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4月，严复译的《天演论》出版，吴汝纶称之“高文雄笔”，亲自抄录珍藏。吴汝纶对其极为赞赏，为之作序，并手录副本，藏之枕中。
柳诒徵称赞严复译书，几能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
李霁野对学生说，严复在《天演论》译本序言中所称信、达、雅三字，只有一个信字是必要的。如果背信而求达求雅，信必遭受破坏。
李霁野任辅仁大学教授时，反对用文言文翻译外国作品；因为译者吃力，读者也吃力。
严复译述《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传诵一时。秋瑾以竞雄为字，陈炯明以竞存为字，胡适之、张竞生、李天择之名，均与此相关。
严复译《社会通诠》，作者与出版商签订-项版税合同，税率高达定价的40%，为我国有版税之始。
严复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翻译170万字，每字经过斟酌，可谓“字字由戥子称出”。
林纾中年丧偶。王寿昌从法国归来，对林说：巴黎小说家都很出名，其中大小仲马父子最知名，《茶花女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翻译它，“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林纾因而与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林纾、王寿昌合译《茶花女》，乃中国翻译西洋小说的首部，时文艺界几乎人手一册。严复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王寿昌精通法语，与林纾合译《茶花女》。译至书中感人处，两人面对面大哭，由此引起人们注意。该书初版万部，一销而空。
林纾虽不谙外文，但经他人口述转译成书时，每句都经反复斟酌修饰。因此胡适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未有林纾这样大的成绩。
林纾译书，不仅译笔出色，且速度惊人。他每天工作4小时，每小时可译1500言，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
英国哈葛德本是个二流作家，他的《迦茵小传》经林纾翻译，不胫而走。欧阳予倩更在上海《神州日报》作旧体诗赞扬。因此郭沫若说：“这书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用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
林纾不懂外文，译书全靠别人口述。因无法对原著进行选择，故其所译的二三流作品占一生所译作品的三分之二，耗费了宝贵的时间。
范烟桥说，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人名、地名太疙瘩，记不清楚，文字也太深涩，有几个字音都读不出。
林纾在翻译中，感到汉字“一字有一义，非联合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并在《中华大字典》序中提出了“由政府设局，制新名词”的建议。
不用白话文，是自寻苦恼；译书而无抉择，是浪费精神。曾朴曾忠告林纾：一是用白话，二是对译品应预定标准，多加抉择。
曾朴劝林纾用白话译外国“重要名作”，林纾不听劝告。因此曾说：“我在畏庐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
最初用“莎士比亚”这个译名的当推梁启超。1902年，他在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
1904年，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以《侠女奴》为名译出（署名萍云女士）；他日又译美国亚坡的《黄金虫》，取名为《山羊圈》（署名碧景女士）。
1910年，28岁的见习连长蒋百里，在柏林拜见普法战争时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年已70多岁的伯卢安。两人畅谈契合，伯卢安特许蒋以正在撰写的《战略论》的翻译权。
郑逸梅写作生涯80年，始于1913年《民权报》副刊征文。他用逸梅的笔名译《克买湖游记》投寄该报，仅隔两日，被采登列为甲等。编辑且来信：“如此文章，多多益善。”
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之九》，是最早的一部安徒生童话集。但译者陈家麟（林纾助手）等却把作者当作是英国人。
最早翻译列宁著作的作家是郑振铎。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译的列宁著作《俄罗斯的政党》（现名《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郑振铎是中国介绍希腊神话的先驱者。在这之前很多人不敢介绍与研究，生怕会得到诽谤，以为一切迷信都是它造成的。郑振铎说自己要成为“第一位食蟹的人”。
姚茫父的《五言飞鸟集》，原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作《飞鸟集》。郑振铎有中文译本出版，姚即根据郑的白话译诗，把它改译成五言古体，线装仿宋字排印，装帧成一本很别致的书。
20年代初，许地山、耿济之、郑振铎、翟世英同在北京求学，空闲时经常在北京金鱼胡同东口的青年会图书馆谈天。该馆藏有许多俄国书籍，他们在闲谈时又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原版名著，使他们共同产生翻译俄国作品的热情。
许地山认为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乃自印度辗转流入，因而翻译了《孟加拉民间故事》。
20年代，中美合办延长油矿。合同将签订，主持交涉的魏易、董显光嫌其中文译本文字难懂，要王云五重译。王连夜加工，连续20小时译成26000字。魏、董核对原文无误，且译文深合中国法律习惯用语，因之大加赏识。熊希龄立即将王薪金提高与魏、董相等。
1926年，四川留学生敬隐渔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寄请罗曼·罗兰审阅。罗曼·罗兰评价：这是一篇明确的富有讽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作，阿Q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并介绍《欧罗巴》杂志予以发表。
鲁迅称自己的译作是“硬译”出来的。那是因为鲁迅觉得，自己的译作过于忠实于外语原文的句式，还不够接近中国语言文字的习惯。
