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迅：天坛，明清皇家祭天祈谷之所
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位于北京天桥南大街和永定门内大街东侧，正阳门和崇文门以南。每年冬天、正月上辛日和孟夏（夏季的首月），皇帝要到天坛举行祭天、祈谷和祈雨的仪式。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仿南京旧制，营建宫殿坛庙，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南郊（当时尚未修建外城，正阳门以南即属郊外）建天地坛，合祀皇天后土，嘉靖九年（1530）恢复四郊分祀，将天地坛专门用做祭天祈谷之所，于嘉靖十三年（1534）正式改名天坛。到了清乾隆年间，再次经过改建和扩建，更增强了祭祀性建筑的效果。
天坛面积广阔，占地273万平方米，约等于北京外城的十分之一，故宫的两倍或北海的四倍，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处坛庙建筑群，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北京，随后便侵占了天坛，这是天坛遭外兵进入之始。以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英美侵略军在天坛建立总兵站，天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祭器祭具被大量掠夺盗劫。军阀混战时，张勋曾在天坛祈年殿设司令部，民国六年（1917）七月初，段祺瑞和张勋的军队在北京巷战，天坛也成了战场。
早在民国二年（1913），当时的外交部曾发行过专供外国人游览天坛的“介绍券”，到了民国七年（1918）才开始发售一般游览券，是为天坛公开开放之始。
新中国成立前，天坛由于遭受长期的摧残破坏，已是残破不堪，到处荒芜一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加以大力修葺，维修了建筑物，清理了荒草，进行了大面积的绿化，将天坛改变成人们的游憩场所。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天坛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但是古代匠师们在建筑工程技术和艺术上的智慧和卓越的创造力，却凝聚在绚丽壮观的红墙、白石、蓝瓦之中。坛内遍植古柏，苍郁蔽天，更加衬托出建筑物的壮丽。每当人们在天坛里徜徉，沉浸在美好享受中的时候，总要为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而骄傲，为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自豪。
《天坛》
贾永琢、姜为田：日坛，明清皇家的祭日之地
日坛是皇家坛庙，皇家非常重视对日坛的保护。明朝时在日坛建有奉祀衙署，负责守护。清自清初至道光年间，亦长期设有坛护官员十多人负责护理。清时规定：各坛庙如有损坏，该管官员须即具报，如延迟不报，以致盗失砖石木柱等物，则将该管官题参议处。由于管理制度严格，在清朝道光之前，日坛的所有建筑及花木均未受到人为的破坏。
最后一次皇帝祭日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此之后，皇家祭日之礼逐渐废弃，护坛官员随之撤销，皇家禁地一变而为无人看管的野刹，以致坛内的祭礼器具和文物均被盗一空，就连大钟也不知去向。加之后来又失一次大火，三间棕荐库被烧掉两间，钟楼也被烧掉一层，故到清末，日坛内外已是一片荒凉。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日坛仍是无人过问。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坛内房舍多被军队占用。从此日坛更遭厄运，外围墙多处坍塌，残存的钟楼全部颓毁，祭台上的方砖失去大半，西天门与北天门外的照壁不知踪影，坛内外杂乱不堪，荒草达数尺之高。日坛西北边成了荒坟义地，那里坟丘密挤，不知埋葬多少层死人。乱草丛中，白骨到处可见。1928年，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马骏被反动政府杀害，其遗体即被埋葬在这片荒冢之中。解放战争时期，日坛的大部分房舍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分管会尉官差遣队占用，有50亩土地被出租，另有20亩为天然博物馆附属日坛苗圃占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军队为构筑城防工事，把坛外的苍松古柏砍伐殆尽，明时所说的“黑松林”从此消失，日坛内的大树也被砍伐许多。那时的日坛，虽然离朝外大街很近，但却成了野狗、野鼠和黄鼠狼的天下，其荒凉景象令人望而生畏。
《日坛旧貌》
郑振铎：太庙，最早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
和中山公园的热闹相陪衬的是隔不几十步的太庙的冷落。不知为了什么，去太庙的人到底少。只有年轻的情人们，偶尔一对两对的避人到此密谈。也间有不喜追逐在热闹之后的人，在这清静点的地方散步。这里的柏树林，因为被关闭了数百年之后，而新被开放之故，还很顽健似的，巢在树上的“灰鹤”也不曾搬家他去。
太庙所陈列的清代的各帝的祭殿和寝宫，未见者将以为是如何的辉煌显赫，如何的富丽堂皇，其实，却不值一看。一色黄缎绣花的被褥衣垫，并没有什么足令人羡慕。每张供桌上所列的木雕的杯碗及烛盘等，还不如豪富人家的祖先堂的讲究。从前读一明人笔记，说，到明孝陵参观上供，见所供者不过冬瓜汤等极淡薄贱价的菜。这里在皇帝还在宫中时，祭供时，想也不过如此。是帝王和平民，不仅坟墓里同为枯骨，即馨享的也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北平》
许地山：上景山
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雨脚的长度和电光的迅射；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滋味。
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尽是行人和车马，路边的梓树都已掉了叶子。
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芰荷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教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
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是楼前那支长得很的旗杆，侮辱了全个建筑的庄严。门楼两旁树它一对不成吗？紫禁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
