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没有留”。
1.睿智的“保守”父亲。
巴菲特的父亲在那个时代可谓大名鼎鼎。他是美国国会铁杆的共和党议员，同时还是一名股票经济人。巴菲特的母亲是一名记者，两人相识时，巴菲特的父亲正在巴菲特母亲所任职的报社做编辑。
两人在相识不久，就步入婚姻殿堂。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巴菲特的父亲都是一个正直可信、思想保守的议员。而巴菲特的母亲在人们印象中则是一位举止大方、说话风趣，精力充沛的妇女。这位给巴菲特生命的妇女死于1996年8月30日，这一天恰好是巴菲特66岁的生日。
在1942年—1948年、1950年—1952年这两个时期，巴菲特的父亲始终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战争，在美国国会任职的这两个时期，他并不快乐，因为作为其他议员眼中的保守者，他始终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
正是这种原因，使得这位议员先生将政治上敏锐的洞察力转移到商业上来，人们关注他的股票经纪人身份要远大于他的议员身份。可他始终忘记不了政治，在一次演讲中，他对聚集而来的商人们大谈特谈：“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货币单位依赖于黄金或白银作为它的稳固基础，独立于政客们的权力之外，纸币持有人可以自由选择兑换成一定量的黄金。只有国会被迫这样做时，我们的金融才能走向有序。把我们的货币兑换成黄金就会产生这种强迫力。”商人们不会听他的，国会自然也不会听他的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只传给了他的儿子，巴菲特后来大量购进白银，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这种正确做法使得他的投资事业迅速飞升。
但是，巴菲特虽然在某种程度崇拜父亲，可他从小就深知自己的父亲思想保守。这种思想保守的人一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不到外面的变化，有时候可能是不想看到。在巴菲特眼里，父亲是一个非常善于空想的人，在父亲的周围也是一群严重的空想家。巴菲特后来跟别人说，我从小就知道父亲的伟大，但更知道他的薄弱之处。所以，当我有了判断力后就告诉自己，应该远离这样的思想。
这对于后来的巴菲特在认知方面的敏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巴菲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个男孩。父亲自然对他的期待很大，但当这位议员发现儿子对自己的那套思想并没有一点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公然违背后，就丧失掉了培养巴菲特成为一名政治家的信心。
196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的8月5日，老巴菲特在遗嘱上签字。根据遗嘱，他把成立于1931年的巴菲特―福尔克公司的所有资产做了一个详尽的分配。他将总资产高达563293美元中的三分之二投资到了巴菲特合伙公司上。剩余的资产他都留给了自己“深爱的人”，他的妻子，并任命她为遗嘱执行人，他的儿子为受托人。
老巴菲特对律师说，“我和妻子死后，我家的女性后裔，不论在世还是去世的，受托人要将信托财产按照人数平均分成若干份，使她们的子女不会为生活所困。”
不过，如我们所知道的，巴菲特本人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任何钱财，对于此事，老巴菲特这样说道：“我没有为我的儿子做任何更多的准备，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因为凭借他自身的头衔他就有大量的资产。更深一步的原因，他曾建议我说，他不希望和别人得到一样多的财产，并要求我不要为他的将来做更多的安排和打算。”
巴菲特的父亲生前在当地银行总共有7000美元的支票账户，大约3万美元的财政部发售的长期国库券，生产于1961年的一辆价值1800美元的别克汽车，相当可观的股票有价证券，比如说，拥有钻石公司迪比尔斯联合矿业300股的保有股份，多姆石油公司的300股份，汉迪哈摩尔公司的200股份，柯韦尼石油公司的500股份以及灾难救援公司100股份—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他对通货膨胀的关注，这也符合他一生所遵循的正直、诚实的信仰。
1964年4月29日，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死于癌症，终年60岁。
这位股票经纪人恐怕永远也不会想到，他自认为非常聪明并且有能力让自己过得非常好的儿子在将来的岁月里，获得的财富会让他瞠目结舌。
等于说，国会议员巴菲特只不过是巨额财富的累积者，而他的儿子沃伦。巴菲特才是这一愿望的实现者。但是，如上所知，沃伦·巴菲特的财富没有一分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巴菲特虽然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到财产，但却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政治基因。巴菲特家族一贯都是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但是，每个人又都具有非常独立的性格。后来，沃伦·巴菲特和妻子苏珊成为民主党支持者后，全家人非常震惊。大家都希望巴菲特给出一个解释，巴菲特说，在公民权问题上，民主党人的处理方法比共和党人的处理方法要好得多。可是，这仍旧不是理由，巴菲特的父亲虽然同意儿女们有选择政治立场的权力，可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是让他恼火非常。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巴菲特与父亲还有姐妹们开始了激烈的辩论。“他的姐妹同他一样都是高智商的人，”来自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凯瑟琳·格林说。“在他们用餐时，如果某个人表示要放弃某种政治观点，马上就会有人说‘坚持你的立场’。”
