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
每逢国庆佳节,都会使我回忆起国家领导人对我的关怀,尤其是我最崇敬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解放初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马连良之邀,带着家眷、跟包一行六人去香港演出,原以为在香港能赚大钱,谁知在演出问题上与马连良发生分歧,没有合作几场就分手了,以致在香港滞留了好几年,弄得我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只得向朋友们借贷过日子。那时台湾方面有人来动员我去台湾当戏曲学院院长,被我婉言谢绝,我一心想回大陆,只苦于无路费。
1952年,上海有个京剧坤角到香港,我立即打听上海领导对我滞留香港有什么看法?谁知她说:“大家认为你是包庇地主岳丈出境,你要是回去,起码得劳动改造。”这对我不啻是当头一棒,没想到带岳父来港观光,成了包庇地主出境,这下回大陆成泡影了。正在我愁眉不展,进退两难的时候,听说大陆方面派人来接马连良、张君秋回去,我有些不信,结果从报上发现马连良、张君秋已抵广州。这下我吃惊不小,难道祖国真的对我关上了大门?从此我心灰意冷,失去了回大陆的信念,加上经济窘迫,债台高筑,茫茫大地,何处是归处?我感到前途漆黑……
梅兰芳的来信给了我一线光明,信是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赴印度路过香港时托大公报转来的。梅兰芳希望我重返大陆来共振京剧。见信后,我激动万分,大陆人民没有忘掉我,梨园同事没有忘记我,他们需要我,我需要祖国。于是我积极做回国的准备,可是一大笔债务却使我无法离开香港,正在焦头烂额之际,香港大公报总经理、我的好友费彝民上门拜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北京有电报来欢迎你回大陆,你看怎么样?”听到这消息,我乐得差点跳起来。“怎么样?这还用问吗?回大陆是盼望已久的事,可是债未还清,不能拍拍屁股就走呀!”我向费彝民要求,让我组个团,到东南亚三国去演出一次,偿清债务后,立即回去。费彝民笑了,要我把所有的债务报给他听,然后对我说:“借款给你的朋友我十有八九都认识,我们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一是非还不可的马上还清;二是有些人在上海有家的我们就还他一半港币、一半人民币;三是有几个我们要好的朋友,我去对他们说,几十年的朋友了,就算资助你回大陆,总共几万元,不还就算了。那些该还的钱都由政府帮你还清,不花你一分钱。”听到这里,我眼圈红了。费彝民接着说:“另外,再给你5000港币,你在香港买些冰箱、录音机等必需用的东西带回去。”我听了简直不知所措,没想到人民政府待人这么宽厚。最后,费彝民深深地看我一眼,对我说:“这都是周总理关照的,周总理还说让你在香港住些日子,三个月、五个月都可以,不一定马上回去。”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已经溢出眼圈,大颗大颗往下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这样激动。
经过半年准备,我终于在1955年3月1日黎明,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费彝民为此作了周密的安排,不让我们在九龙上车,而在九龙过去的一个小站上车,由中国旅行社负责照顾、护送。
火车离开香港地区,驶进了深圳车站,祖国的大门。然后途经广州、武汉,直达北京,一路上受到政府和同行们的欢迎和款待,车抵北京前门时,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全体团员在车站迎接,我俩紧紧握手,甚至拥抱。我想,天底之下没有比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更令人动情的事了。
我留在北京陪梅兰芳拍电影《断桥》。回上海后,也经常随上海京剧院去北京演出,周总理经常来看我演戏。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昆剧《迎象·哭象》时,总理有事没看,事后听夏衍介绍这出戏唱功特别精彩,总理就特意为我组织了一场演出,在人民大会堂,把所有的中央首长,包括毛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都请到了。晚会非常隆重,我唱得也特别卖力,一出《迎象·哭象》就此唱红了。
