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民休息”
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家世务农，曾任泗水亭长。父亲以他“不能治产业”，又“好酒及色”，曾称他“无赖”。然而，刘邦终于“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成为汉王朝的创建者，庙号高祖。究其原因，客观上是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烈火，已把秦王朝的大厦烧得东倒西歪；而在主观上，除志向、权谋以及善于用人等外，“与民休息”的政策是他取得天下的原因之一。
刘邦出身农民，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认识的。早在他起义攻打沛城时，就听从了萧何、曹参的建议，将写好的一封信射进城里，希望城里的百姓杀掉县令，打开城门，从而揭起了反秦的义旗。及至屯兵灞上，他又向父老们提出三条保证：“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约法三章”。这个安民告示，使得“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见《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打败项羽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曾让陆贾总结历史教训，进一步认识到租税沉重、徭役繁重和法律严酷是秦王朝灭亡的三大因素。因此，为了巩固汉王朝统治，他及时地采取了下列“与民休息”的措施：
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就是让军队士卒解甲归田，按功劳大小给予土地和住宅，使他们大多数成为自耕农，作为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号召因战乱逃亡的人各归本土，恢复过去的爵位和田宅，承认各地小官吏在战争中占夺的土地。这些地主成为西汉王朝经济上的主要支柱。
三、释放奴婢。诏令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恢复平民的身份。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增加国家税收是非常有利的。
四、减轻田租和徭役。改变秦朝沉重的赋税制度，并将秦朝以前行之已久的“以十税一”旧制，改为“十五税一”，又明令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只服兵役两年。对于每年在本郡服徭役的时间，也规定为一个月，不服徭役者可以出两千钱代役。从而大大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
五、实行抑商。严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又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准做官，不准兼并土地。抑商政策在当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六、减轻刑法。刘邦令萧何制订《汉律》（即《九章律》），除去《秦律》中的夷三族及连坐法，代替了过去临时奉行的“约法三章”。
刘邦的这些措施，为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所继承和发展。于是汉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很快得到稳定和繁荣，出现了被史家誉为盛世的“文景之治”。
刘秀以柔道治天下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才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
以上两段话，均为汉光武帝刘秀治理天下的准则。柔道，即王道，意谓自己要效法汉高祖刘邦的统治之术，把“黄老无为”学说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不搞霸道，不单凭武力和强权去管理国家。光武帝这种治世原则，具体表现在恤民和安民等方面。其要点：
一、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间（26—38），刘秀曾先后六次下达解放奴婢的命令。奴婢是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奴婢的大量存在，使社会劳动人手转向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的家内杂役，对于国家税收和发展生产都是不利的。诏令指出，凡因贫困而“嫁妻卖子”者，在王莽时“没入为奴婢”者，还有“被略为奴婢”者，均可免去奴婢身份而转为庶人。诏令又规定不得虐杀奴婢，“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者“论如律”。他又下诏释放犯人，规定“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这些措施，大大地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对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与缓和阶级矛盾，都起了重大作用。
