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
一
黑格尔说过：一定要一步步才能了解一个时代，一步步甚为重要。
1979年，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决策、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色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眸历史，一个拓荒者在没有路时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有着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1979年春天，国家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精神枷锁乍被解除，人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感受着茫然无措——旧山河要从头收拾，百业待兴，困难重重。人们憧憬着，期待着，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起步的时候，您是如何在广东汕头那座小城酝酿、提出并筹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呢？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样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到这么穷，搞到这么绝对化！我想小平同志掌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5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还是个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啊！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
我最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我当时有些信息来源，对香港、对海外包括台湾的加工区，都多少有些了解。那时，叶帅多在广东住，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就恍然大悟了。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真有点心潮澎湃，尽管当时正感冒发烧，还是写。用电话发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到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我们谈了很久，从平反到发展经济都谈。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汇报工作时提出来，我说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应该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现在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这是一个理由。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我说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但是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啊，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名字叫“出口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只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以后上海不搞了。后来，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几次谈到，十分惋惜。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特区是1980年8月开始创办的，其实，从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布，有一年又四个月，我们都一直在紧张地筹办特区。这或者就叫“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北京当时有另一类声音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中央1979年7月15日发出50号文件，正式下达了试办“出口特区”。并决定由谷牧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这一工作。9月，谷牧同志到广东与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特别强调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仲勋同志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由于中央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因此，省委决定我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二
筹划办特区，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否则，就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特区《条例》的争议：有人说这是广东条例，属地方条例，不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通过。吴南生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15次会议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最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十年后，新华社的文章说：中国特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史册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一年的时间前后作过13个草案文本，可谓字字千金。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率先着手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至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来。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更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成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只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会更确切些。
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我们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立刻我们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是个发明，现在大家都承认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干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叶帅和谷牧同志都非常支持。
尽管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特区《条例》拿到人大讨论，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的。我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啊！虽然叫作广东特区《条例》，但它是中国的特区。社会主义搞特区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说我不敢办特区。
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叶帅亲自主持，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订特区《条例》的说明。
三
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改革探索的冲突——从各持己见到针锋相对到拍案而起，吴南生却“摸着石头过河”，越走越远了……
“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种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可谓是大破大立，展示着一个人的智慧、胆略和冒险精神。
有人问：特区这么搞行不行？除了天上飘着的是五星红旗以外，地上搞的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记者：创办特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吴老，您是如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呢？
吴南生：尽可能地解放思想吧，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因为有时我们觉得很开放了，外边的朋友看了说，你这一点都不开放。门关得久了，思想距离是很远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一到深圳去，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发。那个时候深圳的青年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使牛，这的确是深圳一景，许多从内地去深圳的人都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说明白点，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这个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起，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1980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在这年的5月16日中央41号文中提出的“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份报告现在可以公开了吧？其中说到：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办特区是利用外资和技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手段。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1.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2.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3.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长远来看，特区办好了，还有利于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有利于稳定香港的华资和外资。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举办特区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当前的关键是根据中央的决策，坚定信心，下定决心，让特区有更大的权力，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大胆利用外资，把建设特区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
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订，特区并未真正形成，实际上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少。鉴于特区要面向国际市场，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因此，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它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
四
沧海桑田。人们在不了解特区建设初期的种种艰难、险阻时，说它是一夜城，是忽然间冒出来的；也有人说它是个谜。
然而特区几乎每走一步，每实行一条新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经济手段，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会有人出来反对。先是姓“社”姓“资”，继而由“反对和平演变”引发出坚持“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
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记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可以说是特区建设曲曲折折的历史写照。吴老，您棋着先手，大胆办特区的构想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国家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您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吴南生：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也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矛盾尖锐极了。
1982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
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这里给你说的都是讲话的原件。有的问题他不懂也说，说得又尖锐又离谱。像这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哪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证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划工作要有全面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关于深圳特区建设问题，深圳的同志说资金可靠，我认为并不见得可靠，罗湖住宅区建房子，要从香港搬进30万人，有什么问题没有？政治、思想、文化都得考虑。我看是不容易呀！深圳的地价和香港是关连的。房子能不能按期完成，建了卖不卖得出去，有无利可图，资本家是会算账的。你把土地面积拉开了，资本家赚不到钱，他可以取消合约，不来投资了，怎么办？所以我说资金不见得可靠。损失不单是资本家，我们也有份。”
“我建议省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最后，请你们回去建议，深圳市计委的人员要加强，计委要把全面情况管理起来。特区建设不仅是我国的大事，对国际上影响也是很大的。”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决策，是党中央1980年41号文件中定的，他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那么，我们提出特区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了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会议。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4月，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会议，会议已到了最后一天，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说。于是，我在会上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没有也不能一一拜读，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我想，特区之所以能够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全国的贡献，也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
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这时，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经常住在深圳，在三个特区来回跑。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政协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