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近年报纸的报道，东亚风云愈益迫急，日中同文之邦家也似乎不遑订立善邻之谊。我曾于十九之秋随父母游历上海，想起此事恍如隔世。
记得孩提时代，我看到父亲的书斋和客厅壁龛里悬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等清朝人士的字幅。父亲喜好唐宋诗文，很早就同中国人订下了文墨之交。
何如璋是明治十年起长久驻劄东京的清朝公使。
叶松石也在同时被最初的外国语学校聘为教授，一度归国后再次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开头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撰写的略传。
每年到了庭里梅花飘散的时候，客厅壁龛内总是悬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绝句。我直至老耄的今日[14]还能背诵下边这二十八个字：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在明治的儒者文人中看来颇受器重，当时刊行的日本人诗文集几乎没有一部不刊载何氏的题字、序文或评语的。
我离开东京是明治三十年九月，出帆之日和所乘轮船的名称如今已不记得。我比双亲先一步从横滨上了船，在神户港和不久从陆上赶来的双亲相会合。
船为了装货停泊了两天两夜，其间，我一人走访了京都、大阪的名胜，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旅行的乐趣。可是当时的事大都忘记，只记得一件，就是在文乐座剧场听了一次后来成为摄津大掾越路太夫的《阿俊传兵卫》。
不久，船抵长崎，一位身着雪青色丝绸长服的中国商人，衔着烟卷乘小船来访问父亲。当时，长崎尚无停靠轮船的码头。我听到来访的中国人回去时一边走下轮船的扶梯，一边呼叫名为“舢板”的小船的声音，觉得仿佛有一种身处异乡的难言的快感，这件事至今不忘。
早晨抵达长崎的船当天日暮时分解缆，次日午后进入吴淞口，暂时于芦荻丛中等待涨潮，然后徐徐驶达上海的码头。父亲辞官从商，从这年春天起监督上海某公司事务，因此码头上站着很多人相迎候。他乘上两匹马拉的包厢马车，母亲和我也乘上这样的马车。在东京见惯了铁道马车瘦削的马，如今眼望着装备精良的马，显得格外好看。驭者二人，马丁二人，穿着红领口和红袖口的整齐的白制服，戴着红穗子的斗笠，威风凛凛，那姿态和当时东京欧美的公使乘马车走过皇宫护城河畔的情景一样。我感到我们一家骤然成为伟大的人物了。
位于公司院内的父亲的公寓，离码头不过二三百米远，一听到鞭声，就马上沿石墙进入铁门，停在法国式灰色砖石结构的住宅的楼梯旁。
房子为二层建筑，下面有两间，是宽广的客厅和食堂。将中间的拉门左右敞开，则变成可以跳舞的大厅堂。楼上有两间围着回廊的住房，一是父亲的书斋，一是卧室。不管坐在哪里，都能一眼望到海一般宽阔的黄浦江的两岸。父亲把里间给我作为旅居的住处，这间房子没有回廊，但坐在建有露台的法式的窗口，可以看到草坪对面作为办公室的公司大楼，还有石墙后边隔着道路的日本领事馆。当时还没有日本租界，领事馆、日本公司和商店大都位于美租界的一隅。听说只有横滨正金银行和三井物产公司位于英租界最繁华的外滩马路上。
美租界和英租界之间一条运河，上头有座桥叫虹口桥。过了桥面临黄浦江岸有西式公园。我用罢晚餐，在公司的人引领下到公园散步，经过一个多小时回来，其路程往返大约四公里。
不一会儿，进入里面的一室就寝，我虽然感到旅途的疲乏，却很难入睡。与其说我从上陆的瞬间只是感到新奇，不如说我至少被一种东西深深激荡着。当时我还不懂“异国趣味”这个词儿。我只是觉得一种感官的兴奋，我还没有自觉地对此加以解剖的智识。
但是，日复一日所经历的异样的激动，渐渐朦胧地使我感知被海外的风物和色彩所唤起的东西。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强烈的色彩美。沿街走着的中国商人，乘坐独轮车的中国妇女的服饰，站在十字路口的印度巡捕头上盘着的白巾，土耳其人帽子的色彩。河面上往来的小船的颜色。再加上种种听不懂的话声。尽管我还不懂得西方的文学艺术，但这些声音不能不使我的感官受到强烈的刺激。
一天，我遇到边敲铜锣边在街上行走的道台的行列。在另一天晚上，又遇到了以号泣行进的妇女队伍为先驱的送葬的行列，对这种奇异的风俗我睁大了眼睛。张园的树林里簪着桂花的中国美人驾着几辆马车奔驰的光景，古旧的徐园回廊里悬挂着联句的书体，薄暗的中庭里开着的秋花的寂寞，还有剧场和茶馆相连的四马路的热闹。及至见到这些，对于异国色彩的激动心情愈益强烈起来。
大正二年，革命兴起之后，中国人改变了清朝二百年的风俗，和我们一样采用了欧美的东西。所以在今日之上海，三十多年前我所目击的色彩之美，也许早已在街道上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看到年轻美貌的中国人，辫子梢头编织着长穗子的绸带，每走一步，那绸带梢儿碰在穿着缎子鞋的洁白的足踵上，不住地摆动。我想这是多么优美纤巧的风俗！那织着漂亮花纹的绸缎长衫上，罩着色彩鲜丽的滚边的大外褂，成排的钮扣上运用象眼绣精巧地镶嵌着宝石，长穗的绸带上还缀着各式各样的小袋子。看到男装之美甚至超过了女服，实在令人羡慕不已。
清朝的历法和我们江户时代一样使用阴历。一日，随父母乘马车远驰郊外，寻访柳、芦、桑连绵无际的平原上唯一的古刹龙华寺，想起登上那座塔顶那天正是旧历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阳节。重阳节登山赏菊，采摘茱萸之实以赋诗，自江户时代起成为学习唐诗的日本人之雅好。上海市内没有可登的冈阜，也没有可以远望的山影。到郊外的龙华寺去登塔，从这里可以于云烟渺渺之中望到一列低伏的山脉。父亲在车上对我讲述了以上这些。
昭和时代的日本人，将秋晴之日的游山称为hiking，用的是英语。照我等之顽民说来，古来所惯用的“登高”一词足矣。
这年阴历九月十三是阳历什么日子，我不记得了。但是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想起了某晚父亲吃罢晚饭在书斋里杂谈的情景。他曾出示即兴诗一篇，这诗成了父亲的遗稿：
芦花如雪雁声寒，
把酒南楼夜欲残，
四口一家固是客，
天涯俱见月团圆。
我这样长期待在上海，总想找个合适的学校就读。如果回东京，必须接受征兵检查。要想进高中，就得学习美术什么的。我对这些极为讨厌。然而，我的愿望没有得到允许，这年冬天，母亲返回东京，我也跟着一起乘上了轮船。那时节已经看不到公园里驾马车的中国美人簪钏上的菊花了。
这些都成了三十六七年前的旧梦。岁月不待人，匆匆过去的事儿诚如东坡所言：“惆怅东栏一树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甲戌十月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