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2]
前言
我与陈光甫既无亲戚，也非故旧，素不相识，毫无渊源。我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闻其名，但做梦也没有想到去参加工作，更绝对没有料到不但进入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且成为终身事业。机缘乎？巧合乎？本在意料之外，又似在意料之中，话就得从头说起了。
下面简要叙述我投入金融工作后，怎样认识陈光甫，参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并在陈光甫的领导下的合作共事关系；陈光甫对国民党政府历次金融变革措施的见解和活动；我被派赴美欧学习考察，回来后对银行业务所提出的建议等。
1926年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毕业时，曾想回国后能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当时认为有同学好友唐有壬可以请托。唐有壬是辛亥革命前湖南人革命烈士唐才常的次子，留学日本，在庆应大学比我早两年毕业，在中国银行任副总裁张公权的秘书，并兼北京银行公会的银行月刊总编辑。不料我回到北京时，他已弃商从政，到南方广州做官去了。我大失所望，幸有留日同学老前辈白经天（鹏飞）、徐诵明等推荐，由中国大学聘为教授，并在其他几所大学兼教。无奈当时北洋军阀当政，教育经费都挪作军费，教职员工普遍欠薪，聘书上虽载明月致束脩200余元，每月发薪时，仅得20元，日常生活都成问题。
因此又想到离日回国时，曾向相识教授告别，有位叫内藤湖南的教授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到了北京去会见前任内阁总理熊秉三（希龄），可能有所帮助。我本不太愿意拉这种关系，但现在处境困难，只得去应酬一番。可是持信去拜访，秉老见信非常高兴，这真又出我意料之外。他看完信后，即询问我目前情况，并说你是学经济的，最好从事银行工作，我有一友现在银行月刊当编辑，名叫李远卿，也是湖南人，你可暂时帮他搞些编辑工作，写点稿件得稿费帮助生活。他当即拿起电话通知李远卿。我依嘱到了北京银行公会去拜访李远卿，他非常热情，且好似奉命唯谨，我才知他原是熊秉老任内阁总理时的机要秘书。我当时对于写这类有关银行金融的稿件很感兴趣，能写的材料很多，现买现卖，几个夜晚就可以赶出一篇。一面教书，一面写稿，生活不成问题。
大概如此过了半个多月，突然一早有中华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李经理派人来约我10点钟到银行晤谈。当时我很惊异，但也如期去银行履约。李经理一见如故，并很坦率地说：“敝行目前本来不拟招用新人，但你系秉老特别推荐，又与日方董事相商，日方认为你是在日本留学的最高学府毕业，可以破格安排。现在先请您在会计处工作，熟悉一下业务，月薪60元，就从下月1日起开始工作。”我听后感到有点左右为难，学校聘书是一年，不好随便中途毁约，否则也对不起推荐我的老朋友。我当将实情相告，但李经理则认为“这没有问题，你现在还可以兼课，到时向会计部长请个假就是了，行中因各方面已安排好，不便更动”。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这真是“走遍天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时很感激这位李经理如此通融，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熊秉老任内阁总理时财政部的钱币司司长。
银行会计处，由一位名叫川端的日本人当部长，还有一位日本人及一位宁波人做日常工作。我这时算是实习生，办公室内一共四人，其余工作人员在一个大房间内。会计处是管各种账务，制定表报、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等，必须善算善写，数目单据必须写得端正清晰。当时得知那位宁波同事，算盘打得非常熟练，数字写得秀美，但月薪还不到50元。我两样都不行，实感到非常惭愧，所以下决心拜他们为师，苦练算盘及学写罗马字。但我细看各种报表，分析一下，却吓了一大跳。我看出这个银行已到了危险状况，放款虽很多很巨，却都是北洋政府贷款，都是呆账，本利全无，现金非常缺乏，钞票发不出去。我进银行时，朋友都说我得了个金饭碗，现在感到乃是一个泥饭碗，一碰就要碎。
1927年新年刚过，李经理突然又调我去经理室工作，主办一切来往公文及文稿。到了经理室，从一切往来文件中，更看出这家银行已捉襟见肘，随时要出问题。有一次我同李经理晤谈，我不敢直说银行怎么危险，只从正面提点意见，试探试探。我说本行在关内似乎很难发展，唯有到关外东三省找出路，因既系中日合办，到关外或可与日本工商业方面做生意，与奉系搞好关系，可以在那里发行钞票，若在关外发展得好，还可以接济关内。现在在北京发行钞票，只可搭入其他钞票零碎发行，不可大宗发行，否则早晨一大捆发出去，下午原大捆回来，反而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儿现金都兑出去，等于自己挤兑自己，既不合算也很危险。李经理似乎有点同意，但当时未置可否。过了几天，他突然要我把前几天同他谈的写个正式报告由他送到天津总行。李经理从天津回来很高兴地告知，该提议已经董事会通过，决定到关外开行。又说我行总经理已由奉系王荫泰担任，他做过奉系财政所长，与张作霖父子有关系，现正考虑物色分行经理人选，然后即可进行筹备。1928年春末，调我去天津总行工作，参加奉天分行筹备事宜，并加薪10元。内定分行经理顾贻颖，不久即令我率领一部分先头人员去奉天筹备。当时奉天还是冰天雪地，非常寒冷，我与蒋锠镕（均如）负责主要筹备工作。蒋也是湖南人，对银行工作可算是一个全才，内汇外汇都很精通，对我大有帮助。在奉天设行，对当时中华汇业银行来说，等于对病入膏肓的人饮用最后一个处方，切切希望著手成春，药到病除。
一到奉天，我就全心全意扑进筹备工作，先与日商南满铁路、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拓殖银行及日方一些工商业者接洽拜访，请他们照顾帮忙，因这些大企业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帝大出身的先后同学，容易谈得来；也与当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奉天官银行等搞好关系。每天东奔西跑，见缝插针，希望这一炮打响，来个开门红。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奉天分行于1928年元月开张。我原本抱有很大希望，不料事与愿违，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出现了一点回光返照，没有后劲。接洽当初都是满面春风，现在毫无实惠，银行业务依然毫无起色，不但不能帮助关内各分行，自身也是捉襟见肘，钞票仍然发不出去。看到这种险象，我绝望了，暗中断定这家银行活不到1928年末，我绝不想也不愿与这家银行共存亡，必须赶快另谋出路。
1928年8月初，正在忧心忡忡的时候，突然在报上看到登载唐有壬任湖北省银行行长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写信去联系，言明我目前的处境，希望到湖北省银行去工作。不几天得到回信，先说“省银行是官办的事业，人事随政局变化而变化，非久居之所，我也恐不可能在此工作多久”。但信中却告知一个好消息：目前正在汉口视察分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在银行月刊上看到你的投稿，很感兴趣，问我同你认识不认识，我将你的情况向他介绍了一下，他希望同你谈一谈，我请他直接通知你，所以请你准备，如果他真有电报来约，你就要立即乘车前往，不可耽搁，因这些大人物都是很忙的……云云。不到一个星期，果然上海有电报来约我去申面谈，我立即请假赴申。
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28年8月初离开奉天乘车到上海时，即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务处及中国旅行社总社派人到站迎接。他们把我送到上海闸北江湾路上海银行单人宿舍楼房，住进楼上已准备好非常舒适的一个单人客房，并约好翌日8时有人来接我到银行同总经理陈光甫晤面。次日准时到行，即在经理室会见总经理陈光甫及两位副经理杨敦甫和杨介眉。晤面时还是普通应酬，没有涉及银行业务，陈光甫只转述唐有壬如何推荐我，并问我还打算回奉天不回。我说这次虽是请假15天，但我已不愿再回奉天了。陈光甫当即高兴地说：“那好极了，我希望你就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当即安排我暂时在经理室一隅办公。
当时上海银行正在隔壁盖11层大楼，差不多就要完工，老房子非常狭窄拥挤。所谓经理室也是一个很小的陋室，里面有总经理、两位副经理、一位襄理，已经挤得满满的，再加上我一张桌子，显得更拥挤了。过了一周，正式任命我为调查部主任，并派了一位女同事帮我整理文件，安排在阁楼上一间小房子，只能放两张桌子，并说暂时委屈一下，不久就可迁入新居。我说这不算什么委屈，我当即请求先给我两个月的时间，让我向总行各部参观学习，熟悉情况，然后写出心得，向总经理汇报。陈光甫听了表示同意，当即用总经理名义通告总行各部门，我因此也就名正言顺地到总行各部门依次进行观察学习，得益不少。
上海银行规定8时前到行，迟到一分钟算半天请假，迟到五分钟则算全天请假。每年有7天休假，迟到一天休假减少一天。每天有两位行员轮流早到值班盖章。如从不迟到，那么一年7天，两年14天，就可以自由休假半个月。行中备有午餐，中午不休息。我每天7时半到行，绝不迟到，从此养成习惯，很觉自然。
