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学期，我必须要选一门4字头的课（研究生高级课）。这门课是微生物病原机理，是微生物系的几个教授一起开的。我当时真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自己拿不下来。上课的方式是每堂课都给1～2篇论文，下堂课一起讨论这些论文。
一开始上课，教授第一次作业就是让我们去看美国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外星人》。
没想到这部电影对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它甚至对我是否继续读下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来教授让我们看这部电影是为了让我们比较形象地了解一下有害微生物是怎么侵入、繁殖、杀死人体，再去寻找另一个人体的致病过程。影片里的外星人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人体病原微生物，正好符合这一过程。可是，我从电影里所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影片中的女主人翁让我又重新鼓起了要拼搏下去的勇气。
影片中所描写的外星人是一种巨大、凶狠、繁殖力快，而且很聪明的一种外星球上的奇特生物。他看起来几乎是无法战胜的，人类在他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和软弱无力。
但是，勇敢而智慧的瑞普莉却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外星人的攻击，最后终于战胜了外星人，回到了地球上。
看完电影后，我很受震撼，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一直被这部影片激动和鼓舞着。我想，瑞普莉能战胜这么强大的敌人，难道我就不能战胜这个学位吗？我应该有拼一拼、搏一搏的精神和勇气。我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你行的，你一定行的。”
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能退缩，一定要把这个学位拿下来。我又振作了起来，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这堂课的学习。
一开始，教授给了两篇论文，我拿下来一看，发现自己都能读懂。在国内，我就经常阅读英文论文，而且我有好几年做生物研究的实践经验。文章中讨论的实验，即使有些地方英文不是很懂，我也能理解那个实验是怎么做的、要证明什么；实验中的逻辑关系我是能搞得清楚的。
第二天，我很有把握地去上课了。在课堂上，教授发现我能读懂论文感觉有些惊奇。他觉得奇怪的是，我英文半夹生怎么会读懂论文的，这些是连母语是英文的学生也很难理解的东西。有些人认为我大概能看懂那些图表，所以能读懂论文。其实，他们应该理解，读懂论文的关键是懂得实验目的和方法；语言是第二位的。现在我的优势显现出来了，我的实践经验和科技理解力是那些美国学生所不及的。
很快，期末考试来临了。考试题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概念题，大部分都是实验设计和实验分析，这些我都是有基础、有经验的，是我的强项。最后，考试成绩还不错，得到了一个B＋的成绩。这一下，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我想，我以后是不会再害怕上研究生的高级课了。
跟我一起入学的同时，微生物系招收来了六个博士研究生。四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都是托福在600分、GRE在2000分以上的高才生。一个是从泰国来的，据说她是泰国一所大学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个是在美国已拿到硕士学位的中国大陆学生。
第一学期下来，个个都被打趴下了，三门课，两门拿C，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根据研究生院的规定，下学期如不能拿到两门A将平均分补到3.0，就会被取消研究生资格。
微生物系的课程很难修；再加上教授们分成两个派系，一派是搞分子生物学的，另一派是搞免疫学的。学生来了大多都爱选择分子生物学的教授做论文；免疫学的教授们对此很不满，又没有别的发泄方式，于是就在上免疫课的判分上给学生一些报复。
除了一两个学生外，大多数学生都遭到了如此的厄运，包括那些从大陆来的学生、从泰国来的老师、从美国毕业的硕士。弄得他们个个灰头土脸，好不狼狈，只好下学期到外系去选两门课，而且必须拿到A才行。
到外系拿A也不见得就是容易的事。结果，两个学期下来，美国的硕士放弃学业不读了，找工作去了；泰国的老师转到其他系去了；还有一位无处可去，哭兮兮地跟我说：“没想到，在美国读书会受到如此大的身心伤害。”
