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地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他回到祁门大营，也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正是因为曾国藩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所以他才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他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处世交友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待人以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那么他就能够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而使自己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够待人以诚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就会成为飘流孤岛之上的“鲁宾逊”，事业的发展就会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就只可能是一种妄想。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待人以诚，天下归心”的关系绝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借别人的力量成就自己。
历来有远见的智者都认为，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为大学问，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借助于物力尚且绝江河而致千里，何况善于借助人力呢？曾国藩则是以借人之力为力，并放到自己的用人学问中。
曾国藩对于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时，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时，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曾国藩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
幕僚们提出的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之策，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他最终采纳了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就会骤减，与太平军将难以对峙，自己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其他方面，如曾国藩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送有识之士出国留学，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诽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在谈到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就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才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谈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力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干呢？
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他们当权时，是很难四平八稳地把国家引上繁荣富强道路的。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民风野蛮而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