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头两个月，的确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等于在陈光甫面前立下了军令状，两个月后要写出像样的汇报来。不久，陈光甫到美国去洽谈保险事宜，与美国几家大公司协商联合组织公司。在此期间，我白天见缝插针，找机会，寻空档，进行调查学习，晚间则追忆记录。先从总管理处业务部调查，了解全行形势，在这里可以看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确是生机勃然，蒸蒸日上，大有兴旺发达气势。然后再去其他各部，但不去人事部。有的部门去一两次，有的三四次，只有国外部及往来部两处去学习的时候最多。当时国外部相当新式，曾聘任德国外汇专家柏卫德任经理，我进银行时专家刚离任回国。现任经理马伯援系湖北人，他爽快诚实，非常俭朴，思想进步。国外部当时就租用有路透社电传机，每天随时都可看到全世界各地经济新闻及各种商情行市，我对此更感兴趣，有空就去看电传报告，因此与马经理交谈得多一些。国外部设有信用调查科，专供外同往来行家咨询，外国同行常有信来询问中国进出口行家的信用情况。国外部有时也要向国外同行调查往来行家的财产情况，工作量也不小。我同马经理谈及将来总行组织一个完整的调查部，国外部的信用调查科，是不是可以合并在一起，工作更方便些。马经理非常赞成，毫无城府之见，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胸非常广阔开朗。
我最感兴趣、参观学习时间最长的是往来部。这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当时独树一帜别出心裁的部门，也可算是陈光甫的杰作。这是为了适应当时庞杂混乱的货币市场而设立的。辛亥革命后，银两制度也和其他封建残余势力一同被保留下来，纷乱情形和以前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以前日常使用小锭碎银，现在改用大银元、小银元或银毫。以前完粮纳税只用银两，现在则折合银元，至于大的商业往来和国际收支，还是普遍用银两计算。但商业方面交易计算虽用银两，而实际收支则又用银元，用银两换银元，又用银元换银两，辗转折合，出入贴水。尤其经营国外贸易，买货以金计算，买金以银两计算，卖货又以银元计算，一方面有金银比价的变动；另一方面又有两元比价的变动。关税计税，均按银两征收，国家偿还外债，亦按银两折合，计算先令外币，亦以银两为主。且银两本身又因成色不同，种类更多，举其大者，北京有库平、公砝，天津有行化，汉口称洋例银，上海称规元，其他各市各省均不相同。当时银元本身成色也参差不齐，虽法定一元等于七钱二分，但各处不同，加之辅币零乱，钱庄、银号、票号、兑换店均赖此为生。从民国初年起，废两改元之声，甚嚣尘上，但北洋政府无力也不愿实行。国外汇兑亦以上海规元为标准，上海规元适用范围，不但大于银元，也为全国其他银两的标准。在上海银两交易系互相划拨，称为汇划，银元可以兑现，称为划头。一般新式商业银行，以银元为主币，旧式银号钱庄则以银两为主币，在上海的各外国银行，本身以银元为主，但都设立一个买办间，专做旧式银号银两的往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因应情势，设立两个存款部，一个是活期存款部，用支票支取现金、钞票，只管银元存款；一个叫往来部，存取可用银两及银元，收受银号庄票。这个往来部等于一个旧式的银号钱庄，凡是银号钱庄所能做的营业，往来部都能办理。银行普通放款，都是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往来部则是送折子请借款人用款（当然每个折子透支有一定限度，在此限度内可以自由用款）。送折子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非要深知每个行家的底细不可。金额限度多少，也不是随便决定。这就要深懂商情才能运筹帷幄。上海银行往来部就有这么一位经理叫李芸侯，是一位不多言不多语、说话还有一点结巴的人，但他可称为当时上海金融市场信用往来的活字典，不但对所有往来的行家、厂店的财产信用情况了如指掌，且对一些比较重要行家的负责人的性情、习惯、嗜好，甚至他们的生辰都记得很清楚，到时或者派人或者亲自上门庆祝。
李芸侯手下有五个很能干的专门跑外人员，分门别类，有跑纱布、棉花、纱厂的；有跑海味水产的；有跑大小五金的；有跑进出口、报关的；有跑杂货、百货的；有跑地产租赁的。因为往来部的放款，是由这五位分别送折子限额用款，他们与经理共同负有很重的责任，不能稍有疏忽。我在往来部参观学习的时间最多，诚心诚意拜李经理及五位跑外人员做老师。他们也不以“洋学生”来看我，只要我愿意学，就无保留地教。我每天与李经理商议好安排的班次，轮流跟随五个跑外人员去跑生意，做他们的随员下手，他们谈生意，我就注意记录，有时只能心记，有时则可笔记，晚间追忆整理。这种得之不易的活材料，对我后来组织调查部及征信所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对于上海金融商业市场、商品种类性质、经济形势、社会人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等于又进了一个很好的商业学校，学习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此外我自己还做了两件工作，即一方面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进行分区、分街道、分弄堂，分门别类的调查分析，把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辐射到各区街道弄堂，描绘了一张草图，作为今后银行发展业务的参考；另一方面，我又以顾客的身份到上海中外各大银行，如中国、交通、新华及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这些商业银行，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正金等外国银行，查看他们的服务态度与业务情况。好在我当时是初到上海，谁也不认识，作为普通顾客，有时只坐在柜台外，查看往来情况，默计付款速度，有时则以顾客身份向办事员询问请教与银行往来的手续，以期获得他山之石，达到知己知彼。这样不知不觉已到了两个月的期限，我昼夜不停地根据这两个月中在行内行外学习参观调查分析的材料，写成了一份报告。
报告的原文找不到了，根据追忆，大致是一个前言，几点建议。前言叙述两个月内外活动的情况、学习心得及本行兴旺发达的气势。再根据调查的实际材料，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关于服务及付款速度问题：根据亲自在上海各中外大银行观察情况，大致相差无几，各有所长所短。本行素称为社会服务，还不能算首屈一指。目前各银行最成问题的是付款速度不快，顾客拥挤排队，尤以活期存款支票取款，至少要花5-1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顾客排长队等候，有的因急于取款赶到商店购物，难免口出怨言。银行办事员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按规定是收到一张支票，首先要翻看签字卡片及印章，核对无误后，还要翻看存款账本，核对存款余额，怕有空头支票。等内部一切手续都做到了才付款。这样一来，五分钟自然不够，甚至达十几分钟，顾客又是挤在一个窗口，都等得心焦而不满。我建议等搬进新营业所时，将活期存款依账号分成几个窗口，在窗口外标明几号到几号，以便顾客依账号到窗口取款。每一个窗口的办事员，平日要用心将本窗口内的几百户的签字或印章用心熟记。事实上每个签字或印章，细心查看必有一个特殊点，这个特殊点是伪造不出来的。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一接到支票就可立即付款。这样最多不过3分钟甚至1分钟就可完成。当然这是要平日下点苦功夫强记，虽然很烦难，但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储蓄部的付款是凭折取款或凭单转期，亦可研究简化手续，加快付款及办理速度。本行若能进一步做到这两点，必能使顾客有口皆碑，从而一传十、十传百，则本行业务将会更加发展。
第二个建议是，本行在上海已有一个虹口分行，根据亲身实际分区调查分析，可在本埠再设9个分行。9个分行的地址，我拟了一张草图，以总行为中心辐射出去，可在大西路、愚园路、霞飞路、界路、提篮桥、八仙桥、爱多亚路、小东门、同孚路9处选择地址陆续开设。分行经理也要因地区不同而选任适才，如愚园路、大西路、同孚路、霞飞路等高级住宅区，可选用知识界人士担任经理，小东门选用熟悉海味水产的，提篮桥选用懂得大小五金的……
第三个建议，成立一个完整的调查部，分经济调查与信用调查两大处。信用调查处，可利用国外部原来的信用调查科及往来部一些珍贵资料及人才；国外部的信用调查科，已经商得马经理的同意划归调查部。往来部的李经理，可称本埠商业市场上的活字典，几位跑外人员也可与调查部合作，请其帮助调查部搜集市面商情资料，这些也已取得李经理及跑外人员的赞助。关于经济调查处，则请求物色人才，最好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中招聘。并订购全国各大经济新闻报刊，编写各种重要商品及本行宣传资料。两处都须成立档案库，分类收集资料，做到信用调查可以作本行投资贷款的参谋，经济调查可以为本行发展业务的参考。
第四个建议，扩充信托部，增加服务种类。做到每个顾客需要办的一切能办的业务，除保管箱业务须待明年迁入新址后才能实现，其余如代收、代付、代买、代卖，如公债、股票、房租、房费、水电费等，只要顾客需要都可代办，做到顾客心中只此一家，不需别处。
这个汇报写得相当长，总算是如期交卷。因总经理还在美国，即交给代理总经理的杨敦甫副总经理。他看了报告之后，深表赞许，并说立即寄往檀香山往来行中，请留交总经理陈光甫。因总经理已准备乘船离开美国，预计半月后可抵檀香山，收到这个报告，可以在船上从容细看，若是等他回到上海，必定很忙，何时能看就很难说了。这也是杨副总经理一番好意的安排。不久陈光甫回到上海，立即约我面谈，表示完全同意，所提各项分出轻重缓急，陆续施行。
总经理这次回国还请来一位美国专家，是本行美国旧金山往来行中管总务有特长的行家，专为本行新建大楼装饰及新营业所和办公室布置安排的。为什么一定要聘请一位外国专家来安排布置，这是有点内幕的。因盖这栋新的大楼，总经理与庄得之董事长两人对于楼房的形式与内容，常有不同的主张，常常发生争执，但为了顾全大局，多半敷衍董事长。可一旦到了内部营业所、办公室的安排布置，这与银行实际业务及将来发展情势大有关系，再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有新的安排。庄得之本是与盛宣怀有关系的封建官吏，看法做法比较保守，陈光甫为了免除争议，乃请一位外国专家来司其事，这样可以避免董事长的干扰。这一着棋倒真灵，从此银行内部布置，董事长只好作壁上观。当然这是有点凭借外力解决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一切真由外客作主。陈光甫为此特别组织一个迁移新楼布置办公室的小组，总经理、副总经理、外宾及各部负责人参加。我也算是小组的一员，因此与这位外国专家处得很好；后来我去美国学习时，也曾得到他的不少协助。
