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曾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而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这句话最准确地体现了宋耀如的精神。
20世纪初，在中国的政坛上，宋氏家族横空出世并迅速崛起，成为政治史上的奇迹。这个政治家族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造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重要影响。
宋氏家族的创始人是海南文昌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名叫韩教准。
韩家并不是没有显赫过，它的鼎盛时期是在北宋，距今已千年。虽然迁居海南这一支的韩氏始祖韩显卿也曾担任南宋的廉州太守，但中国的俗语说“富不过三代”，而韩教准已经是韩氏迁琼后的第二十三代了。
韩教准出生时，韩家早已贫困潦倒。他个子矮矮的，相貌平平，没有读过书，从小在家里仅有的那两小块薄田上劳动，艰难地帮助父母维持生计。
14岁时，他和哥哥韩政准到爪哇做工。17岁时因过继给堂舅，改姓宋，离开哥哥到美国波士顿帮助养父打理丝茶店。养父希望这个孩子将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宋教准则不愿意成为一辈子过平静而庸碌生活的丝茶店老板。他提出了求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他逃离丝茶店，悄悄登上了一艘美国的缉私船。
此后，他皈依了基督教，依靠富商卡尔的资助在美国读了大学。1886年宋教准（后改称宋耀如或宋嘉树）大学毕业，被派回上海充当传教士。
宋耀如的这些经历，是很多人熟知的。但是，中国有几亿人，其中不乏有强大家庭背景的、有雄厚财力支持的、有学识超群的、有相貌出众的……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创造了奇迹的偏偏是宋耀如这个人？他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崇高的人生目标
宋耀如对于生命价值选择的变化发生在1879年，那时他18岁，正在养父的丝茶店里当店员。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他们之间的交谈使宋耀如了解了世界大势，了解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处境。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可能不谈到中国的贫穷、落后；谈到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谈到中国人在海外遭受到的歧视。宋耀如的眼光离开了自己暂时得到的温饱。他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并最终逃离了丝茶店。
宋耀如是一个执着、坚定的人。当他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后，就再也没有考虑过改变。他曾表示：“我的愿望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上帝的仆人。”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所作所为从未违背过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他也恪守着“把光明带给中国人”的承诺，一直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1890年，宋耀如开始经营实业，为美国圣经会代理印刷圣经的业务。
经营实业以后，宋耀如在经济上宽裕了，但他的心里并不平静。他总在想怎样才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使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他在寻找一条路径、寻找一个合作者。
似乎是上苍的安排，不久他便结识了孙中山。在宋耀如的眼中，孙中山是一个好的、诚实的、无私的、爱国的革命者。宋耀如说：“我可以断言，我所知道的中国人中，没有哪一个人比您更高尚、更仁厚、更爱国。”孙中山“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而这也正是宋耀如的人生目标。基于共同的理想，宋耀如无条件服从孙中山事业大局的需要。他们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高度一致，成为紧紧拧在一起的两股线。
选挥与孙中山结盟
1894年春，孙中山带着他的《上李傅相书》，与陆皓东结伴北上。正像《宋家王朝》的作者西格雷夫所说：“他此时投身革命并非全心全意，而是还想作最后一次尝试，力图挤进清廷的官僚机构。”孙中山确实是想通过说服中堂大人李鸿章接受他的主张，然后在清廷统治的框架下进行和平改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
抵达上海后孙中山停下来，他要争取在这里找到更多、更有分量的推荐者，以使上书增加成功的砝码。意外的收获是他在这里结识了宋耀如。
有记载说，见面中宋耀如对孙中山改良的主张不以为然。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彼此引为同道，建立了信任。
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离开上海抵达天津。满怀激情的上书失败得悄无声息，李鸿章根本没有接见孙中山的打算。孙中山只得放弃改良的幻想。他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他和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窥长江之形势”，“因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遂决意赴檀香山，拟向亲戚故旧募集资金，归国大举革命”。
一、初谈革命
孙中山和陆皓东一番游历之后，再次回到上海。此时，出现在宋耀如面前的已经是两位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住到宋耀如家，“三人屡作终夕谈”。1912年，孙中山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这里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初谈”二字。“初”是“刚刚开始”的意思。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认真地探讨革命，当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首次被提上日程。
