是这个世界’。这是我曾反复强调的观点，我一生都无法透彻地阐释它。”梅洛-庞蒂在他的两部著作中明确表明此观点：他说明只有理解人类的行为（具有行动的形式）才能理解人类的现实。而行为既不是一件物品，也不是一个概念；既不完全属于思想，也不完全属于肉体。梅洛-庞蒂的思维模式，绝不屈服于水火不容的两个对立物的任何一面，也不受任何一方牵制。他的思维是辩证的，与现实水乳交融，而不走向极端。他把自己的哲学归入他后来称之为“反复体验的时刻”的领域。
这两部著作很显然对战时和刚刚结束的战后都非常适用。梅洛-庞蒂后来的成果不是很多，无论是“纯粹”的思想、“纯粹”的道德，还是“纯粹”的一切等等，其研究价值都不是很大。“我们学到了一种粗俗的反道德理论，它是对身心有益的。”梅洛-庞蒂的任务是把人暴露在体验之下，就如同人类同他们国家早就遭到历史的冲刷一样。有人会想到叶芝[10]的《丽达》诗歌，然后便是梅洛-庞蒂拼命积攒知识，让知识具有与破坏性的历史一样大的能量。想方设法挖掘人类秘密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探析人类的秘密是19世纪哲学和心理学对人类抱有偏见的特征。安德烈·马尔罗[11]运用他一贯精准和离奇的手法，在一部战争小说《奥尔屯堡的溺水者》（Les Noyers de l'Altenburg）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借他之口坚决反对经典心理学（假设是弗洛伊德的）。因为人的秘密和本性没有关系。我们认为，梅洛-庞蒂的思想，不是揭开人类真相的一种方式，而是深入参与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我们读他的书不是要知道我们有多少东西不懂，而是从自己经历的混乱状态中重新找回自我。这和我们读普鲁斯特一样（梅洛-庞蒂大量引用他的作品）。这里也很像柏拉图有关念旧的学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提到，哲学不是只属于拥有特权、专业很强的内行人才可以涉足的领域。语言、技巧、独特的好恶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可为其所用，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会经受各种可能，会遭遇“命运的突转”、生活的“真实”体验甚至是死亡。
1945年后，梅洛-庞蒂几乎所有写的东西都主要以文章的形式集结在厚厚的大部头著作中。这些书独自组成体系，深深吸引读者，但很少谈及人类体验的变幻莫测。梅洛-庞蒂喜欢用简短句式，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12]的风格。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文章远不如经验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展现的思想完整。在《哲学逻辑学》（Tractatus）中，维特根斯坦解释了梅洛-庞蒂对于现实世界存在的疑惑：“令人不解的问题不是世界是怎样，而是世界本来如此。”（有趣的是，卢卡奇很欣赏梅洛-庞蒂作品中的真实，而不赞成后者对历史和现实持有“神秘”的态度。）
梅洛-庞蒂作品中主要思想是关于语言、艺术、心理学和政治。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承担了他的三部著作的翻译，这些是他大量译作的一部分。梅洛-庞蒂早期收集在《意义和无意义》（Sense and Non-Sense）的文章，主要创作于1945—1947年。他在《符号》（Signs）一书中的文章，创作于1948年之后。《知觉的重要性》（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不仅集中了梅洛-庞蒂初期的零散文章，还包括他生前最后的作品：“眼与灵”（Eye and Mind）。〔在创作《意义和无意义》与《符号》两部著作期间，他还创作了两部特别关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人道主义和恐怖》（Humanism and Terror）以及《辩证法的历险》（The Adventure of Dialectic）。1964年，根据他笔记整理的《可见和不可见》（Visible and Invisible）一书在巴黎出版〕。如果抛开他最初的作品，在这些著作中，梅洛-庞蒂的阐释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但乍一看深不可测。庞蒂不喜欢一条一条列出逻辑，他更愿意委婉曲折地阐发思想。这种方式与布莱克姆[13]喜欢用“手势”语间接表达思想可谓异曲同工。这种风格也与他对哲学的观点保持一致。他认为，哲学，或是严肃的话语，如同“它赖以生存的世界一样真实”，是“要靠行动，才能研究不完整的世界，以便去完善、去了解世界”。萨特指出，人是自由的奴隶。与他的观点相反，庞蒂从温和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他指出，人类在各个方面都要依附意义。人类的生活就是赋予这个纯粹事实以意义的方式。庞蒂的分析要比霍普金斯[14]“世界要被意义撑爆了”的激昂论调更理智。庞蒂用精彩的比喻，把世界看作人类的一篇文章。他的意思是说，人类不是一块白板，世界可以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都行。人类要表现世界，表达它的意义和无意义，表达人类所闻所见，甚至是无法看到的一切，而语言和手势恰恰是人类特有的才能。
我们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绝不是布满瑕疵和裂隙的思想客体。它具有所有能感知的人类共有的特征…… 在我们还没分裂的存在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它的确存在。人类的存在和世界合二为一。我们在真理中体验世界。真理展现在我们面前，围绕我们，而不为我们思想所遏制和束缚。