二、复员军队和安置流民。建武七年（31），统一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刘秀马上作出大量遣散地方军队的决定，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上来。他还鼓励流亡在外的人民回归故乡，向政府登记户口，要各级官府关心他们的生活，把国有的荒地、苑囿分配给这些贫民，并将山林川泽租借给他们，又规定在三五年内可以享受免除租税的待遇。这些惠民的做法，对于发展生产和安定社会是十分有利的。
三、裁省官吏。建武六年（30）六月，刘秀又下令说：“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仅这一年，裁并了400多个县，减少了大小官员数万人，节省了国家财政的开支，对于澄清吏治也有好处。
四、减免赋税。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刘秀曾实行“以十税一”之制。后来，刘秀对留守的军队实行屯田，以减少政府开支。在军屯取得成效以后，“其令郡国见收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这种“三十税一”之制，是西汉“文景之治”时的重要表现。刘秀重行此制，正是当时国库充足、社会安定的象征。
五、实行度田。所谓“度田”，就是要清丈全国土地和检查全国人口。建武十五年（39），刘秀下令各州郡开始“度田”。由于遭到豪族大族的激烈反对，刘秀曾以“度田不实”为由，将河南尹张汲和十多个郡守下狱处死，重申度田之令。但是，“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使得度田只好搁置不行。
刘秀曾是绿林起义军的将领，对平民大众的苦难深切了解，颇有认识。东汉王朝建立以后，他虽然已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但仍能从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做到一切从宽从简，以缓和社会矛盾。他所实行的上述做法，使耕地日辟，粮食增加，府库充实，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历史上的“光武中兴”局面。
何县令拉纤
何县令，名易于，晚唐人，出仕益昌（今四川广元南）县令。他勤政爱民，清廉正直，深得当地百姓们的爱戴。但是在官员三载一考绩时，由于他不邀功，又不善巴结迎逢，因而只得九品中的中上。有中书舍人孙樵，出差时路过益昌，对何易于的所作所为倍加称赞。为此，孙樵（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唐宣宗大中九年考中进士，官至职方郎中，今有《孙樵集》传世。）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文章，借以鼓励从政者要以何县令为榜样，坚持正道。书文是这样的译述：
何易于为益昌令时，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崔朴带着随从宾客们泛舟春游。他们顺着嘉陵江东下，约经40里路程便到达益昌。当时百姓们正忙于春耕，难于找到拉纤的民夫。于是，何易于撩起衣服，将笏板插在腰带上，弓起身子为游船拉纤。刺史惊问道：“你身为县令，为什么要这样做？”何易于回答道：“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意谓当此春天季节，老百姓正忙于种地养蚕，一点时间都不可以侵占，我身为县令，就替他们充当役使吧！刺史与随从们听了这些话，满面涨得绯红，连忙跳下船骑上马走了。
益昌百姓们依山种植茶树，得到的微利归自己所有。恰巧，朝廷有诏书下来，要地方官不得隐瞒实际情况，加强税收管理。易于接读诏令后说：“益昌百姓生活穷困，不征茶税日子已不好过，更何况要加征赋税以致损害他们的利益呢！”于是，何易于要吏员将这项加征茶税的内容划掉。吏员说：“要是这样做，我会杀头的，您难道也不怕因此而被流放吗？”易于正色地表示道：“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意思是自己身为一县之长，岂能为了自身的家财和性命而加害于百姓吗？我也不想因此而使你们受到牵连。后来，观察使知道了这些情况，对何易于挺身为民的品德很是钦佩，终于就此作罢，不再上告朝廷。
县里的贫苦百姓死后，无钱埋葬，何易于总是掏出自己的俸钱帮助料理后事。对于来交纳税收的白发老人，何易于经常给予饭食，虚心征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把全县的政事办得更好些。对于打官司的人，何易于也亲自过问，当场分清是非曲直，依法马上办案，不随便交付下级小吏处理。何易于为益昌县令三年，百姓安居乐业，监狱里没有罪犯。他改任绵州（今四川绵阳）罗江令后，政绩和在益昌一样。当时，裴公（即裴度，后位至宰相）出镇绵州，见这位罗江县令清廉简约，随从不过三人，也曾进行表扬。
孙樵接着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会昌五年（845）时，孙樵出差路过益昌，有能够说出何易于治理地方情况的老百姓问他：“天子诏令考察官吏，而何县令才得中上，这是为什么？”孙樵诘问道：“何县令催缴赋税情况怎样？”那人说：“请上级放宽期限。”孙樵又问：“监督百姓们服劳役情况怎样？”那人说：“财政部门所拨的经费不够，他拿出自己的俸钱去补贴贫民。”孙樵又问：“何县令赠送权贵们的礼品有多少？”那人回答道：“秉公办事，一无所给。”孙樵又问：“擒盗贼情况怎样？”那人说：“县里没有盗贼。”孙樵问明这些事后说：“我在长安时，听说给事中考察官吏的标准，一是能否加快催缴赋税，二是能否加快征发徭役，三是能否受到上一级喜欢，四是能否缉拿更多贼盗。考核县令时就按这些标准。”那个人听后，笑着走开了。
孙樵写道，当大官的人，都知道访求贤才是紧迫事务。然而，一旦补选官吏时，却说没有合格人选协助自己治理政事。于是，在承受皇帝诏令推举人才时，便无法完成诏命。结果，有了像何易于这样的贤才，又有谁知道和去推荐他呢？在我之后，继续来记述何易于事迹的是史官，何易于生前没有受到朝廷的嘉奖，而在以后必然会美名流传。这是史官的责任。
