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人类学》是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马塞尔·莫斯的主要代表作，收集了他一生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于1950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已出了六个版本，成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文献之一。
莫斯于1872年5月10日生于法国埃皮纳尔的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犹太教教育。后来在舅舅涂尔干等人的着意培养与提携下，逐渐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界崭露头角。他曾帮助涂尔干撰写了著名的“论自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论原始分类”和“社会主义”等论著，并于1898年与涂尔干等人一起创办了《社会学年鉴》，形成了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学派”。在涂尔干于1917年去世后，他继续领导法国社会学学派，并主持《社会学年鉴》的编辑工作，培养出了乔治·杜梅兹勒、路易·杜蒙、让-皮埃尔·韦尔南等举世闻名的学者。
莫斯一生勤于著述，而且以专论见长。如著名的“论礼物”一文，就是人类学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文献之一。但是，必须指出，收入本论文集中的其他论文同样重要。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杜蒙就曾说过，其中任何一篇论文都足以使莫斯名垂青史。拿其中最短的一篇专论“各种身体的技术”来说，它曾对福柯晚期的“修身技术论”和布尔迪厄的“习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莫斯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研究。首先，他仍然坚持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学派的基本研究取向，即在社会生活中探寻人类理智范畴的基础和演变。在与涂尔干合著的“论原始分类”中，他主张人类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对现象和事物进行分类。在这方面，原始人与现代人之间并无根本的不同。虽然原始人注重在具体的现实中进行范畴分类，而现代人则更注重抽象性，但是对于双方来说，分类活动不是什么个人的事情，而是集体意识的反映。因此，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来说，重要的是要探讨人类精神的主要范畴是如何在集体表象中演变的。莫斯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收入本论文集的专论“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人的概念，‘我’的概念”。他首先分析了在原始社会中，人的观念是通过面具和姓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又在基督教中演变成了“位格”，直至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成了“主体”和“我”的代名词。
其次，与涂尔干等人不同，莫斯更强调社会现象的完整性，它们作为象征符号（les symboles）不仅体现在语言和人的行为中，而且还表现在习俗和典章制度之中。因此，要研究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就必须把相关的各门学科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如在收入本论文集的专论“各种身体的技术”中，莫斯就力图把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是怎样以无意识的方式通过教育来塑造个人的身体习惯的。另外，在“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一文中，莫斯又专门研究了地理环境、气候与爱斯基摩人社会的组织、宗教、法律等的关系。他发现爱斯基摩人社会的组织、宗教与法律在夏季和冬季里是不同的。在夏季，爱斯基摩人要从事狩猎等活动，所以要分散活动，在社会组织、宗教与法律上就带有个人主义与家长制的特点；而到了冬季，人们则过着群居的生活，社会组织、宗教和法律则带有氏族共产主义的特点。
当然，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证还是“论礼物”一文。莫斯发现，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与氏族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极其重要的，它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事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它们不仅仅是追逐利益的商业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涉及社会道德、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现象，因而必须用非经济的方式来解释。经过研究，莫斯认为礼物交换实际上是一种体现了“互惠性”的社会现象，它要求个人或群体送礼、收礼和还礼。
在莫斯生前和逝世后，其思想对各门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礼物交换的“互惠性”模式最具启发性。乔治·巴塔耶在“被诅咒的分配”中直接应用了这一模式，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以追求荣誉为起点和归宿的，即使是在撕破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亦是如此。比如在美苏争霸时期，军备竞赛很少是出于什么经济考虑，而是追求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或一个群体的荣誉与优越性，但是它又衍生出许多民用产品，如因特网、手机等，这些最初都是军用物品，谁会想到今日已经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商家赢利的利器呢？列维-斯特劳斯则将这一模式应用到亲属关系的研究之中，遂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本成名作。[5]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更有皮埃尔·布尔迪厄把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应用到对作为社会分层之根据的“资本”的分析上。他受莫斯对“声誉货币”的分析的启发，把人所拥有的学历、社会关系都归结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这种布尔迪厄式的经济主义实际上是对莫斯思想的“背叛”，因而立即遭到了让·鲍德里亚和阿兰·卡耶的激烈反对。鲍德里亚原本准备跟布尔迪厄做博士论文，但是在如何看待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方式上，双方毫无共同之处。后来，他发表了著名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论集》，提出了在使用价值（物品的使用）、交换价值（货币与商品价值）之外，还存在“符号价值”，它不仅与一切功利主义无关，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在鲍德里亚之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阿兰·卡耶于1980年联络一大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历史学与哲学界的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功利主义的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缩写为“MAUSS”，即“莫斯”），先后创办了“莫斯通报”（Bulletin de MAUSS）和“莫斯杂志”（Revue de MAUSS），试图通过对布尔迪厄经济主义的批判，恢复莫斯“礼物交换模式”的真意，重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对于这一批评狂潮，布尔迪厄不得不做出回应。在1992—1993年的“法兰西学院授课”中，他再次坚持自己对莫斯礼物交换模式的理解。[6]
在学术论争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莫斯”热在国际上开始升温。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等先后举办了有关莫斯的国际讨论会。也许是世纪末的“怀旧情结”在作怪，法国大学出版社一连出版了莫斯的两本遗作：《涂尔干-莫斯通信集》和《政治论集》。至此，莫斯的全部作品可以说都问世了。其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社会学系的马塞尔·富尼埃教授在整理这些文献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于1994年发表了《莫斯传》（Marcel，Editions Fayard，1994），为我们理解莫斯的思想提供了翔实的生平资料。
本书的翻译始于2000年1月。其间，我曾得到一些外国友人的热情帮助，他们是阿兰·卡耶（巴黎第十大学）、卡米耶·塔罗（法国冈恩大学）、蒂埃里·卢卡、雅克·朔伊尔、迈克尔·辛格尔顿（比利时鲁汶大学）、让·贝希勒尔、让-吕克·玛丽昂（巴黎索邦大学）、克洛德·安贝尔（巴黎高师）、马塞尔·富尼埃（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康坦·戈塞（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莫斯生前工作过的巴黎索邦大学、高等实践研究学院第五部和法兰西学院曾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里，我也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这本译著一定存在着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佘碧平
二〇〇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