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观看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人，大约至今都不会忘记那一幕幕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的演出场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辉煌历史，在精心编排的节目中梦幻般地一一呈现，激起了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骄傲与自豪，尤其是反映“活字印刷”这一伟大发明的演出形式更是别出心裁——由几百名演员扮演字模组成的活字印刷板魔幻般地游动着，有如立体的活字印刷，随着字模的活动，方块汉字“和”以篆体、宋体、简体三种不同的形态有规律地被“印刷”出来——震撼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灵。
在浩繁的汉字中，“和”字是一个结构简单、人人共识的字，但是它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意境深远的字，它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深处，渗透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待人接物的原则与智慧，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一个“和”字的三次呈现，并非单纯的印刷技术的象征性表演，它既表达了中国文字从篆体到宋体、从宋体到简体的演变历程，又传递出中国“和文化”的核心理念，向世界宣扬了今日中国以和为贵的友好姿态。
“和”字演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比印刷表演展现的更为复杂。在“和”的古体形态里，它是一个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篆书分别写作“龢”，秦统一中国规范文字后，篆体的“龢”被简化为左边“口”右边“禾”即“咊”，汉代隶书流行以后，“和”字的写法变为左“禾”右“口”，一直传承至今。
“和”字的本义最早是音乐上的概念。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龠部》中说：“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并有注释说“经传多假和为龢。”也就是说，“和”是“龢”的假借字。而从“龢”的组字结构来看，“龢”的右边“禾”是它的读音，左边的“龠”，则指的是一种笙或排箫之类的乐器。从“龠”的组字符号“人、一、口、口、口、册”来理解，“人”是乐手，三“口”表示三孔或多孔的笙，也可以表示多种管乐，而“册”便是乐谱，“一”代表一个人按照乐谱吹三孔的小笙或代表多个人按着乐谱演奏统一的乐曲。《说文解字·口部》中说道：“和，相应也。”这个“相应”的意思就是相互呼应、应和、谐和，无论是一个人吹三孔的笙，还是由八个人分别演奏八种乐器，只有乐音“相应”，才能组合成一支美妙的旋律，这就是“龢”，音乐中后来所说的“和声”。在《国语·周语下》中，韦昭注释说：“和，八音克谐也。”《周礼·春官·典同》郑玄注释说：“和，谓调其故器也。”这里，都说明了“和”在乐音中所具有的协调、调和、和谐之义。
“和”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礼仪祭祀活动。在《尚书·尧典》有一段话记述了这种原始礼仪活动的盛况：“帝曰：夔，令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不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夺，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中我们不难解读到，在原始的仪式中，礼、文、乐三者构成了仪式基本的要素。礼是仪式的主体内容，文为行礼之人，乐是仪式的灵魂。人按照音乐的节奏完成仪式的内容，通过对文中的诗、歌、声、律的吟咏或唱和及对八种乐器协调有序的演奏，达到与祭祀对象“天”也即是“神”的沟通。这里“和”与“谐”虽然没有直接组成一个词，却表达了“和谐”一词的内涵：“和”就是“谐”，“谐”就是“和”。当代表地籁的乐器之音、人的咏唱即人籁与来自神的声音即天籁之音交响融汇之时，地籁、人籁、天籁也就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境界，达到了“人神以和”的目的。这样的仪式充满了神圣庄严的气质，其中的音乐，被视作“雅乐”。
“雅乐”所追求的“人神以和”境界已经隐含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和”之思想。
“人神以和”是怎样的一种妙不可言的音乐意境，今天的我是很难体验得到的，尽管如此，偶尔在影视艺术中遭遇到反映秦汉时代的音乐时，仍不免为之心动。我忍不住幻想那就是“人神以和”式的音乐，古朴、悠扬、纯净、高雅，它引我如入神境，聆听到天籁之音，然后，对那个时代充满和谐之美的生活向往至极，并深深遗憾自己没有早几千年出生。
雅乐风行的社会，必是美与和的时代，生活充满高尚安宁的情调。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式微，诸侯群雄争霸，原有的一切秩序都被冲破，战乱四起，礼崩乐坏，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声兴起，逐步取代了雅乐的地位，受到平民的喜爱与遵从。
郑声就是郑卫之音，是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是歌唱劳动人民大胆追求美好幸福爱情，以及表达对统治阶级残暴统治的憎恨和反抗，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形式上也突破了雅乐的束缚，表现手法丰富多彩，热烈、奔放，能充分自由地宣泄情感，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但在孔子眼里，郑声却是与雅乐截然相反的“淫乐”，是摧毁雅乐的洪水猛兽，反映儒家音乐思想的《乐记》甚至说它是“乱世之音”。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郑声与先王礼乐的传统观念相违背，极力加以排斥，提出“放郑声，远佞人”，并在《诗经》中大加删汰。他力图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重建理想的人格——“仁”的品格，恢复雅乐、强化礼制，以确立君臣、父子、大小、尊卑有序的政治、社会格局，于是，把儒家的“仁政”“王道”“礼制”等伦理学说与“大同”“大一统”等政治主张与音乐交融，总结了春秋以前的音乐美学思想，将美与善相结合，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核心的“德和”思想，强调音乐应该合乎礼的要求，音乐的感情必须受德的规范、礼的制约，通过“和”把音乐的“美”和“善”联系起来，“乐以和为美，乐和而后善。”孔子“和”的音乐美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儒家音乐美学的审美理想基础，并在战国时期由孟子、荀子继承并加以发展。荀子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乐与政通，认为雅、颂之乐和礼义一样，具有使社会免于乱而归于治的作用。
