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离开杨大郎家后，一边继续走乡村串街巷，登门入户给患者治病，一边积极思索着用什么方法拯救正在受压迫、受剥削而又没有觉醒的劳苦大众。不久后的一天，他与长相英俊、着装整齐的青年举人邓装在龙阳县城四海客栈同住一室，两人成为好朋友。原来，邓装是武陵县黄土店乡官仓村邓家坪人。13年前，举人出身的父亲开始在荆南府（即今湖北江陵县城，北宋末至南宋初为荆湖北路首府）当师爷，他随父母在荆南府生活。去年秋闱，他在荆南府试中考上举人；今年二月，他去宋朝首都东京参加了礼部试。但他秉性刚正，考文中没有阿谀奉承腐败的当朝，所以落榜未中进士。邓装的父亲3年前病故后，家中本来不多的积蓄近几年花消完了。12年前，经双方父母约定，龙阳县城远房姑妈的6岁女儿与10岁的小邓装订了娃娃亲，当时言定今年完婚。于是，这次邓装奉母亲之命，来姑妈家下聘礼。姑妈、姑父和其外表漂亮内心丑陋的女儿见邓装现已家景败落，他又没有考中进士，便拒收聘礼，毁了婚约。邓装气得咬牙切齿，走出势利的姑妈家，来住客栈。
钟相听邓装介绍后，忙安慰他：“与如此为富不仁家庭的势利女子断了婚约，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你何气之有？她若假心假意与你完婚，婚后的你定会长期受她父母和她本人的白眼，那才更气哩。”
“感谢钟兄指点迷津，我消气了。”邓装转忧为喜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愿再听兄之高见。”
钟相于是开导邓装：“以中境界而言，青年才子应树立先立业后成家之志；以高境界而言，有志者当遵循范仲淹之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志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
“名相范仲淹之言，出自何处？请钟兄详细告诉我。”
钟相遂为邓装背诵了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全文。邓装表示铭记范相名言，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还进而提议与钟相结为异姓兄弟。以广交天下志士仁人为乐的钟相欣然赞成。两人便来到龙阳城郊武圣人——关羽大帝庙内焚香跪拜，结为兄弟。钟相年长9岁，邓装称他为“仁兄”；钟相则称邓装为“义弟”。随后，钟相建议邓装既要立大志，也要面对现实，先从事一项谋生职业。邓装想了想，打算回荆南城开办客栈，因为荆南知府认识他，他与母亲在那里经营比在其他地方营业的赋税轻一些，麻烦少一些，难处是开栈本金尚差一些。钟相立即说：“本金不难解决，我给义弟援助资金。”邓装心中大喜，邀请钟相去荆南行医。翌日，两人结伴乘船，经过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到达岳州城。二人上岸登岳阳楼参观后，又驾舟出洞庭湖而驰入波涛滚滚的长江，最后到达长江岸边之城—荆南城。
在同舟共济的三天三夜内，钟相向邓装详细询问了荆南各方面的情况。邓装介绍荆南有一所大云光明寺，寺内的教首与教徒既不信仰道教，也不信佛教，而是信仰摩尼教。摩尼教认为光明、黑暗存在着斗争……钟相听此信息，心花怒放，从到达荆南的第二天开始的数天内，他细访了大云光明寺和摩尼教。
原来，公元3世纪，亚洲西部的波斯（今伊朗）人摩尼创立了摩尼教。中国唐朝盛世时，丝绸之路畅通，大唐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方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友好往来。公元7世纪后期，摩尼教传入了我国。摩尼教认为世界存在光明与黑暗的“二宗”斗争，还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际”变化，宣传光明总是要冲破黑暗的。摩尼教还提出了禁荤酒、吃素食、男女平等、人人平等、不敬神佛、不祭祖先、大家共同出钱帮助贫困教徒等教规。
这些教纲教规适应当时农民要求打倒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统治的愿望，深受劳苦大众欢迎，传播越来越广。钟相经考察大云光明寺，经调查荆南士农工商各界人们对摩尼教的评价后，弄清了该教的真实情况，完全被它吸引了。第五天，他虔诚地拜见了荆南大云光明寺的教首，申请加入了摩尼教。
在这5天内，邓装与他的母亲顺利地开办了荆南城光明客栈。此后，钟相白天出外治病救人，夜晚住宿在光明客栈，与邓装谈古论今，还劝邓参加了摩尼教。共同的信仰，使他们的交情日益加深，灵魂深处的话儿也敢于向对方坦诚相告了。有一天，邓装问钟相：“仁兄，你大名钟相，少年之志莫非是要出将入相吗？”
“义弟，我对你如实相告，”钟相道，“我父接近而立之年才有了我这个长子。小富而仁的父亲在家乡小有名望，我出生后几天，两个算命先生、一个看相先生先后来到我家，他们都说我命相大富大贵，将来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父亲遂听取众人之言，给我取名相儿。可我科举落榜，今为治病郎中，那3个先生的预言无法实现了。”
“仁兄刚进而立之年，”邓装说，“你今后大富大贵还是可以争取的。自古乱世出英雄，秦二世被奸臣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致昏天黑地、民怨沸腾，既爆发了大泽乡陈胜、吴广率领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又有楚国贵族子弟项羽造反，还有沛县平民刘邦斩蛇造反；最后，秦王朝被推翻，刘邦建立了汉朝。本朝徽宗昏庸腐化，蔡京六贼当权，十几年后，天下必大乱，盖世英雄必将出来惩恶扬善，拯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
