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价值及其关系问题是一个经典难题、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诞生”，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实践逻辑，所以，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理性与价值，几乎涵盖了整个哲学的问题域。罗素说过：“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可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是什么”——理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应如何”——价值）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即价值学说）。这两部分未能充分划分清楚，自来是大量混乱想法的一个根源。”[1]所以，要想梳理清楚整个的研究现状，本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这里，作者仅就与著作有关的部分作一简要回顾与总结。
从内涵上看，理性与价值是两个复杂而多义的范畴。就理性而言，当理性与感性相对时，它既可以指认识的能力与形态，也可以表征区别于个体存在的普遍本质，因为相对于感性存在，理性更多地体现了类的普遍本质。当理性与非理性相对时，它指人们逻辑地把握对象和理智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的一种能力，以区别于非理性主义的本能、欲望、直觉、灵感、顿悟等。在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的三维结构中，理性所指向的便是形而上的对象。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又展现出认知与评价的不同维度，即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所以，理性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部分，而狭义的理性只指工具理性。本文所说的理性主要指狭义上的理性。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四种意义上的理性，即规律意义上的理性（或曰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表示事物的秩序、“逻各斯”、宇宙精神等）、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与感性相对应）、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理性（工具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另外，还有所谓的方法理性、范式理性、怀疑理性、行为理性、实践理性、交往理性、功能理性、主观理性、客观理性等等。国内哲学界关于“理性”概念的定义，种类很多，很难一一列出，但无外乎从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人性论和价值论等方面来定义理性。本文比较赞成如下定义，即所谓理性，更多地指人的一种主体能力和生存方式，是“人们在实证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揭示对象在时间历程中表现出来的普遍必然的因果关系结构所采取的独特文化方式”。[2]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第一，作为一种精神，理性的内容是客观的，亦即以外在他律作为自己的最高尺度和原则，人类必须依据理性原则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第二，作为一种视野，理性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关于对象的实然描述，它是对客体对象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和本质规定的揭示。第三，作为一种能力，理性表示人类超越动物界有意识地、能动地把握世界的一种能力，指人类借助抽象思维对事物的全体、本质、内部联系的把握能力。第四，作为一种方法，理性又是逻辑的，即以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为基本的思维形式。
同样，与人的存在的多重向度相对应，价值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狭义的功利形态，到广义的真善美，价值体现于不同的存在领域，并蕴涵着多方面的含义。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价值”概念的分歧较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观点：一是实体说。把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如有人认为，价值是指“一切能够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东西。换言之，‘价值’是指物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那种属性，即物对人和社会的有用性，是指对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切东西。”[3]二是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人和对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有的学者认为，价值一般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也有的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对于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正价值）或消极意义（负价值）；还有的学者认为，价值应是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效用。有的学者揉合上述观点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4]三是属性说或功能说，即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固有的某些属性或功能。“价值就是指实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那些功能和属性。”[5]四是指向说。有学者认为：“所谓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体对象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6]五是观念说。认为价值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是与人的兴趣、欲望、情感、态度、意向或规定等相关的东西。[7]应该说，上述定义不乏合理之处，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价值的一些属性和特点。本文认为，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既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也非物的价值，而是指人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它昭示着人对自己的本性、特质和生存发展需要的体认以及对于主客体关系的实然状态的超越指向。应然性、规范性、绝对性、超越性、目的性、理想性和批判性构成价值的本质特征。
理性与价值始终是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自哲学思维萌发之日起，理性与价值及其所内含的真与善的维度便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哲学史上，哲学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从各自的特定视域，对真与善、理性与价值作了不同的考察与定位。一些哲学家较多地强调了理性的认知之维，并将认知理性引入事实领域，从而使求其真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特别是自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之后，理性更是成为哲学家争论的焦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确立了理性的自明地位；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宣告了“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自立于自然”；[8]康德的三大批判把理性主义推向极致，黑格尔哲学更是达到理性主义的顶峰。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流派，如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各派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其共同点是竭力倡导科学精神，把科学理想化，用科学理性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些哲学家则更注重善的追求及价值层面的终极关怀。苏格拉底把哲学认识的目的归结为追求真正的善，使古希腊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哲学转变成以人的善行（正义和美德）为中心的伦理学。对此，罗素写道：“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沙米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升斯篇》是谈论勇敢的。”[9]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把人的本真的、始源性的存在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新康德主义学派，更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对形而上学和理性独断的批判精神，提出哲学必须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必须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弗莱堡学派的代表文德尔班指出，应该把价值和评价问题当作哲学的根本问题，并把价值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的标准，进而作为一切知识的标准。中国哲学更是不乏善的追求和伦理学旨趣，儒家学说向来被称为关于为人处事的“孔孟之道”；道学更是关于修身养性的学说；经过改造的佛学讲究的是“立地成佛”……
对理性与价值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及真与善的分野，造成了理性与价值的紧张和对峙，并以理论和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休谟难题”的提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康德“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较量、“科玄论战”等等。科学主义较多地注目于事实界，但同时往往以事实的认知拒斥价值的关怀；人本主义以价值界为主要的关注之点，但亦常常由此而导向“以善销真”。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对峙的背后，蕴含着理性与价值、真与善、现象与本体等等的分离。科学主义在追求哲学科学化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并越来越远离现实的人生。人本主义在关注人的存在的同时，又将个体的非理性因素规定为人的终极本体，从而最终导向了非理性主义。如何合理地定位真与善、理性与价值，构成了哲学史中的恒久问题。