巴菲特当然没有放弃自己立场的意思，他再次重申：“我之所以成为民主党人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公民权问题上的观点很大程度上非常接近我20世纪60年代的想法。我不会参加政党路线的投票选举。但是，和共和党人比起来，可能我会投票给更多的民主党人。就是这样！”
2、投资家的政治观。
但是，许多年后，巴菲特抽了自己一嘴巴。那就是他支持共和党人阿诺德·施瓦辛格竞选州长。
2003年8月份，一直想要成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宣布，“股神”沃伦·巴菲特已经同意加入他的竞选班子，并且担任竞选的高级经济顾问。能请到巴菲特，施瓦辛格心情相当畅快。他说：“沃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沃伦正在帮我召集世界级商业精英，为加州经济领域（企业和投资者等）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在商业问题上，沃伦不但极其敏感，而且行为正直。这也将成为我的从政风格。”
巴菲特对支持施瓦辛格竞选曾这样说道：“现在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如果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建议的话，我会毫不吝惜地尽我所能。”但同时，他也承认，要解决加州的预算危机，恐怕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他们的竞选班子并不需要我的建议。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他们能团结一致，办法总会有的。”
巴菲特与施瓦辛格是多年的好朋友，在巴菲特看来，这个肌肉朋友并非只懂得演戏，“我相信他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不过，两人也有一定的分歧。巴菲特曾在一次采访中强烈地表示加州需要提高税收。他拿自己在加州和家乡内布拉斯加州的两处房产税额的差别做比方。“我在家乡有一座价值50万美元的房子，目前每年上税1.44万美元。可在加州，我拥有一处价值至少400万美元的海滩别墅，每年仅仅上税2264美元，只是我在老家的那所房子上税的零头。还有就是，我家乡的房子今年税收上涨1920美元，而我在加州的房子税收仅仅涨了23美元。”
巴菲特认为这种差别归结为加州法规中第13款的限制，即每年的税额只能上浮2%。他认为，这则生效于1978年的规定已经过时了。
事实上，巴菲特之所以支持施瓦辛格，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巴菲特始终否认自己是站在党派的立场上的，他对加州的财政状况相当不看好：“真相是加州的财政状况遭透了。”该州在2003年时的财政年度的赤字是380亿美元。标准普尔公司已经把加州的债务评级降到全国倒数第一。巴菲特甚至谈到，几个月前曾有加州的官员代表来找他，讨论如何吸引人们购买该州的债券，比如他的投资公司可以带头购入。按照双方的约定，巴菲特购买100亿美元的债券就可获得8000万美元的返利。他说：“这是一大笔钱，相当于每个加州公民承担2美元。”
可是巴菲特并没有认可加州官员的建议，因为他不想误导投资者。
施瓦辛格在听到巴菲特增加税收的言论后，很严肃地开玩笑道：“如果巴菲特说的话，有违背《加利福尼亚洲第13号提案》之处，就必须做500个仰卧起坐。”
作为竞选班子的高级经济顾问，巴菲特对施瓦辛格到底有多大作用？巴菲特自己说：“自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我给出的建议就将成为他的政策。”
在那个时候，巴菲特的作用恐怕不仅限于此。也就是说，只有巴菲特才有能力把众多领导者和经济学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为解决加州所面临的问题出谋划策。
但这种作用是否被施瓦辛格拿来用，还要看巴菲特的政治主张。身为共和党支持者的巴菲特与民主党支持者的施瓦辛格肯定会有分歧。
共和党和布什政府坚定地认为减税是振兴经济的最好办法，就在2003年，布什政府大造声势通过了10年减税3500亿美元的庞大方案。可民主党则立场相反，主张削减政府支出，还要对高收入阶层增加税收。巴菲特的建议刚好站在了反对共和党支持民主党的立场上。
所以，施瓦辛格的共和党幕僚一直把心提着，他们不知道巴菲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虽然外人吵闹得很厉害，但巴菲特并不理会这一切：“我并不介意这个，我支持了很多民主党候选人，但是我也支持了不少共和党人。”
由上可知，巴菲特在政治上并非是一个绝对者，他不像他的父亲是永远的共和党，他在两党之间也谈不上左右徘徊。因为归根结底，巴菲特的主要身份是商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利润服务。
比如，他就经常和其他一些商界和政界名流一起活动，可这并非就能证明他是一个政治家，事实上，巴菲特家族的政治基因并没有完整的体现，也没有很好地被巴菲特继承。
