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有二十八法郎在手，又可以开始去找工作了。不知他是怎么商量的，波里斯仍在那个补鞋匠家里睡觉，从一个俄国朋友那里借了二十法郎。他有不少朋友，大部分和他一样以前当过军官，现在散居在巴黎。有的人当了服务员或洗碗工，有的人开出租车，有的人靠女人生活，有的人从俄国把资产弄了出来，经营汽修店或舞厅。大体上，巴黎的俄国难民都很勤快，比起同一阶层的英国人，他们更能忍受厄运。当然，也有少数人是例外。波里斯告诉我，他曾遇到过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经常到昂贵的餐馆吃饭。那位公爵会询问服务员里有没有俄国军官，吃完饭后他会友善地叫那个俄国服务员到他的桌子那里。
公爵会说：“啊，你也和我一样当过兵？现在时局不好，不是吗？嗯，嗯，俄国士兵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男儿。你隶属哪个兵团？”
那个服务员会回答：“是某某兵团的，大人。”
“那可是一个作战英勇的兵团！1912年的时候我视察过。正好，我把钱包忘家里了，真是不巧。我想，身为俄国军官，你会乐意借我三百法郎的。”
要是那个服务员身上有三百法郎，他会乖乖奉上。当然，从此这笔钱就石沉大海。这位公爵就靠这个坑了不少钱。或许那些服务员并不介意被骗。公爵就是公爵，即使是个流亡人士。
波里斯从一个俄国难民那里听说了能挣到钱的门路。当掉大衣两天后，他神秘兮兮地问我：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政治倾向吗？”
“没有。”我回答。
“我也没有。当然，我们都是爱国者，但摩西不也提倡过劫掠埃及人吗？[12]你是英国人，应该读过《圣经》。我想说的是，你介不介意从共产党那里挣钱？”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那好，巴黎有一个俄国秘密组织，好像能帮得上我们的忙。他们是共产党，事实上，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他们声称是一个友好组织，和流亡的俄国人接触，想把他们转变成布尔什维克党人。我有朋友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觉得如果我们去找他们的话，会得到帮助的。”
“但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呢？我又不是俄国人，他们为什么要帮我？”
“我刚要说这个。他们好像是一份俄国报纸的通讯记者，希望写一些关于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去找他们的话，或许他们会让你写写东西，给你稿费。”
“我？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呸！他们也不懂。谁对政治有了解呢？这还不简单，你就照抄英国报纸上写的东西。巴黎不是有《每日邮报》吗？从里面照抄就行了。”
“但《每日邮报》是保守的报纸，他们讨厌共产党。”
“那《每日邮报》说什么你反着写就是了，那样准错不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的朋友。或许能挣到几百法郎哪。”
我不是很赞同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很不友善，特别是外国人，我已经是他们的怀疑对象了。前一段时间有个探员看到我从一份宣扬共产主义的周刊的办公室走出来，找了我不少碴。要是他们发现我与这个秘密组织有接触的话，可能会把我遣送回国。但是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机会。那天下午，波里斯的另一个朋友——他是个作家——过来带我们去碰头的地点。我忘了那条街的名字——是在塞纳河南岸的一条破败的街道，就在下议院附近。波里斯的朋友一直很谨慎小心。我们漫不经心地走过整条街，记住我们准备进去的门道——那是一间洗衣店——然后又兜了回去，眼睛一直盯着所有的窗户和咖啡厅。如果这个地方有共产党出没，或许已经被监视了。要是我们看到有人长得像密探，我们就准备打道回府。我很害怕，但波里斯很享受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几乎忘记了他正和杀害双亲的仇人打交道。
当我们确定一切安全的时候，我们立刻走进门道。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正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俄国先生们”住在院子那头楼梯上的房间里。我们走上几级昏暗的楼梯，到了一处小平台。楼梯顶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体格强壮、面容乖戾，长着一头短发。我走上去的时候他狐疑地看着我，伸出手把我拦了下来，说了几句俄语。
因为我没有答话，他抬高了嗓门。
“口令是什么！”
我停了下来，觉得很惊讶，没想过还要对暗语。
那个俄国佬又复述了一遍：“口令是什么！”
波里斯的朋友原本走在后面，现在他走上前去，说了几句俄语，可能是暗号，也可能在向那个人解释。听到他的话，这个乖戾的年轻人似乎满意了，带我们进了一间狭小破旧的房间，窗户上装了磨砂玻璃。这似乎是一间很破旧的办公室，堆了一些印着俄文的宣传海报，墙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粗糙的列宁肖像画。一个没有刮胡子的俄国人坐在桌旁，他穿着短袖衬衣，正往身前的一捆报纸上面写地址。我进去的时候他和我说法语，口音很重。