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整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咧。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在不言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愠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利益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所以我们要问，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有这样的熏风和暖日吗？
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功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在白痴强盗底下才会产出大盗和小偷。一个小偷，多少总要有一点跳女墙、钻狗洞的本领，有他的禁忌，有他的信仰和道德。大盗只会利用他的奴性去请托攀缘，自赞赞他，禁忌固然没有，道德更不必提。谁也不能不承认盗贼是寄生人类的一种，但最可杀的是那班为大盗之一的斯文贼。他们不像小偷为延命去营鼠雀的生活，也不像一般的大盗，凭着自己的勇敢去抢天下。所以明火打劫的强盗最恨的是斯文贼。这里我又联想到张献忠。有一次他开科取士，檄诸州举贡生员后至者妻女充院，本犯剥皮，有司教官斩，连坐十家。诸生到时，他要他们在一丈见方的大黄旗上写个“帅”字，字画要像斗底粗大，还要一笔写成。一个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用大缸贮墨汁将草笔泡在缸里，三天，再取出来写。果然一笔写成了。他以为可以讨献忠的喜欢，谁知献忠说：“他日图我必定是你。”立即把他杀来祭旗。献忠对待念书人是多么痛快。他知道他们是寄生的寄生。他的使命是来杀他们。
东城、西城的天空中，时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逛窑子、上酒楼之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悦耳的响声，翩翩地飞绕着，教人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老鸹的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楼屋脊上的鸦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得有意思。
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宫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我心里暗笑信这说的人们。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都人在城被围时，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去充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时，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头。若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急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颇，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设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是开紫禁城外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垒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成的。
从亭后的栝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是不让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是明耻楼，一会又是齐政楼，现在大概又是明耻楼吧。明耻不难，雪耻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耻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前几年“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各人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
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时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发展到解放这民族。这是一件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幽恬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个地方的永远供物。
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再也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墙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
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所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结那没人能懂的手印。
《上景山》
郑振铎：中海本亦为公园
出了北海的前门，向西走，便是金鳌玉桥。这座白石的大桥，隔断了中海和北海。北海的白日，如画映在水面上，而中南海的万善殿的全景，也很清晰的可看到。中南海本亦为公园，今则又成了“禁地”。只有东部的一个小地方，所谓万善殿的，是开放着。这殿很小，游人也极冷落，房室却布置得很好。龙王堂的一长排，都是新塑的泥像，很庸俗可厌。但你要是一位细心的人，你便可在一个殿旁的小室里，发现倚在墙角无人顾问的两尊木雕的菩萨像。那形态面貌，无一处不美，确是辽金时代的遗物；然一尊则双臂俱折，一尊则脰部只剩了半边。谁还注意到他们呢？报纸上却在鼓吹着龙王堂的神像塑得有精神，为明代的遗物。却不知那是民国三四年间的新物！仍由中南海的后门走出，那斜对过便是北平图书馆，这绿琉璃瓦的新屋，建筑费在一百四十万以上，每年的购物费则不及此数之十二。旧书并合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及他处所藏的，新书则多以庚款购入。在中国可称是最大的图书馆。馆外的花园，邻于北海者，亦以白色栏杆围隔之；唯为廉价之水门汀所制成，非真正的白石也。
《北平》
侯仁之：圆明园的兴建
圆明园奠址在海淀镇北的一片平原上，这里地势低下，间有潜水溢出地表，又是原来玉泉山和瓮山（万寿山前身）诸泉的中下游，为创造人工园林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西山峰峦近在眼前，青山绿水，景色宜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的过程中，通过种稻植荷，早已把这一带地方开辟为天然风景区。
