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楠
红色——这种在中国人眼里象征热闹喜庆的颜色，则被清教徒赋予了罪恶的含义。
提到清教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反对陈规陋习的卫道士、倡导宗教改革的实干家、坚持真理梦想的新教徒。在改革遭到传统权威的镇压后，他们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依据上帝的召唤与心中的蓝图，建起了一片“新英格兰”理想国。除上述此优点外，清教徒既不矜功自伐，也不放纵恣肆，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他们反对奢侈浪费，有的甚至反对一切形式的娱乐活动，连圣诞节都免了。
霍桑（1804-1864）就是纯正的清教徒后裔。祖上曾在新殖民地官居要职，其本人也曾在税关供职。清教徒的传统，给了霍桑家族显赫的荣耀，也给予霍桑本人难以抹去的羞惭。这种心理促成了《红字》的诞生，并贯穿本书始终。
《红字》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篇幅不长，内容可一言以蔽之：赫斯特·普林以有夫之妇的身份与他人相爱，诞下女儿，被判为罪人，并须终生佩戴标志通奸的红字“A”（Adultery“通奸”之意）于胸前。
虽然赫斯特坚决不供出孩子的生父为何人，但其精于揣摩人心的丈夫却嗅出牧师丁美斯戴尔的异常，从此，她丈夫化名为齐林沃思，接近并伺机报复牧师。小说的最后，丁美斯戴尔不堪良心折磨，终于道明真相，死在赫斯特怀中，而齐林沃思不久也忧闷而死。
婚外情即便在自诩文明和法制的现代人看来，纵然算不上“罪”，也是种“过”，何况在故事发生的17世纪美国的马萨诸塞新殖民地，清教徒会公开惩罚婚外性行为。霍桑选中这一题材来写，并且赋予其厚重内涵，正是要抒发对清教徒自以为是的教义的不满，以及藉此提出对祖辈武断判决惩处“婚外性行为”所谓“犯罪行为”的异议。
霍桑一开场就将赫斯特逼入了绝境——佩戴耻辱的红字“A”，并在刑台上曝晒三小时。这种经过总督和受人尊敬的牧师讨论后一致同意的“仁慈”的处罚，已经断绝了她为人的尊严与机会，使之置于无力反驳也无从解释的境地。此后，赫斯特虽然活着，却是人格缺失的残废。她呈现给世界的，则是一副不容侵犯的傲然态度。这虽表明她内心深处拒不认罪，但其身其心，都已被烙上了“罪妇”的印记，永无洗清的可能。她唯一的机会，就是用善行获得人们的认可，打消社会的敌意。在这样努力的过程中，赫斯特觉醒了，所以她愈加悲哀。如果说，从前的不幸来自于她不该开始的婚姻，后期的不幸，则来自于孤独——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她独特的经历，赋予了她超越时代的思想与要求——人格独立与妇女解放。一个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社会女性的追求，则说明了这个社会普遍的追求。不幸的是，在书中描绘的清教徒社会里，这二者不约而同地让人失望了。
思考着的赫斯特看清了这一社会痼疾，同时也看清了这是一项希望渺茫的使命。于是，她把思维运用到另一项她认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上——拯救爱人丁美斯戴尔牧师。至此，书中二位主人公的对比——赫斯特的责任和勇气与丁美斯戴尔的软弱和神经质，达到空前鲜明的程度。
霍桑并不吝惜直接的批判与表态，但强烈的对比，更能激起读者共鸣，霍桑深谙此道。“罪妇”赫斯特与世无争的态度，与清教徒牧师们耽于享乐的对比；赫斯特对不断加深自己痛苦的同胞付出的怜悯和引发的思考，与社会对她们的隔离与好奇之间的对比，让人嗅到清教徒社会的陈腐，朽木不可雕，枯枝难为依。而小珍珠与生俱来的天真灵动，与社会歧视带来的怪癖暴戾之间的对比，更硬生生地验证了：在心智初开的世代，人们不是无法原谅罪犯，只是更喜欢站在审判者的高度。
《红字》另一伟大之处，在于它开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霍桑不吝笔墨地进行了大段的心理分析，并通过环境描写与气氛渲染，或烘托人物性格，或阐明环境给人物心理带来的压力。尤其是丁美斯戴尔和齐林沃思之间你来我往的试探与防御，活像在打太极，一招一式步步紧逼，却都完美契合，读者似乎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丁美斯戴尔紧张的呼吸，看到齐林沃思魔鬼式的微笑。
《红字》为霍桑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地位。爱伦坡称其作品“属于艺术的最高层次，一种唯有最高级别的天才方能驾驭的艺术”。所谓经典，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穿越时空感染读者，并催生更多的经典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