但这并不能影响巴菲特作为美国人的代表，和比尔·盖茨一样，他总是能出现在一些政治宴会上。有一次，美国政府设宴款待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巴菲特就出席了这次宴会，他紧挨着克林顿就座，旁边是布莱尔夫人。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大都是在各行业有着卓越贡献的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巴里·迪莱尔，杰克·韦尔奇，汤姆·汉科斯，拉尔夫·劳恩，约翰·肯尼迪，蒂娜·布朗，安娜·文特尔，芭芭拉·沃尔特斯和皮特·詹宁斯。1988年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卡尔加里市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在那里，“我所有的孩子”的创作者艾格尼丝·尼克松，说服巴菲特出演他的第一部肥皂剧。巴菲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1993年3月份，巴菲特在纽约名人云集的“21俱乐部”出现，参加根据美国RJR纳比斯科控股集团的接管故事而编写的电视剧“门口的野蛮人”的首映式。在2000年的时候，巴菲特与森·鲍勃·凯瑞和美国光学纤维综合网络的创始人韦纳德·格普塔出席了奥马哈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参议院举行的募捐活动。巴菲特还带着希拉里到博希姆公司为她在纽约的新家购买瓷器和银器。
巴菲特经常会出席各种所谓的豪华场所，他只是一个目的：一切都为了他的投资事业。
每年夏天，他都会出现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投资银行家赫伯特·艾伦在这里主持一个媒体会议。许多多年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包括提姆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联合主席格雷尔德·列文，韦厄柯姆国际公司的萨姆纳·瑞德斯通，布洛克巴斯特娱乐公司的韦恩，环球电影公司的汤姆·波洛克，梦幻工厂SKG的杰弗里·卡赞伯格，国家广播公司的罗伯特·赖特，自由媒体的约翰·马隆，QVC公司的巴里·迪勒，以及可口可乐公司、麦当劳公司、高宝真投资公司和摩根公司的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还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迈克尔·阿姆斯特朗，亚马孙公司的杰夫·伯泽斯，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提姆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史蒂夫·科斯，花花公子公司的克莉斯蒂·海伏特，雅虎公司的杰尔·扬，奥普·温弗雷德，前民主主义国家主席罗伯特·施特劳斯。在这样的场合中，巴菲特经常会与人谈起合作事宜，他的许多生意都是在这种一面渡假一面休息中谈成的。
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伊斯纳曾描述过1994年在爱达荷州太阳谷的情景：“晚餐时，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和巴菲特交谈，与此同时，简和巴菲特的妻子苏珊也在聊天。从沃伦身上几乎看不出一点他是世界巨富之一的迹象。他穿着很随意，言谈举止也很节制，有分寸，他看起来非常自信，对刻意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的做法一点也不感兴趣。有一次，把唱片公司卖给美国环球电影制片公司，从而大大地赚了一笔的大卫·格福恩一走进房间就发现并认出了巴菲特。他大踏步走了过来，并立即跪倒在地，向巴菲特屈膝跪拜。“哦，‘我的上帝’，他说，‘我正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巴菲特对此好像感到很有趣，但一句话也没说。”
巴菲特还是大约有225名身高体壮的棒球击球员的紫花苜蓿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政府成员以及商界名流。这些人每年都搞一次聚会，一边畅饮，一边就贸易方面相互开些玩笑。玩笑当然开得很大，有一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希望俱乐部成员和他一起建造“宪法第22条修正案”，这项法律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在场的科林·鲍威尔，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雷奎斯特，迪斯尼公司的迈克尔·伊斯纳，美国电影协会的首脑人物杰克·伊斯纳和巴菲特听了都哈哈大笑。
智慧锦言。
无论怎样，巴菲特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政治基因，但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他比他父亲更具有政治地位。他的商业领袖地位奠定了他的政治地位基础，最为关键的却是，巴菲特并非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他是股神，是投资皇帝，仅此而已。
股票经纪人。
1.不和谐的父子价值观。
1931年，沃伦·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成立了巴菲特—福尔克公司，他把钻石出售给那些想从事套期保值的客户。当时，个人拥有黄金属于非法行为，作为政治家的霍华德·巴菲特在《商业和金融纪事》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要告诉你们，虽然两党政客们表面上好像喜欢黄金，但是，他们将反对恢复使用黄金。那些在美国持续通货膨胀中受益的本国人和外国人也将反对退回到货币。你们必须依靠你们的智慧和力量去迎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