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2007年12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70周年之际，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在中共栖霞区委、栖霞区人民政府以及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关心与指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辛的笔耕与奔波，编辑出版了《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简称《原罪》），在中外社会各界引起轰动，产生重大的影响；仅两年之后，在2009年12月，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精益求精，经不懈的努力，又编辑出版了《原罪》的姐妹篇——《原罪·判研集》（简称《判研集》）。它将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南京地方史志研究，进一步引向了深入。转眼间到了2015年，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以各种方式纪念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日之际，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为了向这个伟大的节日献上一份厚礼，同时，他们感到，自2009年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很快，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地方史志研究，都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又碰到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有必要进行搜集、整理、总结与提高，因而决定在《原罪》和《判研集》的基础上，再编一本《原罪·补遗集》（简称《补遗集》），作为《原罪》、《判研集》的姐妹篇，使其社会教育功能继续发挥并发扬光大。
我觉得，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这份心愿是好的，是高瞻远瞩的，而看到他们几个月来通力协作、日夜苦干、辛勤劳动的成果，看到这本《补遗集》的样本，更是喜出望外。我可以说，他们的目的和愿望达到了。这本《补遗集》，必将像《原罪》、《判研集》一样，以它思想与历史的高度、丰富的内容，扎扎实实的史料和精心的编排、洗练流畅的文字，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社会教育功能将更加发扬光大，并将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地方史志研究的精品，永远保存于史学宝库和人类的思想记忆宝库中。
记得在2007年和2009年，我曾荣幸地被邀请担任《原罪》和《判研集》两本书的编辑顾问，并被邀请为这两本书作序。在2007年，我在为《原罪》所写的《序》中指出：我初读《原罪》一书的书稿后，“感到振奋，深感这是一本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开创研究与宣传的著作，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我感谢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同志门，你们辛勤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与宣传作出了新的贡献。”我在《序》中概括地指出了《原罪》一书内容的四个重要的特点与优点：第一，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与细化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二，为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其典型的材料与极其重要的视角；第三，揭示了侵华日军对栖霞区工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掠夺；第四，以一定的篇幅，展示了栖霞区人民在沦陷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我在《序》的最后指出：“本书的史料来源广泛而可靠。它既有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关栖霞区史事的各种第一手的档案、报刊资料，包括中国、日本、西方中立国家的资料，又有许多当事人的各种回忆录材料，还有一些中外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都经过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再次考证与精心编辑，因而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更加有说服力与震撼力。”后来，《原罪》出版后的重大影响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印证了我在《序》中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
《原罪》出版后，在学术界、在新闻界、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一时间充耳都是对这本书的称许和赞誉。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在倍感欣慰，似乎对民族的一颗拳拳之心可以由此得到了些许安妥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谦逊的态度。他们认识到，在编辑出版《原罪》一书时，由于时间的仓促与经验的欠缺，在编辑方法和内容上也有局限和不足。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悟到，《原罪》一书的努力仅是初步的，他们不应当止步于《原罪》的编辑出版，而是要继续有新作为。于是，他们在编成《原罪》的基础上，用两年的时间，再编辑出版了《判研集》，同样在学术界、在新闻界、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如潮的好评。
自2009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在这六年中，国内外围绕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的斗争，继续进行着，甚至更加激烈，更加深入。
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日本的右翼势力近年来日益增大。他们猖狂嚣张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在铁证如山的面前，抵赖、狡辩，千方百计否认南京大屠杀及其他种种罪恶。2012年初，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竟然当着南京市代表团的面，宣称“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2012年底，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二十八个日本甲级战犯之一的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他在企图霸占中国钓鱼岛的同时，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日本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安倍的亲信、日本放送协会（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在公开演讲中声称，“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日本《产经新闻》以《“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是正确观点》为题发文，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被炒作出来的事件”。2014年9月，日本财团理事长尾形武寿宣称，南京大屠杀只是“典型的军队失控行为”，教训中国人民不要“介怀过去”，而要“着眼未来”。
日本右派的猖狂嚣张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有力反击。在2005年和2012年全国两会上，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根据新的形势，先后提出将每年的12月13号，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同胞的遇难日，上升为国家公祭日的提案：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提交提案，呼吁每年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由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活动，同时还建议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第三次递交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议案：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越来越重视。2014年2月25日下午，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决定草案向会议作了说明，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说明强调，制定本决定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中国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这使得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以国家的名义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国民。
2014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届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举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马凯、许其亮等，以及中央各部委、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共约万人，参加大会。会场气氛庄严、隆重、肃穆。习近平主席在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86岁的夏淑琴老人以及一位13岁的少先队员共同为纪念大钟揭幕后，发表重要讲话，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习主席重申了中国人民的一贯立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习主席严正警告日本右翼势力，深刻指出：“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第二，习主席指出：“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习主席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待历史、对待日中关系的一贯态度，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建和平。这说出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心里话。