我能了解她心里的巨大压力。中国来的学生没有退路，退学回家是不可能的，那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无论如何也要撑下去，哪怕是拼命。我因一开始没有选本系的课程，所以还没碰到这种情形；可我早晚也要修的呀，看见这种情形真是心里捏一把冷汗。
第二年，我一开始修初级免疫学，心情就紧张起来。这是一门3字头的初级研究生课，可它就是系里前几个研究生吃C的课程，是一门可怕的、具有威胁性的课程。
其实，并非免疫学就这么深奥难懂、让人难以理解；而是这些教授们有意把它弄得玄而又玄、难以驾驭。上课前，我做了很多准备；修课时把整个教科书都快背下来了。可是，第一次考试下来，成绩还是只有60～70分。
眼看又要吃C了，我心里很是愤愤不平，难道我就这样认输了？不，我得找他们理论理论。我立刻将考卷拿出来，进行了逐条分析，针对我的答案及老师的标准答案进行了一次有理有据、强劲而有力地辩驳；然后，把它写成了书面材料。我想，我英文说不流利，写下来会更清楚一些。写好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给帕克曼教授看看。
我来到了帕克曼的办公室，她正在批改着一篇论文，我把写好的材料递给了她。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这是什么呢？”她轻声地问。
“我对这次免疫学考试的判分有质疑，我把我的疑问写了下来，想去问问他们。”我说。
她了解我此时的心情和处境；她看着我，眼睛里流露出惊奇的神情。她大概是觉得我有点特别，竟然想跟老师讨说法。
“好，让我来看一看。”她说。
看完后，她带有几分兴奋的口吻说：“很好，我很喜欢，我觉得有几分道理。你可以去把它交给研究生部的主任，看他怎么说。”
随后，我找到了研究生部主任，把材料交给了他。我提出老师判卷有误，要求更改成绩。我也不知我哪来的勇气，平时看见这些大教授们都有些紧张，不敢正眼直视；现在竟然敢跟他们争论，要讨个说法。也许是逼出来的吧。
这些教授们看了我写的东西后，认为也不无道理，他们的出题明显地有漏洞，用一种答案是不全面的。
“这样的话，以后就很难出题了。”其中一个教授说。
我嘴没说，心想：“那学生不是更难回答吗？”
我记得我在材料的最后一句写到：中国有一句成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试题中有一两道题是老师完全没有教过的，是从一篇论文中摘录下来的，让我们分析回答。
这简直不是考学生，而是考教授嘛！最后，三位任课的老师找我谈了一下，说让他们改考试分数是不可能的，但今后可以注意出题方式。
第二次考试后，我的成绩就上来了。最后我以B的成绩拿下了这门课。这个B对于我来说比一个A更加可贵；它证实了我的能力，证实了我可以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虽然教授们让我拿这个B比拿A还难，我还是很满足。
同一个学期，我还修了一门3字头的分子生物学。这门课是生物系开的，也是一门不容易修的课，很多学生都得必修。任课的教授是一位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年轻教授。他讲起课来口齿清楚、逻辑清晰，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课。
上这门课，我也花了不少工夫。每堂课我都将我的小录音机带上，把讲课录下来，回到家再逐字逐句搞懂搞通。我的耳朵都快听起了茧子。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这门课，拿到了A。这也是一个不容易拿到的成绩，许多微生物系的研究生来修也只能拿B。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的英文算是真正的过了关。
从那以后，上起课来就很少因为英文而听不懂了，也自如多了。
接下来，我该修高级免疫学课了，一个很难的4字头高级研究生课。一提起免疫，我心里又打起了鼓，心理上的阴影犹在。这门课的特点是，每堂课给的论文较多，3～4篇，程度也较难，再加上老师要求又很苛刻，所以这门课就成了一门骇人听闻的高难课。学生中都在谈虎色变，除了那些必修的学生逃不掉外，一般人不敢修。有人就直接劝我别修这门课，说这门课比3字头的那门免疫课还要难得多。我是可以不修，今后我不攻读免疫学，我不是必修。可是，我决心已定，非修下这门课不可。但愿我用不着再给教授们写第二封探讨信。
这门课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和压力，还隐隐地感觉到了几分杀气。
那些教授们来势汹汹，似乎不会便宜了我们。每堂课下来都有好几篇论文要读懂，第二天逐篇进行讨论。教授随机叫人起来解释某个图表是什么意思，做的是什么实验，结果说明了什么，等等。你如果没看懂，是休想解释和讨论什么的；而且，免疫学方面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看起来比较费劲。
但是，如果难，对大家都难。我想，有了这两个学期修课的经验，英文也基本过关；我还有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阅读论文和实际工作的经验。我心里还是有点底的。