迁移小组考虑得最多的是营业大厅的布置安排。一切对外业务部门都设在营业大厅，这里布置妥当与否，对发展业务大有关系。首先注意要使来往顾客一进行门就感到舒适方便，指示明确，一目了然，存取迅速，宾至如归。管理部门都设在二楼。陈光甫对于调查研究特别感兴趣，因此调查部就设在总经理办公室的旁边，以便其就近询问。调查部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经济调查处；二是信用调查处；三是内外咨询，负责研究编写重要商品及大宗出口和可做放款抵押商品的经济情报，供总经理参阅。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迁入新建大厦后，门面富丽堂皇，内部热情待客，服务周到；又在本埠新设10个分行，业务突飞猛进，存款成倍增加。特别是因汉口分行大胆利用时机采取特殊政策，即在国民党政府进入武汉实行现金管理，令各银行停止付现时，本行独树一帜，与当地外国银行一样照常付现，信誉愈著，虽招致其他银行的不满，但也无可如何。不料长江洪水泛滥，武汉三镇顿成泽国，汉口分行仓库存有大量食盐押款，盐泡水中遭受损失，有的同业乘机造谣，宣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遭受巨大损失，濒于破产，因此酿成存款挤兑。由汉口分行波及到其他分行，当然影响上海，存户纷纷来行提款，情况至为紧张。陈光甫一方面命令营业大厅全体行员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来者不拒，要现就付；另一方面与中国银行商议对策。陈光甫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与该行总经理张公权交谊很深。张公权在上海银行成立之初，就帮了大忙，与李铭一起替陈光甫鼓劲，由中国银行用堆花方式存入3万元。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本不到10万元，这3万元就显得很不寻常了。尔后3万元始终不动，上海银行得益不少。现在张公权不单考虑上海银行一家，更从上海金融大局着眼，认为万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了问题，势必波及整个金融界，因此竭力支援。并特别开仓，有意将箱箱现金由仁记路的中国银行运往宁波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如此川流不息地箱箱现金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将现洋堆在柜台上及楼道内显眼处。中国银行还通知全国分行支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因此挤兑者不但渐少，有的进行一看现洋堆积如小山，反而转取为存，提款挤兑风潮很快平息。陈光甫即令调查部赶写一篇《谣言感想记》的小册子，指明谣言的由来，谣言的卑劣，谣言对存户招来损失，本行对存户顾客一方面表示同情，一方面表示歉意，希望以后不要轻信谣言，以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云云。这个小册子迅速刊印邮寄全行存户，并陈列银行柜台上任人取阅，的确获得了宣传的效果，业务蒸蒸日上，存款加倍增加。
迁入新行址后，我与陈光甫接触日多，深深感到陈光甫有一特长，就是善于用人。他认为世上无完人，也绝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特点，也各有缺点，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尽量发挥其特点，设法防止其缺点。当时上海金融界无论旧式钱庄或新式银行都各有派系，用的都是同乡亲戚，尤其是负责职员，必须是关系人物，所以形成什么宁绍帮、镇江帮等。但陈光甫则不然，他是江苏镇江人，而上海银行上层负责职员中有湖北人、四川人、江苏人、广东人、河北人、江西人、湖南人、福建人等，既不任人唯亲，都能为其所用，各显其长。上海银行还有一个制度，不定期地选派职员出国深造及实习，当时只送往英、美两国进行培训。同时还开办训练班，公开登报招考，每期20～30名，开始全天学习，然后半天学习，半天到银行业务部门实习，教员即由行中高级职员兼任，我也在第一、二期担任过教学任务。陈光甫私称这是他的“黄埔军校”。这个训练班，的确也培育出了一些人才。此外总行人事部规定每周星期四晚请十数人聚餐，由总经理出面约请，随便座谈，在座谈中发现可用人才。每月开行务会议一次，由总经理主持，听取各部汇报后，总经理利用实例，宣传本行精神。但万法不离其宗，总是宣称本行以服务为主旨，在为社会服务中取得应有的利益，同时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每次题目实例有所不同，但主旨精神不变，反复宣扬，使之深入人心。
上海银行迁入新址，同时在本埠增设10个分行，在全国各省也陆续新开分行或办事处，业务日见发展，但资本仍只有250万元。这时我又上书建议必须乘时增加资本，并且秉着本行一向号称“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精神，最好增加资本时由董事会决议一半由股东出资，一半由全行行员分担，务使每一个行员都是股东。其能购股多少，则按进行年龄论资排辈，进行分配；现钱不够者可由行中拨出一笔无息贷款，即以股票作抵押，年终由股息及红利归还。陈光甫甚以为然。1930年经股东会议决议增资250万元，达到500万元；其中125万元由全行行员认购，详细办法由人事部订出。此后存款大增，由6500万元增加到15280万元，当时我想行员都是股东，就真正达到了“银行是我、我是银行”之目的。可是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因为论资排辈，还是高工资的高级职员分购的多，小行员份额有限；无息贷款也是高级职员占便宜。所以虽然一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几年以后小行员的股票就都陆续高价转卖而放弃股东名义了。事实上要想由股东而选上董事，必须起码有200股（2万元），这于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我出任华北管辖行上海银行经理时，陈光甫推选我做董事，我只有二十几股，当然没有资格，行里乃由特别费项下收进的股票中提出200股过户在我名下（股票仍由行里保管），我才被选上董事。
进东三省的目的始终未达到
上海银行当时在全国各大商埠差不多都已开设了分行支行，唯有两大区域因种种顾虑尚未设行：一是东三省；二是四川省。现在存款日见增加，资金丰富，要谋出路，更想进军两地，但两处情势特殊，未敢冒进。1930年陈光甫因我在奉天沈阳办过银行，又是日本留学生，所以要我亲去东北三省作一番调查研究。当时有一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一个胜济银行，此人原在上海华俄道胜银行任高级职员，与陈光甫相识，一直主张上海银行去东北三省开设分行，他可以帮忙筹划，我去了可与之接洽。我开始还有点犹豫，因为我在沈阳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不过后来一想，当初我在奉天时因银行局面太小，施展不开，现在上海银行资力雄厚，大可以在东北三省做一番事业，与外人争一日之短长，于是也就欣然愿往。即从上海乘船先到大连调查，一到大连，看到大连港真是一个天然良港，确是东北三省一个出色的物资进出口，银行在此大可发展外汇业务及各种投资。当时印象很好，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大连为起点，可以依次进入东北三省。随后乘车去奉天沈阳。大连是南满铁路的起点，南满铁路规模宏大，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又是日俄战争的产物，简称“满铁”。一上南满铁路火车，一切都是日本方式，就像到了日本。我在日本住过10年，司空见惯，当然不感到生疏，但在自己的国土上，如同到了外国，却又感到十二分的不快。到沈阳下车一看，大为惊讶，比我1927年在此见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人势力更见加大。南满车站周围虽没有租界之名，却有租界之实。奉天大的商业活动，都由日本大银行（正金、朝鲜等）、大企业总揽，张作霖的政府设在城内，形成两个市场，两个天地。再往深一层调查，看到日本关东军在此横行霸道，剑拔弩张，与奉军到处发生摩擦，滋生事故。此时从大连得到的热度，已下降了一大半。到了吉林长春，又是一番景象，长春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苏俄中东铁路的终点。长春本是吉林省商业中心，是一块好地方，可是这里好似已形成三个国家。进入中东路车站，上了中东路火车，内外一切又都是苏俄方式，起居饮食都是俄式，在车上就像到了俄国，我不懂俄语，一切更感到异常生疏。透过车窗，遥望长春夜景，真痛感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到了哈尔滨，由胜济银行迎接招待，这位俄国人对我表示非常欢迎，把他的银行业务，说得天花乱坠，希望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作，两者相得益彰，前程远大。我经过一番调查以后，综合三省情况，感到东北三省确是一块宝地，可又是一块是非之地，中日之间、中俄之间、日俄之间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摩擦，随时可能发生冲突，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此时在大连得到的百分之百热度已下降到零度了。我提前赶回上海，如实向总经理陈光甫汇报：东北三省是块宝地，又是一块是非之地，已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虽不幸而言中，但当时还万万料想不到次年（1931年）会有“九一八”这样震动全世界的大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但不管怎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算没有听信那位俄国人的花言巧语匆忙进入东北开设分行，从而避免无意义的损失，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也。