这一次的上海之行极具重要意义。三个人的会谈显然商定了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步骤和分工。这在之后三人的默契配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应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计就诞生在上海虹口的宋宅。
离开宋家，孙中山直接去了檀香山。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组建革命团体，二是为发动“反清复汉”的起义筹款。但两项任务进展都不顺利。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意义重大，但“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筹款更是困难重重。孙中山只从哥哥孙眉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由于“应者寥寥”，孙中山准备赴美洲筹款。
二、广州起义
此时，孙中山收到上海的来信。宋耀如告诉他，甲午战争“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激愤”，要他抓住时机，迅速发动起义。
接信后，孙中山决定放弃美洲之行立即回国，可是筹到手的资金实在太少了。虽然在最后关头，孙眉和兴中会成员邓松盛（荫南）“倾家相助”。孙眉贱价出售了自己的牲畜，邓松盛则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商店和农场，但是与发动一次武装起义的所需仍相距甚远。次年一月初，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去香港策划暴动。宋耀如仍留在上海，为其筹措经费。
经过数月准备，第一次武装起义定于1895年10月27日（重阳节）举行。由于举措失当，消息泄露，起义于发动前即告失败。孙中山逃往香港，随即出国。陆皓东被捕，壮烈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这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第一次以暴力革命的姿态站到历史舞台上。孙中山也因这次流产的起义而一夜成名。宋耀如对此功不可没。
三、支持同盟会
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势单力薄，兴中会仅在1900年发动了惠州三洲田起义，此后便再难有所作为。1905年，为了整合革命力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资金的筹措。为此，宋耀如亲赴美国，在华人华侨中筹集资金，并到达勒姆与他的恩人朱利安·卡尔见面。宋耀如从卡尔那里为同盟会争取到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捐赠。
回上海后，宋耀如把二百多万美元转到同盟会的账上。对于同盟会来说，这绝对是雪中送炭的援助。正是这笔捐款，使同盟会有力量在1907年发动了四次起义，1908年又发动了两次起义。
四、流亡日本
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公开了。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天，总统就换成了袁世凯。一年以后，宋教仁被害，“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成了通缉犯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抛家舍业，提前携妻子儿女逃到日本，为孙中山打前站。孙中山抵达日本后，第一个约见的人就是宋耀如。
从1913年8月9日抵达日本后，宋耀如和他的女儿就成了孙中山几乎每天都要见面的人。当时宋耀如已经五十多岁，又患有严重的肾病，却仍然每天长时间地蜷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的矮桌边，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函件。他的大女儿宋蔼龄是孙中山的秘书。蔼龄即将结婚时，他又将刚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二女儿宋庆龄叫到日本，接替姐姐的任务。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耀如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其一，宋耀如是中国“初谈革命”的三位民主革命家之一。其他的两位，一位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一位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其二，宋耀如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倡议者，而这次起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三，宋耀如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最重要的资助者；其四，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刻，宋耀如与他站在一起，坚定地、无保留地支持他，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在世界早有定论。对于孙中山的记载、研究、颂扬的文字汗牛充栋。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孙中山流芳千古。
与孙中山相比，宋耀如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毫不逊色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把宋耀如摆到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完全被忽视。后来人们重新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子女，特别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人们只是从三姐妹父亲的角度去介绍他。
被忽视的“隐君子”