“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他大惊小怪地嚷嚷着，“你们怎么没拿一包换洗衣物就进来了？”
“换洗衣物？”
“来这里的人都会带换洗衣物。他们看上去是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包换洗衣物过来。我们不想被警察盯上。”
我可没想过行动得这么隐蔽。办公室里就只有一张空椅子，波里斯坐了下来，两人用俄语谈了很久。只有那个没有剃胡须的人在说话，那个乖戾的年轻人靠在墙上，一直盯着我，似乎还对我有所怀疑。站在这间地下办公室，看着墙上宣传革命的海报，听着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对话，感觉实在是很诡异。两个俄国人热切地说话，语速很快，不停地微笑着，耸着肩膀。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想他们以“亚父”、“我儿”、“伊万·亚历山德洛维奇”互相称呼对方，就像俄国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们的对话一定充满了革命气概。那个没有刮胡子的人会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争辩。争辩是资产阶级的消遣。行动才是我们的格言。”接着，我想事情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人要二十法郎作为参加组织的费用，而波里斯说以后再给（我们总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后波里斯掏出了我们那宝贵的钞票，先付了五法郎，剩下的先赊账。
这时那个乖戾的年轻人看上去没那么狐疑了，在桌角上坐了下来。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开始用法语问我几个问题，在一张纸上做着记录。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回答说我同情共产主义，但我从未加入任何组织。我了解英国政治吗？噢，当然了解，当然了解。我说了几个内阁部长的名字，痛骂了工党一顿。运动呢？我能不能撰写关于运动的文章？（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噢，当然可以。两人都严肃地点点头。那个没有刮胡子的人说道：
“显然，你很了解英国的情况。你能给莫斯科一份周报撰写文章吗？我们会向你约稿的。”
“当然可以。”
“那好吧，同志，明天我们就寄信给你。也有可能是后天。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记住，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包换洗衣服过来。再会，同志。”
我们走到楼下，小心翼翼地观察洗衣店外面街上有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波里斯高兴坏了，似乎是抱着牺牲的精神，他跑到最近的一家香烟店，花了五毛钱买了根雪茄，走了出来，兴高采烈地拿着拐杖敲打着人行道。
“终于找到工作了！终于找到工作了！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真的发财了。你把他们都给蒙了。你听到他叫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感谢上帝，我们交好运了！”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邮差过来了，立刻冲到小酒馆去收信，但失望的是，我的信还没到。我守在家里等邮差第二次投信，但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那个秘密组织没有任何消息，我们都放弃了希望，觉得他们一定是另找了别人给他们撰写文章。
十天后我们又去拜访那个秘密组织的办公室，谨慎地带了一个看上去像装着换洗衣物的包裹。那个秘密组织不见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几位先生”付不起房租，几天前就搬走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儿，十足像两个傻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只付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关于那个秘密组织的事情。他们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组织，没有人知道。我觉得他们和共产党扯不上关系。我认为他们只是江湖骗子，专拣俄国难民下手，以加入子虚乌有的秘密组织为名骗取入会费。这勾当很安全。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别的城市搞这一套把戏。他们都是聪明人，演技非常出色。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的确像是一间共产党的地下办公室，尤其是那句要我们带一包换洗衣物的叮嘱，实在是太有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