进入四川省
在东北三省开设分行未能如愿，转而欲向四川发展，陈光甫要我去四川进行调查。我又欣然奉命入川，陈光甫特别介绍先与四川名人卢作孚先生晤面，征求其意见。陈光甫平生最钦佩的实业家有张謇、范旭东、卢作孚、刘国钧，银行家有张公权、李铭、徐新六，文人有胡适，艺术家有程砚秋。胡适在北京教书时，陈光甫一到北京就亲自要我随他拜访。对程砚秋也一样，每到北京就要我陪他到程府拜访，记得我曾两次陪仙拜访胡适后再去拜访程砚秋先生。我到了四川重庆，先持介绍信去民生公司找卢作孚先生，值卢先生不在重庆而在市郊北碚，我又专程到北碚。卢作孚先生真是一个创业奇才，不但创立了民生实业轮船公司，还在一块不毛之地的北碚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新乡村，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贫穷落后到富裕，一个从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我到北碚见了卢先生，他非常热情，并陪我参观其创办的学校、医院、纺织工厂、温泉公园，夜宿温泉旅馆。卢先生极力主张并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四川开设分行，声称四川是天府之国，有做不完的事业和生意，不是一个银行或几个银行所能包办的，银行事业大有前途。同卢先生一谈，使我对四川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是我到了成都，访问聚兴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杨灿三后，却又感到有些不太对头。此人可谓川中银行事业的一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对我一方面是热情欢迎，一方面则是危言耸听。据他意见，四川成都是一个军阀社会，无理可言，无法可守，因之稍一不慎，即可倾家破产。他是本地人，无法离开，言外之意，你们下江人何必冒险而来。当时成都的确是在三个军阀分割之下，一是刘文辉，一是邓锡侯，一是田颂尧，白天全市可以往来如常，18时以后三方互相设防戒严，各防地夜晚不能互相通行。当时我住在成都青年会，青年会总干事通知我夜晚千万不要过到对街马路，白天虽可以去，一到18时，要赶快回来，否则，虽近在眼前，等于远在天边，要到明早才准通行。但我又从其他朋友处得到非常确实客观的情况，他们认为现在“一市三公”，比“一市一公”好。“一市一公”（指一个军阀），他可专断独行，横行无忌；“一市三公”，则互相争做好人，收买民心，谁也不肯先得罪老百姓。当时四川军阀虽然互相争地盘、争地位，甚至动武力，但对老百姓还不敢无法无天，对于金融界更是另眼看待，不敢得罪，反而希望获得帮助。经过反复调查，不惑于表面现象，我还是相信卢作孚先生的主张，又与聚兴诚银行内部的江浙人交谈，证明一切情况决非如杨董事长所言。四川的确是天府之国，生意做不完，尤其申汇生意，更非一家银行所能包办，杨某不过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而已。因此我回沪后，极力主张大举入川，并主张从聚兴诚银行中物色几个下江人来上海银行工作。聚兴诚是川帮家族事业，非亲属不能在该行出人头地，我们请其入行，大有帮助，而他们也久已见异思迁。陈光甫听信了我的意见，随即筹备开业工作，首先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分行。当时想不到后来抗日战争发生，重庆会成为陪都，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川早已有了立足之地，很方便地将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得益匪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入川后，不但对抗日战争尽到应尽的责任，同时在后方偏僻之地，设立了中国旅行社及许多清洁便宜的招待所、小旅馆，便利全国迁川人士，特别是知识界、教育界人士来往住宿，人人赞许，有口皆碑。银行业也随之大有发展，并在后来国家收复失地时，为银行复原打下了基础。例如，抗战胜利时，我从重庆乘飞机回天津时随身带了一大箱法币，这对当时华北恢复银行业务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各同业也尽了一点帮助，这又非始料之所及也。
创办上海中国征信所
为什么在上海创办中国征信所？当时在上海成立中国征信所并非易事，首先要各大银行愿意出经费，次之要有这方面的人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中国银行各自设有调查部，性质接近征信所，但要各银行摒除私见，互相合作，共担经费，成立公共征信所，则还有许多周折。值天津金融界发生了空前的大风潮，给上海成立征信所加了一副促进剂。原因天津有个协和贸易公司，系美国留学生祁仍奚及奚东曙（奚伦）等人所开办，奚伦是段祺瑞的女婿。这个公司开张之始，声势浩大，经营业务主要是从美国进口小汽车及附件，出口花生米、发网等，排场很大，高不可攀。祁仍奚本人则大手大脚，高视阔步，请客送礼，不可一世。各大银行趋之若鹜，争先恐后求其开户，唯恐不及。各行经理争相巴结，又互相保密互不通气，希望自己多做生意。起初都吃了一些甜头、油水，后来愈陷愈深。协和贸易公司的进出口贸易，开始相当顺利，颇有收益，后来走向逆境。头寸不够，只好拆东补西大做表面文章，把一点仅有的现金，今天存这家，明天又存那家，表示非常活跃。各银行不明就里争相贷款，而协和贸易公司则愈来愈空，有的银行呆账达90多万（在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巨款），少的也有几万几十万。等到资金周转不灵时，祁仍奚则逃避隐匿无影无踪，协和贸易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当时天津金融界真如霹雳一声大梦初醒，瞠目结舌，摊开账目一看，都如哑巴吃黄连，几至酿成天津金融界全体倒台，所幸各大银行都有上海总行出来救济，才免全体倒闭之灾。
上海金融界有鉴于此，深深感到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应当有一个从事经济金融信息的综合机构，互相通气，互相补益。因此中国银行调查部负责人张禹九、祝仰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负责人资耀华联系浙江实业银行（后更名浙江第一银行）襄理章乃器及新华银行副经理孙瑞璜等，乘此时机在上海设立一个征信所，建议由各大银行分摊经费。此举正与各大银行总经理如张公权、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人心意相同（陈光甫对此特别感兴趣），因此一拍即合，很快进行筹备工作，并从日本人在上海早已开设的帝国兴信所内请有经验的中国人调查员为本所工作，组织管理委员会及工作组。最初由中国银行张禹九及祝仰辰、浙江实业银行章乃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耀华等轮流负责值班，每天中午都到征信所午餐，商议进行计划及听取调查员汇报。还刊行不定期金融经济情况简报，分发各会员银行参考，接受各银行委托信用调查事项，并负责保密。这在当时算是一件新事物，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为各银行所重视。我于1933年8月去美留学，征信所一度由章乃器全权受理负责，章乃器去后，由新华银行副经理孙瑞璜负责到解放为止。
废两改元的是非功过
60年前的中国社会银两和银元并行流通，给商民带来许多不便和损失。而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地区又成色不一，交易行市到处不同，计算非常复杂，商民更受损害。当时新式银行、实业界、经济学者，早已主张废两改元。1914年（民国3年）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并铸造发行大头银元（袁世凯头像）通行全国，本拟乘势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由于各省军阀割据，政令不出都门，军阀各自为政，各自发行乱铸辅币，北洋政府势力既弱，决心也不大；同时旧式钱庄银号依此为生，群起反对废两。当时帝国主义银行也因政府历年借款均用银两做单位，充作借外债抵押的盐税关税均收银两，归外国银行经管，每年到期的外债本息，外汇牌价由外国银行定价（由英商汇丰银行开价），并以银两为本位作价，利用两、元行市变动多得外汇牌价折算的额外利益，因此也不赞成废两改元。只有新式银行如上海银行以及在新式银行工作的一些青年行员，一致推动银行当权人物向政府当局请求早日废两改元。1917年首先由上海总商会呈请北洋政府实行废两改元；1918年上海银行业公会又呈请政府实行，同时在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陈光甫、张公权都是委员）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卒因当时担任总税务司握有特权的英国人赫德坚决反对未能实现。