何易于的事迹，由孙樵作书后得以留存。后来北宋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果然给何易于立了传。
赵抃救灾济百姓
赵抃，字阅道，宋朝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屡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加太子少保。在他出仕越州（治所会稽，今浙江绍兴）时，适逢大旱，民饥无食，又多疾病，死者为数甚多。他亲自调查筹划，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使灾民各得其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特著文称赞赵抃的高尚情操和工作作风，并推广他的工作经验。
熙宁八年（1075）夏天，吴越地区（泛指今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同年九月，赵抃出任越州政务长官。他一上任，便马上投入抗灾救荒工作，向州、县的吏员了解灾荒波及的县和乡，统计受灾的百姓人数，核算州、县府库中的钱粮数，预计能捐粮的富户数，以及和尚、道士口粮以外的余粮等等。经过统计，越州共有孤老瘦弱两万余人需要赈救。
按照旧例，府库每年发给穷人的粮米不得超过3000石。赵抃按例拨出粮食，又通过做工作，从富户和僧寺道观那里筹集了粮食48000多石，以补助救灾之需。十月初一那天，赈济工作开始，规定每人得粟一升，儿童减半。赵抃为了防止发放时混乱，规定男女不同日受粮，每次领两天的救济粮。为了防止灾民外流逃荒，赵抃在城市和农村设置了57个救济站，使灾民们能就近接受粮米。赵抃又张贴告示，通告富户不要囤粮，将粮食卖给那些能够买粮的人。另外，赵抃又临时建立了18个卖粮站，将府库里余存的52000多石粮食，平价卖给灾民，使买粮的人也得到方便。还有，赵抃采用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众修护了周长4100丈的城垣，用工约38000人，按工发给工钱，再多发一份与工钱相等的粮食。赵抃还教育富人，要把钱借给穷人，等待庄稼成熟时，由官府责令债务人还债和利息。对于被人遗弃的孩子，赵抃吩咐专人加以收养。
次年春天，瘟疫流行，赵抃又亲自组织设立病坊以收养病人，给他们医药和饮食。如若病人死了，便吩咐加以掩埋。
按照以往的规定，周济穷人不得超过春三月，赵抃却一直延续到夏五月才停止。对于不合乎旧制的做法，或是上级尚未批复的奏请，只要有利于贫苦百姓，他都主动承担责任，不连累下属人员，吩咐他们要尽快施行。在这些日子里，赵抃日夜操劳，事无大小都要亲自过问，还自己掏钱给病人买药和送食品。越州的百姓们能够经受住如此严重的旱灾和瘟疫，是由于赵抃救灾工作做得很有成绩。
曾巩在文章中接着说：赵抃的所作所为，虽然只在越州一地，但他的仁爱之心却可以示之天下；他的办法虽然只利于一时，但他的精神却可以传扬后代。他在事前就能先订出计划，执行时又敢于突破旧的框子，终于战胜了这些自然灾害。我（曾巩自己）在越州进行采访，高兴地详细记述了这件事，这不单是出于表达越州百姓的情思，而是要使有志于为百姓办事的官员们知道，万一碰到灾荒之年，可以很快按赵公的救灾措施去实行。因此，赵公的政绩影响是深远的。
朱元璋“阜民之财，息民之力”
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家境贫贱，曾是一个牧童、乞丐、和尚。然而，多年后，他一跃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竟推翻了元王朝，登上帝王的宝座，成为我国封建皇帝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成功，尽管充满着许多传奇色彩，而在事实上却是理所必然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平民百姓的生活有深刻的认识。
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洪武元年，1368）之初，便十分重视实行“安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各地官吏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次年正月，他又发布诏令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否则“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因此，他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阜民之财，息民之力”。
“阜民之财”，就是要使老百姓家有余粮、余钱，有个比较良好的生活环境。他曾说过：“民富则亲，民贫则离。”他又在召见各地乡绅地主时说：“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贫者得以全其生。”虽然贫者、富者在事实上难得两全其美，但其出发点仍然是好的。为了做到“阜民之财”，他实行了下列几项主要的政策和办法：
其一，奖励垦荒。明太祖即位之初，首先承认农民开垦的荒地归农民所有，并免租税3年。洪武二年（1369），下令将北方各城市附近的荒闲土地分给无地的人家，每人授田50亩，另给荒地2亩。
其二，鼓励移民。办法是农民可以由地少人多的窄乡迁徙至地多人少的宽乡。如在洪武三年（1370），他将苏州（今属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嘉兴和湖州（今均属浙江）的无地农民4000户迁入濠州（今安徽凤阳）；洪武九年（1376），他又将山西各地和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无地农民移入濠州。类似事例还有不少，如将江西农民徙至云南，将广东瑶民迁到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等便是。对于这些迁移的屯田户，官府发给路费，并借给耕牛、种子和农具。
