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的彻底平定，是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在强汉之后，经历长达五百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再次叩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呈现在李世民等人眼前的是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一块书写了张骞、班超等英雄不朽功业与传说的土地。不过，在重新入主西域、重现昔日的辉煌前，李世民必须先处理一些吐谷浑一战后的后续问题。而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唐军主帅李靖涉嫌谋反的问题。
就在李世民收到李靖的告捷文书不久，皇帝陛下即收到了揭发李靖有意谋反的密奏，这个检举者不是别人，正是李靖的部下——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
我们前面说过，李世民与李靖的私交并不是很深，当年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曾请李靖为自己出谋划策，却遭到了拒绝，其后李靖虽然帮助李世民实现了击破突厥的夙愿，但紧接着就有人举报其在作战期间存在治军不严的情况，而被李世民当面痛斥了一顿，以至于后来李靖虽升为尚书右仆射，但在君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却常常是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恂恂然似不能言）。难不成李靖此次主动请缨出兵，真的是有所企图？
这下皇帝大人头痛了，他干阴谋诡计是好手没错，可李靖却是能力智商和自己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高手，李靖的心思，李世民还真难猜测出来。想来想去，这个判断始终无法做出，于是皇帝大人做出了一个极为英明的决定：相信司法。
在李世民的命令下，司法部门开始彻查此事，经过一番暗查走访，多方取证，相关部门递交了最终的调查结论：谋反一事，查无实据。
李世民随即做出批示：调查高甑生。
这一查不要紧，很快就查出问题来了。据知情人士反映，高甑生和李靖是有矛盾的。具体说来事情的起因是身为盐泽道行军总管的高甑生不遵李靖将令，没有如期到达指定地点，而李靖作为主帅自然要按军法从事，于是他派人问责了高甑生，并表示将对此事予以追究。
高甑生害怕了，为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先解决李靖。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死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在商量之后，两人决定一同出面诬告李靖谋反。
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愚蠢的举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高甑生不是不知道李靖谋反并无证据，一查便可真相大白，他之所以敢冒险诬告，是因为他相信李靖已经达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只要他能够挑起李世民这根敏感的神经，他即可获得胜利。但高甑生最终还是无可挽回的失败了，因为他不懂李世民，或者说他把李世民看得过于简单了。
李世民虽然同所有的君主一样猜疑心很重，但他却具备之前的许多君主所不具备的一个重要特点——自信。出于对自己的信任，李世民相信自己的选择和眼光没有错，相信自己手下的司法机关能够查明事情的真相，所以接到高甑生、唐奉义的联署举报信后，李世民没有鲁莽行事，而是不做声张，暗做调查，最终顺藤摸瓜，抓到幕后的真凶。
事情败露了，真相大白了。
八月十七日，高甑生等人因诬告罪依律被判处死刑，不过考虑其之前功绩，减轻一等，最终裁决结果：流放边地。
就这样，这位曾随同尉迟恭杀入王世充大军，劫持其侄王琬安然返回的猛将为自己的错误埋了单。李世民也借由此事向天下昭示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讯息：国法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了，李世民的这一先进的法律思想绝非凭空而来，实事求是地说，那真是在无数人的口水、汗水乃至血泪的基础上得来的。
促成李世民法制观念成形和成熟的，是这样的两件事：
贞观二年（628年），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罪被免职，李世民觉得瀛洲刺史卢祖尚是个文武全才，为人又清廉正直，于是乎他一道命令将卢祖尚从地方征召入朝，然后明白无误地告诉卢祖尚，朝廷在交趾地区长期找不到合格的地方长官进行管理，如今认为你卢祖尚是个好人，有安抚边疆的才能，打算派你去当地任职。
当时卢祖尚没有多想，拜谢皇恩后就径直出了宫，但没过多久，卢祖尚就后悔了。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岭南地区瘴气很重，如要在当地生活人们必须每天饮酒才能保证身体不受损害，可卢祖尚偏偏不会喝酒，也不愿喝。这就麻烦了。工作、领导都要求喝，本人却是滴酒不沾的习惯，这职场是混不下去了。不过，好在卢祖尚比较机灵，马上就想到了正当的推辞理由：旧疾复发，不便领命。
卢祖尚不傻，李世民当然也不糊涂，一看就明白卢祖尚在耍赖拖延，立即下令派遣杜如晦等人组了个探病团，跑到卢祖尚那里亲切探望，致以慰问，顺便带个话：“一介平民尚且讲究诚信，你既然答应了朕，又怎可反悔！最好早早上路，三年之后朝廷一定会召还你，你就不要推辞了，我也一定将守信。”
这话已经说得很到位了，可是，卢祖尚估计是对喝酒什么的深恶痛绝，坚决不从。
没办法了，李世民只好亲自上阵，接着劝。十月十五日，他再次召见卢祖尚，语重心长地进行了耐心的劝说，没承想，卢祖尚实在是条硬汉，硬是扛住了来自皇帝的巨大压力，还是不干。
就这样，李世民坚持让卢祖尚去，卢祖尚坚持不去。
李世民终于勃然大怒：“我连个人都指挥不动，将如何治理天下！”
李世民当即下令将抗旨不遵的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
卢祖尚，光州乐安人，乐善好施，勇力过人，从赵郡王李孝恭讨辅公祏，为前军总管，立有大功，后历任蒋州刺史、寿州都督、瀛洲刺史，多有能名。贞观二年，受任交州都督，不屈，死，太宗寻悔之。
学生在学校做错了事，有老师教育；职员在企业办错了事，有经理教训；皇帝在朝堂做错了事，按理是没人能教育，好在这是贞观年间，好在此时有个人叫做魏徵。
卢祖尚事件发生后的一天，李世民同大臣们探讨起“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话题。讨论历代兴亡得失、历史人物，这是李世民登基以来的老传统了，当皇帝的可以吸取前人治乱经验，做臣下的可以展示自身见识才华，可以说是双赢。不过在魏徵看来这是几日一次的给李世民敲警钟的日子。
魏徵是这样回答李世民提出的问题的：