l927年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以后，为了易于筹备军费，并打破历来由金融经济左右政治的局面，转变为由政治支配金融经济，为此必须统一币制，首须废两改元。1927年先将钞票发行最多、信誉极好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来上海，并修改中国银行章程，重新颁布中国银行条例，规定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1928年又将有发行权的交通银行总行迁来上海，颁发条例，规定资本为1200万元，加入官股200万元。有了这些安排后，乃于1932年召集金融界讨论废两改元方案。当时银号钱庄依然坚决主张要慎重处理，但新式银行则一致赞成早日实行。此时，举足轻重的帝国主义银行改变态度，也赞成废两改元。这是因为1930年前后，世界连续几次发生经济恐慌，生产过剩，销路有限，列强都注目于中国这个新的大商品市场，作为它们资本及商品的出路。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货币统一的金融市场，所以也赞成废两改元。国民党政府乃于1932年3月1日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法令，先由上海推行，4月1日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从此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陈光甫立即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原来的往来部改为贷款部，并经办国内汇总业务，仍由李芸侯任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国分支行很多，通商大埠差不多都有分行，利用各埠货物进出，交通快慢，调拨款项有盈有缺，汇市常有变化，若能善于挹彼注兹，获利甚丰。万一头寸不足，则运送现钞补充平衡。我也曾亲自押运过巨额现钞由上海到汉口分行。当时运输现钞实有风险，万一遇上军队，就要全部损失。如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往山东济南分行运送现钞，在徐州附近遭到当地驻军石友三部队抢劫，银行无处控诉，只有哑巴吃黄连白受损失。
废两改元是比较成功的，也是人心所向。对其是非功过，也还有些争论。我自始至终是主张废两改元，并不止一次地向张公权、陈光甫以及金融界号称开明之士者进言，要其向政府建议实行。我认为不管国民党政府当时动机如何，废两改元统一币制，在经济发展上是进步的，是应当赞许的；能把几代人希望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废两改元、统一币制、便利商民的难题解决，是值得一书的。现今有人还认为“废两改元并不是什么进步的措施，而只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政权为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迎合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以便出卖中国货币主权，所采取的一个‘步骤’”，我实在不敢苟同。
废两改元施行后，国民党政府当然要进一步图谋统一发行货币。当时的金融形势，要统一发行则必须先掌握中、交两行的实权。因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信用很好，深入人心，所以必须把中、交两行发行大权由政府掌握为其所用。1930年2月，国民党政府先颁布海关税收改用关金券，1932年与废两改元同时颁布中央造币权的统一，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权力。为了进一步统制全国财政金融，还必须并吞中、交两行，归为国有。1933年春，我随陈光甫视察长江流域各埠的分行业务，到达九江分行时，陈光甫突然接到中国银行行长张公权由上海拍来急电，要他火速回沪有事相商。陈当即返沪，我们则继续视察。视察完毕返沪后，才知财政部长孔样熙正拟秘密发行金融债券一亿元，作为增加中、交两行及其他三家有发行权的银行官股资本之用。正式债券尚未印行，只由财政部先交给一张2500万元金融债券预约券给中国银行作为增加官股资本，连原有资本，官股商股合计是官六商四之比。张公权自知无法完全抵制，乃一方面筹开常务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商讨对策，另一方面在开董监会前先与当时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李铭（浙江第一银行的总经理）及常务董事陈光甫三人事先密议办法。他们都认为迫于形势，不可能完全拒绝，只有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官商控股各半。陈光甫与孔祥熙私人关系很好，又都是留美学生，同是在美国所组织的一个兄弟会的会员，可以无话不谈，孔祥熙还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所以要陈光甫私下向孔祥熙陈述内情，希望官商股权各半。孔祥熙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即收回1000万元金融债券预约券。表面看来好似孔祥熙卖了人情，国民党政府让了步。其实国民党政府已成竹在胸，只要开股东会修改章程，从人事组织上插手掌握实权，资本股本多少已不是主要问题。果然，1935年3月召开中国银行股东大会时，即由财政部派宋子文、叶琢堂、席德懋、钱新之、胡笔江、杜月笙、吴鼎昌、王宝娄9人为官股董事，并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指派宋汉章为经理，同时调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墩（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商股董事任期未满，依旧留任。同时交通银行也同样增加官股，但因钱新之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依然被留任为交通银行董事长。中、交两行已为官股资本所掌握，其他三家有发行权的银行即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及四明银行也都利用官股掌握其发行大权。从此多年来由金融经济左右政治的局面，就完全变为政治势力支配金融经济的局面了。
第一次赴美留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注重引用新人，不受地方出身及亲属关系的限制。对一般行员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每年招考30人左右，先在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师资由本行高级专业人员担任。练习生半年听课学习，半年后则半工半读，轮流在银行各部门实习，两年毕业，分配到总行各部及分行试用。这项培训工作比较成功，造就了一些适用人员，成了基层骨干，有些人成为高级负责人。对高级行员及有特别贡献的普通行员，则选送出国深造，每年两三人，派往英美两国留学实习。行员出国深造，国内薪金照发，国外用费实报实销。
1933年夏，我也被派往美国进修，先在学校研究，后在有往来的银行实习。我这次进修和实习，都由陈光甫亲自安排，首先指定要进入陈光甫在美国留学时的学校，即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沃顿学院），并介绍其在该校学习时的约翰逊教授照顾我的学习。约翰逊博士系铁路交通运输等专业的名教授，当时中国铁路运输方面的工程师、管理专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美国也有名教授之称。
我于1932年8月初，由上海乘船赴美，乘的是美国首次建造的总统号新型轮船，船票及一切手续都由当时中国旅行社经办。我住在特等舱位，有套房、客厅。当时华人赴美，除普通检疫及海关手续之外，移民局这一关很麻烦。美国是以金钱多少看待人的，对华人特别严格，登岸时对特等舱和头等舱位的旅客特别优待，对统舱客人则刁难万端，甚至不许登陆而关进一个小岛上。我因为乘的特等舱，一切非常顺利。我到旧金山时，曾为本行上海新址布置营业厅的美国专家已在码头上接待。我送上陈光甫送给他们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及他本人的礼品，均系高级丝绸制品，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东西。在旧金山住了三天，一切都由该行招待，并由这位美国专家驾车陪我观光风景名胜等地。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他把车速提到每小时90-100多千米。他是故意炫耀，令我惊心动魄。后来他说，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能这样，决不是随便冒险的。
我乘总统号轮船去美途中，途经香港、横滨、檀香山等埠，都停留了一两天，以便旅客上陆游览。船到横滨时，我曾上岸到东京及京都等旧地重游，并向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教务处申请将我毕业学分抄写出来，这样到美国大学入学时，可以免予考试即进入研究生院。我开始以为办理这事手续相当麻烦，后知这项工作已成为学校惯例，学校、教务处接到申请后不到一小时即用英文将全部学分打印好，并说若申请本人不能亲取，还可代为邮寄。
三天后，从旧金山乘车直达美国东部费城，即向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沃顿学院）办理入学手续，然后持陈光甫的介绍信去拜访约翰逊教授，送上陈光甫托带的礼物。教授夫妇非常高兴，非常热情，特备晚宴招待，这在美国是不寻常的；还特别约许，以后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协助。我在学校选修的课程是工商管理、银行货币、投资等；由于课程较多，没有选修约翰逊教授的运输课程，此举可能引起教授的不快。但我选的课程已满负荷，无法再选不愿学习的课程。在校一段时间后，即去纽约事先已约好的化学银行实习。这次不是视察、参观，主要是跟班学习。银行要按该行规章先由该行医务室为我检查身体，合格后才可正式工作，并给以相当的工资。我因自有公费，无需银行工资，即进入银行的信用调查部，每日按时上班。利用这个机会，我对该行信用调查部作了全面的研究实习，并对其经营管理方式的特点也作了相应的注意。