其三，发展经济作物。在他称帝以前，就十分重视农作物的多种经营。他称帝后，直至晚年，也曾多次明令税收和奖罚条例，如不按规定种植桑、棉、麻者，则给予处罚，额外多种者一概免税。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广为栽种枣树、柿树、栗树、胡桃等。
其四，解放奴隶成为平民。元朝时期，落后的剥削方式，使许多平民被逼沦为奴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他于洪武五年（1372）明令：即日放还在战乱中沦为奴隶的人；规定除贵族、功臣之家可保留不超过家奴20人以外，其余民户不得蓄养奴隶；凡贩卖良民为奴者责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其五，限制为僧为道。他先是明令各府、州、县只许保留佛寺、道观各一所，凡为科为道需持有官府发给的度牒（身份证明书），后来，又规定为僧为道必须经过学习和考试，不得娶妻妾，已有妻妾者还俗，年二十以上不准落发为僧。
其六，改善地主、佃户间的主仆关系。他明令：“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
其七，建立互助社。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下令各乡要建立互助互利的“社”，即以20家或40—50家为互助单位。每遇农忙季节，互相帮助，不失时令地抢种抢收。
其八，实行老人劝农之制。每遇农忙季节，受地方官署指定的老人要在五更天亮前击鼓，召唤村民下地耕作，并时常督责村民勤于务本。一旦同社之人有天灾病孽，老人要及时组织人力帮助解决困难。
明太祖为了保证这些“阜民之财”政策的实施，还把它作为检查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标志之一。
“息民之力”就是要减轻徭役，使人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明太祖即位之初，为修建京城城墙需征调民工，当他看到户部侍郎杭琪的奏疏后，知道民间还有为北伐军作战的任务，马上下令延期修城。对于皇宫的修建，他指示不必追求华丽，不得多建苑圃楼台，宫内空地让太监们种菜。他又多次告诫地方官府，举凡修筑城墙、疏浚河道等大项土木工程，都只能在农闲季节进行。为了减轻工匠们服役的负担，他废除了元朝时期的工奴制和终年服役制。手工业者虽然还有“匠籍”，但除按新规定轮流为官府作坊服役以外，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生产和出售各种产品。
“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方针，目的是千方百计地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创造物质财富。事实上，这项正确的方针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首先，垦荒、民屯、军屯，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据载，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农田达850.7623万顷，比元末明初增加了670万顷，仅仅30年间增加农田4倍还多。其次，明太祖即位后不久，就着手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其中重要的有江南崇明、海门决堤工程、江南溧阳银墅河道工程。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全国共开塘堰4.09万处，疏浚河道4162处，修建陂堤5048处。再次，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虽然不清楚当时的粮食产量数量，但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全国各府、州、县都建立了专门储粮备荒的“预备仓”，“多者万余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灾旱灾，不必依靠中央调剂，地方政府即可开仓赈济贫民；二是国家税粮收入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全国税银已达3278.98万石，为元朝税粮最高数字的两倍。这些说明“阜民之财，息民之力”政策所带来的明显效果和百姓所得实惠，为世人所见。
况钟勤政苏州府
况钟（1383—1442），字伯律，明代江西靖安人，初官授仪制司主事、郎中，后为苏州知府。为百姓所敬爱，遂连三任，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宣德五年（1430），年已48岁的况钟，经尚书蹇义等人推荐擢知苏州。他一到任，便初露锋芒，表现出精习法典、严于吏治的才华。《明史》载：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人，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
当时，清军同知张徽为了讨好清军御史李立，随便动用酷刑强迫平民服兵役。况钟得知情况，认为这样做不是便民而是扰民。他亲自查案卷，平冤屈，当场放免了160人。为了处理好所属七县（吴、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崇明、长洲）过去拖欠的赋税，他根据各县实际情况，蠲减了原来的数字，并上报朝廷。由于情况皆勘查属实，了无差错，得到了朝廷的同意，贫困的百姓去掉了心头之患。