“高洋为人狂暴，然而他与人争论事情，理屈后就会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有个叫魏恺的前青州长史从梁国出使还朝，被委任为光州长史却拒绝上任，因此遭到大臣的弹劾。高洋大怒之下将魏恺召去问话，魏恺告知皇帝，自己此前担任的是大州的长史，出使回国后，有功无过，却被派去小州做长史，这就是他不上任的原因。高洋听后觉得有理，就饶恕了魏恺的抗旨之罪，这在臣看来就是高洋的长处啊！”
李世民默然。
“的确，此前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死他也确实太过粗暴，这样看来，真是不如高洋了！”
于是李世民下令恢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及其子孙的荫职。
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个荫职。所谓荫职就是因为一个人有功，而授予其子孙的职务，不用等老爹百年或退休，直接就能上任，可以看做是朝廷对功臣们的一种变相奖赏。所以李世民虽未正式给卢祖尚平反，但这一举动事实上表明了李世民的悔过与歉意。
事后的发展证明，李世民在卢祖尚事件中了解了慎杀的重要性，可却尚未达到尊重法律客观性与公正性的高度，所以几年之后，他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贞观五年（631年）八月，有一个叫做李好德的人在街头传播“妖言”，被群众举报，逮捕入狱。皇帝下令将此人送交大理寺严加审讯。
几天后，大理丞张蕴古向李世民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妄为妖言者李好德，河内人，得心疾，经查，此人被疾有征，法不当坐。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叫李好德的患有精神类疾病，是疯的，依据相关法律，不应当担负任何法律责任，可以免于处罚，当场释放。
皇帝大人看完报告还没说什么，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的弹劾就来了。
“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兄长李厚德是他家乡的父母官，这一定是张蕴古徇私枉法，审查不实！”
李世民头脑一热，不假思索地就下令斩杀了张蕴古。
和之前处死卢祖尚时的情况一样，那边刚下完刀，皇帝就后悔了。
但人死不能复生，李世民所能做的只有防止类似因冲动造成的悲剧再次发生。为此，李世民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没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叫做死刑复奏制度。后来经过整合，朝廷明确规定，凡是在京师执行死刑的案件，在行刑前两天之内要向皇帝汇报五次，经过批准后，方可行刑，由各州处决的犯人，则要经过三次汇报，才可执行。行刑当天，皇宫主管膳食的不得安排酒肉，内教坊和太常不得演奏音乐，以上规定一律由门下省监督。依法当死者，但凡情有可原，要专门向上级汇报。
此规定在张蕴古被杀当年予以执行，众多囚犯因之重获新生。
善莫大焉。
想必张蕴古九泉之下，可瞑目矣。
奇迹再现
贞观六年（632年）的一天，李世民亲自点验一群即将被处以死刑的囚犯，看着这些即将逝去的生命，李世民心中不禁涌起了一阵悲悯，他们也曾娶妻生子吧，家中也有年迈的父母、吃奶的孩子在为他们伤心吧，只因一时的冲动就这样错失了整个美好的人生，这些人估计此时此刻已满是悔恨和自责。那就给他们一个再与家人重逢的机会。李世民下定了主意。
于是他和这些死刑犯们做了一个约定，李世民将允许他们回家探亲，但唯一的条件是第二年的秋天他们要如期赴京就死。在场的死刑犯们无一例外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各自离开京城，返回家乡。
贞观七年，秋。去年由朝廷释放的死刑犯先后回到长安，总计三百九十人，无人不到，无人迟到，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全部是自愿返京，即便他们知道这将意味着自己生命的终结。
我再重复一遍，这些人是来自动送死的，但无一缺席。
李世民很高兴，同时也很感动，他送出了信任，最终如期收获了信任，这实在极为可贵。于是欣慰之余，皇帝陛下做出了一个决定：赦免在场所有的犯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无须再死。
法律处罚的意义并不在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为了让人们永远不再犯相同的错误。
去恶存善，是谓法也。
这是在经历了卢祖尚、张蕴古那两件事后，李世民对国家的法治产生的最新认识。不过，对于贞观七年这一奇迹的出现，李世民还要感谢另一个人，那个帮他真正开创贞观时代开明法制风气的男人，他叫做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唐代法治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说来真是凑巧，同为法律事业献身的张蕴古一样，他也是相州人，看来当年的中原真是忠直明法之人辈出，令人敬佩得紧。
在被李世民委以构建大唐法制社会的重任前，戴胄主要是做军事工作的。李世民还是秦王时，他是秦府士曹参军（掌土功、公廨）。李世民即位初，他是兵部郎中。虽说军队里也有所谓的军法、军规甚至军事法庭，不过那一套同日常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属于两个体系，戴胄一个非科班出身的竟然能够做到“明习律令，尤晓文簿”，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但更为匪夷所思的事是，当李世民得知大理少卿（大理寺副长官）一职空缺时，竟然当天就把戴胄从兵部调来担当此职。
当然，事情的发展证明，李世民的眼光的确很毒，而戴胄也实在没辜负领导的厚望，其表现甚至远远超出了皇帝大人的预期。
一次，长孙无忌受召入宫，不知道是由于事情过于紧急，还是国舅大人没睡醒，居然在没有解下佩刀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太极殿。这可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因为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携带兵器接近皇帝是要判处死刑的（贴身卫士除外）。当然，顾及长孙无忌的功绩和他的身份，时任尚书右仆射的封德彝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当事人之一监门校尉没有发现佩刀，属于玩忽职守，罪该处死；当事人之二长孙无忌没有发现佩刀，属于意外事故，但考虑到其行为及后果，也应予以惩戒，故罚铜二十斤，以儆效尤。
对于这种明显存在身份歧视的判案结果，皇帝陛下的批示是：完全同意。
此事传到戴胄耳朵里，他立马坐不住了。不等皇帝咨询意见，戴胄立即进言，对老油条封德彝的操纵司法的行径进行了严词批驳。