他二人就这样无所顾忌地交谈了十几个晚上。有一晚，钟相说：“义弟，摩尼教认定世界有光明、黑暗‘二宗’。联想我华夏民族，尧、舜、禹时期，人间一片光明，没有人压迫人的黑暗制度，其根据本原因是那时没有贵贱之分、贫富之别。后来，虽有商汤王、周武王、成王的治世，也有唐贞观盛世，但每位明君死后百把几十年，太平世界便消失了；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自从夏启建立家天下统治以来，法分贵贱贫富，即每朝每代的法律及道德、礼仪制度都是为了保卫家天下统治，维护权贵者欺压卑贱的百姓，支持富人剥削穷人的。所以，我妄言，惟有立法立规实施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制度，人间才会一片光明，天下才会长治久安。你认为如何？”
“仁兄所言一狂二真三难呀，”邓装道，“我说你狂，因你的言话抨击了夏启以来多数帝王皆为黑暗统治者；说你真，因你判断出法分贵贱贫富的家天下统治是黑暗世道的根源；说你很难实现所言，因人心不古，人心自私，以强凌弱的富贵者比比皆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数不胜数，真正公平正直、无私无畏的好人少而又少，等贵贱、均贫富的光明社会是万难建立的。”
“义弟言中意切，令我思路更清晰了，”钟相接着说，“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持久努力，等贵贱、均贫富的光明社会是可以实现的。更何况既有光明战胜黑暗的摩尼教纲指引我们，又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圣人之言陶冶炎黄子孙，贫与贱不是帝王、官吏之所欲，为何他们要将其施于老百姓？”
“但是，历代朝廷没有实践孔孟仁政思想，”邓装不以为然地说，“各朝各代践行着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当朝还以程颢、程颐兄弟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作为正统思想强迫人们接受。谁与‘三纲’及‘二程’理学唱反调，朝廷与官府就会向谁问罪。”
“当然，在条件未成熟之时，我们不公开反对‘三纲’与‘二程’理学，”钟相言道，“我们正面宣传摩尼教与孔孟圣言何罪之有？其实，孟子比孔子进步。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执政者要控制豪富者无限地霸占产业，要使家家有恒产、人人不饥不寒。为此，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孟子还面对齐宣王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在政治上，孟子认为天下人的本性是向善的，人格是平等的。为此，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他还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此外，孟子还有一些尊重民权、教人觉醒反对暴君的圣言。我们只要把摩尼教义与孔孟圣言广为传播，唤醒劳苦大众团结奋斗，推翻黑暗统治，建立等贵贱均贫富的光明社会就是大有希望的。”
“仁兄只讲孔孟是不够的，”邓装直言不讳地说，“在我国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我认为墨家学说是唯一站在平民立场上，最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也是与摩尼教义最有相近之处的。墨子说‘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是劳动人民的‘三患’。他认为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践的现象，是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主张天下人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做到互相帮助、互相得利。他指出君主、官吏都应该‘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他强调国君国民都要‘尚贤’，行尧帝、舜帝天下为公的帝道，即国民要选择最贤能的人做国君，国君与国民要选用贤能者做官而废抑官员中的不肖者。我们要追求的光明社会制度就是实践墨子这些正确主张；加上孟子的‘民为贵，社稗次之，君为轻’，即民权大于君权的民本主义；再加上摩尼教的冲破黑暗走向光明、不敬神佛、男女平等、人人平等、互助救困等思想的理想社会。”
就这样，一个多月来，钟相、邓装每晚住在光明客栈同一房间内，两人一边读书，一边讨论孔子、孟子、墨子的学说与摩尼教纲教规，共同创立了华夏式的摩尼教义——把西亚传入的摩尼教纲教规与华夏民族的孔子、孟子、墨子学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四者精华加以综合和提升，并融为一体，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纲领。他二人决心把华式摩尼教义作为照亮劳苦大众心胸的火把，批判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武器，追求光明社会的指路明灯。在此基础上，钟相确立了向各地民众广泛传播华式摩尼教义、发展教徒，为举事起义、建立等贵贱均贫富社会而做好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在时机成熟时，率领教徒和劳苦大众武装起义，推翻黑暗统治，实现创建光明社会的远大目标。邓装表示愿助钟相一臂之力。
注：摩尼教简况来源二书：一是白彝主编的20世纪80年代的高校教材——《中国通史纲要》，二是历史教授洪焕椿著的《宋迈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