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
今天（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老伴萧乾的九十五岁诞辰。尽管他已在六年前的二月十一日去世，却永远活在喜爱他的著作和翻译的读者心里，也活在跟他相濡以沫达四十五年之久的我心里。
自从一九九○年八月着手合译《尤利西斯》以来，萧乾和我就和这部意识流顶峰之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萧乾说过：“我认为好的翻译，译者必须喜欢——甚至爱上了原作，再动笔，才能出好作品。”（见《译林》1999年第1期《翻译漫谈》——翻译这门学问或艺术创造是没有止境的。）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刚过而立之年的萧乾曾从英国伦敦给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道：
这本小说（指《尤利西斯》）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
当时萧乾做梦也没想到，五十年后他会在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的鼓励和全体同志的协助下，和我一道把这部意识流开山之作合译出来。
现在来谈谈我们当初译《尤利西斯》的动机。
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六年，我曾两次陪萧乾重访剑桥。一九八四年那次，我们还到萧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乔治·瑞兰的寓所去小叙。瑞兰还是位莎士比亚专家，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八十四岁，仍兼任着艺术剧院院长。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刚过而立之年的萧乾就在这间宽敞舒适的书房里，定期与导师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消把关于劳伦斯、吴尔芙、福斯特和乔伊斯的十几篇小论文串起来，就是一篇硕士论文。然而，在《大公报》老板胡霖的劝告下，萧乾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走上战地记者的岗位。他当时想的是：欧战这样的人类大事，并不等人。现在不投进去，以后可无法弥补。至于研究工作，只要把这些书籍、笔记、日记、卡片保存好，将来年老力衰，跑不动了，照样可以整理成文章。他哪里想得到，神州大地上竟会发生旨在毁灭文化的浩劫，使他毕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呢？
一九七九年八月底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保罗·安格尔、聂华苓邀请，赴美参加三十年来海峡两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间首次交流活动。次年一月，经香港回京后，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信心倍增。遂在一九八一年初，不顾四位大夫的劝阻，动了摘取左肾结石手术。手术后尿道不通，八个月后又做一次全身麻醉大手术，割除了左肾。从此元气大伤。一九八五年，仅余的右肾已告中等损伤。一九九○年六月，肾功能就只剩下常人的四分之一了。当年八月，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上门来约我们翻译《尤利西斯》时，我立即想：这正是目前情况下最适宜萧乾做的工作了。创作我帮不上忙，翻译呢，只要我把初稿译好，把严“信”这个关，以他深厚的中英文功底，神来之笔，做到“达、雅”，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与其从早到晚为病情忧虑，不如做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说不定对身心还有益处。大功告成之日，就意味着给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功亏一篑的意识流研究工作画个圆满的句号。
我们正译得热火朝天时，收到了萧乾的英国恩师瑞兰写来的信，鼓励道：“你们在翻译《尤利西斯》，使我大为吃惊，钦佩得话都说不出来。多大的挑战。衷心祝愿你们取得全面的成功。”（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功告成后，年届九十三岁的导师给他这个八十五岁的昔日高足来函褒奖：“亲爱的了不起的乾：你们的《尤利西斯》一定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翻译。多大的成就！我渴望了解学生们和一般市民有何反应。务请告知。”（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十六岁高龄的瑞兰驾鹤西去，不出两个月，他那位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研究生也溘然长逝。萧乾不曾拖垮在《尤利西斯》上，然而自一九九五年五月起，却陷进了“募集文史基金”这个怪圈，着急上火，疲于奔命，最后诱发了心肌梗死（北京医院的主任医生叹着气说：“两大脏器都坏啦。”），不治身亡。
翻译过程中，我曾参看过三种日译本。每一种日译本都比前一种强，而且他们并不讳言参考过前人的译文。有位译者干脆在序文中说：“有些句子，由于前一位译者已经用最恰切美丽的日语表达了原著的意境，我无法回避。”这几种译本的译者个个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教授、乔伊斯研究家。自一九三二年二月《尤利西斯》第一种日译本由岩波书店出版后，六十七年来，还没听说哪位译者指责后来者抄袭或剽窃了他的哪段译文。这些日本同行都有雅量，看来前人甘愿做后人的梯子，以便让日本广大读者读到更翔实可靠的译文。
参看并不等于盲从。我们发现，第十八章摩莉的独白中有一句“I’m always getting enough for 3forgettin”（莎士比亚书屋一九二二年版，第715页第5至6行），三种日译本都不约而同地译为“买上三先令的，就足够了，可我总是忘记”。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二十日这两天，译林出版社主办的首届“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爱尔兰驻华大使多兰女士、都柏林乔伊斯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乔伊斯，以及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我国的学者二十余人在会上做了高水平的学术发言。我把一份用英、日两种文字写的书面材料交给与会的日本明治大学教授、乔学专家近藤耕人先生，请他转交给合译《尤利西斯》最后一个译本的三位日本学者。大意是说：我们认为摩莉独白中的那个“3”，不是指“先令”而是指“人”，所以是这么译的：“我总是买上足够三个人吃的，净忘记。”还加了个注：“这里指摩莉总忘记女儿米莉已离开家去谋生了，所以经常把她那一份也买了。”
一九九七年，我正陪萧乾住在北京医院时，承蒙日本资深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先生（萧乾的自传《未带地图的旅人》日译者）将丸谷才一、永川玲二、高松雄一重新合译的《尤利西斯》豪华本（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集英社版）邮寄给我们。我首先翻看第十八章中摩莉的那句独白。果然，已按照我们的见解改了。译初稿时，我曾受惠于日本同行，这次多少能报答一下，感到很高兴。
本书全译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热心的朋友（尤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冯建明先生）还就某些译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提供了补充的人物表。在这个基础上，修订时把人物表由原来的八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还参考集英社的日译本，把每个人物在各章出场或被提及的情况也一一注明。都柏林大学德克兰·凯伯德（Declan Kiberd）教授还惠赠由他写了长序、并加了详尽注释的英国“企鹅二十世纪名著丛书”一九九二年版《尤利西斯》。一九九六年新华社外籍专家刘伯特（Lew Baxter）又特地为我们找来了伦敦伯德里·海德出版社弥足珍贵的一九四七年版本（是根据一九三七年版重印的）。二○○四年，承蒙爱尔兰电视台的诺克斯先生惠赠一本海德出版社二○○一年版的《尤利西斯》原著，刊头附有一九九三年由汉斯·沃尔特加布勒写的前言。他认为，他们这个版本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三种版本，对我此次修订译本，都很有帮助。在此一并致谢。修订的原则是：（一）极少数确实理解有误的，重新订正；（二）文字修饰过多的，予以删除，尽量保持乔伊斯遣词造句的独特风格，但仍坚持力求易懂的尝试。
二○○五年一月，趁着译林出版社重排《尤利西斯》的机会，我又重新全面修订了一次译文。主要是把文字改得简洁一些。当初怕读者不容易接受，添加了一些字，有忽视意识流特色之嫌。标点符号也尽量做得跟原文一致。但第十四章还是保留了不少添加上去的引号，否则弄不清哪句话是谁说的了。日本学者丸谷才一等重新合译的修订本，也加了原著所没有的引号，显然他们也是为了读者着想才这么做的。
然而，要想将这个译本修订得精益求精，是个长远而难度很大的工作。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向读者奉献出一部比较满意的《尤利西斯》校改译本，因为这是萧乾与我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姻缘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