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时，得知况钟甚有才能，很是器重他。况钟对他也是推心置腹，与之精心算计本府年度应交税额，终于减免税粮70余万石。况钟又全力协助周忱，在苏州建立了济农仓，积粟数十万石，用于赈荒和借贷，解决了百姓的困难。
况钟办事精细周密。他手头经常有两个笔记本，专门记录善事和恶事，以为奖惩官员和劝诫百姓的依据。又建通关勘合簿，作为办理公务、交接公文及银钱出入的凭据。还置有纲运簿和馆夫簿，前者登录漕粮损耗情况，后者登录驿站住宿开支情况。这些做法，旨在做到心中有数，“防非理需求，兴利除弊”，遏止和杜绝其他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他又秉公立正，“锄豪强，植良善”，因此，《明史·况钟传》载：“民奉之若神。”
是时，宣宗皇帝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接连不断地派出宦官作为使臣，到苏州地区采办纺织品，金银器皿和花木禽鸟等物。这些宦官为了中饱私囊，肆意勒索，致使郡佐属吏常挨鞭打、子民百姓屡遭凌虐。况钟对于宦官们的暴行深表不满，训斥他们不得徇私枉法。因此，只要况钟一出现，那些宦官们便有所顾忌，只好销声敛迹。就是上级有司或途经苏州府的他省官员，知道况钟刚正廉洁，疾恶如仇，也从心底里怕他三分。
况钟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对于学校文教事业十分重视，他经常周济那些贫寒的士人，勉励他们做好乡村教育工作。当时有个叫邹亮的读书人，能写一手好诗。况钟不顾有人暗地里中伤邹亮，将他推荐于朝廷。结果，邹亮后来屡迁至御史，成为当时苏州地区最重要的朝廷官员。
由于况钟办事公平，孜孜爱民，故当他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时，苏州的百姓们到京师去请求朝廷让况钟留任。皇帝于是诏令他服丧并任原职。正统六年（1441），况钟任期满，因功要例行迁任。苏州有两万民众找到巡按御史张文昌，乞求让况钟再任苏州知府。皇帝于是加进三品俸禄，仍叫他去苏州府。次年年底，况钟死于任上，吏卒百姓们闻讯奔走相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为了缅怀况钟的德政，百姓们集资建置词堂以寄托哀思。
况钟一生为官清廉正直，爱护百姓，真心实意地为苏州民众办好事，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的事迹，在人民群众中间至今仍广为传诵。
江忠源敛捐赈饥
江忠源（1812—1854），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曾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起义。1853年受命帮办江南军务，擢升为安徽巡抚，驻守庐州（今合肥）。太平军攻克庐州后，投水死。
道光末年，江忠源任秀水（今浙江嘉兴县）令。秀水地方大灾，夏收颗粒全无，一时米价腾贵，人心浮动，饥民无以为生，只好群聚抢米为食乞命。江忠源甫履任，即接到二十余诉状，案情内容都是大户控告饥民抢米的，当时县衙也已捉拿抢米“罪犯”不下百余名。
江忠源深知，这些案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百姓，只有解决了他们的饥饿，抢米风潮才能真正制止，而解决他们的饥饿，又只能让大户捐赈。在认真考虑了一番后，江忠源采取了以下措施：他对绝大多数“罪犯”先置之不问，仅挑选出其中一个“著名凶恶，为地方害”的真正地痞恶棍，加以严惩。然后，他让手下差役请来秀水的绅士、富室。江忠源带这些人一起去拜谒城隍庙。据载，江忠源“袖中出誓神文，问：‘诸君肯自署名否？’众唯唯。因爇香鸣钟鼓，同跪神前，公朗声诵誓文一遍，令绅董各诵一遍，词意森严”。这一招很灵，当下就使得“闻者无不懔栗”。接着，他让这些富坤们当场认捐。他早准备好两三种匾额，捐钱粮多的“即辇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江忠源这种办法，实际和西门豹治邺的方法类似，借神的威灵，对那些为富不仁之辈，施加压力，以动员他们捐钱粮赈灾。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于是，江忠源“乃乘船亲查饥民户口人数，分段汇册，交出捐之人自行按给，五日一报县查核”，“并不缴官缴局”。这样做也是有用意的，不但可以节约人力，而且可使“内而丁役，外而绅董，无干没之弊”。真可称得上是“匪唯意美，法亦良矣”。
江忠源办理赈务即毕，又和幕友商量，认为先前因抢粮被拘的善良百姓“饥驱罹法，情甚矜悯”，不再逐案申详，只是造一总册后一并从宽发落。他又将这种处理方法上报当时的浙江巡抚吴文熔。吴文熔也认为处理得当，于是通饬各府县，此类案件一律“照秀水江令办理”。当时很多百姓感慨地说：“江青天活我。”就这样，江忠源出于亲民爱民之心，敛捐赈饥，同时用变通的方法处理抢粮案，保全了大批饥民。
回过头来看，江忠源作为封建官吏，仇视农民起义，这是阶级本性决定的。但他所做过的一些除暴安民的好事，不应抹杀，是可以肯定的。
曹怀朴兴建“曹公圳”
曹公圳是清代台湾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东起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横穿高雄平原，至左营出海。它是在当时的凤山知县曹谨倡导下开凿而成的。