早在元代，海淀低地上的原始湖泊就以风景佳丽而成为京城近郊的游览胜地，都下文人流连忘返，易以“丹棱沜”的雅称，吟咏赞赏，诗文连篇。到了明朝，海淀湖区的自然景趣，吸引了更多的游人，于是一些达官贵人占据田园，营造别墅，始开海淀园林兴建的先声。明万历时，武清侯李伟，首建“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规模宏伟，周长十里，号称京国第一名园。嗣后，官居太仆少卿的著名书法家米万钟又于清华园东墙之外，导引湖水，辟治一处幽雅秀丽的小园林，取“海淀一勺”的意思，命名“勺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隅）。于是，京城郊外昔日的一区淀泊，顷时亭台楼榭与湖光山色交相掩映，开始成为帝都附近名盛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明清易代之际，清华园与勺园都已渐就圮废。清朝初年，康熙又就清华园故址，重加修治，名曰畅春园，作为“避喧听政”的处所。自是而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相继经营，几无虚岁。于是，海淀附近，名园并起。封建帝王营造御园，除畅春园现存恩佑寺、思慕寺两个庙门和“畅春园东北界”的角桩外，还修建了清漪园（今颐和园前身）、静明园（在今玉泉山）、静宜园（在今香山）。点缀其间的还有不少宗室大臣的赐园，如以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为中心的淑春园等。此外还建有八旗营房环绕诸园，以加强防卫。数十里内，几乎都成了禁地。诸园的建造，都是充分利用了地上、地下丰沛的水源，构筑人工山水，凿渠开湖，叠石造山。圆明园的兴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又加以人工的创造，在平坦的土地上，开凿出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湖泊和池沼，堆筑起无数连绵起伏、曲折有致的丘陵和岗阜。在峰回路转之处，山崖丘壑之间，到处都是清澈的溪泉，潺潺的流水。湖泊中最大的是福海，浩瀚的水面上浮现出仙境般的“蓬岛瑶台”；环绕于大宫门内前湖和后湖沿岸的九个小岛，又是表示全国疆域的《禹贡》“九州”的象征，因此两湖中间的一座大殿，就被命名为“九州清晏”。在这一区山环水抱以临摹自然为主的广阔空间里，点缀着数以百计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亭台、馆榭，其中陈设着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收藏了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实际上清朝皇帝从雍正、乾隆一直到咸丰，每年都有大半时间居住园中，并在这里举行朝会和处理政事，因此大宫门内还兴建了比于宫廷正衙的“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等各中枢机构，俨然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当圆明园极盛之时，这里既是封建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又是一处具有空前规模的园林，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盛名传播西方，曾被誉为“万园之园”。
《圆明园》
田炳义：恭王府旧貌
庆郡王永璘是乾隆帝第十七子、嘉庆帝的同母兄弟，长得傻大黑粗，不爱读书，只好游嬉和吹拉弹唱，是没有王爷架子的憨厚人。所以乾隆帝不大喜欢他。永璘在做皇子时，就已经喜爱和想得到和珅的宅第了，乾隆末年，众皇子都想得到皇帝的位子，只有永璘说：“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唯求诸兄见怜，将和珅宅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永璘死后，其子、孙屡犯错误，至奕劻时降为辅国将军。咸丰初年，咸丰帝将此府收回转赐给其弟恭亲王奕?，始称恭王府。
恭亲王奕?，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生于1833年，死于1898年。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道光第四子）的弟弟，慈禧太后的小叔子。近几年有《恭亲王奕?大传——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奕?、慈禧政争记》和写恭亲王奕?传的《西风瘦马》等书介绍奕?。对此人的评价比较复杂。有人说他是反面人物、卖国贼：他组织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白莲教、黑旗军等起义；组织签订了最大的卖国条约《北京条约》。有人说他是正面人物：他主张“依西法、兴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道光帝把皇位传给奕?，中国的开放可能要提前一百多年。他曾大荣大辱，五次被起用，四度被罢官，他与西太后关系密切，却又是对手。他是第一次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的领袖，举步维艰，最后酿成自身和大清王朝的悲剧。奕?时期的恭王府在入住时和同治年间进行过两次修缮，但变化并不大。奕?死后，由其次子载滢的嗣子溥伟袭王爵，俗称“小恭王”。1936年左右，溥伟及其弟溥儒先后将府邸及花园卖给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在此开办辅仁大学女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府邸改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前后是中国音乐学院及附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个单位办公和教学地点，恭王府花园为公安部宿舍、空调器厂车间、天主教爱国会占用。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上述各单位陆续迁出王府，又经多次维修，才恢复了王府旧貌。
《恭王府及花园》
陈平：醇亲王府与宋庆龄同志故居
由于宣统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醇亲王北府诞生的，因此宣统即帝位后这里和宣内太平湖畔的南府一样，也成了一座潜龙邸。照理，这里也应当像南府一样，由醇亲王载沣请旨恭缴，朝廷再降旨另赏醇亲王新府邸。但是这事还没等载沣出面提出，却由于载沣是宣统帝生父位居摄政王，而摄政王地位高于醇亲王，有必要另建摄政王府，就把这事儿给冲了。而且由于宣统即位时才三岁，每日听朝都必须由载沣抱着，因此摄政王载沣更必须在紫禁城附近另择新居。后海北沿的北府离皇宫太远，也实在太不方便。所以在宣统刚即位尚未改元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十日，御史蔡金台等人就上奏在紫禁城附近另建摄政王府，供载沣一家居住，以别于醇亲王府。内阁会奏后，拟请于中海迤西集灵囿建监国摄政王府第，另以东华门内三所为摄政王宫内起居休息之所。
