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速华
一张几十年前“屯垦戍边”时武装民兵干部培训的照片，使我又一次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往事。
1969年的春天，军医吕作义、副连长杨松山等从北京来乐清招收兵团战士。当年我哥十七、我十六不到，当解放军是我们向往的事，我们奔着这“三点红”报名参加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在那个年代，“走资派”的子女通过政治审查被批准为兵团战士，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当时是第一批支边，规定一家只能走一个。但是我父母想让我也一起出去锻炼锻炼，于是我也报名了。记得决定能不能让我和我哥一起走的那个晚上，我们几个报名要求走的人，第一次审查没被批准，急得我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门口一直等到深夜。当得知自己终于被批准参加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我那个激动劲真的没法形容。
我们怀着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来到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二连。
我们二连扎营在阴山脚下太阳庙大队西南面，离外蒙大约还有二百多公里。那时战备形势很紧张，我们都是按照军队要求建制的。过的是军队生活，穿军装，发补贴；干的是农业生产劳动，脱坯盖房、挖渠开荒。每天清晨随着“哒哒嘀哒”的军号声起床，出早操，背诵毛主席语录排队出工。为了加强战备，晚上休息的时候，各班、各排都要轮流站岗放哨。轮到站岗的时候，一把擦得亮晶晶的半自动步枪发到手，背在肩上感觉可好啦。摸摸枪栓心里总有一种当兵的感觉，心想有一天让我真枪实弹痛快打几发就好了，可是总没有机会试试。
每天晚上熄灯号一吹，各排各班轮流站岗人员就开始上岗。一岗两小时，到连部领出枪来让背着，天一亮就收回去，放在库房里锁得严严的，谁也别想拿出去。站岗是非常辛苦的，夏天蚊子咬，到下半夜才比较舒服；冬天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戴着棉手套、狗皮帽只漏着眼睛和鼻子，冻得眉毛结冰，加上白天的劳动强度又大，这两小时的时间还真难熬。
当时我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一斤半粮食都不够吃，晚上站岗肚子饿了，就有人背着枪转悠到炊事班门口，想法弄几个馒头。有一次，不知哪班的男生爬上了食堂的天窗，用绳子缒下去偷馒头吃，不小心被发现了，挨了指导员狠狠一顿批。
内蒙的天空开阔，早上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晚上太阳下山后满天的星星好像离我们很近。那天晚上是我哥（李展华，在家叫李建华）他们站的那一岗，突然发现连队东南方向天空有一团好大、好亮、忽闪忽闪的亮光，报告了排长，发现敌情，叫醒班里正在熟睡的几个战友一起去追。那天刚好是黄河水浇灌了开垦地，晚上就结冰了。一路上踏着薄冰，翻过红柳沙包，几个人的眼睛紧盯着那发亮的光，一直追到了沙漠边缘。可这时东方天空放亮，那颗发光的不明物也不见了。折腾了一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报告敌情，连长向当地老职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追的是一颗启明星。
随着形势的发展，按照上级战略部署，我们排有幸被选为武装排，军训时打几发练习弹，感觉可好了；我还配了一把“五四”式冲锋枪，好高兴，背着枪偷偷照了一张相片。没过多久开始农业生产劳动，开荒、种地、挖渠、灌溉。我们是连队的战斗班，王建华是我们班长，重活、累活总有她的份，盖营房脱坯一天都是八百一千，有时还脱千四五，比男生还多，累得直不起腰，大家就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来互相鼓励；渴了、饿了，“黄沙拌饭可口香”。
在排灌会战中，我们班每人每天都是挖30方以上的土方，肩膀叫扁担压的都破了皮，还是咬牙坚持，有人叫我们“毛驴”，问苦不苦，我们会笑笑说：“想想红军二万五。”冬天排灌会战，零下30多度的天气住在野外的工棚，这工棚就是在平地挖一条80厘米宽、五六十厘米深的沟，用红柳条编成篱笆搭起人字形，外面糊上用捣碎的麦杆搅拌的泥巴，防风沙防寒冻。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为了防潮褥子下面加一块塑料布，晚上睡觉有时冻醒了，生上一堆篝火，我们围着篝火烤得满脸通红，可西北风吹来，后背还是冰凉。有人风趣地说：“篝火暖人身，风吹屁股凉。”但是，不管多苦多累，我们不会忘记“磨刀不误砍柴功”的道理，割麦时镰刀总是磨了又磨，铁锹用得总是铮亮锋快，我们把自己的工具视为武器，有了好武器，才能事半功倍，百战百胜，所以我们班总是在一线，经常受表彰。
1975年底兵团撤销改为农场。1976年农场从各连抽调一至两名武装排长集中住在团部招待所进行武装集训，我们连是叶思宁和我。我又一次背上枪，摸、爬、滚、打，不知道打了多少发全自动步枪和机枪的子弹，还扔了手榴弹，成绩优秀。正当训练紧张进行时，一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农场的喇叭响起了哀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我们几个都情不自禁地哭了。
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的留影。为哀悼周总理逝世，我们是戴着黑纱照的。照片中有马亚军，叶思宁，李速华，团部刘参谋等。
（作者原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