曹谨，字怀朴，河南人。道光十七年（1837）任凤山知县。当时，凤山县为一片平原，因无水利设施，每遇干旱则颗粒不收，黎民涂炭。曹谨亲临农地巡视，目睹下淡水溪河畔一片广袤的平原，曾感叹道：“这是造物者留下这块土地，等着人们来经营开发啊！”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于是，曹怀朴倡建水圳，他遍访全县殷商富绅，士绅们听了这一构想，都表示赞同。他还动员各阶层民众，出力，献资，让田。请来了能工巧匠，先开九曲塘，再筑堤，设水闸，引下淡水溪的水来浇灌。曹怀朴公余闲暇，经常到现场察看，虽有督导之意，但他表现为躬亲慰问民工，谈笑风生，“故工皆不怠”。
两年之后，工程告竣。水渠长约180里，灌田三四万亩。农作物收成骤增数倍，百姓生活颇有改善。史称：“户有余粮，盗贼绝迹。”道光十八年，巡道姚莹派知府熊一本实在勘察，对曹怀朴倡建水圳的功劳十分嘉许，把这一条水圳命名为曹公圳，并立碑说明，彰于后人。
数年之后，凤山县又遭大旱，曹公圳的水源不能满足灌溉之用，曹谨又动员地主及承租户捐资，另辟一条水渠，称为新圳。从此，受灌溉之利的田地更多了，曹怀朴更为百姓所崇敬，有诗为证：
新陂水与旧陂通，终岁无忧旱涝逢。
种得水田三百顷，家家鸡泰拜曹公。
身为父母官的曹谨，意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这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所以曹谨才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以“造福乡民”为己任。几年之后，他晋升为淡水同知。当其临行之承，地方父老攀辕挽泣，数千人为之送行，可见百姓爱戴之深。曹谨病逝后，凤山县为其建祠纪念，春秋两季祭拜，至今不衰。
魏源抗灾救稻
魏源是清代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实际改革家。1849年，他奉檄权知扬州府兴化县。
兴化县是淮河以南、运河以东的一个小县。运河西面就是高邮、洪泽两大湖。这里地势低洼，水灾不断。水利问题成为这个小县的一大难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兴化县在东堤上面对着两个大湖修筑了南关、中新等五个大坝，以资宣泄。先前，这五个大坝夏天关闭，初秋开放。因为秋初新稻谷已收获归仓，坝起水注，对农事已无多大妨碍。然道光末年，官场腐败，“堤堰防治”无人过问，致使大坝年久失修，堤堰不固。一旦湖涨，河官又恐负溃之责，往往不顾下河几县人民的安危，更不管早稻是否已经成熟收割，动辄下令启坝放水，造成人为的灾荒，致使淮扬大饥，百姓怨声载道。
魏源莅任这一年的夏末秋初，洪水来得更早，此时，早稻已结实累累。魏源为了保护这些早稻，亲赴各坝，组织抗洪，坚持不许开放大坝。并动员了大批民夫，全力以赴抢修堤坝。另外，他惟恐自己位卑力单不能胜任河督，又亲自登门请来了上司陆建瀛，河官遂不敢妄动。“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魏源不顾天气恶劣，顶着狂风暴雨，在大坝上亲自指挥抢险。此刻，大坝随时都有决口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他心急如焚，仆倒在堤上痛哭，宁愿老天爷夺去自己的生命，也千万不要跟老百姓的几万亩早稻为难。全县数万乡民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全力投入抢险。经过几昼夜的奋战，风雨稍息，终于闯过了险关。魏源浑身泥水，双眼被风雨激打得红肿如桃，见者无不感泣。当人们含泪把这位老人用门板从堤坝上抬下来时，陆建瀛也感叹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魏源乘船回到兴化码头，人们夹道欢迎。人们呈献“淮扬保障”四字大匾一块，高挂在县署正中。
几万亩早稻全都保住了，这一年兴化获得了大丰收，因此，老百姓把这些稻子称为“魏公稻”，以此来感激魏源的功绩。有记载称赞魏源：“才非百里，学贯九丘。幨帷下驻，琴韵长留。身居中士，神往瀛洲。潜心著述，远采穷搜。时方浑噩，公已研求。卓彼先觉，如有隐忧。牛刀初试，砥柱中流。淮扬保障，千载寡俦。”魏源与河官力争停启水闸，保住早稻，史称兴化周围七县的乡民“皆德之”，说明一切为百姓办实事的从政者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他们的功绩名垂青史。
林则徐恪守“民为邦本”
“窃惟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与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这是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林则徐的为官“尽职之道”，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林则徐22岁中举，后进京会试赐进士，开始了官宦生涯，1832年官至江苏巡抚。这时，闭关自守的清政府已腐败不堪，灾祸丛生，民生凋敝。正所谓“积年凋瘵，难以拊循”。林则徐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清王朝，深感“尽职之道”应一反贪官污吏做官当老爷的传统习性，而应“下恤民生以上筹国计”，主张“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
1833年江苏水患成灾，林则徐经过调查认为系江南水利失修所致，他想救灾救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兴修水利，于是决定由官府借银16.5万余两修刘河，由官民捐资银11万两修白峁河，他还带头捐银1000两。工程开工后，为防止官吏督办失职和贪污工款，他亲自到两个水利工地查勘；工程结束后，又亲自验收工程质量。当他发现刘河挖得深而堤岸高，有崩塌的危险，就下令逐段加固；发现白峁河“有偷减率略不如式者，察出补复，其尺寸符合，或过深者，即一览而得，或奖或斥，人人惊服”。刘河和白峁河的疏浚，一时避免了天灾为患，保证了灾区经济的恢复。“如甲午（1834年）秋之大雨，乙未（1835年）夏之抗旱，皆几几（屡屡）为害，赖水利治，岁仍报稔”，使“农田大裨益”，“农民亦咸沾其利”。