“校尉与无忌所犯的是相同的错误。在皇帝面前，臣子不得以失误为借口开脱自己的罪责，按照法律规定：‘为皇帝进奉汤药、饮食、船只，出现了失误且未能发觉的，也要处死。’陛下如果是考虑到长孙无忌的功劳而赦免他的话，我们执法部门即不必过问，但如果只依法追究了校尉的失误，而仅罚长孙无忌以铜赎罪，这就不能说是进行过刑罚了。”
戴胄可谓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徇私枉法四个字，却句句都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半点话把儿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尴尬，不得不当场宣布将此案发回重审。
但事实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退为进，新瓶装旧酒。因为处理此事的依旧是封德彝，封德彝自然知道皇帝大人的意思，所以他仍然坚持原判，李世民也不打算真拿长孙无忌当典型，有意就这么结案。
可惜，戴胄还在持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他再次勇敢地站出来表示，校尉是由于长孙无忌的疏忽而获罪的，理应酌情减轻处罚。而假如单论过失，两个人是一样一样的。总而言之，戴胄的态度也很明确，要么二人同生，要么二人同死，如若一死一生，他戴胄绝不赞同。
李世民被震动了，他感受到了来自戴胄的那份执着和职守，于是李世民决定让步，特别下旨赦免了那位倒霉的校尉。
戴胄以自己的坚持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挽救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不过下一次，他将直面最大的挑战，因为那个对手叫做皇权。
贞观初年，朝廷以家世门第为依据选举官员（恩荫），有些人为得到公职，便伪造了自己的家庭身份，前往应选。一开始，本没什么，毕竟当年没有身份证制度，一个人是谁这事儿基本靠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的真实性，基本靠自觉。但鉴于出身越高，给的官越高，所以不自觉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搞到最后，几个自称是一家子的居然互相不认识，搞得人事部门都哭笑不得。眼看大家发疯般造假，自抬身价，朝廷只好下令严打。要求弄虚作假者立即自首，否则一旦发现就要处死。
事实证明，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怕死的人是不会少的。打假令发布不久，有关部门就查处了一个伪造了身世的他，并将其扭送到了司法机关。
按理说，这人是死定了。
按法理，戴胄做出的判决是流放。
皇帝大人不干了：“朕才下令说不自首的便处死，你却判为流放，这岂非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从容不迫地回答道：“陛下如果当时就杀了此人，那臣绝对毫无异议，但既然您已经把他交给了司法部门，臣便不敢有违国法。”
“你是守法了，难道就要让朕失信吗？”
皇帝已经有些激动了。
戴胄毫无畏惧：“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
戴胄的这番话看似有些绕，其实一句话就能概括：法律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可以肯定的是，这在当时是句相当犯忌讳的话。因为历代王朝的君主爱的是法家而非法律，在这些君主眼中法律不过是自己约束臣民，治理国家的工具，而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前，那些法典不过是一摞摞废纸，拿去茅房都还嫌硬。想要反过来用这些条条框框来制约天子？真是白日做梦！
但此时，戴胄告诉他面前的皇帝，梦想是时候成真了。
是为一时喜怒而废国法，还是存国法以取信天下，就看陛下的抉择了。
戴胄的倔强深深地震慑了李世民，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朝廷执法有失，爱卿却能及时纠正，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这次争执，李世民看上去输了，实际上却赢了。因为他失去的是脾气，收获的却是公信。
于是便有了我们开头提及的那感人一幕。
然而长期日以继夜的工作和一丝不苟的问案业已彻底拖垮了戴胄的身体，贞观七年，这照亮了大唐法制之路的烛光不可避免地黯淡了，最终归于黑暗。
尚书左丞、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武昌郡公戴胄卒，谥曰忠。
戴胄死了，李世民很悲痛，他又失去了一位好下属。为此，皇帝下令罢朝三日，示以追悼，并命著名的书法、文学大家虞世南为戴胄撰写碑文，表彰其对国家的突出贡献。不久，又以戴胄住宅简陋，不宜祭祀，特命相关部门为戴胄立庙供奉。
立身以廉，执法守正，功在当世，惠及千秋。
王公勋贵众千万，何及此间一书生！
自继任皇帝以来，李世民一直锐意进取，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事实上，就今天保存下来的诸多史料可知，李世民本人却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人。
在李世民即位之初，他就曾有分封自己子孙及各位亲信功臣后代世袭担任地方官员的想法，甚至公开将此事提上朝廷议事日程，同大臣们展开了讨论。朝臣之中除了特立独行的萧瑀外，几乎全部对这一议案投了反对票，因而考虑到大臣不支持，且自己的儿子们年纪尚小，所以就暂时将此事搁置了。直到十年之后。
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旧事重提，先变动诸王封号，然后依据子弟们的新封号下诏诸王去相应的地段做地方官，比如六弟李元景为荆王，李世民就任命李元景为荆州都督，十弟李元礼为徐王，李世民就以李元礼为徐州都督。
虽然无数官员上疏或口头反对，无数人表示此举不妥，恐贻害后世，争得天翻地覆，李世民要办的事还是办了。
第二年，李世民再接再厉，开始安顿功臣及其后人，大笔一挥：以长孙无忌为赵州刺史，以赵为其公国；房玄龄为宋州刺史，国于梁；杜如晦已死，赠密州刺史，国于莱；李靖为濮州刺史，国于卫；高士廉为申州刺史，国于申；侯君集为陈州刺史，国于陈；李道宗为鄂州刺史，王江夏；李孝恭为观州刺史，王河间；尉迟恭为宣州刺史，国于鄂；李世勣为蕲州刺史，国于英；段志玄为金州刺史，国于褒；程咬金为普州刺史，国于卢；刘弘基为朗州刺史，国于夔；张亮为澧州刺史，国于郧。
以上诸王及诸位国公，其地方都督、刺史之职均由其子孙世袭之，若无大过，不得罢免。
面对李世民几近疯狂的裂地封王之举，连他的头号亲信大臣长孙无忌都看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此胡搞乱搞，不出百年，国家必将分崩离析，重现西晋八王之乱乃至春秋战国的乱局。于是，大臣们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的带领下，以不怕降级、撤职、流放、发配的战斗精神同任性的皇帝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封建斗争。