这两项工程于宣统元年（1909）先后开工。东华门内三所摄政王起居处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竣工交验。中海的集灵囿摄政王府，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开工，规划依后海醇亲王府与花园的规模建造，其工程之宏大更远非内三所起居处可比。此府宅直到宣统三年（1911）载沣因自感力不从心而坚辞摄政王之职，仍以醇亲王退归原藩邸之时，仍未能建成。该项工程由于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而自动下马停建，移交给了奉宸苑收管。闹得沸沸扬扬达数年之久的建造摄政王府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草草收场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宣统帝退位。什么“潜龙邸”，什么“另赐新居”，一切都已无从说起了。根据优待清室条件，废帝溥仪仍居住在故宫的后宫，载沣仍困居在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中。1924年，冯玉祥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故宫，载沣一家也随溥仪搬到了天津居住。1932年，溥仪去东北长春，在日本军国主义操纵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儿皇帝；载沣一家则又回到了北京后海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居住。1947年，为避免国民党军强占王府，载沣与其第四子溥任利用醇亲王府空房办起了净业小学。1949年9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后，载沣将醇亲王府全部房产出售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全家搬到了东四北魏家胡同46号院居住。1950年7月又移到东城利溥营11号居住。195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载沣病故。后来，醇亲王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占用，现为国家宗教局办公地址；府西的花园自1963年起，由宋庆龄名誉主席居住。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后，被辟为宋庆龄同志故居，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卫生部占用的王府中路、东路，1984年也被宣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王府西路的居住部分，现仍由国务院办公厅占用。
《醇王府谈往》
黄继佑：涛贝勒府与辅仁大学
定阜街东边的1号院是涛贝勒府，原为康熙第十五子愉郡王府邸，到同治年间，其后人已降为辅国公，遂让出王府。1902年，载涛袭贝勒爵，迁入该府邸，改称涛贝勒府。该府占地甚广，东西长近200米，南北长约250米，由宅院、花园和马厩三部分组成。宅院的建筑与一般王府规制相同，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为主，东路为辅，均为四进院落；唯西路规模较简，只有三排平房，房北有戏楼和一个小花园。现在，中、东二路尚能基本保持原貌，西路已全部拆除，盖成教学楼修了操场。该宅院现为北京十三中校舍，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宅南是一座花园，呈长方形，南北窄，南东两面有游廊环绕，北面建有两座花厅，南游廊中部是用太湖石和青石堆砌的假山，山上有亭，为八柱圆檐攒尖亭，是全园的最高点，园内除花厅已拆除，其余基本保持了原貌。花园南面是马厩，涛贝勒好马，曾远赴法国某骑兵学校学习，因之，其马厩占地甚广。1925年，载涛以16万元的价格将府邸永租（其实就是卖）给了罗马教廷，改办辅仁大学。1929年，校方在马厩及花园南部的空地上建成辅仁大学教学楼（因为是北京最早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之一，1985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原宅院改为辅仁大学附中（今十三中的前身）。辅仁大学规模逐渐扩大，又买下恭王府开办大学女部，遂成为文理齐备、男女兼收的著名学府。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辅大已改由天主教德国圣言会主办，是北平唯一一所不需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学，遂成为北平抗日运动的堡垒之一。1949年后，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教学楼为北师大化学系使用，现仍由北师大和辅仁大学校友会使用。
《定阜街头话王府》
黄继佑：庆王府与奕劻
定阜街在什刹海以西，平安大道北面，东西走向，东起龙头井，西至德胜门内大街。全长478米的长街，北侧却只有两个门牌号：1号和3号。3号在西面，是庆王府。此地原为大学士琦善的宅第，琦善擅自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因而被撤职发配，此宅闲置。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将奕劻迁居于此。光绪十年（1884）后，奕劻晋升为庆郡王，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宅，才称王府。一般王府均为南北走向的中东西三路建筑组成，以中路为主。庆王府却是东西长的长方形，因地形所限，故由东西并列的五个院落组成。东边两院为主体殿堂，西边为生活区。1940年左右，奕劻之子载振三弟兄将府邸卖给日伪的华北行政委员会，得款伪币25万元。新中国成立后，此府由某部队使用，东两院殿堂拆除改建，西三院基本保持了原貌，其中尤以两层的绣楼设计精巧，工艺精美，完好无损。
庆王府的主人奕劻，是乾隆的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嗣孙。道光三十年（1850）袭辅国将军，为宗室封爵的第十二等，地位低下，咸丰二年（1852）连升六级，当上了贝子，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得以连连升迁，1884年晋郡王，1894年升亲王，任军机大臣，1908年特封亲王世袭罔替，1911年又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皆因此人狡诈多变，极善奉承迎合，讨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庆王爷的另一特点是贪得无厌，他广收贿赂，敲诈勒索，聚敛了巨万资产。1911年北京报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不包括店铺房地产）所值银一万万两以上。曾有一幅讽刺奕劻的漫画：一老头戴大眼镜，身着朝服，头顶双眼花翎，手拿一大耙子，在地上搂金元宝。此画活现出奕劻贪婪成性的嘴脸。宣统退位后，奕劻逃到天津做寓公，仍穷奢极欲，1917年病死。其子投资商业，始赚后赔，坐吃山空，很快衰落破败，其孙后来沦落到以捡破烂为生。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知奕劻可曾想到，其子孙竟连寻常百姓也比不上。一眨眼，“金玉满堂”变成破烂满床。呜呼哀哉，可戒可叹！