积极防治，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一回事；自然灾害一旦发生，灾区的善后处置则又是一回事。1833年夏秋之际，江淮一带大雨滂沱，江苏沿江府县十之八九被江水淹没，粮食损坏，致使“岁不敷日食”，“闾阎生计日蹙，朝夕不饱”，农民“口食无资”，“生计维艰”。林则徐面对如此灾情，忧民之心促使他决意向朝廷奏报，请求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纾民困。然而根据清朝惯例，巡抚不能全权办理漕政，而且报告秋灾请缓征赋，例定不得超过旧历九月内，可这时已超过限期。恰于此时又接到道光帝的谕旨，江苏不得缓征漕赋。林则徐“终夜辗转不能已”，但想到“吴民旦夕就毙”，最后还是决定甘冒犯上违旨的危险，“不揣冒昧，破格具奏”。他在奏折中说：“窃惟尽职之道”，应“下恤民生”、“暂纾民力”，如“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则会激起民变“滋生事端”。随即在道光帝没有回复的情况下，林则徐就仿照明代周忱的酌剂公私田加耗减耗的办法，即百亩之中有二三十亩受灾，即将百亩一律缓征数分，名为“暗减”。此事虽然道光帝起初要追查林则徐的责任，但因他“俯顺舆情”适与民生，深受百姓的爱戴，道光帝后来也只好同意。
林则徐的“民为邦本”、“损上益下”的主张，以及他推行的顺乎民意，下恤民生的措施，留下了清名，深得江苏父老的赞扬，“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则徐）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还有人把他比作明代的海瑞，甚至把他的政绩编成歌谣，传遍荒村野市。
林觉民誓为天下人谋永福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号抖飞，福建闽侯人。自幼在叔父林孝颖的指导下饱读诗书。但他对科举考试却了无兴趣。12岁时，父亲要他考秀才，林觉民怏怏赴试，在试卷上写了“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扬长而去。1902年，林觉民考入新式的福建高等学堂，课余喜欢阅读《苏报》、《浙江潮》、《警世钟》等进步报纸书刊，经常与同学一起，指点江山，议论时政，认为“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他取号“抖飞”，表明自己的凌云壮志。
林觉民19岁结婚。妻子陈意映是一位美丽贤惠又颇有见识的女子，对林觉民一往情深、体贴入微。林觉民也非常爱他的妻子。婚后第二年，意映生一男孩，取名“依新”，小家庭生活更加充满乐趣。
1907年，林觉民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和革命真理，毅然辞别娇妻稚子，远涉重洋赴日留学。考入日本庆应大学文科学习哲学。
久有革命之志的林觉民，来日本后就加入了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他经常出席留学生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还积极撰写和翻译文章与保皇派论战。他的才干、勇气与热情，在留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与革命党人林文、林尹民一起号称“三林”。
1905年到1910年，同盟会在国内多次发动起义，均遭失败，许多革命同志英勇牺牲。1911年春，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黄兴等人决定再一次发动广州起义，并由黄兴赴香港筹备。林觉民等闻讯，立刻召集福建留学生开会，决定回福建发动起义响应。林觉民回国路经香港，黄兴留林觉民担任广州起义的联络工作。
广州起义爆发前三天的晚上，林觉民非常激动。多少年来，讴歌革命，向往革命，当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不由得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抱定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的决心，挑灯研墨，分别给父亲和妻子写了绝笔书。
在给父亲的绝笔书，他写道：“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
给妻子的绝笔书，写在一块白布上，婉转千余言。一开头就写道：“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他写道，当回忆昔日与妻子花前月下，并肩携手，“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的甜蜜生活时，不禁“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他说，正因为如此深爱自己的妻子，他才勇于牺牲自己的。过去，当他们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时，“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是，当时的中国“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天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的不计其数，有多少人能得到幸福呢？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他劝妻子在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时，不要过于悲伤，“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在遗书的最后，林觉民还充满信心地写道：“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