这次来到美国留学，除研究及在银行实习有所收获外，还遇到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亲身经历了美国当时政治经济如何由乱到治的过程，获得了意外的不寻常的教益。1933年秋，我抵美时正值全美发生经济大恐慌，这是一次影响全世界的大风潮。1932年末1933年初，美国发生了特大的经济恐慌，工厂倒闭，企业关门，失业载道；全国银行倒闭近2.5万家，几家大银行如大通、花旗等，也处境维艰。胡佛总统一筹莫展而落选下台，由雄才大略的罗斯福总统当选就任。当时罗斯福真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面临市面萧条，经济萎缩，他胸有成竹，立即召集全美出类拔萃的各方精英，组织了一个BrairTrust（智囊团），陆续颁布并实行了一系列的NewDeal（新政）。首先由联邦准备银行创立一个别开生面的存款保险公司，恢复金融信用功能，从而维持金融稳定，解除信用危机。同时大兴市政土木工程，在田纳西建筑一座规模宏大、举世闻名的特大水利工程，吸收大批失业队伍；收购农副产品，补贴农业资金，低利扶助建筑、地产、汽车等美国三大工业支柱。不到半年，社会经济就大有起色。我抵美国时，恐慌痕迹还到处可见，如有些地区的小旅馆竟用破产倒闭的公司股票债券糊饰墙壁，由此可见一斑。罗斯福的“新政”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我曾据此写了一份简单报告，寄给上海中国征信所，供其参考。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经济中兴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连续被选任，终其一生。他使美国经济繁荣，国力蒸蒸日上，贸易达到世界总额40％，黄金库存占世界总额1/3。罗斯福总统的政绩，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在美国研究实习后，即奉命再赴英国伦敦进入西敏士银行实习考察。从纽约横渡大西洋，乘的是英国新建造的5万吨的玛丽皇后号巨轮，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的豪华旅游轮，行程六天就到英伦。船上如一个小城市，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全部看完，差不多要花上半天时间。这次同船的有胡传揆博士，他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由协和医院来美研究细菌学的。胡博士学有专长，造诣很深，回国后依然在协和任职。我与胡博士都是留美部分学生组织的一个兄弟会叫作仁社的社员，我是在费城加入的，他是在纽约加入的，在每年召开年会时互相认识的，这次也是互相约好一同乘船去英伦。
英美两国银行制度大不相同。美国银行是单一制，全国有大小银行几万家，除几家大银行开设为数很少的几处国外分行外，其他中小银行都不设分行。各州法律禁止州外银行来本州开设分行，纽约州更为严格，所以美国银行虽多，都不设分行。英国则不然，只有几家大银行，每家银行开设几百家分行及分理处，在伦敦每条街道的十字街口，四方都设有银行分行。英、美两家银行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论到银行管理制度，我是服膺于英国银行方面的；论到业务开拓、服务周到，则又向往美国银行。在伦敦实习之余，我编著一本《英美银行制度论》小册子，回国后交华通书局出版。
在伦敦实习完毕，即准备旅行欧洲各国首都及风景胜地。在报上看见Thomas Cook（中国叫通济隆）旅行社可以代为设计出国观光旅游，一切费用可在伦敦预先交款，以后凭证旅行，不再用现金。我看了这个广告，甚为合意，不但手续方便，而且安全保险，当即去该旅行社，请其代为设计。我的要求是走访东西欧各国首都及其他特别有名的观光城市，行程最多一个月，由日内瓦乘船回国。该社根据我的要求，按照该社的可能，代为设计安排行程。我在伦敦一次付款后，换来一本票证，先由伦敦乘轮渡到达巴黎，一到码头就有该社人员接送到旅馆。从此一切都听从该社人员吩咐，每日分秒不差；市内观光乘车是同其他旅行团体同游，也是由该社安排的。他们这种方式，的确很科学化，从个人看，好似为我个人安排，从该社看，其实是在其他计划内把我这一份添进去，非常经济合算，等于“添客不添莱”，而个人又感觉热闹而不寂寞，虽然人地生疏但安全保险。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突然遇到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假道欧洲考察的刘承昭博士，也是我在美国仁社的老朋友，每年仁社开年会时会晤聚谈，甚为钦佩。他后来在四川华西大学任教。这次他是个人旅行，所有带在身上的现金都被小偷窃走，身无分文狼狈不堪，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与我相遇，可我当时身上只带了一点零用钱，只能尽其所有给他，供他打电报求援及短时吃饭等费用。我认为这次旅行计划打算得很好，大可作为我们中国旅行社将来发展业务的参考。我计划回国后建议中国旅行社也采用这种经营方法，虽暂不能向外国发展，起码可在国内各省会范围采用一次付款方式发展旅行事业。此次旅行，可谓走遍东西欧各大都市及名胜古迹，看到了许多国家的风俗人情，本拟写一篇东西欧旅行记，但回国后情势改变，日夜忙于业务，无暇及此。但有一件事使我永远铭记的，是德国人的组织性、纪律性，使我钦佩万分。当我到德国柏林时，正值德国总统兴登堡将军去世，国会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并任由柏林市民自由参加吊唁，因此全市市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我看到从东西南北各方前来的市民到了国会这条大街上，非常整齐严肃，秩序井然，既不见我拥你挤，也不见交头接耳，既无警察维持秩序，又无一点喧哗；如此巨大人流，缓缓而行，这是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我当时看了以后，不但甚为钦佩，而且极为感动，这样的有纪律、有组织的国民是值得学习服膺的。
在欧洲旅游完毕，照所定计划到意大利日内瓦乘德国海轮回国。船上一切设备应有尽有。这次乘的是普通舱位，两人共一舱房，同舱的是一位上海海关副税务司，由上海海关送到伦敦实习。此人与我年龄差不多，但最怕风浪，乘船就晕，船行驶到地中海时，本系风平浪静，但船身稍一波动，这位老兄就卧床不起。到了印度洋，遇到特大风浪，他呕吐呻吟苦不堪言。的确，这次大风大浪，据船上侍者说平常很难遇到。船客有几百人，这时到饭厅吃饭的，只和我与另外几位西方人，饭菜用具，都是用夹子夹好，固定在桌上，喝水不用盘而只用罐，免得洒出。说也奇怪，只要船一靠岸，同舱的这位副税务司就如死去又活来，立即要我陪他上岸找中国饭馆吃饭。一进饭馆，他就大吃特吃，我劝他少吃些，免得呕吐。他则说多吃才有东西好吐，否则吐酸水更难过。这大概是他的经验之谈，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我在英美研究学习，都着重于全行业务经营管理及信用调查方面的工作，当然以为回国后肯定仍在总行工作。不料一回到上海，行中却要我去担任天津分行经理兼华北管辖行经理，并兼任中国旅行社华北区区经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动，开始实有点丈二和尚之感。后陈光甫恳切指出让我去天津的原因：一是天津分行经理好酒贪杯，放款失策，天津分行只有300多万存款，却有近200多万的呆账，头寸吃紧，非从速扭转局面不可；二是华北局面混乱，日本关东军侵略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野心不死，还想进攻华北，征服大陆，常嗾使日本浪人走私偷税，天津驻屯军常无事生非，借口闹事，政府委曲求全，一直醉心于抗战必先安内。华北签订何梅协定，并起用所谓日本通的黄郛去华北担任外交事务，考虑你是日本帝大出身，黄郛在上海曾对你有好感，所以希望你去天津任职，或可利用人事关系发展行务，到天津后，如逢局势变化来不及请示总行，可以私函告我，由你全权办理。我听了陈光甫如此推心置腹之言，只好遵命前往华北，但这又要从头学起了。
再次到天津竟成了第二个故乡
天津本是旧游之地，十年前曾在此地工作过，当时是大树底下乘凉，现在却要独当一面了。1935年初春，我到了天津以后，观察当时行内外形势，认为目前要尽力设法吸收存款，搞活贷款。对行外首先参加社会团体如联青社、扶轮社、青年会等一些活动，广交朋友，搞好关系。这些社团中的人员都系本埠大工厂、大公司、大企业的年轻有为的经理、厂长等，这都是银行的源头活水，非把这些源头活水拉过来不可。次之，则利用仁社关系来助一臂之力，天津留学美国回国的仁社社员，有不少是大公司的经理。所以我征得仁社总社同意，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自兼社长，开展活动，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还利用本行比较大的股东、天津有名的士绅、租界华人纳税会的董事庄乐峰等。此外，我自己也进而担任几家大公司的常务董事及天津租界华董。银行得着这些源头活水，存款显著增加。对于放款方面，千方百计搞活呆账，首先是两家大的呆账户：一是一家纱厂；二是一家火油公司。纱厂症结在于棉花价高而纱与棉比价反低，货物返销不出去。因此一方面整顿纱厂内部、节省开支，一方面请求上海银行各分行代为推销，打开纱布销路，工厂本身活了，贷款才能活。而火油公司是代销俄国石油的代理公司，俄方算盘打得太精，代理商油水很少，同时俄国汽油颜色发黄，一般不受欢迎，生意上不去。当时天津市尚有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家英美汽油公司，颜色纯清，又善于经营，火油公司非改弦更张不可，而美孚也早有此意，于是取消代销俄国汽油合同，改销英美汽油，火油公司也就活了。由于这些活动，银行存款日见增加，放款如期收回，一切大有起色。当时天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盐业、中南、大陆所谓“北四行”相比，算是小“巴士”。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过一番努力，发展很快，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可是当时从全局来讲，经营银行已非易事，银根趋紧，源头活水已不流畅。首先是外贸进口多出口少，国际收支亏损多；次之，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大量高价收购白银，中国白银到处走私外流，物价惨落，市面萧条，银行业务大受牵连。尤其实行法币改革，发行统一，私营行庄首当其冲，大银行勉强经营，小行庄日有倒闭，金饭碗也就不能做无米之炊了。