《定阜街头话王府》
冯其利：顺承郡王府的沧桑
顺承郡王府在烙铁胡同北侧，东临南沟沿，西墙外是锦什坊街，北边是大麻线胡同。始封王为清初礼烈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他在清初是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崇德元年（1636）五月初九日病逝，追封颖亲王，谥曰毅。只是他的府邸在辽宁沈阳，墓地在本溪。第一位顺承郡王为萨哈廉第二子勒克德浑（亦译为棱德弘），顺治元年（1644）封贝勒，顺治二年任平南大将军，代豫亲王多铎驻师江宁。顺治五年九月，以平定南明政权、招降李自成余部的功绩晋封顺承郡王，顺治七年师还，八年掌刑部事，顺治九年三月去世。王爵世袭罔替，为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顺承郡王府内部分为三路，中路是主要建筑，和其他王府形制接近，依次为宫门、二门、翼楼、银安殿、寝殿、后楼。东路、西路为数进院落。与其他王府不同之处，是院内树木中有四株高大的楸树。
第二位顺承郡王为勒克德浑第四子勒尔锦，康熙十二年（1673），授命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伐吴三桂。十九年具疏自劾，解大将军任，赴沅州自效，上命还京师。下吏议，以老师糜饷，坐失事机，削爵。勒尔锦丢爵后，其子勒尔贝、扬奇、充保、布穆巴先后袭爵。康熙五十四年，布穆巴以御赐马赠予优人削爵，爵位由勒尔锦之兄诺罗布承袭。这时原封顺承郡王勒尔锦这一支迁出锦什坊街顺承郡王府，搬到西直门内半壁街南边的广平库胡同居住。广平库胡同得名于明代的广平库，后又分为前广平库胡同、后广平库胡同。《宸垣识略》记载：“打磨苏王府在广平库。”因《宸垣识略》成书于乾隆年间，可以这样认识，最晚在乾隆年间，勒尔锦的后裔已在广平库胡同居住。已故的颜亿里先生生前对我讲，勒尔锦的后裔现在都姓苏，一直在广平库居住，后来为生活所迫才搬到西直门外。
辛亥革命后，民国六年（1917）袭爵的顺承郡王文仰宸先生把锦什坊街的顺承郡王府租给了皖系的徐树铮。及至奉军攻入北京，张作霖让卫队住进历代帝王庙，他把顺承郡王府作为战利品成了大帅府。几经交涉，张作霖付给文仰宸七万元买下了顺承郡王府。新中国成立后，顺承郡王府址成为全国政协的办公地点，在宫门的位置盖起了政协礼堂。因顺承郡王府保存尚完整，1984年曾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今年（1994）经批准，顺承郡王府已被拆除，仅存府墙而已。据说要模仿东城宽街大公主府的办法，易地重建。
《清朝王公府第（四）》
林勤：东西公主坟
北京西郊复兴门外的“公主坟”，有东西两座坟墓。关于这两座坟墓，书刊报章多有记载，社会上也多有传说，但都没有说清楚坟墓里埋葬的两位公主究竟是谁。如《北京风物散记》第一集《历尽沧桑的公主坟》这篇文章里说：“公主坟葬的并非公主，而是顺治皇帝母亲的义女，这个墓主人叫孔四贞……因为墓穴选在这块茔地的东边，故当时北京人称为‘东公主’……在这块地的西边，还有一个坟墓，埋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北京人称为‘西公主’。”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我是蒙古吐默特部的后裔，公主坟西边那座坟墓里埋葬的是我高祖玛呢巴达喇郡王的妻子。
下面即就我所知，谈谈有关公主坟的一些史料。
西郊公主坟，原来的地名并不叫公主坟。起初此处叫王佐村，清末改名为苑家村，1938—1940年日伪统治北京，修建长安大街直达“新北京”时，这里才改名叫公主坟。
公主坟有两座坟墓，东边的坟墓埋葬的是清仁宗（嘉庆）的第三个女儿庄敬和硕公主。庄敬和硕公主生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于嘉庆六年下嫁给蒙古科尔沁王爵索特那木多布济为妻，公主府在南锣鼓巷炒豆胡同。庄敬和硕公主于嘉庆十六年三月死去，年三十一岁，葬于王佐村，人称东公主坟。庄敬和硕公主无子，后来由宣宗选于众族，立僧格林沁为嗣。西边埋葬的是清仁宗第四个女儿庄静固伦公主。庄静固伦公主生于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于嘉庆七年下嫁给蒙古吐默特郡王玛呢巴达喇为妻，公主府在西城新街口蒋养房豆腐巷六号。庄静固伦公主于嘉庆十六年五月死去，年二十八，也葬于王佐村，人称西公主坟。
日伪时期（1937年），看坟人勾结日寇和保安队，曾用三个昼夜的时间，在公主坟四周架起机枪，公开盗墓，把两座坟墓里的珍宝盗窃一空。事后我找人将两公主的遗骸重新装殓后埋好。
1938年修筑长安街时还有一段故事：按当时的设计，长安街是直线通到“新北京”的，两座公主坟正在马路中央，势必移除。后经我哥哥沁布多尔济委托一位叫敖景文的人（蒙古族，当时是北京蒙藏学校的校长，已故），转托日伪建设总署负责人（日本人），用8000块银元的代价，才将两座公主坟按文物古迹保留下来，致使马路绕行。
1965年修建地铁时，因路线取直，必须通过此处的坟墓，海淀区人民政府曾找我联系（因我是庄静固伦公主第五代后裔），经协商，我自动将公主坟蓝图、契纸、土地所有证献出，然后由有关部门将两座坟墓迁移。
《我所知道的公主坟》
金继德：天安门广场忆旧
《光绪顺天府志》云：“大清门在正阳门内，门三阙，飞檐翼空，下绕石栏，广数百步，前为天街（后称棋盘街）。左右列石狮一，下马石牌各一。门内有千步廊，东西相向者各一百一十间，又左右折而北向者各三十四间。其外东为户部米仓，西为工部木仓。其左折而北者，东接长安左门（东三座门，在今文化宫稍东）；其右折而北者，西接长安右门（西三座门，在今中山公园稍西）。门各三阙，东西向。门外下马石牌各一，东西缭以红墙。”在封建王朝时代，这里市民不能通行，往返东单西单间，都得从北城经鼓楼向西绕行。直到民国成立，才能随便通行。
辛亥革命后，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千步廊在民初1914年被拆除，司其事者为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朱老将拆下木料，移做整修社稷坛之用。今中山公园内之水榭、游廊、四宜轩、春明馆、来今雨轩等处，均系朱老亲自督工修建，经二年之久，始告完成，辟为公园，名中央公园。北伐胜利后，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28年改为中山公园迄今。
千步廊拆除后，东西两边高达丈余的南北平行的两道红墙保留下来，并在红墙之中间，东西各开有一高8尺宽5尺的方门，专供人们东西来往穿行。故当时人们均以方门呼之，“到方门去”，即到红墙里边遛达遛达。方门内中央是一条自北向南约2丈宽的石板路（即中华路）。路两旁种有松树墙，松树墙外的土地上，种着迎春、菊花、丁香、洋槐树等，也都是朱老督工种植的。每当春暖后，夏秋之季，这里绿树成荫、花草如锦，环境很幽美，附近居民常在早晨来此遛鸟和活动，并有小贩设摊卖啤酒、酸梅汤、刨冰、凉粉等，还有算命占卦的，游人至晚方散。但一到冬天，叶落花凋，北风吹来，寒气袭人，里边空无人烟，一片凄凉。那些落叶树干间，时有因生活无路而自缢死亡者，还有饥寒交迫的乞丐倒毙其中。