这门课其实对老师也并不轻松，他们也需要去读懂这些论文。跟以前一样，这门课也是由微生物系的几个搞免疫的教授一起合开。
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既然要拼，那就拼一拼。我使出了浑身解数，非常认真刻苦地攻读着这门课。每天都读到深夜，争取去搞懂每一个图、每一个表。其实，对于我们外国学生来说，更困难的是要把你所理解的用英文有理有据地在课堂上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清楚流畅地表达出来。这对每一个外国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不仅是智慧、语言和表达能力的考验，而且是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的考验。别说外国学生，就是对于那些母语是英文的学生，这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再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学习时，从来也没有受过表述和演讲能力的训练，这无疑让考验的程度又高了一层。
但是，现在无论什么困难也不可能阻挡我把这门课修下来的决心，它就是刀山火海，我也会上的。
每天我除了把文章看懂外，还专门抽出时间用英文把它演讲一遍。刚开始上课我很紧张，一想到马上轮到我讲，心脏就坪坪地乱跳，几乎听不见别人说什么。几堂课下来，我开始适应了、放得开了，还可以提出问题了；讲起来也已经潇洒自如起来。后来上课时，我已经显得比别人都高出了一节，不仅可以懂得论文怎么做的，还可以跟老师讨论更深层次的问题；有时还可以问一些老师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或者是文章本身的漏洞。
我终于在发下来的论文中看见了上学期免疫学考试题里摘录的那两篇论文了。
看见这两篇论文，我眼睛一亮，立刻认出是出现在考试题中的那两篇；我仔细把它们阅读了。上课时，正好也是上学期给我们任课的教授；讨论到这两篇论文时，我主动要求回答。我从论文的目的、方法、结果，透彻地一一分析了一遍。我看见那个教授一个劲儿地在点头。讲完后，我用坚定而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他跟我交换了一下眼神，显得有些窘，他大概已经意会到了我的意思。我是想证实上学期的争论，只要你给我论文，我就能把它分析清楚。
我知道我的表现是突出的，学期考试的感觉也不错。可是，你猜怎么着？教授们在这门课中竟然一个A都不给，就给了两个B；我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病理系来上此课的高年级研究生；其他人全部拿C。这简直太过分了，为了不让我拿A，就让课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拿C，因为他们明显比我差。他们很惨，几乎都是微生物系的研究生，只能第二年重修；还得想想，拿一个什么A来补这个C。
我心里很气，简直不能理解他们是什么心理。也许他们认为这是一门研究生高难度课程，A居然让一个英文不太流利的外国人拿了，他们有些没面子？或者，跟英文没关系，就是不想给罢了。也许，给我一个B已经是给我面子了。
这次我没再去写探讨信，我把气咽了下去，我开始学会忍耐。A又怎样？B又怎样？何必去计较，能学到东西，能过关就行。我想，修下了这门课，通过高强度阅读和探讨了一百多篇论文，我从此不再害怕阅读和讨论任何论文，而且是英文的。这些论文可是我在国内十年都难以阅读得了的，我还可以自如地指出文章中的缺陷和问题，这不正是我所想要的吗？也是我付出代价所应该得到的。我还想要什么呢？那个徒有虚名的A又能说明什么呢？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再也不想待在微生物系了。
都说中国学生优秀、会读书。谁又能了解我们的艰辛、心酸和痛苦呢？人们都说留学是一种“洋插队”；的确，它不仅是体格上的，而且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艰苦磨练。
它的艰苦不是来自于生活条件，而是巨大和严峻的心理压力和考验。
尽管这门课我只拿了一个B的成绩，但从那以后，我在密苏里大学，至少生命科学的几个院系中，变得小有名气。教授们都知道微生物系有一个中国来的博士生，英文说得结结巴巴，但读论文的本事很高超。他们觉得有点神奇，凭我的半吊子英文竟然能把论文读得如此透彻，真不可思议。有人甚至认为我是靠论文中的图表，而不是英文来理解论文的。其实，他们忘了科学的东西不只是靠语言来理解的。
我给几位教授写探讨信的事也在教授们中传开了。他们大概觉得我有些特别，不像其他中国学生那样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他们虽不愿明显地表现出对我的欣赏，甚至有时还故意刁难，但他们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