法币改革的前因后果
法币改革是中国现代经济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在银行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件大事。对于法币改革，研究讨论，我在幕中；机密决策，我在幕外。但由于业务关系，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确实不少。从1934年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银价猛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银根趋紧，物价下降，经济萧条，商店倒闭。当时金融业内外人士都感到必须放弃银本位，实行管理通货，施行有控制的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最早想到的是从美国借款援助改革币制，但美国政府犹疑不决。财政部长孔祥熙乘参加英皇加冕典礼之机，密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改革币制。英国政府很感兴趣，即密与美、法、日等国协商谋求共同参加其事，未曾获得同意。英国乃单独决定派其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来中国调查访问，先取道加拿大，想顺道与美国及日本商谈，遭到冷遇而未能达成协议，李滋罗斯乃决心单独进行。但李滋罗斯并非1935年冬中国币制改革的直接策划者及主要设计人。过去几年来曾经过美国甘末尔、杨格、罗格哈德（此人与陈光甫交谊甚深）及中国金融专家等从正反两面研讨多年，设计了几个方案。这次法币改革，中国政府本拟挂钩英镑，希得巨额贷款，但李滋罗斯想到若提供巨额贷款，使法币与英镑挂钩，在当时国际关系上易受其他列强的攻击，考虑再三，最后把中国国际汇兑率拉低到一定适宜的标准，然后将汇率稳定在现有水平上，比较自然得体。当时由于李滋罗斯在国际财政金融界的声望，以及英国政府在中国正式颁布法币改革后，立即公开表示支持，并严令其在华的企业公司银行一律遵守等政策，使当时法币改革获得相当成功。不过虽然中国政府在法币改革的布告中，措辞极力避免法币与任何外币有联系，但日本政府仍表示极为不快。日本政府当时对中国的政策是唯恐天下不乱，认为中国币制统一，就可加强抗日的力量。所以很早就开始在华北一带扰乱金融市场，走私货物及白银，十分猖獗。并造谣银行钞票将从华北起始，停止兑现，不少人随着日本浪人到各发行银行持钞挤兑，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势必牵动全国，酿成全国金融混乱的大风潮，引起经济、政治的不稳局面。国民政府迫不及待，乃提前于1935年11月3日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实行法币改革。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三行以外的银行已发行的钞票，暂准其照常流通，但以截至11月3日流通总额为限。一切单位和个人持有银币及生银者自11月4日起到指定银行兑换法币。所有1日订的合同契约，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外汇汇价为稳定价格起见，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当时英国政府对法币改革支持最力，法币改革布告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在华的英商和英国所有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英国的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银、白银提交给中国中央银行；英国的通讯社及报纸也普遍赞扬法币改革。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虽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也暗使美国的花旗、大通及美孚等大企业很快把白银交给中国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只有日本政府对新法币极力打击，日本军部更公然叫嚣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日本将要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日本外交部则公然指责为何撇开日本单独与英美协商。不过日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银行最后也不得不将库存白银交给中国的中央银行；唯有在华北方面的五千多万银洋，则用种种借口加以截留，不许南运，一直到解放才交出。
国际金融经济形势的变化，总是随着各国自身的利益和勾心斗角所掀起的。本来美国几年来连续大量收购白银，以致中国白银外流，银根趋紧，物价下跌，经济萎缩，钞票挤兑，如今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必然要在伦敦市场上抛售白银充实外汇头寸。而此时美国深恐英国从此加强对中国货币的控制，一反常态，在伦敦停止收购白银，一下子导致伦敦白银市价猛跌下来。中国不得不再向美国呼吁，声称中国币制基础将被动摇，要求美国照旧价收购中国白银。1936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提出他要了解中国新通货的全面情况和今后的意图，要中国派代表赴美研究。经财政部长孔祥熙选派陈光甫赴美交涉。陈光甫是美国所信任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及中央银行理事，当然可以作中国谈判代表，但最关键的还因陈光甫与摩根韬私人交谊很好。摩根韬原是纽约化学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化学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年往来，友谊甚厚，陈光甫也是摩根韬平日最钦佩的一位有信用的银行家。伴随陈光甫同行者还有两位专家即金融方面的顾翊群、政治方面的郭秉文，其中更有一位最得力的才华出色的冀朝鼎（中共地下党员）负责实际工作。陈光甫于1936年初赴美，与摩根韬进行多次会谈。本来美国政府一直怀疑法币与英镑挂钩，经陈光甫解释，最后决定今后中国中央银行采取盯住在英美套汇率中币值较高一方的办法，即当英美汇率发生大变动时，中央银行调整其中币值较低一方面的汇价，从而正式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同意向中国收购75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取得一笔约2000多万美金的贷款。总计从1934年起到1941年止共收购55295万盎司，价值2.5亿美元。这些美元作为法币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同时在中国则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由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实际美国从此已取得中国货币的控制权，此后中国财政上依靠美国的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
法币政策的实行，使国民党政府达到完全垄断中国货币发行的目的。废两改元，虽统一了货币单位，实行了独占银币铸造权，但还不能达到垄断发行货币权的目的，因当时钞票发行还分散在许多私营银行手中，市面上还流通各色各样的硬辅币。法币一实行，完全禁止银元及硬辅币的流通行使，除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外，任何银行都不许发行钞票，这样才真正把货币发行完全垄断起来了。而全体银钱业的库存准备金都是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钞票，金融业的最后信用直接依赖于国家银行，从此私营银行业的经营活动大受抑压。不但原有发行权的私营银行失去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本无发行权的私营银行也断绝了领用暗记券的间接发行的利益。所谓暗记券，也等于暗中发行，例如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陈光甫与中国银行张公权的关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四成现金、六成证券交与中国银行，即可由中国银行用有特别暗记的钞票交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其自由发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获得了这几百万的暗记券，只要能在市面上流通而不流入中国银行，就可谓一本万利。但一旦流入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即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兑现。因此领用暗记券银行，总是千方百计将暗记券仔细分散，混在其他钞票内行使，使之不容易回流中国银行。这是虽没有发行权，实际等于自己发行，且比有发行权银行更为有利。这种暗记，只有两行极个别负责人知道，绝对机密不许外泄。起初暗记券的实行，也是发行银行一种推销钞票能多发行的一种手段。当时浙江兴业银行有发行权，看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面广，可作其流通工具，曾要求用暗记券代其发行，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必须选择信用好的钞票，才肯代其用暗记券发行，否则，若钞票发出去很快就回笼，反等于自找麻烦而受损失。