东西两边三座门及金水桥之间空地，自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期间，成为青年学生集会的地方。天安门至金水河之间，年年蒿草齐胸，也是很荒凉的。
东西三座门附近，时常发生车祸。记得1946年，名律师王振华骑自行车在东三座门被美军卡车撞死，年仅30余岁；在西三座门曾有一妇女乘三轮车由西穿门向东行，被自西皮市向北行之军用卡车撞倒，三轮车夫及妇女当场死亡，流血遍地。我曾目睹此惨状。解放后，以之有碍交通，已被拆除。
方门两道红墙，在1953年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即被拆除。50年代中期扩建广场时，中华门被拆除，石板路拆掉改铺水泥砖地了。
早年方门东为前门内之户部街，辛亥革命后改为公安街，有轨电车第2路行驶经过。公安街东，在东交民巷口有瑞金大楼、华安饭店、邮政管理总局、月盛斋酱羊肉铺。北为统税总局、北平市警察局、消防总队部。再向北是消防队操场，占地较大，内有足球场。早年这里常有足球比赛，售入场券。场内无看台，球迷均围站场地四周。北平沦陷后，这里为日军仓库，光复后是联勤第五补给区北平建筑器材仓库，再北即东长安街了。
方门西是西皮市，街西多民房。西皮市南与西交民巷东口拐角处河北省银行楼北边，是银行公会，为二层楼房，这里常有舞宴。银行公会设有各银行银号之票据交换所，每天上午营业，很热闹。
方门南为棋盘街，为东西交民巷来往通行之地。由公安街往南出前门东门即火车东站，去京沪、天津及东北沈阳在东站乘车。西皮市往南出前门西门是火车西站。西站是货站，但也有去汉口及转陇海路的客车。
西皮市过西交民巷南边有些店铺，公安街过东交民巷向南无一店铺，而是美国兵营了。
封建时代，皇帝去天坛和先农坛祭祀时，龙辇经大清门（明代称大明门）出正阳门。北平沦陷时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病死，其灵柩用六十四人杠过天安门前南折，经中华门出正阳门，绕珠市口折向长椿寺停灵，气派大啦。汉奸死后尚作威，可恨可愤可唾！
《天安门广场忆旧》
疆园：新华门的开辟
谈到新华门的开辟年代，这就要追溯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窃享辛亥革命成果而在北京当上第一任大总统时的1913年。
袁世凯这个野心家，一贯地弄权祸国，愈演愈烈，直至他最后洪宪称帝，失败死亡，而告终结。当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看到有机可乘，就对当时清政府的末代统治者皇太后隆裕（光绪帝的嫡妻）和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进行威胁，迫使他们签了逊位诏书。这时的军政实权都掌握在袁的手中。当时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将临时大总统席位让给他。袁世凯却认为他的实力在北方，不肯南下就职，遂有嗾使其部下曹锟所统驭的陆军第三镇兵变之举，造成北京紧张局势，这样就达到了他留在北京镇守不复南下就任民国大总统的阴谋目的。当时由所谓临时国会决定以中南海为大总统府的所在地，特在西长安街开辟坐北朝南的总统府正门。这就是现在的新华门开辟的原始。
开辟新华门是经过了一番周密考虑的。当时有人主张采用西式建筑式样，有人则主张要古老风格。最后商定因地制宜，就把这座宝月楼利用上了。至于门的命名，因正阳门（前门）内的皇城正门原称做“大清门”的，改称“中华门”；在这同时，就把新辟的总统府正门，定名为“新华门”了。（正阳门内原有的“中华门”，与长安街的东西三座门，于新中国成立后拆除。）
《新华门的今昔》
左笑鸿：冯玉祥开和平门
北京的内城，原先是南面三座城门，东、西、北各只两座城门。以后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了一个和平门。这和平门不是明朝建的，也不是清朝建的，而是50多年前开的。
50多年前，也没有北新华街这条马路。那时，由北往南数，旧帘子胡同、新帘子胡同、半壁街、中街、松树胡同，都是整条的胡同。以旧帘子胡同说，从现在的东旧帘子胡同东口，一直到西旧帘子胡同西口，只称为旧帘子胡同。其余的胡同也是这样。开辟了和平门之后，这些胡同被北新华街冲断了，才分成了两半，于是称为东什么胡同和西什么胡同了。城外是护城河（所以河南岸的街叫西河沿）。护城河以南一大片地方，因为在明朝是烧琉璃瓦的窑厂，所以称做厂甸。
那时住在这一带城墙内外的人，要进出城办事，那就得往东绕正阳门，或往西绕宣武门，可不方便了。很多人想在这里开个门，但只是空想。当时这类事情，如修马路等等，归市政公所管办，市政公所的头头叫督办。当官做老爷的只管收市政捐，谁管老百姓方便不方便，而且所属的工人很少，担负不了开城门、修马路的任务，在军阀时代，也不会拨这一大笔专款动工。所以，群众想是想，城墙却依旧是城墙。
大约是1924年，冯玉祥班师回到北京，鹿钟麟当了卫戍总司令。有人建议开个城门，冯玉祥欣然答应，说：“他们不干咱们干。”就指派鹿钟麟去办，一切由他指挥。至于工人呢，冯玉祥说：“由咱们的队伍包了。”于是先派人测量，找到合适的地点然后做老百姓的工作，因为由南到北要拆几百间房子。由于房主要略给一点房价（据说是冯玉祥同财政部吵了一架才弄到点钱），房客得安排迁移，这样耽误了不少时日。等一切都搞好了，才开始动工。当时没有推土机，也很少起重机，只靠人搬人挑和用小车推，这一切一切都是兵士们干。老百姓们称赞说，“冯玉祥的兵就是好！”
城墙很难拆，当然还是兵士们动手。老远地就瞧见高高的城墙上，一群穿灰色军装的人在抡锄挥镐。听说鹿钟麟还时常亲临现场指挥，并且还亲自挥镐呢。记得当时有摄影记者发现了他（其实认出他来真不容易，虽是总司令，照样一身布军装，左臂上一样戴了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立刻用照相机对准，鹿钟麟一抬头，看见照相机，马上背过身去，等记者再转到他面前时，他扔下镐就走了。“文化大革命”前，鹿在天津街道上当居民读报组组长，天天给人读报，我曾辗转托人问他这件事，并问开和平门的经过（那是给北京人干了一件好事），他哈哈一笑，推说已完全记不清了。
《从兴华门到和平门》
沈忍庵：复兴门、建国门的命名
15世纪明成祖在永乐年间修建北京城时，共建了九个城门，为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阜成、朝阳、东直、西直。到了16世纪，明嘉靖年间，增建了外城，又建了七个城门：永定、左安、右安、广安、广渠、东便、西便。20世纪，民国初年，又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拆除了一段城墙，修建了和平门。
日本侵华时期，20世纪40年代，在东单以东，西单以西，各拆除了一段城墙，修建了东西两座城门，城门建成后，未及命名，日本就投降了。
1945年深秋，国民党政府从敌伪手中接管了北京市政，我这时到北京市社会局工作了十多天，任主任科员。当时有市民建议把日本修建的东西两座城门，一名胜利东门，一名胜利西门。社会局长温崇信，把这件事交我拟办。我认为二门都以胜利为名，未免重复。我国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现今日本投降，正是复兴建设时期，这两座新建的城门，不如一名“复兴”，一名“建国”，比较适当。局方采纳了我的拟议，西门名曰复兴，东门名曰建国。两座城门现在虽都已拆除，但该二门的名称依然存在；且因两座城门名而得名的建国门里、建国门外，复兴门里、复兴门外等名称也沿用了下来。
《北京复兴门、建国门的来历》