然而，我们不得不对世界进行阐释。这是另一回事。就如约瑟夫在《审判》[15]（The Trial）中，因吃了官司，不得不详尽各种解释为自己开脱，来对付诸多对自己的不利可能。庞蒂对存在的解释不止一个。正如有评论家说，梅洛-庞蒂是个充满歧义的哲学家。萨特嘲讽说，庞蒂是一个生活在一种论点及其对立面当中的人，他就是不愿把两者统一起来。但塞尔日·杜布洛夫斯基[16]在新近评述罗兰·巴特[17]的一本书以及《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杂志中都感叹到，没有了梅洛-庞蒂的伟大的综合才能，是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问题的关键是，我认为梅洛-庞蒂的语言本身就是综合的，无论多么晦涩难读，而晦涩难懂恰恰是萨特追寻的风格。对于知觉的研究，庞蒂差一点就删除了介于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界限，甚至还包括使哲学区别于其他现实范畴的有益对立命题，如形式与内容、精神和肉体等几乎也被删去。然而，他清楚地看到了蕴含在人类行为中的形式和结构。他用了一句非常生动的话说，感知不仅涉及思想的肉体，还有具体化的灵魂。梅洛-庞蒂对心理学的贡献最大。在这一领域，他指出，我们用身体认识世界；时空不是抽象的，是我们借以生存的实体。肉体并非客体，只能接收心灵把肉体转化为客体的主体表象。相反，存在是他称为共现（compresence）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知觉是一种能够廓清存在主要方式的活动，是一种存在物，位于易懂的话语层面之下。知觉，从字面上看，是人类存在形成的方式。梅洛-庞蒂在《知觉的重要性》一文中抛出如下思想：
知觉的体验就是人类的到场，此时，事物、真理、价值都为人类建立起来。知觉是开始形成的逻各斯；它告诉我们在所有的教条之外，客体本身真正的条件是什么；它把我们召集到知识和行动的面前。这不是把人类的知识变成人类情感问题，而是这种知识一出现，就起到助推作用，使知识通俗易懂，恢复理性的意识。若我们想当然认为理性的经历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它就不复存在。相反，如果我们把它同非人类的背景对照，我们就会重新发掘到它。
存在不可能只有唯一的意义。存在假设先验的意义与人类的存在是有差别的，梅洛-庞蒂对此表示反对。庞蒂的文章不能用常规的意义来解释，否则，我们会读到其他内容。的确，他的著作是关于意义的某一个方面（“我们不得不解释”）。这些内容的主要目的是标明早已存在的自在性。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本来如此。因此，梅洛-庞蒂说，“阐释存在的一切是永不停息的任务。”梅洛-庞蒂说话的方式和苏珊·桑塔格[18]的批评观有密切联系。后者的“反对阐释”的态度更加强硬地表达了法国思想家的态度；而梅洛-庞蒂和苏珊·桑塔格创作都发生在“意识形态终结期”[19]之间和之后。
像上面谈到的哲学起初有两种缺陷：第一，几乎无法解读难懂的语言；第二，对于人类活动和道德，尤其是政治，采取放任态度。梅洛-庞蒂屈从于第一个缺陷，但从未容忍第二个缺陷。例如，《符号》前言部分几乎无法读懂，就如冗长的谈话一开始就早已进入到话题中间，而看上去应该结束时，谈话仍旧滔滔不绝。指代词语并不总是清楚明朗；没有出处的人物、事件及长段落在文章中时隐时现。当然有人马上会说，理解庞蒂的整体内容含义是可能的，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是我们熟悉的散文风格。梅洛-庞蒂从胡塞尔那里借用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一词。德国现象学家发明这个有用的新词来指个体的现实生活或者指生活的氛围、环境。有人谴责梅洛-庞蒂公开主张主体性论调，对此，庞蒂的答复是，主体性是普遍的，那就是具有主体间性，或者是所有存在的主体性全部，主体性是唯一的超验价值。
我本身不是自由的，我不是一个意识或者一个人；我视他人为对手，因为他就是我自己。在他者身上我发现了我自己，因为我一开始就是生与死、孤立与联系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最终走向消解。
梅洛-庞蒂直言不讳地反对赫伯特·马尔库塞[20]单向度人的理论，他也以同样的理由在1950年深刻批判他至今还同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顺其自然，无论是听命于自上而来的理性上层建筑，还是庞大一体的上层建筑，都是不明智的。那就意味着放弃了人类显而易见的有意识的感知活动，因此就是放弃了我们“完善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职责。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历史的宏伟蓝图”，至少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说，无法决定历史上每一个单一事件。“发生在历史上的每一事件，都是一种探险，因为没有任何理性的结构可以给它担保。我们只能审视眼前的一切，因为它充实、富有成果、对现实的意义毫无偏见，甚至承认混乱和无意义的存在，但它不愿关注事件中出现的方向和理念。”同萨特一样，庞蒂很坦诚地认可（在他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被他称之为马克思的现实的存在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模式以及他为之辩护的人类秩序的价值。人类所做的一切与历史内部的逻辑之间存在的模糊关系是梅洛-庞蒂思想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庞蒂以清晰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在《符号》一书中描述了蒙田[21]和马基雅弗利[22]的思想，也阐明了人类自我审视与政治现实主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形成了自己强硬的姿态。