由于法币改革，曾享有发行权的银行从此不能继续发行钞票，领用暗记券制度当然随之取消。源头活水既少，全体银根趋紧，获利工具亦少，银行经营维艰。1935年我往返津沪五六次，都是由于各地银根紧迫，总行电召商讨行务。我曾向陈光甫建议，是否由上海各大私营银行弃除私见，联合起来将各行所有的不动产作股本，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从而以不动产作抵发行几倍的债券，使死资产变为活资金，则上海金融界可以全盘活起来。日本劝业银行采用此法经营相当成功，可作参考。此项建议，当时未曾得到注意，陈光甫于1936年1月即赴美交涉借款去了。
1936年春，我乘陈光甫赴美的空档，走访华北、西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地分行及中国旅行社，一是请求各地分行代销天津分行押款的大量棉纱棉布及纱厂的存货；二是同各地中国旅行社讨论仿照英国通济隆旅行社代客计划旅行及一次付款的办法。这次商谈结果很好，各地分行及中国旅行社都同意进行。任务完成后，我从郑州乘车回津，出乎意料地在车上遇见程砚秋先生。我与程砚秋先生并不算十分相识，只在北京陪伴陈光甫到程先生寓所访问过两次，当时只聆听他们两人谈话，我只是旁听，很少插言。现在陈先生却一见如故，甚为热情，并询问光甫先生近况。我告以光甫先生目前正在美国交涉借款事宜，听说很顺利，不久就可回国。我当即请程先生今晚在车上便餐，他欣然接受。火车上当然做不出什么名菜，但餐车管事大都与中国旅行社相熟，这次在郑州上车，中国旅行社派人送我时，即与车上餐厅管事打过招呼，请其照顾。因此我向管事人商量请他们尽其所能，准备几样精致的小菜，我要请程砚秋先生吃便饭。管事人欣然允诺，尤其听说要请程砚秋先生，更加高兴，大家都想看看程先生。当晚餐车伙房倾其所有，准备比较精致的几样小菜，用餐时全体工作人员都一齐出来向程先生问好。用餐时程砚秋自带一瓶法国白兰地，他说：“今晚您请我吃饭，我请您喝酒。”并说：“这瓶法国白兰地是十几年陈酒，是一个好友在武昌送我的，与普通白兰地大不相同，醇香可口，您可以尝尝。”可惜我平生滴酒不沾，但为不负盛意，也陪饮一小杯，品尝之下，真是不同凡响。程砚秋先生真是海量豪饮，三杯下肚，兴致极高，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此时我才发觉程砚秋先生不但是一代戏剧艺术大师，且文学造诣很深，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有独到之处。我从小爱好音乐，学过吹箫吹笛，拉过胡琴，到日本后又学过小提琴及曼陀林，回到北京，还学过昆曲及戏剧，但都只学到皮毛，在外行面前似乎还算内行，在内行面前则又是十足的外行。这次聆听了程砚秋先生关于戏剧艺术的高论，真使我茅塞顿开，大受教益。
我回到天津，知道光甫先生已完成任务回国，不久又接到光甫先生电报，嘱安排行务迅即来申。这次电报与往日不同，多了“安排行务”四字，我一时不知是何用意，反复思考，认为可能要在上海多留一些时间也未可知，只有到了上海再看了。
我到上海后，即由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约在上海城市饭店午餐。我很奇怪，李铭、徐新六虽然都很熟识，但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心想必有什么重要问题探索。在座谈中，首先由李铭（他当时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又是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很诚恳地对我说：“你曾建议设立一个不动产抵押银行，并依此发行债券搞活资金，我们研究后认为可行，各大银行都同意参加建行。现在特请您辛苦一下，即往东京一行，将日本劝业银行用不动产发行债券那一整套办法弄来，我们即准备上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希望这个银行可以很快开业。”我当即通知中国旅行社买票东渡。到了东京，我首先拜访日本大藏大臣池田成彬，他原是三井银行董事长、总经理，来过上海也有一面之缘，我向他言明来意，池田大臣当即令其秘书用电话通知劝业银行。我即如约前往，该行因接了大臣的电话，特别热情接待，可说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还特别指派一位行员，替我搜集整理有关材料，甚为省心而方便。我因此抽空又到京都去参观我的母校即第三高等和京都帝国大学。我是第三次来日本，无论在东京或在京都总感到有些异常，人们不如往常悠闲，到处显得很紧张。在京都大学突然遇到老同学室伏高信，此人系文学院毕业的学士，当初我们都住在大学同一宿舍，饮食起居、看书学习常在一起，虽不同院但相交要好。此人思想进步，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敢断言。他在学校看见我，甚为惊讶，即约我在一个很偏僻的小饭馆吃饭。他很慎重地也很神秘地对我说：“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我一听之下，不胜惊讶，看他态度很严肃，我绝对相信他。同时从我三次来日本所看一些情况比较起来，感到确是大有变化。我是1926年离开日本，第二次来日是1933年，当时看到8年的变化，是日本经济日益繁荣。这次来日本离1926年是10年，离1933年只4年，但日本社会情况变化极大。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见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在街上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所以我听了室伏高信的话，再证以所见所闻，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我立即回到东京，准备电知上海我要早日回国。待我一回到东京旅店，上海已有电报要我中止调查即日回国，大概上海方面也已知道日本军阀就要大举侵华的消息了。我当即买船票回国。可是我回到上海一问，乃是另一个使人生气的原因。即李铭等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登记注册立案时，宋子文等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即要由他的兄弟宋子良担任不动产抵押银行的总经理，不能由资某任总经理，否则立案不能成立。这一下把陈光甫、李铭等吓坏了，因为他们知道宋子文等一直就想插足各私营大银行，各大银行也常存戒心，遇事谨小慎微，不敢稍露破绽。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专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及会计师，每年年终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计算表，都经会计师签字证明，不让宋子文等抓住小辫子。宋子文等虽想各个击破，但也很难下手。此时宋子文已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金融界握有权势，可以左右金融业。各大私营银行对宋都心存戒惧，感到朝不保夕，只想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能变死资产为活资金，缓解银根极紧、业务萎缩的难题。倘若这个规模巨大的银行再为宋子文等所掌握，等于各大银行将其所赖以生存的命脉即“不动产”全捆起来，送上祭台让宋子文宰割。于是各大银行协商，宁可今后大家过点紧日子，遇到银根抽紧，谁家发生困难，互相暗中协助，共渡难关。所以一致同意撤销登记，电示我中止调查立即回国。我回到上海才知道这种情况，更深感宋氏家族的野心太大，欲壑难填。我只有再回天津，准备如何利用租界搞救亡求存了。我想起六年前一件难忘的事，即1931年日本关东军夺取东三省，还想再进一步发动侵略上海，幸我平日常到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看书买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日本通讯社记者高桥先生，1932年1月26日夜间，他突然匆匆忙忙赶到我住在闸北的寓所，要我赶快住进租界里来，愈快愈好，否则战事发生，就进不去了。我相信了他的话，1月26日即同家人住进英租界的亲戚家，连家具都来不及搬运。1月28日晨，果然日军同我十九路军在闸北江湾一带发生激战，达一月之久，租界外炮火连天，租界内捐物捐款，慰问接济十九路军，后由英美等国调解，战事方平息。想起旧事，我更相信日本同学室伏高信的消息，我将在日本京都听到的秘密情况向陈光甫、李铭等转达，他们也感觉到日本野心不死，定会继续侵略，现已到处制造口实，挑起事端，如南京日本总领事走失酿成轩然大波，是其明证。不过当时上海金融界总认为上海、天津都有租界存在，尚可偏安于一时，日本当不敢冒险冲破租界，只要全国人民抗战到底，则不但可利用租界作抗战基地，将来还可作复员的工具。殊不料日本军阀竟狗急跳墙，孤注一掷，敢于在1941年12月1l日，偷袭珍珠港，不惜与全世界各国为敌，终于自取灭亡，但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