1912年4月，刚刚辞去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对宋耀如作过一个评价。他说：“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从此“革命的隐君子”就成为人们谈论宋耀如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组。何谓“隐君子”？就是努力为革命工作，但没有革命者的名分。
说到革命资历，宋耀如与孙中山同时，是从“初谈革命”开始的，其他人都难以望其项背。
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宋耀如贡献出了自己甚至包括家庭的一切。从33岁与孙中山结盟到57岁病逝，他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为革命付出了所有的人，竟从未列名于任何革命组织。
1894年，“初谈革命”商定了组建革命团体以推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孙中山随即赴檀香山将其付诸实施，兴中会就此成立。而作为决策者之一的宋耀如却不是兴中会成员。
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宋耀如在同盟会组建的当年，就专程赴美国为同盟会筹得巨款，但他始终不是同盟会会员。
191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在这段时间里，与孙中山见面最多、密谈最多的是宋耀如。尽管参与了建党时期最核心工作且近在孙中山身边，但这一次宋耀如仍不在册。显然，宋耀如不列名于革命组织是有意为之的。
宋耀如甘当“隐君子”，是因为他只想为革命无尽无休地付出，而根本没打算寻求一丝一毫的回报。他把个体完全融入于理想之中。他的所有作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振兴中华，“把光明带给中国人”。
宋耀如对于革命的付出是无保留的，并体现在方方面面，所谓“佐总理孙先生擘划革命，昕夕不遑”。其中常常被人们提起的有：位于上海虹口的宋宅曾多次充当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所和会议场所；宋耀如在住宅地下室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进行革命宣传；宋耀如多次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宋耀如一家为革命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安全压力，等等。
在刚刚接触到革命时，宋耀如并不是大富翁，他支援革命的钱都是从有限的资金中挤出来的。正像宋氏姐弟所回忆的，母亲倪桂珍“主持家政，量入为出，节衣缩食，资助革命事业”。后来随着宋家实业的迅速发展，宋耀如将越来越多的流动资金投入了革命运动，而宋家的生活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对于宋家来说，比为革命贡献资金更有压力的是随时可能袭来的灭顶之灾，而且这种威胁持续了二十多年。偶有不慎，宋耀如就会像陆皓东、徐锡麟那样死得很惨！
宋庆龄回忆说：“孙先生每次回国必然住在我家。我父亲在住宅地下室秘密设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同时为了掩护也印刷基督教的书籍。正因如此，秘密工作使母亲在精神上承受很大的压力。外祖母多次严厉地警告和提醒过她，如果这些秘密工作被人发现，将意味着全家人和亲戚们的死亡。母亲不听外祖母的警告，继续进行爱国任务，结果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1月4日在宋耀如的帮助下，革命军光复上海。这使宋耀如喜不自禁。习惯于守口如瓶的他，兴奋地向一位外国朋友讲起了他和孙中山长久以来结下的深厚友谊，以及他是如何想方设法地帮助孙中山，特别是在金钱方面。宋耀如说：“我从不操心我给他的援助是否能得到回报。”接着他问道：“也许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住在如此简朴的地方？”那位朋友回答道：“除了感到您和宋夫人不在乎家里的陈设之外，我还知道您为教会工作做了很多慷慨的捐赠。而且您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也投入很多。”“的确如此，”宋耀如说，“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攒钱来帮助孙中山的事业，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帮助我的祖国的最好方式。”
当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他刚在码头上露面，便立刻被蜂拥而至的欢迎人群包围起来。
以往的十几年间，孙中山每次来沪，只是悄悄地住进唯一的安全之所——东有恒路的宋宅。对于孙中山来说，这里像他的家一样。而这一次，孙中山住进了宝昌路408号。
“孙中山抵沪后，中外人士皆以望见颜色为快，投刺相访者络绎不绝。”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7天。在频繁的会议、采访、邀请、接待中，孙中山还抽出时间到伍廷芳、庞青城、赵凤昌等人的家中做客。但是，他没有再到宋耀如的家里看一看。
一个新的政权即将诞生，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终于来到了。而为革命出了大力的宋耀如却好像人间蒸发，被人们丢到脑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风风光光地从上海启程，到南京就任中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从对革命的贡献论起来，宋耀如无疑是一位开国元勋，但他并没有随行。直到政府组建完成，各部总长、次长和大小官员纷纷走马上任，权力分配尘埃落定以后，宋耀如在1月12日写了一封信，告诉孙中山他准备带着女儿宋霭龄到南京来看他。话说得淡淡的，只是探访老朋友，而绝无寻求回报或心怀抱怨的意思。似乎他以前为革命做的一切都是分内的事。如果此时把一顶管帽加到他的头上，他会像介之推那样认为是对他的侮辱。
4月3日，孙中山从南京回到上海，这时他已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不再有人前呼后拥。在宋耀如的“坚留”下，失去了权力的孙中山，重又住进宋家“话旧”。
“二次革命”失败后，宋耀如一家人被迫放弃自己舒适的家，流亡到日本。而此时，宋耀如的头也被袁世凯标价五万大洋悬赏收购。
孙宋交往中的规律是异乎常人的。孙中山如日中天时，宋耀如躲得远远的；孙中山失势时，宋耀如对他关怀备至；孙中山逃亡时，宋耀如则几乎与他形影不离。这就是“隐君子”的本色。