萨特把梅洛-庞蒂的态度描述为“微笑着的郁闷”。有时，为了让严肃的话中充满幽默，他说梅洛-庞蒂的态度是讨人喜欢的“顽童习性”。但无论哪种描述，都无法同梅洛-庞蒂作为成就斐然的语言哲学家（梅洛-庞蒂是法国当代第一个以严肃、深刻的审视语言而著名的哲学家）和艺术哲学家的地位相匹配，也无法同作为胡塞尔最有想象力的学生所取得的成就相匹配。经过在卢维思布[23]对胡塞尔的资料独自研究数月后，梅洛-庞蒂发现，与过去的认识正好相反，胡塞尔在事业中期曾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按梅洛-庞蒂所说，以前，哲学家，比如说胡塞尔，希望在语言和思维两者间形成普遍的规则（理想的实质）。胡塞尔开始意识到研究哲学的途径是对他所说的存在环境及生命世界的整个人类进行研究。胡塞尔原以为可以发现通用的语法规则，但他现在开始相信，既然语言是非用不可的（我们只了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哲学家应当主要关注的是“会讲话的主体”。语言（法语称为“langage”，区别于“langue”[24]，来说明人类的各种语言表达形式）是人类的主要表达方式，如梅洛-庞蒂在《意义和无意义》中写道，它必须
围绕说话的主体。语言就如同一件工具，有本身的不足、要求、适用范围、内在结构等，让使用者对其了如指掌（也要受到新技术、时尚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考验），能够取代不同的意思，消除歧义，替换不同功能以便使其发挥作用。或许在这里，格式塔或结构的理念，可以起到在心理学学科内一样的作用。因为两种情形都需要考虑全部要素，既不是说明单一的指令性意识，也不是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原则，然而，两者能够，也应该遵循从宏观到微观的次序进行研究。
结构，我认为，在这里相当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生命形式”（forms of life）的概念，它为语言提供了内在本体论和规则。梅洛-庞蒂之所以关注结构，他更精确地称为基础结构（之后在法国形成的一个小规模知识产业称之为结构主义），是因为他把费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与胡塞尔后期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融合了起来。索绪尔指出，“符号（词语）不指涉任何对象，每个符号不具任何意义，只是表示该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意义的差别。”简而言之，符号之间是有差异的。每一种语言，同理，每个人的习语，是一种间接的语言，不是指代事物，而是一个复杂结构（“非柏拉图理念”），是任何语言使用者的整体的、存在的、有体系的事实。哲学研究应当是语言的研究。当阅读思想家的著作时，我们就会体会到这点。当然，我们阅读关注的焦点不同于海德格尔，他的著作是研究德国内部现实；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英美语言分析家们。对于语言的研究成为对一个社会的符号学研究（C·S·皮尔斯[25]语）。著名学者雅各布森[26]和列维-斯特劳斯[27]都对此进行了研究，说明语言的结构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交往中变换的结构对应。面对变化莫测的现象，梅洛-庞蒂在《符号》中写道，研究者一定要
想尽办法深入到现象中，解读和破译现象的秘密。解读的方式包括掌握互换的模式。这种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主要通过制度，并通过制度建立联系和对等关系，通过有条有理的方式，如制度规约如何使用工具，如何使用工业品、食品，制约歌唱、舞蹈、神话要素等，如同一种语言规约音素、词素、词汇、句法等。这种社会事实，不再是宏大社会现实，而是符号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关系网中灵验的体系，它深植于人类个体内部。
口头语只不过是在社会中围绕在人周围的一系列同心圆中的一个，因为关系体系、神话（如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讲过）、政治观点甚至是家居用品都是人类表现的各种形式，彼此相互对应，也对应语言。一种完善的文化体系，若完全融进存在之中，就具有了梅洛-庞蒂和萨特称为语意的厚度。（这里借用的语言学词汇超出了其所指的狭义语言框架，目的在于强调人类社会如同一张内部相互交织的网。）厚度暗示着人类感受的体验不仅是在空间，而且还有时间上的深度，这种“物质”是亨利·詹姆斯[28]在谈论霍桑时经常哀叹美国缺少的东西。文学和文化，梅洛-庞蒂在《意义和无意义》中说，是“对人类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多种关系的进步认识，而并非人世俗之外的技巧”。而单个作家，他接着在《知觉的重要性》中说，“本身是一个新词，自我构建，发明新的表达方式，或者根据自身的含义改变形式”。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分析了不同社会作家可能存在的差异度。有趣的是，在后期著作中，他转向了符号学，并对雅各布森、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皮尔斯，还有梅洛-庞蒂给他的启迪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社会，借用梅洛-庞蒂的“眼与灵”中的一个词，是个真正的化身迷宫。社会一词的丰厚内涵只有用到书面语中才能显现出来。称其为“迷宫”，是因为社会太复杂而无法见其始于何处，终于何方；而“化身”意指隐含的手势语与外在表达形式密不可分，就如同人类自身肉体和灵魂构成了牢不可摧的纽带一样。哲学与人类科学紧密联系，这点梅洛-庞蒂紧随胡塞尔，因为