经过数年的持久作战，贞观十三年，李世民终于一声长叹，停止了世封刺史的行为。
按照李世民的既定想法，割地分封子弟、功臣之后，是让他们世代为藩国，成为帝国最坚定的后援，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五十年后，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作为给自己的后代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届时无数王子皇孙将因分散各地被各个击破，死于屠刀之下，而讽刺的是，组织这场针对李唐皇室屠杀的人，恰巧是李世民曾经的才人——武则天。
在热心封建事业、关注子孙后代待遇问题的同时，李世民也在暗中为自己安排一件大事，一件证明自己历史地位、光耀千古的大事，此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称为封禅。
所谓封禅，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型祭祀典礼，据传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商周三代，人间的天子前往高山之巅，登“封”祭天，下到山脚之下，降“禅”祭地，这才算受命于天。依据司马迁的记录，舜、禹以后，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只有两人，他们一个是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嬴政，另一位则是威服四海的雄略之君刘彻。估计是秦皇汉武这两位做过封禅的前辈资质格调太高，所以自汉代以后，到泰山去封禅就成为无数君主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特别是在有中兴汉朝之功的刘秀斗胆上去了一次，还被人奚落了一顿后，情况更是如此。君主们不是在读史书时悠然神往地畅想下（很多），就是起作儿子的名讳激励下自己和下一代（刘备），敢于再次付诸实践的在光武帝之后，李世民之前，纪录还是零。
李世民很有信心打破这个纪录，而他似乎也具备封禅泰山，向天地申请福泽的条件，因为他有一张堪称优异的成绩单。
在历经贞观元年的关中饥荒、贞观二年的天下飞蝗、贞观三年的遍地大水后，到了贞观四年，全国各地各族在李世民正确、坚强的领导下都取得了骄人业绩，借用司马光的史书原话是：“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是一段被引用频次极高的史料，后世无数人都对贞观四年的这段岁月心怀激荡，津津乐道，因为它展示的正是千百年来帝王将相、黎民百姓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富强、自主、文明、和谐的大同社会。
所以治世再现的第二年（贞观五年）正月，以赵郡王李孝恭为首的一群大臣即上表李世民，恳请圣驾临幸泰山，行封禅。
皇帝大人没有同意。
同年十二月，以利州都督武士彟为首的一帮大臣再次上书，请求皇帝进行封禅，再次被拒绝。
转眼过了新年，文武百官又纷纷上书，强烈要求皇帝陛下启动封禅大典，李世民一如既往，第三次谢绝，还叫人传了这么一段话：“卿等都以封禅泰山作为帝王的一件盛事，可我却不这样认为。如果天下安宁，百姓富足，即使不去封禅，又有什么关系？昔日，秦始皇封禅了，汉文帝没封禅，难道后世就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贤明么！况且，祭祀天地这档子事在长安就可办，何必一定要登泰山，封那数尺之土来展现诚意呢！”
话虽是这么说，但从李世民的这番话里大臣们都看出了另外一个关键的隐含信息：再坚持一下下，我就答应走。
“三让乃受”，这也是老传统了。我们就再来一把吧。于是群臣依然苦苦请求，李世民则露出了十分无奈的表情，准备顺应民心，“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关键时刻到了，梦想即将实现，一个熟悉的讨厌声音却横空出世：
“陛下不宜封禅！”
发言者，魏徵也。
“你不想让朕封禅，是因为觉得我的功绩还不够高吗？”
“够高了。”
“那是德行不够深厚？”
“够深厚。”
“国家尚未安定？”
“安定了。”
“四夷并未服从？”
“全服了。”
“连年的收成不算好？”
“挺好的。”
“祥瑞还没有出现？”
“出现啦。”
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那你究竟是为什么要阻止朕去封禅？！”
魏徵闻言立刻告诉皇帝，虽然近年来国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经历隋末大乱后，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比如人口不足，国库空虚等等等等。总之，成绩是显著的，问题是突出的。这么个形势下如果还大费周章地东巡封禅，一则劳师动众，二则加重地方上的负担，是不太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按照要求，皇帝陛下前去封禅，从属大唐的附属各国国君都需要随驾扈从，而现状是从洛阳往东一直到东海，战后的疮痍尚未抚平，沿途的人烟还很稀少，这要让少数民族的首领们看在眼中，只能适得其反，反倒是在向他们示弱！
魏徵喘了口气，以三个连续的问题彻底终结了皇帝陛下的封禅意向。
“各国君长到来，我们给他们的赏赐可以让他们满意而归吗？”
“减免百姓几年的赋税，足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吗？”
“这种崇虚名而受实害的事情，陛下真的打算要做吗？！”
绝杀完成，无懈可击。
我每看到此处都不由得打心底佩服魏徵，不但勇于直谏，还如此精通谈话技巧，实在不简单。
计划取消。恰好此时黄河又闹将起来，淹了河南等地，朝廷上下忙于抗洪抢险，救助灾民，封禅一事就此无人提起。可李世民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件自己没办成的事情最终竟然让他儿子办成了，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纪录。
这件事得等到三十三年之后了，目前还是赶紧安排西域的诸位国王们出场吧，毕竟他们已经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几百年了。
西域风云录
自伟大的张骞进行了凿空之旅，将汉帝国的声威播及中亚后，西域地区的历史即不可逆转地同中原各大一统王朝交织在了一起，并一道编织了众多英雄人物的华彩篇章，特别是在班超父子彻底驱逐了控制西域各国的匈奴残余势力后，西域各国凭借一条丝绸之路，更加强了同中原内地的联系和交往，双边政府间到民间的往来络绎不绝，那真是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可是，虽然紧密的关系不可打断，但建立关系的却可能被打残，且是自己把自己打残。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对峙接连不断、热火朝天、聚精会神、锲而不舍的折腾下，中原政权同西域的联系终于彻底中断了，而这一中断就是长达数百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中原重新实现了大一统，国力得到恢复，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可接班的杨广是个急性子，上了强国的快车道就紧踩油门不撤脚了，所以不世出的天才战略家裴矩才帮国家制定好重新经营西域的国策，大隋朝就高唱朋友再见了。于是紧接着又是一次重新洗牌、群雄逐鹿、你死我活，中原王朝回归西域的步伐就此又被延误了十多年，直到贞观四年的那个震惊西域的消息传来。