事实上，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理性与价值各有侧重。如果说理性的探索更直接地指向求真的过程，那么价值的关怀则较多地关联着向善的过程。对此，不少哲学家都有过论述，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0]就求真过程而言，问题总是涉及心与物、能指与所指、知与行、主体与主体性、以及思维方式、认知环节、逻辑推论等等。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往往以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形态出现。事实上，从康德开始，理性的批判便与认识过程的考察联系在一起。作为指向事实领域的过程，认识主要以得其真为内容。相形之下，以善的寻求为对象的价值关怀，往往难以回避行为规范、评价准则、人生理想、人格境界等问题，后者首先涉及广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从本源的意义而言，价值论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关于理性与价值相互区别方面的论述，最早的要数休谟，“休谟难题”——从“是”无法推出“应当”。这启示了康德关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分别对应的是理性与价值。此后，包括爱因斯坦、帕斯卡尔、赖欣巴赫、霍克海姆、M·韦伯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提出了理性与价值划界的问题。总体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已经阐述得比较充分。
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理性与价值处在一种张力结构之中。从本来形态而言，理性与价值、真与善、知识与智慧并非彼此分离。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的不断升高，理性与价值在不断张扬中，其张力结构失去平衡，理性与价值出现紧张与对峙，突出表现为理性的僭越（即“能做就做”，如克隆人的诞生）和价值的偏执（即“想做就做”，如“乌托邦”之悲剧）。就是说：一方面，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技术社会的形成，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开始受到挑战，在技术理性的凯歌猛进中，人似乎逐渐失去了其主体性而趋于对象化乃至工具化，与之相联系的则往往是存在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人由主体、目的，变为工具、奴隶。对此，西方近代以来的批判理性主义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一度成为西方哲学的“显学”，理性更是成为众矢之的。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弗洛伊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要求以生命、意志、本能、冲动、性欲、爱欲、体验、直观来取代理性的合法地位。以福柯、德里达、罗蒂、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提出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理性是监狱，语言无意义，历史为虚假，知识乃权力，本质不存在，哲学应消亡……从根基处彻底颠覆理性主义。以霍克海姆、阿多诺、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新老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其矛头更是直指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霍克海姆对“传统理论”的主要批评是它“崇尚科学”。“科学以其想象的自我有效性来思考实践的形式，而人类却反过来为科学服务，作为外在于它自己、并满足于思维和行动相分离的人类，它从属于科学了。”在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启蒙导致人们在通向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放弃了对意义的任何追求，用公式取代了概念，用规则和可能性取代了原因和动机。波普尔更是以批判理性主义而著称，他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都是试探性假说，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探性假说。”[11]因此，他宣称：“我的理性主义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于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12]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对理性的全面拒斥和根本否定，即把绝对的价值尺度当作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目标，恐惧和怀疑一切理性手段和方式，拒绝一切历史的实际发展，造成由理想到理想主义再到乌托邦的历史悲剧。实用主义坚持“有用便是真理”，从而否定客观真理和真理原则，把真理归结为价值，用价值原则“吞没”理性原则，是价值虚妄的又一表现形式。
作为人的存在与文化创造的相关维度，理性与价值有其交错、互融的一面。理性的沉思往往关联着价值的关怀，认识过程中认知与评价的互动、价值理性中理性与价值的互融，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价值的眷注也常常内含着理性之维，这不仅体现于理性本身亦具有价值的意义，而且表现在以价值为内容的评价过程，总是处处渗入了理性的关照。从终极的层面看，价值总是与需要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曾对善作了如下界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善是一种肯定的价值，欲则涉及人的需要，它既可引申为感性的欲望，又在广义上包括理性的追求；从后一意义上看，理性的向度便构成了价值关怀的本然内容。有鉴于此，历史上不少哲学开始了不懈的追求，以寻求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康德诉诸于“三大批判”之一的判断力批判；马克斯·韦伯引入了“价值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交往理性”理论的建立。理性与价值能否实现整合？如何实现整合？其逻辑前提和历史前提是什么？我们的当下选择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探讨。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理性与价值的关注越来越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从哲学史的角度，对理性与价值进行考察和定位，如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的《理性与价值》一书，其副标题是“智慧的历程”。二是从认识论上对理性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求解，探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的内在关联，研究沟通事实与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途径，如孙伟平博士的《事实与价值》一书，副标题是“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三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等维度，考察理性和价值及其矛盾关系，如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的《理性与价值》一文。另外还有一些与之相关或相近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我的导师侯才教授的博士论文《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从“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关系入手，论证了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实现了传统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必然与自由、真理与价值等诸对立范畴、因素和原则的有机统一；中山大学肖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一书，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同的认识功能和文化建构功能，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交融进行了分析论证。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的《重建理性主义信念》一书，在考察理性的历史命运及其运动规律的过程中，提出要重建更高形态的理性主义。可以说，文章选取的角度各不相同，对理性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各异，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启发。
可以说，本文的研究就是建立在上述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思考，着力探讨理性与价值的整合之路。从理论和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索理性与价值的整合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所以理性与价值整合的逻辑前提、历史前提和当下选择，希望成为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
注释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81.395.
[2]何中华.现代化观念与西方文化传统，学习与探索.1998.1.
[3]杜齐才.价值和价值观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9.
[4]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3.
[5]李剑峰.价值：客体主体化后的功能和属性，价值和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63.
[6]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哲学——社会学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67.
[7]林娅.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问题透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0～101.
[8]金延.理性主义辩证.哲学研究.1996.2.
[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1.12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19.
[11]［英］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作者前言部分.
[12]［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