常人春：地安门，繁华的闹市区
明初，京城肇建，内城中心为紫禁城，其外围为黄城（不作“皇”城）。城门有四：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南为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北为厚载门（清代改称地安门）。均建有门楼，除天安门外，其他三个门楼都未建在城上，而是建于平地，成为坐地罩式的三门两殿的建筑，时人谓之“大罩子”。东安门、西安门均毁于火。西安门系1950年10月，有小贩王朝宗者，在附近搭设摊棚，卖纸烟，不慎失火，殃及门楼，遂即拆除。地安门大罩子是50年代初为使四面马路畅通而拆除的。
地安门大罩子南面正对景山，北面正对鼓楼——钟楼。西边为西黄城根（今地安门西大街），东边为东黄城根（今地安门东大街）。从地安门大罩子往北至鼓楼前约一里半地为地安门外大街，时人俗称“后门大街”（“后门”即地安门的俗称）。这乃是一条典型的商业街，时人谈到北京的繁华区时有“东四、西单、鼓楼前”的说法。尽管民国以后，北京的商业中心逐渐向西单、东城王府井一带转移，30年代至40年代末，后门大街，尤其是鼓楼前，与其他地区街道相比，仍不失为一个繁华的闹市区。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北平市商会编印的《北平市商会会员录》记载，当时后门至鼓楼一带，正式参加各同业公会的商号共有137家。其中以古玩业、布业、米面业、油盐业、干果杂货业为多。其实，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座商、摊贩还没有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会员与非会员商户合计起来，光座商也有200户以上。总之，后门是五行八作云集，百业齐全的商业街。它具备了油香、酒香、药香、脂粉香等“五味神”——这乃是旧时衡量是否能视为闹市的条件。
《地安门琐忆》
朱海北：正阳门改建史话
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代内城的正门。它与南面的箭楼，北面的中华门坐落于同一中轴线上，组成气势森严宏伟的建筑群体。封建时代，它的中门专供皇帝通行，平时不得开启，官民出入须绕经瓮城东西两侧的门洞。北面空旷开阔的棋盘街，白天商贩集聚，喧闹如同庙会，夜晚则是赏月佳地。正阳门迤南，城楼东西各有小庙一座。东面是观音大士庙，原有明朝万历壬辰建筑都城碑记和清朝刑部尚书、著名书法家张照撰写的碑石。西面是关帝庙，每值春节，求财祈福者摩肩接踵，香火兴旺，内立碑碣，为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笔迹。环抱正阳门至箭楼之间的瓮城东墙外侧，鳞次栉比地开设了许多商店，名曰“荷包棚”（后改名荷包巷）。京汉、京奉两铁路于《辛丑条约》后，相继修到箭楼东西两侧，并在两处分建车站，给这一带带来了新的繁荣。但因道路湫隘，交通经常窒塞。
民国三年（1914），先父启钤公时任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相当于市长），有鉴于前门地区淆杂喧阗现象亟待改善，乃向袁世凯（当时的大总统）提出《修改前三门城垣》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是：“拆除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于原交点处各开两门，旧基址改筑马路。箭楼崇巍则仍留存……”当时北洋政府财政短绌，先父对经费来源也预为擘划。工程预算所需的40余万银元中，拟由京汉、京奉两路局各负担20万元，不足之数由北京市政公所从地方行政费用内补齐。
由于经费有着，方案得到批准，民国四年（1915）6月16日正式兴工。先父亲临施工现场，冒雨主持了开工典礼。手持袁世凯以总统名义颁发的特制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银镐重30余两，在50厘米长的红木手柄上嵌有银箍，錾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字样。这一器物，先父生前一直收藏。“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抄走，政府发还时已加贴“故宫博物院”标签，始知曾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现仍完好地保存在我家中。
工程共清运渣土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条件下，运走这样大的土方量是很困难的。先父苦心运筹，利用他奉有大总统特令和曾做过内政、交通两部总长的有利条件，要求京汉、京奉两铁路将道轨延伸铺设到东西瓮城根下，渣土拆下后及时装进车皮，挂上小火车头沿东西两线外运。西线倾倒于西便门一带，东线倾倒于东便门附近之蟠桃宫，既平垫了铁路两侧的洼地、展宽民用土地面积，又节省了大量人力财力，缩短了工期。
工程进行迅速，当年年底就全部完工。12月29日，先父奉命率同督修官、交通部次长麦坚信，外国工程师罗克格，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进行了验收。
全部工程项目包括：
箭楼北侧的瓮城拆除后，在正阳门两侧添砌南北向新墙两面，厚3米，全用旧砖砌筑；箭楼东西两面增筑悬空月台两座（北平解放，领导人检阅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时就登上了此月台）；箭楼下砌磨光石梯，东西各82级；石梯衔接处展设平台。箭楼上门窗油饰一新，并安装了玻璃，显得十分宽敞明亮。
正阳门两侧各开门洞两座，宽9米、高8米，还分别安装了带滑轨的钢门。新筑马路两条，皆宽20米；两侧人行道，用唐山产的钢砖铺砌。除此处新修暗沟800米外，还修筑了由中华门通往护城河大暗沟两条，以备夏季雨水集中时宣泄积潦。
从新开城门至正阳桥，安设水泥栏杆；棋盘街两侧安放水泥方墩，贯以铁链；运购大石狮子三对，分别放置于正阳门前和箭楼东西石梯入口处。为了保存古迹，还将观音庙、关帝庙髹饰彩画。
全部费用共计银元29.8万余元，其中包括偿付征用商民房屋拆迁费7.8万元，较原预算节省四分之一以上。先父由北京市政公所拨交6万元，其余由京汉、京奉两路承付。
改建后的正阳门，不只便利了市民交通，缓解了两大铁路所造成的壅塞，而且美化了首都。拆下的旧料也做到了物尽其用，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一息斋、绘影楼、春明馆、董事会等建筑物扩建时，差不多都派上了用场。
戴式增：先农坛体育场
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先农坛（中间正坛部分）就开辟成了公园。但在当时，一方面限于交通不便（直至1925年，才有两路有轨电车通到天桥，后在敌伪时期又延至永定门，但两地都距公园大门有数百米之远）；一方面坛内既不似中山公园（即原社稷坛）有亭、台、楼、榭之美，又无天坛巍峨壮丽建筑之胜，所以游人稀少。当然，那东西两坛仍是断壁颓垣，荒芜一片。
1934年春，北平市市长袁良（武术爱好者）在西坛（即今陶然亭游泳场）筹建“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才打破了先农坛五百年来的沉寂。当时笔者是该校第一期学生。记得入校之始，里面的蚊子比苍蝇还要大，荒凉景象可以想见。