“突厥人被唐将李靖击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虏了！”
伴随着这样的喊叫，整个西域轰动了。
反应最快的是当时的伊吾城主。突厥的颉利可汗是四月份被送到长安的，这位兄台九月初就主动入朝面圣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份大礼——伊吾所属七城的版籍。
当然，来得如此积极迅速，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二十年前伊吾曾归属过隋朝，且被设立为国家正式的郡级单位，不过之后由于隋末大乱，就主动改抱了突厥人的大腿。如今得知唐朝大军平定了突厥，当朝皇帝还同隋朝皇帝是亲戚，要是某天让唐朝皇帝想起了这事，派兵来打，那就大大不妙了。于是机灵的伊吾城主便主动赴京请罪，但求从轻发落。谁知唐朝的皇帝颇为大度，不计前嫌（其实是不知道），同意了归入大唐版图的提议，在伊吾地区设置了伊西州，使之成为唐帝国的一部分。
伊吾城主一身轻松地返回了西域，同时也带去了他的沿途见闻和面圣经历，这在西域各国迅速引起了连锁反应，高昌王麹文泰亲身东入长安觐见李世民，焉耆王龙突骑支遣使入贡，而在西域游牧的铁勒别部酋长契苾何力、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也先后率部众归附唐朝。
就这样，唐朝迎来了两个捣乱的敌人，外加两位忠勇的大将。这其中最先引起唐朝关注的正是那位一直同长安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高昌国王麹文泰。
虽然自即位以来麹文泰一直延续着老一辈领导人（他爹前高昌王麹伯雅）奉行的对唐友好政策，虽然贞观四年的那次入朝他得到了李世民的亲切接见与大量礼物，老婆宇文氏还加入了唐朝皇族，受封为常乐公主，但是，麹文泰确实有许多不喜欢唐朝的理由。
理由一：唐朝批准了焉耆王龙突骑支重开沙漠通道（碛路）的请求。
这真是奇了怪了，人家两国主动改善交通情况，又不打你那儿过，关你鸟事？别说，还真关麹文泰的事，而且还事关重大。因为自打楼兰古国神秘消失后，西域诸国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就只剩下了所谓的北道，即过高昌、经伊吾再到玉门关这一条。如今焉耆提议恢复的正是以前被废弃的南道，所谓南道，其路线为穿越白龙堆沙漠，途经楼兰古国，再到玉门关，其间不必经过高昌的国境。这也就是说，一旦南道得以恢复，高昌就会丧失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黄金通道的地位，进而完全失去在西域与中原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所以对于西南边邻居焉耆提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主张，麹文泰的态度是，打你丫的。
贞观六年（632年）七月，高昌军队突然向焉耆发动突袭，一举夺取了焉耆三座城池，并抢走了大量财物。焉耆路没修成反丢城，只能去向唐朝政府哭诉，虽说当时李世民在筹划着收拾吐谷浑，不便出兵干预，但他还是派出了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去调查此事。
对于唐朝来使的调查质问，高昌方面似乎并没有当回事，甚至还有够嚣张，身为国王的麹文泰摇头晃脑地同李世民的特使打起了哑谜：
“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你可知道是什么意思？”
“明白告诉你，这意思就是说，万物各得其所，照样可以自行生存下去！”
狂到这个地步，也是快活到头了。可是，麹文泰却并不在乎，因为他有不必在乎的理由。
麹文泰反感唐朝暨不惧征讨的理由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实际上一直以来在高昌国背后都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关注着西域各国乃至长安的一举一动，这双眼睛的主人叫做西突厥。
虽然在东方的突厥本部被唐朝消灭，但西突厥始终并未受到战争的波及，他们一直称雄于西域，暗中操纵或影响西域各国的国政，而位于丝路咽喉位置的高昌正是西突厥遏制唐朝西进的一颗极为重要的棋子。
有西突厥那样一个庞然大物在背后撑腰支持，麹文泰自然有恃无恐，于是贞观十二年（638年）年底，麹文泰联合处月、处密两部落再次发动了针对焉耆的军事行动，攻克焉耆城池五座，掠得百姓一千五百人而去，并沿途焚毁了所有民居。同时还联合西突厥攻打已经归属唐朝的伊吾，阻截其他西域国家朝贡唐朝的使臣，挑拨唐朝盟友薛延陀同唐的关系……
是可忍，孰不可忍！
阳奉阴违也就罢了，竟敢擅阻贡使，背后捅刀！
此仇不报，大唐国威何存！
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大唐天子李世民面对高昌国的使臣正式放出话来：明年当发兵击汝！
但所谓世事难料，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将完全打乱李世民的所有战争布局。
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十一日，夜近四更。
茫茫夜色中，中郎将结社率和他的部下簇拥着一个人来到了宫门之外的阴暗角落，开始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关键人物走出宫门的那一刻。
这个晚上，风刮得超乎想象的大，结社率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那个人出现，于是一个清晰的结论立刻闪现在结社率的脑海里：计划已经泄露了。
眼看天就快亮了，结社率迅速做出了决断：不等了，杀进去。
四十余人发一声喊，强行破门而入。由于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闯入者又都是使用弓箭的好手，见到人就是一招乱箭齐发。这群闯关者很快突破了最初的防线，紧接着，是第二重、第三重、第四重，一切相当顺利。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在最后的一段距离上，他们遇到了阻碍——折冲都尉孙武开和闻声赶来的其他卫士。
结社率仗着箭术高超，孙武开仗着人多善躲，战斗随即陷入了僵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结社率终于发觉大事不好，天色开始转亮，于是他急忙下了第二条命令：撤。
剩下的二十余人互相掩护着退到了御马厩，紧接着干净利落地上马，向北方飞驰而去。
结社率失败了，他不但没有杀掉他想杀的人，反而在渡过渭水后不久便被追上，同行的二十余人除那个疑似受胁迫的外，通通被干净利落地干掉，死无全尸。
