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态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生命的历程也在顷刻间覆地翻天。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时移必须事易，面对莫测人事，应对之法唯有顺应时势，以变应变，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因袭守旧，在变化中找到出路。
以变应变，寻找出路
吴国的大将吕蒙，十几岁就从军打仗，由于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三十多岁就升为中郎将。但他不好读书，常常闹出“张冠李戴”式的笑话。每逢给孙权上书，只能口述，让别人代笔。这样，有时难免词不达意，弄得孙权哭笑不得。所以，吴主孙权劝吕蒙抓紧时间读书，并用自己和别人的体会予以开导，批评他不应强调军务繁忙而不求进步。
吕蒙接受了孙权的教诲，开始发愤读书，而且进步很快。
后来，吴国军事统帅周瑜病死，鲁肃为吴国都督。鲁肃最初瞧不起吕蒙，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有一次，鲁肃路过吕蒙驻防的地方，看望吕蒙，故意为难他，提出了许多战略上的问题。他原以为吕蒙一问三不知。但出乎意料的是，吕蒙有问必答，且对答如流，特别是如何对付蜀国大将关羽，吕蒙讲了五条应敌之策，讲得很有见地，令鲁肃折服。
鲁肃大为惊喜，拍着吕蒙的肩膀说：“我原来认为你只有武略，是个粗莽武夫，今天同你谈话，才知道你是一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
吕蒙回答说：“士别三日，即应刮目相看。”
《庄子·齐物论》中说：“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意思是说：你今天靠在茶几上休息的这个状况，跟从前的情形完全两样。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我们也必须用变化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不仅要看到事物的现状，而且要看到事物的过去和将来，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的情况。
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也能做到随机应变、顺势而动，无疑会对我们适应生活，适应现实变化有很大的帮助。
在变化的时代，应当紧跟时代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你会处于被动地位。要成大事者必须能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而不因袭守旧，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吸取类似的教训：不要因为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须知这样下去，会由进步变为落后；也不要因为遇到挫折和失败就灰心丧气，悲观绝望，须知失败乃成功之母，只要吸取教训，挫折会变顺利，失败会变成功。认识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本质，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才不会偏离生活的轨道。
时移势易，做法不拘泥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臣，他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评价他说，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形成于他在京做官时。他用程朱理学这块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研讨，同时曾国藩又得益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点，这使他在理学素养上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证纲名教和帝国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修身养性。这种修身养性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而且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回到湖南组建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表现了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战争与治军上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恪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这不失为明哲保身的高招。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曾国藩的以变应变，造就了他的功业。
在社会中寻求发展，要想做到积极应变，除了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之外，还应当根据对手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敌变我变”。
“敌变我变”是人们适应形势发展、不断调整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基本策略。所谓“敌”不一定就是敌人，而是泛指对手、环境等，比如对于个人所存在的环境，对于生意人的行情，对于企业、厂家的同行等。因为大家都在求生存、求发展，都在想新招、出新点子。因此，时移则势易，势易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顺理成章。
生活中的你，如果还没有走向成功，那么你不妨问问自己，是否经常省察时代和自身呢？学会随时随地变化，将对你的人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时无刻不思考
有个环境美化设计师喜好对称。他想在一个公园中种植四棵树，要求每一棵树离其他三棵树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这个设计方案该怎么做呢？
通常，有人马上找到线索：让三棵树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而另外一棵树处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央。其实仔细想一想，就知道这个答案并不符合题意，因为四棵树相互之间的距离并不均等。
那么，到底该怎样安排这四棵树的布局呢？
或许可以将它们排成一个正方形，但是这也无法满足题目中的要求：四棵树相互间的距离必须是相等的。那么将它们排成一排也不行。至此，在一个平面上栽种四棵树，无论怎样排列，都是无法满足要求的，思维的突破方向就是要打破平面这个自设的障碍。
新线索找到了，答案也就水到渠成了：让其中三棵树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另外一棵树则种植在中间隆起的小山坡上。
这就是创新，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周围发生。
创新是存在于世间的一种美丽的奇迹，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变荒漠为绿洲，变沧海为桑田。创新是人类特有的素质，是人生的境界得以提升的一大要素。拥有创新能力的人，就会美丽如天神，他的思维就会焕发出灿烂的光辉。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创造的刺激”。
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思维，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观念，形成一种又一种新的理论，作出一次又一次新的发明和创造，都将不断地提高一个人成就大业的能力。
成功的可贵之处在于创新思维。一个成大事的人只有通过有所创新，才能体会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和真正幸福，并激励人们以更大的热情去继续从事创新性实践活动，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
这就是《庄子》，它其中很多精华的内容并不是由外表的文字反映出来的，因此，阅读《庄子》，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思考得越深入，得到的越多。
忠臣也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岳飞为宋朝名将，事母至孝，家贫力学，母亲在其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北宋时，岳飞居老将宗泽帐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制旗赐之。后破李成，平刘豫，斩杨幺，立下赫赫战功，收复辽阔失地，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受秦桧所害，死于狱中。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诚之士，在那个昏乱的朝代，在奸诈之人眼中又是如何的呢？南宋初年，面对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浚等人，只会一味地避敌逃跑，而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官已高、位已尊，以为即使立了大功，也不可能得到更大的升迁。他们便安于现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占什么地位，当时岳飞入伍不久，虽然已崭露头角，毕竟还没有太大的名望和地位。只有他在和金人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当时有个叫郡缉的人，上书朝廷，推荐岳飞，推荐书颇值得思量：“如今这些大将，都是富贵荣华到了头，不肯再为朝廷出力了，有的人甚至手握强兵威胁控制朝廷，很是专横跋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重用呢？……驾驭这些人，就好像饲养猎鹰一样，饿着它，它便为你博取猎物，喂饱了，它就飞掉了。如今的这些大将，都是还未出猎就已被鲜汤美肉喂得饱饱的，因此，派他们去迎敌，他们都掉头不顾……至于岳飞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拥有数万兵众，但他的官爵低下，朝廷对他也未有什么特别的恩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这正像饥饿的雄鹰准备振翅高飞的时候。如果让他去立某一功，然后赏他某一级官爵，完成某一件事，给他某一等荣誉，就好像猎鹰那样，抓住一只兔子，便喂一只老鼠，抓住一只狐狸，就喂它一只家禽。以这种手段去驾驭他，使他不会满足，总有贪功求战之意，这样他必然会为国家一再立功。”
乱世出忠臣，在那个是非颠倒、生灵涂炭的年代，即使忠臣也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