“和”字的词义在后来的使用中不断发生演变，渐渐超出了乐器演奏的范畴，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在有记载的史料上，“和”超越音乐的概念最早是由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提出的。在回答郑桓公提出的周朝将要衰微的问题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著名论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非常鲜明地指出了只有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和谐、融合使万物发展，同一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长有的。继史伯之后，春秋晚期的晏婴也对齐侯阐述过“和”的内容。《左传》载其语云：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在这里将治国的道理比作美食的调和与音乐的编配。史伯和晏婴所说的“和”已经不仅仅是音和了，其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既有声音之和，也有阴阳之和、自然万物之和、君臣上下之和。
孔子的学生有子则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又进一步丰富了“和”的内涵，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孔子依此把“和为贵”作为儒家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原则。孔子政治上这种和谐主张，也就成为其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理论基础。音乐具有了社会功能，音乐之和升华到政治之和的层面。
此后，“和”的政治意义更为彰显。统治者的为政之道，崇尚的便是“政通人和”“内和而外安”等“和谐”之道，对“政和”的追求一直渗透在中国漫长的政治生态当中。
作为谋求“政和”的重要手段，有一种姻亲关系被冠之以一个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名称：和亲。和亲是封建君主为了免于战争与边疆异族统治者通婚以达到和好的一种政策。早在周襄王（前651-619）时期，襄王欲攻伐郑国，故娶狄女为王后，以图谋与戎狄兵联合伐郑。这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事件，此后汉唐直至明清，和亲之举不绝于书。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的典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亲往往是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但汉元帝时却出了一位出身平民的和亲女子，她就是王昭君。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出身平民的和亲女子，王昭君经历了自请和亲、安居塞外、为国献身等重要的人生选择，最终成为汉匈两族的和平使者。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昭君出塞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缅怀、传颂，原因就是她们的婚姻在附着了浓厚政治色彩的同时，又有一种隐匿的曲折浪漫，统治阶级的“大我”和女人情感上的“小我”，在“和亲”的原则下化为一统，化为琴瑟和鸣的夫妻亲情，化作民族融合的和谐之福，她们的和亲以婚姻形式的小和迎来了国家主权完整的大和，赢得了民族的空前团结与边疆的和平安定。
因为“和”所代表的为政之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以某种形式标志自己追求“政通人和”“内和而外安”的政治理念。清顺治二年（1645），就曾通过对皇家建筑的命名来表达当朝崇尚和谐的政治理想与文化诉求。例如，将“皇极殿”“中极殿”“华盖殿”分别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将“皇极门”改为“太和门”，象征“君臣之和”；将通向文华殿的“会极门”改为“协和门”；将通向武英殿的“归极门”改为“雍和门”（乾隆元年即1736年又改为“熙和门”），象征“文武之和”“将相之和”。六个“和”字，蕴含了“内和而外安”的政治内涵。可以说，大清有过兴盛太平的国运，正是“政和”的辉煌成果。
“和”在字典里还有一种解释，即是一种姓氏。和姓是一种颇有身份象征的姓氏，其渊源很多，最主要的有三种。一种是以官职为姓，源自祝融氏重黎的后代。传说远古帝尧时代，重黎的后人羲和为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地位很高。其后人以祖上职官为荣，即以首任此官的祖先羲和的名字命姓，遂成和氏。第二种起源于卞氏，源自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国人卞和在荆山发现和氏璧而闻名，于是卞和的后人都以此为荣，以“和”为姓，成为和姓的一支。第三种起源于后魏，由素和氏改姓而来。素和氏本为北魏鲜卑族的贵族檀石槐的支裔，在南北朝时期，素和氏随北魏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阳后改姓“和”。此支和姓后来在代郡发展成望族，世称代郡望。和姓后来的发展情况受关注度不高，但据传在今湖南某地，作为官职的和姓依然风光，整个地方只有两种姓氏，而其中之一的和姓包揽了该地方所有官员职位。
现在提到“和”字，相信很多人很难在第一时间想起它作为“音乐”的原始含义或想到代表音乐意义的“和声”“和弦”等词汇，这是因为，“和”发展到今天，形态上没有变化，但和文化的核心内涵更加凸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活字印刷”的演出，匠心独具地传达了这种内涵，它超越了音乐的概念与纯粹的政治主张，寄托着中国人许多温暖、善良的感情和愿望。
新中国以“和”立世的信念，早就向国际社会昭示过。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28日，周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在新德里发表声明，重申了这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渐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是当代国际史上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和伟大创举。“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通行证。
2015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进一步透彻地阐述了中国“和”文化的精髓。他强调，中华民族注重“和”的理念，主张和平、和谐、和而不同。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要相互尊重、团结和睦、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一种具有当代世界眼光的积极、温厚、有容、大气的开放思维，表明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站到了更高的立场与思想层面。
总而言之，“和”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字，是一个美好的字，是家和、国和、世界大和、天地人和……家和万事兴，国和乾坤定。假如我们人类能遵从“和”的原则，用行动为自然、社会、世界付出真诚的爱与“和”，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谛听到“人神以和”的乐音，迎来一个如天籁般美丽祥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