这看似是一次不成功的谋杀，但实际上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因为此事牵涉到的所有人，身份都极为特殊。
首先，带头的那位结社率就不是个一般人。结社率，不过是一个简称，他的全名应该叫做阿史那·结社率。你猜得没错，他正是突厥可汗家族里的人，准确地说，他是突利可汗的弟弟。至于那位先被簇拥着到宫门外蹲守，后幸免被杀的也不是外人，他正是突利可汗的儿子贺逻鹘（此时突利可汗已死，由贺逻鹘继任为可汗）。而他们要等待的人叫做李治，是李世民的儿子，时为晋王，也就是日后的唐高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结社率计划谋杀的人并非晋王李治，而是当时的皇帝李世民。
有点混乱了是吧，不要着急，我们从头说起，这应该是个典型的由恨生恨的故事。
贞观四年，结社率跟随哥哥突利可汗归唐入京，自此定居于京城。不过由于结社率个性比较野，人也比较无赖，因而进城之后经常闯祸，且常被哥哥突利训斥。终于有一天，结社率决定结束这种局面，不是靠自律，而是靠诬陷。他给哥哥突利送了一顶谋反的帽子，意图借朝廷之手除掉管闲事的突利。可惜，大唐是讲法制的，李世民也不糊涂，相关部门一经调查就确定了一点：纯属诬告。本来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诬告他人者将适用其所诬罪名行刑，但考虑到结社率的身份，维护安定团结，李世民便没有再加追究，只是停止了对结社率的晋升，作为处罚。但结社率对此并不买账，于是他对哥哥突利的怨恨开始逐渐转移到了李世民的身上，并自此伺机报复，终于他等到了李世民巡幸九成宫的机会。
按照结社率的既定计划他将趁晋王李治四更出宫的时机突袭宫门，然后挟持着李治和贺逻鹘攻入行宫，直扑李世民的御帐，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易主工作，最终确定自己的实际权威。可是没想到，晋王李治竟然迟迟不出，使得结社率认定计划曝光，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选择强攻，终至失败。
其实后来大家发现，实际上并没有人事先知晓结社率的政变计划，晋王李治不出宫的原因事实上特别单纯——外面在刮风，且风还很大。
恐怕结社率知道事情的真相会气得活过来吧。
应该说，结社率的政变并未造成特别严重的直接后果，但此事造成的一系列连锁的间接后果却是特别特别严重。
首先是突厥领导人的更迭。由于突利可汗的儿子贺逻鹘亲身参与了结社率的谋反，所以无论突利可汗是否出于本心，都不能继续坐在突厥可汗的位子上了。于是朝廷将被赦免的贺逻鹘流放到了岭南地区，改立颉利可汗的族叔、忠厚的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为突厥的新可汗（即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并赐以国姓，安排李思摩带领他的族人们返回突厥故地生活。
迁徙令下达了，李思摩和他的部众们却不愿意走。这倒也不难理解，在中原内地生活得好好的，羊不用放，马不必管，吃的是油，住的是楼，穿的是绸，封的是侯，换我我也不走。但不走真不行，由于结社率发动的宫变社会影响极大，舆论压力极大，朝堂之上大臣们都为此骂了好几个月了，骂得李世民一上班就头疼，实在不得不送李思摩等人还乡。
不是我不留，是真的不能留啊！李世民一脸无奈地拍了拍新上任的李思摩可汗。
李思摩点头表示能够理解，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请求，最后的请求：
“恳请陛下保证我们出塞后各部可各守疆土。”
这里所说的各部指的不是突厥各部，而是突厥和薛延陀两部。李思摩的意思是，我们回去了，劳烦大哥提前跟薛延陀打个招呼，让他们让出漠南的地方，还有，别来打我们。
李世民同意了。
他派司农卿郭嗣本为特使，前往薛延陀传了话，其大意是：之前我曾答应突厥人等他们恢复元气后即送他们还乡，君无戏言，所以今年秋天突厥人就要回去了，自此以后，你们在漠北，突厥在漠南，要好好相处，各守疆界。
当然大家都看得明白，以现有的力量对比，突厥要打薛延陀是绝无可能，但薛延陀要打突厥却是一打一个准。所以天可汗末了撂下句狠话，“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将兵各问其罪”。
谁闹事我就抽谁，懂得？！
薛延陀懂，但是不服。
你说一句话就让我把吞下的肉吐出来，你觉得合适吗？
唐朝觉得很合适，毕竟没有我大军扫平大漠，你薛延陀不可能翻身得解放，更不要说占据前老大突厥汗国的土地了。
无论如何，薛延陀最终勉强接受了唐朝皇帝的旨意，但此时双方的关系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各领域的合作也暂时止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即是合击高昌国。
好了，再回头审视一下这几件事，你就会发现，事情变得多么复杂了。结社率干了一件不地道的事，把突厥可汗和整个部族通通拉下了水，皇帝被迫将突厥遣返故地，回归故地的突厥人又直接损害了薛延陀部的既得利益，以至于薛延陀同唐朝出现了分歧，临时洗手不干了，留下唐朝独家远征高昌。
蝴蝶效应，真正的蝴蝶效应。
李世民遭遇了执政以来最大的考验，拍档跑路，变为潜在威胁；部队数年未曾大战，实力未知；敌人远在万里，军费支出庞大；再加上朝中很多大臣不予支持，南方獠人叛乱再起，李世民有些犹豫了。
因为对高昌的这一战已经成为一场不能不胜的战争，四夷的首脑都在关注，大唐威严系于此间，一旦唐军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过了不久，李世民就释然了，因为他相信凭那个人能力一定足以力挽狂澜，并凯旋。
那个人不是李靖，自高甑生一事后李靖已经阖门自守，杜绝宾客很久了。
不是李孝恭，李孝恭不当统帅好多年，况且名声大于实力。
不是李道宗，李道宗两年前因贪污入狱，如今被罢去官职，赶回家里反省。
也不是李世勣，这位军事天才倒是个好人选，可惜国家需要他坐镇并州，防御北边各族，走不开。
当然，更不是薛万彻，此人勇则勇矣，可惜并非帅才，命他为帅，那是拿大军的命在赌（对于薛万彻，皇帝大人的点评是“万彻非大胜，即大败”）。
那个人是侯君集。
玄武门之变中现场军队总指挥，李世民登基表彰的五大一等功臣之一（其余的四位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和尉迟恭），凌烟阁第十七把交椅，李靖兵法的继承者，朝廷第二位实现出将入相的高人（第一位正是李靖）。
然而，在获得上述荣誉之前，他是一个弓箭用不好，没有文化基础，文武俱疏的十足废材。
侯君集，出身于豳州三水（今陕西咸阳市旬邑县）一个基层家庭。童年经历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人，他的特点是能吹、敢吹。正如刚刚提到过的箭法问题，明明没玩转，却敢对外宣称自己很猛很能打（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乃以武勇自称），实在很让人无语。