它在人类时代之前就统领文化活动，并以多种方式不断探索，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赋予其生命”，使其“复活”。哲学的生命在于，它让我们对一切过去和现在所做之事发生兴趣，它给人以知识、生命，探寻其内部并与人类分享的价值和意义，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在场而展示给我们。哲学真正的存在不在于时间，因为时间是中断的，因此不能永恒不变。它在于当前（lebendige Gegenwart），此刻，它使整个过去的、外来的、可以想象到未来的一切被重新赋予生命。
这些词语证实并阐明了维科在《新科学》（The New Science）中的观点，即人类缔造的历史和文化被展示出来，因此成为学者首要的研究主题。梅洛-庞蒂谈及欧洲激进人文主义的光辉传统。如他在《意义和无意义》中说，普罗米修斯[29]或者是路西法[30]并不是英雄，人类才是真正的英雄。
艺术是人类的活动，梅洛-庞蒂认为艺术具有独特的快乐。在《意义和无意义》中，梅洛-庞蒂说，“艺术的快乐在于某物具有怎样的意义，艺术不是指早已被大众接受的观点，是指要素在时空上的组合。”在人类各个官能中，他特别提到视觉。他认为只有看见更多的艺术和哲学，人类才在这两者中有所突破。与拉斯金的作品类似，后者的作品在于说明良好的视觉与精神有密切关系。梅洛-庞蒂写了很多关于电影和塞尚作品的文章，突出了使视觉艺术更活跃的基础方法。在像塞尚这样画家的作品中，艺术“通过内部存在的裂变展现出来”。在一篇名为“塞尚的怀疑”的文章中（该文与“眼与灵”以及马尔罗、贡布里希[31]的《幻想与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里尔克[32]关于罗丹[33]的文章一道被列入艺术批评行列），他分析了画家的最典型哲学思想，好像塞尚是个现象学家，在意义产生之初就在作品中助他一臂之力：“塞尚明确地表现了它们（他看到的面部表情和物体）表现的一切。”塞尚的怀疑集中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困惑，它也是梅洛-庞蒂自己的困惑。此时此地，世间有诸多对立物汇聚于此，我们现实的意义遭到威胁，然后我们会大声宣称这一时刻：那就是现在。“本质与存在，想象与真实，可见与不可见，一幅混合了世间万物的绘画，向我们展示了尘世精华的、生动逼真的、沉默不语的梦幻般的宇宙世界。”这种困惑还在延续。梅洛-庞蒂对于塞尚的最后评价，深刻地体现了他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也反映了全部人类的努力无法尽善尽美，但这是必须经过的历程，因为这是人文主义的基础：
然而，就是在这个世界，他只好借助画布上的颜色实现自己的自由。只有在别人的认可后，他才能得到自身价值的认定。这也是他为什么对笔下的图画表示怀疑，为什么他在意别人向他的画布投上几眼的原因；这也是他从未完成自己事业的原因。我们永远无法脱离生活，我们永远无法同我们的想法和自由面对面。
注释
[1]艾米尔·布列赫（émile Bréhier，1876—1952）法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师从于柏格森（1859—1941），专攻古典哲学和哲学史。——译者
[2]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埃米尔·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译者
[3]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旅人》、《存在的奥秘》等诸多作品。——译者
[4]古希腊数学家芝诺在公元前425年提出的关于阿基里斯和乌龟的悖论。按芝诺的说法，假设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乌龟在阿基里斯前面10码处开始赛跑。其结果是，芝诺说，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当阿基里斯跑完10码的距离时，乌龟又向前跑了1码；当阿基里斯跑完那1码时，乌龟又向前跑了1/10码，依此类推。但我们知道，现实并非如此。——译者
[5]二战前，法国在东部境内建筑以陆军部长马奇诺（1877—1932）命名的防御体系，1940年德国绕过此防线攻入法国，使防线失去作用。——译者
[6]梅洛-庞蒂的观点是，既然词语没有意义，说什么都没有关系。——译者
[7]艾蒂安·吉尔松（Etien Gilson，1884—1978），法国哲学家，以研究中世纪哲学见长。——译者
[8]维尔纳·耶格（Werner Jaeger，1888—1961），哲学家，出生在德国，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为多卷本《希腊文化的理想》（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译者
[9]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即把行为的各个部分作为整体来进行研究。——译者
[10]威廉·勃特勒·叶芝（Wi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丽达》是叶芝的一首十四行诗，描写的是宙斯化成天鹅凌辱了人间少女丽达。——译者