鲁迅对译著作品极为认真。他翻泽《死魂灵》时，书中有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他不知道威奴斯出浴的姿势，便翻查了许多资料，才在译文处注明：眉提希的威奴斯的姿势是，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
鲁迅喜爱的三位知名的外国版画家是珂勒惠支、梅斐尔德、麦绥莱勒，是鲁迅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鲁迅为麦绥莱勒编选木刻连环画集《一个人的受难》，并作了序文；为珂勒惠支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目。
鲁迅酷爱木刻艺术，收藏了许多国外木刻。他在自费印刷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印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大字。鲁迅寄希望于“有人翻印”，以把这些艺术珍品广泛传播。
鲁迅在给《静静的顿河》（贺非译）写后记之前，每天夜里，将译本从头到尾一句句地校改。写完《后记》之后，自己却生了一场不算轻的病。
鲁迅为约郁达夫翻译高尔基的《一封信》，想尽了办法。他在《奔流》l卷10期的《编校后记》中说：“我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甘言……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的来信寄去……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开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直至1931年初，郁达夫才译出这《一封信》。
郁达夫译辛克莱《拜金艺术》，内有名言“一切艺术皆宣传”。鲁迅表示欣赏，且加了一句话：“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
王力在法国留学时，靠译稿生活。叶圣陶评价他的译文：“信达二字，均不敢言；雅之一字，实无遗憾。”
蔡元培在青岛时，由日文译德国科培《哲学要领》。因无参考书，又心神不宁，所译人名多有聱牙。且因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宇。他常盼再版时修正。
王亚南、郭大力在1928年相遇后，即为《资本论》翻译合作达几十年，被夏炎德比做为英国翻译界明星保禄兄弟。
傅雷1929年读书时就译有法国梅里曼的《嘉尔美》、《高龙巴》，虽全部译完，但译后手稿即丢得不知去向。
傅雷在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前，曾托人大量搜集旧上海小报，以了解报界的行动与口语，力求反映出19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絮。
1933年，傅雷自己集资印行2000部《夏险记》（裴列普·苏波著），托开明书店出售；3年后结帐，只售出几十册，余下的全部作废纸出售。
《读书与出版》杂志评书，称傅雷译《高老头》的译笔是信达雅三者兼备，真可以说是白璧无瑕。
傅东华译书有三原则：（1）人名、地名中国化，节省读者气力；（2）对话力求通俗生动，西方成语尽量用中国成语替代；（3）删除与情节发展无关的冗长描写和心理分析。
吴经熊译《道德经》为英文；译《圣经》为中文。
吴耀宗翻译谢·安德烈的《甘地自传》。他将这部中译本亲手送给甘地时，曾把甘地比作高山。
郭沬若翻译《浮士德》后说：自己身心两方面都感着痛苦，深深感觉着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早就有想改入文科的心事。
钱潮在日本留学时，试译德文本《茵梦湖》，且与郭沫若拟以合译名义出版。但后来郭沫若将原著按己意作了很多的改动，就一个人署名了。
戴望舒立志学西班牙语，据说主要原因是想翻译《堂·吉诃德》。他在法国向国内要求预支稿费，目的是用于赴西班牙的旅费。到了马德里，他就在塞万提斯铜像下摄照留念。
陈少白早年译法国大仲马《几道山恩仇记》（即《基督山伯爵》），由香港《中国日报》连载。
周作人译《匈奴奇士录》（利育珂摩珂著），1910年由蔡元培介绍与商务印书馆，至1930年才出版。那还是因周出了名之故。
1930年，吴亮平在上海法政大学代课期间，用3个月时间在亭子间译完《反杜林论》。
马君武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有文章把其姓名对以达尔文（古代“达”可解为“羊”）。有人问马是否在译《物种起源》时，故意将作者Darwins译为达尔文，或因在日留学时佩服他而改名君武（原名和）的。马笑答：两说均不错。
马君武化名罗孝高，翻译日本柴四郎《佳人奇遇》，逐期刊载于横滨《清议报》。其中有一段涉及中国革命党人反清故事，为康有为所见，特严饬将此一节删除，不许登出。
马君武译拜伦《希腊》，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故多篡改原意，胡适称其失之讹。
朱光潜在武汉大学时译康德哲学著作，除了自己用英文本、法文本仔细校对，还请一位懂德文的教授用德文再审校一遍，方才付印。
包天笑不会日语会话，却能译日本小说《空谷兰》、《梅花落》。他译的西欧作品，如《馨儿就学记》、《埋石弃石记》、《孤雏感遇记》等，也是由日文转译的。
“Humour”一词，林语堂译为“幽默”；李青崖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后以林译流行于世。
李青崖将左拉《卢贡内家族》的第三部《巴黎的肚子》译为《饕餮的巴黎》。
孙大雨认为，英国汉学家赫文勃特所译汉文不够确切。如李白的“潭影空人心”；赫把“潭影”译为shadow（阴影）。其实“潭影”本意是“光的反照”，怎能译成“阴影”呢？
丁文江常爱用外国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像永远活着的。”他曾问胡适这两句话应该怎样翻译。胡试了几次，最后译成白话韵文：“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赵元任最早翻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他说，这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是一部童话书，又是一本哲学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周宪文译《人口论》完毕，称马尔萨斯神父大概是世界上挨批判最多的学者了。可是很多批判他的人，却根本没有读过《人口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