这个世界上，吹过牛的人很多，正在吹牛的人也不少，本人相信在我敲下这行字，和你读到这行字的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一个人在从事这项古老的工作。在我看来，侯君集之所以能在无数的吹牛者中脱颖而出，青史留名，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具有一般吹牛者不具备的一个特点——说到做到。
普通人吹完牛，拍拍屁股就走了，该干啥还干啥，侯君集吹完牛，拍拍脸蛋就上了，说干啥就干啥。吹牛说自己武勇，这就去秦王府报名参军，跟着南征北战下来居然从小兵做起，当上了将军（车骑将军）；吹牛说自己鬼点子多，这就被找去做参谋，别人想半天，他就想一天，整日殚精竭虑琢磨事，找办法，最后统计下来，就他提供的计策多；吹牛说自己文武双全，这就被安排理政，大老粗一个居然投身书海，折节向学，后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人事部长（吏部尚书）一路文职坐下来，时人竟交口称赞（并有时誉）。
侯君集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把自己由一根废柴逼成祖国栋梁的。每每想到侯君集的这一生，本人都要感叹一声：成功者还真都是逼出来的！
侯君集的上进与自信给李世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皇帝大人亲自出面给好学的侯君集请来了李靖当老师，专门辅导侯君集的兵法。
事实证明，侯君集没有辜负李世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李靖的培养，虽然学习期间出现过一些小问题，但经过集训侯君集已然成长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帅才，并在贞观九年讨平吐谷浑的那次远征中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现在，李世民决定真正委以侯君集重任，因为目下正是用人之际，磨砺多年的这把好刀是该出鞘的时候了。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唐军将领先后到位，部队集结完毕，可以随时出征，不过作为礼仪之邦，唐朝还是要把程序都走一遍，在大军出发前，长安给高昌发出了最后通牒，表示只要麹文泰入朝请罪，朝廷愿既往不咎。麹文泰乐了，他借口有病在身，拒绝了入朝的要求，同时也拒绝了触手可及的和平。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李世民的空口恐吓，只能吓吓神经衰弱的人而已，而他麹文泰是知情的，因而是无所畏惧的。
麹文泰的确可以乐观一下，事实上他确实发现了唐军此次出征的一大弱点，且还不是唯一的弱点。
得知唐军出兵的消息，麹文泰向本国军民揭开了他之所以能保持自信的答案。
“唐与我国相距七千里，中间还隔着两千里没有水草的沙漠，那里寒风如刀，热风如烧，敌人怎能派大部队来？”
“我往年入朝，见秦陇以北地区城邑萧条，与隋时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唐军前来讨伐我们，出动的军队多了，那么粮食就供应不上；假如来的人在三万以下，凭我们的力量则足以抵挡。届时我们只要以逸待劳，便可轻松取胜。”
分析完了，麹文泰还整了个总结陈词：
“唐军长途跋涉，远来疲惫，如果驻兵于我坚城之下，不出二十日，必定粮尽退走，到时候我们趁机追击，定能大获全胜！何足忧虑！”
应该说，麹文泰的这番话确实言中了唐军存在的问题，而且如我所说，事实上，唐军的问题不止这些。
除长途远征、运输困难外，唐军内部还存在着另一重要问题：将领不睦。
因为在李世民公布的远征军将领名单上有这样的两个名字：契苾何力和薛万均。
契苾何力和薛万均曾一同千里奔袭，擒拿吐谷浑首领慕容伏允，前者更是后者的救命恩人，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做鲜血浇筑出来的友谊，两位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感情应该极好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契苾何力和薛万均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僵，而是非一般的僵。个人以为，对于这种关系的形成，薛万均要负主要责任，而说到底还是由于此人太要面子。
导致契苾何力和薛万均关系跌至冰点的，是击破吐谷浑不久发生的那场大斗拔谷之争。
按照当时的规矩，每当战事结束，皇帝大人都会派出使臣代表自己前往前线劳军慰问，讨平吐谷浑战后自然也不能例外。
于是特使便在大斗拔谷奉诏代表皇帝亲切问候了各位劳苦功高的将领们。
客气完了，该说点实惠的了，使臣开始发问，诸位将军此次出战各自功绩如何？
众将开始一一陈述自己的功劳，很快，到了薛万均。
作为此战的主要将领之一，吐谷浑可汗牙帐突袭战的指挥官，薛万均自然很有发言权，于是他开始讲述自己艰苦卓绝的作战经过。
随着薛万均声情并茂的叙述，现场听众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实在是太精彩刺激了。
但只有一个听众越听脸色越难看，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个人叫契苾何力。
终于契苾何力忍不住了，他怒发冲冠，一跃而起，二话不说，三步并做两步就抽刀向薛万均砍去。好在薛万均长年从事该项互动，经验丰富，躲刀已经修炼成了身体本能，没被砍到，周围的将领也反应很快，迅速架开了两人，这才没有酿成流血事故。
可这事毕竟发生了，李世民也很快知情，于是他找来了当事人契苾何力询问动手的原因。
契苾何力开始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薛万均是如何自卖自夸包揽功劳的，又是怎样诋毁自己，歪曲事实真相的，契苾何力都给曝光了。
了解到实情，皇帝陛下顿时火冒三丈，准备将薛万均的一切职务剥夺，转授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当即顿首叩拜，不为谢恩，而为求情。
他告诉皇帝此事万万不可。如果因他而解除了薛万均的官职，各族头头脑脑听说了会认为朝廷重夷轻汉，会加剧诬告之风，且让蕃将们以为汉将都如薛万均那样，产生轻视之心。总而言之，这不利于军队和谐。
契苾何力的这一表态使得李世民很感动，于是他听从了契苾何力的建议没有处罚薛万均，然而契苾何力和薛万均的恩怨并未就此完全解开，毕竟想让薛万均道歉，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何处理手下各位将领间的关系，这将成为侯君集的一大考验。
就这样，顶着巨大的压力，侯君集踏上了征途，他如以往一样告知自己，此行必将凯旋，载誉而归。
高昌平定战
实事求是地讲，有人比初任大军主帅的侯君集心理压力更大。这个人正是高昌国王麹文泰。
一直以来，麹文泰都是位比较乐观的人，因为他实在找不出悲观的理由。可是就在贞观十四年的那个夏天，麹文泰有幸（或者说是不幸）找到了，而且还不止一个。
第一个悲催的消息是，靠山西突厥国内爆发了严重的内讧，西突厥西部部落拥护的乙毗咄陆可汗和弩失毕部落迎立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大打出手，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双方基本势均力敌，于是西突厥汗国自此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国力大为削弱，不愿再向高昌提供军事援助。