[11]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著有《西方的诱惑》（La Tantation de l'Occident）、《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等。——译者
[1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译者
[13]理查·帕默·布莱克姆（Richard Palmer Blackmur，1904— 1965），美国文学批评家、诗人。——译者
[14]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现代欧美重要诗人之一。——译者
[15]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审判》、《城堡》和中篇小说《变形记》等。小说《审判》描写一个银行职员突然被秘密法庭宣布逮捕，却未宣布他的罪状，而且他行动仍然自由。他四处奔走，托人说情。最后，两个黑衣人在一个晚上把他架走，并秘密处死。——译者
[16]塞尔日·杜布洛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1928— ），法国作家。——译者
[17]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代表作有《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等。——译者
[18]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著名女权主义者。——译者
[19]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戴尔（1910— ）提出的理论。他认为发端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旧的人文思想都会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将是地域性的意识形态。——译者
[20]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译者
[21]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5—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作家，以《随笔集》（Essays）三卷留名后世。——译者
[22]尼可罗·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音乐家、诗人、浪漫剧作家，著有《君主论》等。——译者
[23]鲁塞尔东部、比利时中部的一个城市，9世纪第一次被提及，它是中世纪的皮毛商业中心，到14世纪由于国内纷争而没落。——译者
[24]国内学对于这两个词有如下不同译法：
langage langue
陈望道 言语行动 话语
高名凯 言语活动 语言
张绍杰 言语行为 语言
裴文 言语体系 语言
屠有祥 群体语言 整体语言
译者根据萨义德的观点，认为“langage”可译为“言语体系”，“langue”译为“语言”。——译者
[25]查尔斯·桑德拉斯·皮尔斯（C.S.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创始人。——译者
[26]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罗斯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创始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译者
[27]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Strauss，1908—2009），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学术思想创始人。——译者
[28]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剧作家和散文家。——译者
[29]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造福的英雄。他教给人类一切能生活幸福的东西，还偷到了火种给了人类，结果受到了宙斯最严厉的惩罚。他不仅被钉到高加索山，还被宙斯派来的一只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现在普罗米修斯比喻为了他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人。——译者
[30]路西法，传说《圣经》故事中的撒旦。因不满上帝统治，率天使叛乱，被贬到地狱。后为报复上帝创造的人类世界，变成蛇到伊甸园引诱夏娃偷吃禁果，从而使神造物堕落。——译者
[31]恩斯特·贡布里希（Sir 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2001），奥地利出生的历史学家，多数时光在英国度过，著有多部关于艺术评论的作品。——译者
[32]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一位重要的德语诗人，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
[33]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20世纪世界闻名的雕塑家。——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