宋耀如一生兢兢业业、舍生忘死地协助孙中山革命，却从未在政界担任过任何职务。
宋耀如被历史忽视，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无意为自己贴上一个革命家的标签，而只想做一个基督徒。他是以基督救世的精神投入革命事业的。
宋家为中国而存
宋耀如与孙中山发生过一次严重冲突。这次仅有的冲突，起源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
宋耀如夫妇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人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孙中山原本有家庭、有子女；孙中山与宋庆龄有着27岁的年龄差；孙中山是宋耀如的老朋友，宋家的孩子们一直称呼他“孙叔叔”；孙中山当时处境很不好，宋耀如夫妇担心宋庆龄以后的生活受到影响等等。这些理由都是成立的。宋耀如始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与孙中山结盟，是因为他坚信孙中山能实现他的振兴中华梦。然而，作为父母，为某个理想他们自己可以付出一切，但要为此付出子女的幸福与前途，他们却不能不有所顾虑。
除以上的原因外，宋耀如的反对还应有以下几个含义：
一、孙中山原是有家庭的，而且宋耀如全家都与卢夫人有过交往。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离婚再娶，违反了基督教的教规。宋耀如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做妾，无论他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君主抑或总统。也许我们贫于‘世俗之物’，但我们既无贪心，也无野心，更不会低贱到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之事。”
二、这桩婚姻可能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由于宋家的不慎，给“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宋耀如是无法容忍的。事实证明，他的预判没有错。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的确在革命党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同志们一致认为这会影响领袖的形象。
为了革命，宋耀如要竭力保护孙中山的形象。他曾对孙中山说：“我们不会做任何有损您及您事业的事情。”“作为您的朋友，我认为我有责任维护您的清白并支持您的事业，无论结果如何。”“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以任何方式去伤害您及您所珍视之并近乎全心全意奉献之事业，我不会容许此等事情发生。”
三、宋耀如是有政治“洁癖”的人。他绝不允许自己留给别人动机不纯的印象。他说：“对我们而言，一个好的名声比一切现世之光环和特权都来得重要。”而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有可能影响世人对宋耀如的看法，认为他在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另有所图。宋耀如的这一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严重地违背了宋耀如的意愿，而且给他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害。宋耀如为此愤怒得几乎和孙中山彻底绝交。但是他没有想到，正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实施的教育，把宋庆龄带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宋庆龄回忆道：“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新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宋家的朋友路易斯·罗伯特夫人写道：“宋先生认为，只要接受了恰当的教育，有了好的领导，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成就伟大的事业。”“宋先生自然会经常谈论起他在美国的岁月，以及他在中国结交的朋友，还有他回国时所怀有的梦想。……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兴致所在，除了他的家庭，他还要帮助自己的祖国得到本应具备的大国地位。他希望能为他的孩子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他们的祖国服务。”
宋耀如民族至上的情怀，会随时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来，从而在宋家形成与其他家庭迥然不同的氛围。倪桂珍在宋家是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宋耀如有些怕老婆，倪桂珍在家里几乎是说一不二。但在爱国、革命这件大事上，倪桂珍却是无条件地支持宋耀如。在宋家，自己的生活要精打细算，但大笔的钱可以不动声色地捐给革命；宋家是革命宣传品的印刷所、是革命同志的避难所、是秘密集会的处所，虽然“脑袋系在裤带上”，但连小孩子也懂得，宋家的安全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全家人可以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而毫无怨言。在宋家，爱国是每个人的天职，家庭的利益永远处于服从的位置。这种家庭氛围对于孩子起到了早期教育的作用，决定了他们一生不可逆转的走向。
宋庆龄是宋耀如最完美的复制品。无论是炽热的爱国情怀、执着于理想的坚定性、处事坦率直言不讳的性格、不务虚名的踏实肯干、视名利如粪土的洒脱，甚至政治“洁癖”，她和宋耀如都一般无二。
孙中山与宋耀如是最好的搭档，所以当遇到宋庆龄的时候，他便没有任何的陌生感，只有为合作愉快而发出的感叹。宋庆龄则是通过宋耀如才对孙中山充满了崇拜。为了拯救中国，宋庆龄以身相许，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路上，她对弟弟宋子良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而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这句话最准确地体现了宋耀如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