而第二个消息则更为致命：据前方探马探知，兵临碛口的唐军总兵力约为三十万人！
顺便说一句，关于此次征伐高昌的唐军兵力总人数的记载，正史上一直记得比较含糊，《新唐书》中《高昌传》说的是“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而《册府元龟》也就是一句“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实在没有个确切的数字。我们这里三十万的数字源自我所查到的时任唐军行军副总管的姜行本的勒石纪功碑碑文。要知道，唐代史的问题就在于正史不太靠谱而野史很多，加之年代久远，所以难以辩证真伪，有人是这么说的，还有人那么说，基本上能把任何一个清楚的人搅糊涂。
在兄弟的这篇文章里，但凡遇到此种自相矛盾的问题，大事件一般是根据目前史学界的主流看法记述，至于细节到人数这样的事，则一致遵循顾颉刚的古史辨套路来做采选确定，故而在此采用姜行本碑文上的说法（当然，麹文泰其后的表现似乎也验证了碑文记载的准确性）。
值得夸奖的是，麹文泰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并没有晕过去，只是手一直在抖，不停地抖，活像得了帕金森。
但其实麹文泰也就抖了那么几天就不抖了——死了。
估计是得到那两个消息后心理压力过大，导致了精神衰弱，麹文泰很快就病倒了，倒了后就没再起来，最终就彻底起不来了。
侯君集是在行军至柳谷时得到高昌国王麹文泰的死讯的，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情报：麹文泰葬礼之日，高昌全国军民将齐聚现场为国王送行。
这是偷袭敌国，一举取胜的良机啊。军中众将纷纷劝说主帅侯君集乘机发兵袭击麹文泰葬礼现场，毕其功于一役。可是侯君集却拒绝了。
事实证明，侯君集是有底线的，他认为在人家办白事的时候出兵攻击，那是龌龊的行为，非正义之师可为，就算要开战，起码也得等人家把老国王埋好。
贞观十四年（640年）闰六月二十五日，高昌国葬结束，侯君集正式下令大军进攻。
唐军进攻的目标是田地城，此城防御坚固，是高昌都城的门户，可谓是重兵集结之所。那么唐军拿下这里大约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答案是一天也没用，就花了一上午。
侯君集的攻克田地城的流程非常简单。部队开到了城下，先派人上前喊话。
唐军：“投降吧！”
城内：“不投降！”
“快投降吧！”
“绝不投降！”
不能达成共识。好吧！开打！
契苾何力统率骑兵部队迅速压上，左冲右突几个来回后，高昌军队支持不住，收兵退守城池。
这样看来麹文泰虽死，但他的军事指导思想还是流传了下来，高昌军队意图不与唐军正面接触，凭坚城拖垮唐军。
可惜，这一招在李靖高徒的眼中不过是小儿科，更何况侯君集还有那一招。那一招叫做撞车、抛石车。
检验高昌国城墙质量和士兵素质的时间到了。
率先得到检验的是田地城的城墙，在飞石的掩护下，唐军士兵伐木填平城壕，紧接着推撞车开始撞墙。经检验，田地城的城墙比较渣，撞了一会儿就撞出了一个数丈的口子。搞得高昌的士兵不得不一边作战，一边砌墙。
相对于不争气的高昌城墙，高昌军队就很值得表扬了。面对唐军来自天空的礼物和抛石车“其所当者无不糜碎”的骇人效果，不知道是哪位灵机一动找来了毛毡被披在了身上。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举动，毕竟当年的抛石机弹药只是石块，不会爆，主要是靠砸人造成有效杀伤，找来毛毡往身上一裹，虽说不能避免被砸，但却可以减缓冲击，减轻损伤，实在是个好主意。
于是城下的唐军目睹了壮观的一幕：为了阻挡石块，城墙上的高昌士兵们不顾汗流浃背（夏天），纷纷张开厚厚的毡被挡在了身前，城上瞬间出现了一环毛茸茸的长围。
高昌人实在聪明啊，不过他们还是忽略了一点，大家都举着毛毡自卫，城墙上越积越多的石块谁来收拾？很快，墙上的石块变得泛滥成灾，守军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唐军乘着高昌士兵手忙脚乱之际，一举攻占了城池。
侯君集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攻下田地城的当夜，他便命令中郎将辛獠儿率领先头部队连夜进发，直奔高昌国的都城。新国王麹智盛闻讯立刻派兵出城迎击唐军，被击败。不久，侯君集统领的主力部队赶到，趁势完成了对高昌都城的包围。
兵临城下，麹智盛终于绝望了，但绝望之余他决定寻找一丝希望，于是他给唐军的主帅侯君集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内容如下：
“得罪天子的是先王，现在上天已惩罚了他，先王死了，我则是初来乍到，还望尚书明察。”
侯君集是这样回复的：“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
这意思是，别整那些没用的，真服了就无条件投降吧。
消息送回去，城内就再也没消息了。
侯君集了解了麹智盛的决定，所以他也做出了他的决定：众将与我攻拔此城！
攻城的过程就不说了，基本是上次作战的翻版，战场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做巢车的装备。所谓巢车并非是一种攻城设备，而是一种辅助型攻城设备。这种车高十丈，人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城中全貌，所以凭借巢车提供的信息，城外的抛石车可以不断调整弹射角度，更有效地轰击城内敌人（有点类似于侦察兵指导炮兵调整射击诸元）。
在巢车观测员的有力配合下，唐军的抛石车更加大显神威，终于彻底摧毁了高昌军的抵抗意志，八月八日，守军开门投降。此后，侯君集立刻分兵攻取高昌其余城市，各路唐军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不久即攻下了高昌国所有城池，高昌就此平定。
高昌平定后，李世民拒绝了魏徵保留高昌国作为属国的建议，下令以高昌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九月二十一日，李世民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以乔师望为首任安西都护，留兵镇守。于是自两汉之后，西域东部领土再次归于中央政府的管控。
此时此刻，唐朝的基本疆域已然奠定，她东极于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县），南尽林邑（在今越南中部），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领土之广远超秦汉。
开边疆，通丝路，破强敌，威四海。
五百年的风雨后，中原政权再次与这个世界实现了联通。很快，大唐这个名字将随着商旅们的往来远播各个角落，并逐渐成为一种荣耀，而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伟大的名号也将成为不朽的记忆留存在一代代世人的脑海里，让所有炎黄子孙、华夏儿女无比骄傲。
我，是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