总理还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每次吃饭总理总要请我喝三杯茅台酒。有一次夏衍部长也在场,席间谈起总理如何帮助我回大陆的事:原来当初总理要中南局的同志去香港接马连良、张君秋和我三个人回来,后来只看到马连良、张君秋回北京没看到我,就问为什么俞振飞不回来?有人告诉他俞振飞带了一个恶霸地主丈人去香港,不敢回来。总理听说后,亲自挂电话给上海市委,要上海调查一下俞振飞老丈人黄谱蘅是不是恶霸地主。调查证明黄谱蘅属开明地主,总理就发电报给费彝民希望我回来……听夏衍讲完这故事后,我心里又激起了一阵浪花,举起酒杯,祝敬爱的周总理长命百岁。
陈毅副总理对我、对昆曲也十分关心和支持。1956年1月,我与周信芳、李玉茹、张美娟等到北京去演出,这是我回来后第二次为毛主席演出,节目有周信芳、金素雯的《打渔杀家》,张美娟的《盗仙草》,我和李玉茹的《断桥》,还有两位青年演员的《小放牛》。演出休息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后台来看望大家。陈副总理问我多大年纪,我说50多岁,他大为惊讶,说台上看起来只有30多岁,又问我工资多少,我说140多元。陈毅听后叫了起来:“什么!只有140多元?太不像话,文化部有人在吗?”他马上把夏衍叫了过来,要他立即解决我的工资问题,而且一再说:“这不对头么,为什么俞振飞的工资只有140多元?”工资问题在夏衍部长的帮助下,很快就解决了,由上海京剧院每个月另给600元。但这不对头的低工资我到了以后才弄明白,是受了潘汉年事件的牵连。1948年底,和马连良、张君秋在香港演出,潘汉年、夏衍当时都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上海即将解放,他们要回大陆准备接管,但没有路费,有人建议俞(振飞)、马(连良)、张(君秋)三位演出三场,不拿包银,路费就有了。我们心甘情愿地出资相助,但从此与潘汉年有了“牵连”。1955年我到北京后,听说潘汉年住在某饭店,特地去拜访他。其实那时他已经被审查,我哪里知道。从北京拍完《断桥》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市戏曲学校。在香港时,费彝民就对我说过回沪后要担任戏校校长,大概是审查潘汉年时对我也要审查一下吧,报到后只让我当一般教师,我倒也无所谓,我想首先应该解决住处,就到处找房子,看中的一套房子房钱要90多元,我妻子黄蔓耘不知我能拿多少工资,不敢要。我听说马连良回来后工资2000元一月,心想我比他少些,这90多元一月的房租总还付得起吧!谁知第一次领工资只拿到140多元,我们夫妻俩都傻了眼,这日子怎么过?从此,又只得变卖东西,借债度日。黄蔓耘为此常和我争吵,心情抑郁。陈毅同志帮助我解决工资后,蔓耘非常高兴,她说:“共产党到底重用你了!”可惜不久,她就死于肺癌,离我而去。
陈毅同志又是使昆曲走向世界的功臣。1958年,政府要派一个艺术团体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国际艺术节,组成中国戏曲歌舞团。歌舞方面人才由北京派;戏曲演员,也就是京昆演员,总理意见由上海派。当时陈毅同志就提出:出国节目老是武戏《三岔口》、《闹天宫》等,不敢带文戏,生怕人家看不懂;而外国人在国内怎么演,出国也怎么演。这次我们就让俞振飞、言慧珠带昆剧出去,让外国人欣赏一下我国最古老的戏曲艺术。就这样,这个京剧班子里增加了我们三位昆曲演员,第三位是朱传茗,他是又当演员,又吹笛子。我们带了两出昆剧,剧目是《百花赠剑》、《惊变·埋玉》。从1958年4月19日离开北京,至10月24日回到北京,历时半年,除参加法国巴黎国际艺术节外,还在西欧7个国家的24个城市作巡回演出,共演出102场,观众达9万人次。这是昆曲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巡回演出,虽然只作为中国戏曲歌舞团演出的一部分节目,但已为昆曲独立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如今,每当上海昆剧团出国访问演出,我都会想起敬爱的陈毅同志,感谢他支持昆曲的魄力与热情。
耄耋之年,容易怀旧,我深深怀念在我人生道路指引我方向,给我以鼓励和支持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记得1980年4月,党和政府为我举行了“艺术生活60年”纪念活动,曾赋诗一首,今录于此,藉表感激之心并以自勉:
一生喜在百花中,八十衰年头未童。
劫后犹能承雨露,人前偶或抚丝桐。
光风霁月湖山曙,美景良辰海宇同。
老兴婆娑心激荡,长征愿唱大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