第二天清晨，林觉民把写好的两封绝笔书托付给一位朋友，请这位朋友在他万一不幸牺牲后转交给他的亲人。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在战斗中林觉民奋勇当先，击毙敌人多名，最后弹尽粮绝，在与敌人肉搏中受伤被俘。在敌人的公堂上，林觉民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宣传共和革命。他表示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他自己死也瞑目。每当论及激烈处，便不禁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林觉民在狱中数日，粒米不进。几天后被清政府残酷杀害。据记载，这位年仅25岁的革命志士，临刑时“俯仰自如，色不少变”，一身凛然正气。
林觉民烈士的遗骸，后来与这次起义死难的其他烈士一起合葬在广州城外的黄花岗，被称为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烈士那封感人至深的绝笔书，被誉为“革命党人一篇至高纯洁的情书”，至今为人们所传诵，那种抛弃一己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陈景华亲民爱民
陈景华（？—1913），字陆逵，广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人。举人出身。曾任广西桂平知县。后因抵忤两广总督岑春煊，被革职查办。陈景华遂流亡泰国，加入革命运动。
1911年广东光复，陈任警察厅长。当时革命刚刚成功，腐朽黑暗的清政权刚刚被推翻，社会秩序混乱，正面临百废待举的局面，陈景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革陋习、除强暴，做了不少安定民生的事，是一位亲民爱民的革命党人。
新政权建立之初，广州匪盗横行，残害百姓，社会生活很不安定。陈景华采取断然手段对地痞、扒手、惯匪、黑社会的强横分子一一加以严厉处置，很快地安定了社会秩序。当时广州有一个黑社会组织，名叫“百二友”，党徒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威胁。陈为了给百姓除害，想尽办法铲除他们。一次，他终于得到消息：这帮黑社会团伙中一些人要在黄花岗会面。他派出精干探员伪装成摄影师，给他们拍照“留念”。这群头脑简单的党徒们果然列队合照。结果陈景华利用照片“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了“百二友”黑社会团伙，为民除了一大害。
广州市在清廷统治时为了防范人民，市街多设有木闸。每到黄昏，便关闭街闸，只留出供一人能侧身出入的空隙。晚上九时，便紧闭加锁。这不但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妨碍交通。一旦发生火警、匪患，都遭受阻隔。有些富商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也私设路闸，雇夫守卫。陈景华通令全城，限于三日内全部拆除，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方便，深得百姓的推崇。
陈景华还有一件爱民的德政，至今被百姓称颂。他发现广州的婢女、童养媳、尼姑、幼妓等下层社会妇女备受凌辱、生活无着的惨境，立志要开一所女子教育院，来解决受压迫妇女的衣食、工作及受教育问题。他先召集了各慈善机构的头面人物开会，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怎奈这些所谓的善人们不仅不出资，反而对陈的动议讥讽相加，推三阻四。陈景华气愤之余，决定扫除一切障碍自行办理。他择定革命后被封的仙祠作院址，聘请了教职员，很快准备就绪，迅速开办。同时通令部属，凡发现或自动投奔来的被压迫被虐待妇女，一律送院收容，分班教育习艺。这事在广州引起轰动，受压迫、虐待的妇女好像逃出地狱，迈向光明，既得衣食温饱，又为日后自立于社会学会了劳动技艺。女子教育院几个月内就收容了数百人，受到百姓的热诚拥护。但也有一部分人误会、观望，那些摧残压迫妇女、娶妾蓄婢的富人们对这一举措切齿痛恨。然而事实最有说服力，妇女们掌握劳动技能和文化知识，自食其力地重返社会后取得了社会地位。逐渐地，一部分先前有误会而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也消除了成见。新闻界参观后也交相称誉，推许陈氏是“万家生佛，被压迫妇女的慈航宝筏”。
非常可贵的是，陈景华开办妇女教育院，并非出于单纯的“慈善”目的，而是基于解决妇女的思想。他在起草此院兴办缘起时开头就表明，“中国女子苦人也，幼而育之，教则缺如”。因此妇女才“人权剥落，侪于非人”。他将妇女失去地位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受不到教育，虽此识并不全面，但他解放妇女的思想却是难能可贵。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景华被袁世凯复辟势力杀害。但他那亲民爱民的思想，在百姓中广为传颂，为人民所做好事，深为百姓怀念，所以百姓集资为他立碑造像，供人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