是年秋末（与体专开学同时），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刚刚在天津闭幕。大会议决，下届——十九届大会将由北平市承担举办任务。可是北平自1930年以来，一直也没有修建正规的体育场（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是在北平私立汇文中学运动场举行的）。当时东北、华北一些省的省会，均先后由于主办华北运动会，修建了正规场地，如十四届在沈阳、十五届在济南、十六届在开封、十七届在青岛（其中青岛场地是仿照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会场修建的，非常壮观和实用）。北平当时正处于日寇进犯的前夕，对于承担这项任务不太热心，但又无法推诿，只好把规程修改一年一届为三年一届，十九届大会延至1937年在北平举行。市长袁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34年11月1日市立体专开学典礼散会后，亲偕（主管教育的）社会局局长乐永年、体育督学李洲，去先农坛东坛进行勘察，并当即决定在该处修建北平市公共体育场。
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一带的国民党嫡系军队撤出，改由宋哲元部进驻，北平市市长袁良离职，改由秦德纯继任，修建公共体育场这项工程因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一直延至1936年春才正式奠基（奠基石原立于体育场北门楼西北墙角，解放后扩建时移去）。
这项工程由北京公和祥建筑厂承包。社会局委派北平市体育委员会委员焦嘉诰及全适森（30年代北平市篮球代表）两人监工。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除看台的罩面、安装门窗，以及看台下（运动员宿舍）的地面铺水泥外，其余工程均已竣工。当时的看台，由于缺乏科学的计算，浪费很多空间（每阶层距离过高，走道也太宽），所以仅能容观众15000人。
日寇侵占北平后，北京市由汉奸江朝宗领衔组成了“地方维持会”。他们当时对所谓的“公共体育场”不屑（也无暇）一顾。直至1938年春，“地方维持会”撤销，始由“北京市政府教育局”批准，委派焦嘉诰为场长，以及现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周炳麟及笔者为管理员，进驻场内开始办公。这样，“先农坛公共体育场”的匾额，于1938年4月在东大门悬挂起来。
《先农坛体育馆史话》
石继昌：顺天府“我愧包公”大堂悬
北京在元代为大都，明成祖永乐皇帝定都以来，取《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义，改为顺天府，清承明制，沿用未改，辛亥革命以后，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按各府之长为知府，品级为从四品，顺天府由于是京都首善之区，地位崇高，其长官不称知府而称府尹，品级为正三品，稍低于各省的巡抚，以示隆重之意。
顺天府衙在鼓楼东大街东头路北，交道口之西，原为元代大都路总治旧署，占地十九亩，后门在分司厅胡同。据记载，府门三重，大堂五楹，堂后为内宅，大门内之西为包公祠。
30年代末，当时北京的教育部门曾在原顺天府旧址设立外国语专科学校，初为部立，后升为国立，分商业、外交两科，学习英、法、德、日等国文字。40年代初，我曾数往该校听课，大门庄严肃穆，仍是衙署形象，门内为木屏风，已非原物，礼堂面宽五间，应即原顺天府衙的大堂。大堂外壁所镌历任府尹题名碑刻尚存，东西厢房则为新建，西院为图书馆，后院及别院房舍甚多，旧有、新建兼而有之。
记得有一次在礼堂聆听瞿兑之先生（宣颖）讲学，瞿先生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大学士瞿文慎公（鸿礼）之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精研方志舆地历史掌故之学，擅长中外文，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外国语专科学校教授世界文化史。礼堂内悬挂历任顺天府尹题写的匾额达数十方之多，匾文大半是“公正廉明”“节用爱人”“镜明水清”之类套语。唯有一匾语新意妙，警策动人，直到现在记忆犹新，文曰“我愧包公”，乃府尹沈金鉴所书，时间为民国三年。盖以宋代包拯曾知开封府，不畏权贵，直道而行，戏曲小说演述其人其事，妇孺皆知，呼为包公而不名，沈氏乃引之以自勉。
写至此读者不禁要问：“既然已是民国三年，如何仍有顺天府尹？”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按清代最后一任顺天府尹为浙江归安人丁乃扬字少兰，宣统三年清室退位，改次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丁氏继续任府尹；十二月丁氏免职，安徽合肥人张广建字勋伯继任府尹；二年九月张氏免职，山东莱阳人王治馨字琴斋任府尹；三年三月王氏开缺，浙江吴兴人沈金鉴字叔詹任府尹。同年十月，下令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府尹改为京兆尹，沈氏任京兆尹，直至四年九月为止。此高悬“我愧包公”匾额的沈金鉴，尽管时间已是民初，但作为顺天府尹一职，乃是最后的一位。
《“我愧包公”大堂悬》
阎严：溥仪敕令庄士敦主管颐和园
庄士敦（1874—1938），英国苏格兰人。牛津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一住就是34年，不只通晓中文，对儒释道、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研究。编写的有关我国历史、文学、哲学著作不少。来华后先后任过英国驻香港、威海卫等地高级官员。1919—1924年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庄氏是地道的君主立宪派，无疑也给清宫带来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电话、电影、钢琴、自行车等。打通对外交往渠道——接见了当时新文学代表之一的胡适，会见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溥仪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剪掉辫子，脱下龙袍，穿上西装，戴上眼镜。在婚姻问题上也要向西方王室看齐，实行一夫一妻制，在太妃们声泪俱下的责劝下，才同意只要一后一妃。他摈弃了在中国施行了数千年的太监制，遣散了最后的1000多名太监（过去有3000多）。一心想着外出留洋开眼界、见世面。溥仪承认庄士敦成了他“心灵的主要部分”。
清帝退位，民国政府给皇室的优待条件的第三条：“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室，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当时民国政府及皇室将“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当成皇室私产看待。当溥仪敕令庄士敦为颐和园主管时，庄氏曾讲：“过去连汉人也得不到的职位，今日让给了一个‘洋鬼子’。”
《庄士敦与颐和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