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三年过去了。我和子健的课都修得差不多了，学生生活也已适应得差不多了。我的儿子——佟佳，在国内也快五岁了，我们考虑应该把他接来，不然今后跟父母的感情可能就很难沟通了，会容易产生隔阂。
其实为了出国，我和佟佳在感情上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佟佳两岁半就离开我，一直跟着小保姆和子健的父母；虽然爷爷奶奶很疼爱他，也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但毕竟母亲不在身边，还是缺少母爱。我在美国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起他，有时会很伤心，特别是当我看到从中国寄来的照片时就会伤心半天。只要看见照片上他深思或不悦的表情时，我就会产生一种犯罪感，觉得自己挺残忍的，为了出国将这么小的孩子扔在中国，没有尽到一点做母亲的责任。
一旦条件允许，我就极力主张将佟佳接来跟我们一起生活，条件艰苦一些也比分开两地要强一些。于是，我们就开始着手办理佟佳来美的一切手续。爷爷奶奶不太赞成，一方面照顾了两年有感情了，另一方面有个孙子在身边也好玩，不显得寂寞。可我们一再要求，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将佟佳送来。
1992年下半年，子健的母亲将佟佳送到了美国。我们母子总算团聚了。佟佳来到美国，我和子健都很高兴；但同时也有些担心，怕这几年不在身边，爷爷奶奶把他给娇惯坏了，不太听我们的管教。这种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佟佳刚来时，我和子健都很兴奋。看见佳佳长得比以前高了、懂事多了，显得特别地敏捷和聪慧，我们都高兴极了。佳佳也很高兴又重新见到了爸爸妈妈。
其实，对佟佳来说，两岁时见到的爸爸妈妈早就没什么印象了，只是常听爷爷奶奶提起罢了，重新见面不免显得有些生疏。我和子健一有空就带着他出去玩，买玩具，想尽快地培养出一些感情来，弥补分别这三年的感情距离。
没过几天，我们就开始头疼起来。佟佳的性格变得很难让人忍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不论跟大人或小孩在一起，不许别人说话，一定要别人都停下来，听他一个人说。
他想要的东西，一定非要不可，不然就大吵大闹。他跟别的小孩在一起几乎不能相处，不是吵就是打，我们简直拿他没办法。
有时子健气极了，想打他两下。奶奶立刻上前挡住，说：“不许打，要打就打我好了。”陪着佳佳一起掉眼泪。奶奶还说：“佳佳，你爸爸妈妈不喜欢你了，我们回北京吧。”我和子健立刻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随他去吧，等以后奶奶走了再说吧。
半年后，奶奶要走了，临走时还很不放心地看着佳佳直流眼泪；好像她一走，我们就会虐待佳佳似的。
奶奶走了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给佟佳纠正性格；不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几年以后才开始好一些。这也就是我们忙着出国，在孩子早期没能及时地管教和培养所付出的代价。这我们心里很清楚，也怨不了谁。
由于“六四”天安门事件，我们这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祸得福，都因此而转变了身份。美国政府以保护这批留学生为名，给所有在1991年2月以前来到美国的留学生和华人发放永久居留证（绿卡）。这对这批在美国的华人来说的确是一件意想不到的“福音”，简直就像天上掉馅儿饼一样的令人兴奋和难以置信。
本来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很多钱请律师，要等上不短的审批时间，还不知道能不能获准。而且，拿J～1签证来美的人想都不要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些人都是国家公派，中美有协议，必须回国。我就属于这一类。
以前来美国的一些人，在美国混了很多年也没能拿到绿卡。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绿卡”几乎成了他们在美国终身奋斗的目标，好像只要他们能拿到绿卡，有了合法身份，今后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进“天堂”了。
我们现在就像撞上了大红运，美国把绿卡送到了我们面前，谁都无法拒绝这样的好运。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全部的阻碍都被排除了，我们这批人就这样顺顺当当地、不费周折地拿到了绿卡。
我记得1992年年初，当时获得消息说移民局已通知去领取申请表时，这批人争先恐后地赶到移民局去排队等候，每个人都生怕自己会被落下。那几天，堪萨斯移民局的门都快被挤破了，每天都有几百人挤在移民局的门口，快赶上国内困难时期抢购猪肉的盛况了。当我和子健闻讯赶到堪萨斯移民局时，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中国人，队伍都排到门外来了，连院子里都站满了人。只见移民局的工作人员都皱起了眉头，连连摇头。我站在那里，看着这推推嚷嚷的人群，也感到有些尴尬。
其实人的一生，命运是很难预测的，有时候当时看起来是好的事情，不见得以后就是好事；而当时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也未必将来就是坏事。可惜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如果我当时要是知道将来在美国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我大概就不会去抢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了。
我们从移民局领回来了表格，填好后交了回去，剩下来的就是在家里等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后，移民局开始陆续通知去移民局按手印，这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开始精神紧张起来，特别地关注已经得到通知的是哪些人，感觉这些人一定是美国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一定能拿到绿卡了。很幸运，我是最早一批得到通知的人，不过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么激动和兴奋。可是，那些迟迟得不到通知的人开始担心起来，茶不思、饭不想，甚至连晚上都睡不着觉；最后急得都掉下了眼泪。我们实验室的晓珍就是这样，她不明白为什么我拿到通知都一两个月了，她还没有，冒出了种种的猜测。
其实，他们都是白操心，只要符合条件的人，都会得到通知，只不过早晚而已。可是，人就是这样，担心是避免不了的。
由于我和子健都符合拿绿卡的条件，所以佟佳作为我们的子女，也可以申请。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妥当，把佟佳的申请也补上去了。由于佟佳不满十八岁，连按手印都不需要，当我们拿到绿卡时，佟佳的绿卡也就附带一起拿到了。就这样，我们全家顺顺当当地都拿到了绿卡。
也许来得容易，就不觉得珍贵。按理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天堂”合法生存了，可我们一点也没有万事大吉的感觉。
绿卡拿到了，那又怎么样呢？是不用考虑身份问题了，但今后的一切，比如：怎样才能在这里生存，怎样才能有生活来源，怎样去度过一道又一道的艰难险阻，还是得靠自己。如果你在美国生存不下去，即使有了绿卡，也无济于事；绿卡并不等于你今后在美国的生存道路上就都是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