第三，习主席宣告：“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和生活能力坚强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每个中国人听了都无比振奋，为我们祖国美好的今天和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充满了自豪与自信。
中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牢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奋发努力，勇往直前！
基于以上新的形势和新的需要，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决定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立即上马，在《原罪》和《判研集》的基础上，迅速编著一本《原罪·补遗集》，作为《原罪》、《判研集》的姐妹篇。
在2009年以来的六年中，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调查和研究。他们对栖霞区域内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史实、侵华日军罪行新证的搜集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和间断，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他们把《原罪·补遗集》的要旨，定于“补遗”，编纂的重点是在《原罪》、《判研集》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自2007年以后，陆续新发现的南京地区特别是与栖霞地区有关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史实、新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重大的纪念和祭奠活动资料，尤其是把南京保卫战战史作为编纂注意力的聚焦之处，以与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相契合。据此，该书编辑人员在短短的时间内，搜集及查阅了近20种、80余部、2000余万字档案资料，从中梳理和筛选出新发现的有关栖霞地区抗击日寇纪实、侵华日军栖霞地区罪行新证、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等三大部分约40万字的资料，几经考订，编辑成书，再一次用文字和图片呈现出78年前南京保卫战的惨烈战况，以及惨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屠刀下30万同胞血流成河、遗骸如山、弃尸蔽江、白骨堆垒的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历史画面。他们还聘请张宪文、孙宅巍和本人等专家担当顾问，出谋划策，为本书的成功编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本书的学术品位和影响力。
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多年的辛勤劳动与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白费心机与力气，他们的初衷变成了丰硕的成果！通过观看《补遗集》的内容，我觉得此书在《原罪》与《判研集》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两书的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收获。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编纂《补遗集》，就像当年他们编纂《原罪》与《判研集》一样，都是在“用心、用情甚至用泪”去做的，所不同的是，编辑《补遗集》，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史料更熟悉，认识更为冷静而理智，计划与工作更为周密而深入，因此使得《补遗集》多了几分深刻，增加了许多光彩。我初读以后，觉得此书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补遗集》，顾名思义，旨在补遗。本书主要搜集、整理了自2007年以后，陆续新发现的南京地区特别是与栖霞地区有关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史实、新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重大的纪念和祭奠活动资料，丰富而生动，客观而真实。
该书的第一板块，是南京保卫战研究，设有“栖霞地区抗击日军纪实录”专栏，搜集了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在2015年初新写的《复盘南京保卫战》，论述了整个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与得失及其原因，全面而深刻，是前所未见的优秀论文。栖霞地区是南京保卫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日军第十六师团向紫金山、中山门、太平门一线进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向龙潭、栖霞山一线进攻，日军的海军舰队沿长江西上，向乌龙山炮台、江宁要塞等地进攻，两军血肉相拼，前所未有。本书搜集了战时的有关南京战事报告《东线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孙宅巍的学术专著《南京保卫战史》的有关章节，郭沫若、田汉在战时编著的《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中的篇章《记最后退出南京的叶肇将军》，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之近年调查的新材料《抗日将领南京获救记》，以及《栖霞文史》上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金陵孤儿义勇军”遗事考》《炮台遗址忆硝烟》等，另外还有几篇日军官兵的有关回忆录。这些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写出的文章，立体式地反映了栖霞地区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英勇悲壮的战斗，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不屈斗志。
该书的第二板块，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设有“侵华日军栖霞地区罪行新证”专栏。其中第一篇，是日本著名友好人士、日本“銘心会”会长松冈环的调查文章《探寻参与南京大屠杀太平门集体屠杀的日本老兵在南京的宿营地》。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近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最重要的收获。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被集体屠杀的场地建立纪念碑时，建了20多座，却没有太平门纪念碑，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掌握的史料中，没有侵华日军在这里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的史料。直到21世纪初，松冈环在向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做系统的访问调查时，才得知日军曾在太平门下，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就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300多人，十分残忍而血腥。这是南京大屠杀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学者未掌握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感谢松冈环女士，为南京大屠杀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基于此重大的发现，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12月13日在太平门隆重地树立了一座新的纪念碑，本书将这座纪念碑的碑文和图片也收录进去，真是有价值的史料。另外，本书还分区、分片，搜集、整理了日军大屠杀的调查访问史料和市民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以及几篇日军官兵的有关回忆录，从正、反两个方面，以无数的铁一般的证据，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读着《补遗集》一书这些新收入的史料，使我们的心灵震颤，同时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
该书的第三板块，是南京地区以及栖霞地区对南京保卫战牺牲将士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重大的纪念和祭奠活动资料，设有“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专栏，既搜集了记录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广东部队第六十六军于1939年1月在江西信丰祭奠牺牲官兵的规模空前的追悼会的文章《信丰招魂》，读来令人泣下；还收录了在2015年4月5日清明节，南京市民张定胜等人，自发地组织，来到南京保卫战的“最后的战场”——栖霞区的燕子矶，祭奠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将军和无数在这里战死和被屠杀的中国官兵。张定胜带着满腔感情，朗读了他花费许多心血、精心写作的感人至深的祭文。这是南京人民今天共同的心声！当然，最重要的是，本书收录了在201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届国家公祭仪式”的有关文件和报道，以及栖霞区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举行的公祭报道。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总之，《补遗集》一书为我们继续深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思考高度。其中许多史料，例如，战时的有关南京战事报告《东线战事》，郭沫若、田汉在战时编著的《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中的篇章《记最后退出南京的叶肇将军》，以及《抗日将领南京获救记》、《“金陵孤儿义勇军”遗事考》、《炮台遗址忆硝烟》、《日军大屠杀的调查访问史料和市民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松冈环的《探寻参与南京大屠杀太平门集体屠杀的日本老兵在南京的宿营地》、《信丰招魂》，等等，都是极为难觅的稀见资料，研究价值极高，弥足珍贵，为抗日战争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奉献了新的资料与记载珍藏。我深信，《补遗集》一书将不仅在南京引起轰动，而且在全国也会赢得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敬佩与高度的赞扬。有一分耕耘，必然要得到一分收获！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卓有成效的工作理应得到社会的回报。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所作的贡献，会记载于史册。
我作为一名关注南京地方史、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多年的史学工作者，作为《补遗集》一书的学术顾问，在初读了《补遗集》一书中的各篇文章后，有如上一些感想。是否得当，敬请读者指正。
是为序。
经盛鸿
2015年7月2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