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游牧民族之真正历史，其时期情势，俱与欧洲北族约略相似。中国自发现此辈而后，继以战伐，于是交往日繁；而种族间相刃相荡之势遂起；驯至边患不绝，中国国势因而凌夷，政治中心亦为之播迁不常；与罗马帝国正复相似。希腊波斯之所遇者较夙于中国罗马，然希罗多德（Herodotus）书中所纪塞种（Scythians）之生活习惯，栩栩若绘，而中国罗马史籍所述则率为政治史，此其异也。然而希罗多德书中所纪，与中国史中之匈奴，罗马史中之匈人，丝毫无殊。是故中国史中之匈奴与希腊之匈纳（Oǔγγοι，orHunnen）西方之匈人在字根上是否同源，只一语而决耳。本书仅就中国史籍所纪，整齐排比，以任学人自为推寻，非确然有据，不漫为扬榷也。
匈奴史迹初见载籍之时，中国唯略知高丽、东北诸族、安南、大江以南诸土著，以及西藏游牧民族之梗概，日本、缅甸、暹罗、印度、中亚、土耳其斯坦与夫南洋群岛一带，犹茫然不识。中国斯时对外关系唯局于北方骑马寇掠之辈而已。匈奴一词，屡见后来正史，唯在古初，不曰匈奴而为其他音近之字；欧西学者以为匈奴一词始于西元前第二世纪，其说甚谬。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力辟其非，举二例以证匈奴一词，在西元前第二世纪前，即用为国名，且已声威烜赫成为大国。中国史家论述边徼诸国，政治起源，辄喜归诸中国流徙亡命之徒，以为此辈善于适应当地风尚，重以知书识字，故易居高位，掌大权，而团结各民族以成一国云云。后世如高丽、闽、广、汉、甘、台湾，诚如斯说；而西藏、蒙古、满洲诸游牧民族中大致亦不殊也。中史谓匈奴之先出于夏后氏之苗裔曰湻维，以失行遁入北荒，建国称王。自是以迄西元前二世纪，中国北方诸邦，屡遭此辈游牧民族侵寇之害；然其世代年系绝少纪述，今日钩稽古籍，于此辈往略迹窥一二；顾其蒙昧之状，比之希罗多德之纪塞种，无以异也。斯时东胡民族尚未为中国所知，两者接触，犹在数百年后。唯匈奴以泱泱大国，故知之甚悉，后来屡用突厥人或突厥塞种（Tutko-Scythian）之名以称匈奴帝国中各同种部落；然在西元后第五世纪以前，犹无突厥之名，漫以此称往昔匈奴，将不免通人之讥矣。鞑靼一词或称塔塔，或称鞑子，中史用此，殊为含混；而其见于史籍，亦在西元后第二世纪，其始此辞仅指一小部落而言，与突厥同。是故匈奴与匈（Hun）是否一词，今姑不论，要之中国人对于北亚骑马食肉饮酪之游牧民族，除匈奴一词外，并无他名以称之，此与匈奴势力失堕，为中国所驱，西行而入于北欧以后，北欧除匈以后之无他名以称此辈骑马食肉饮酪之游牧民族，则可决也。复次，希罗多德所述与希腊波斯接触之塞种，与中国之匈奴、欧洲之匈人正同，则屏去其他纷异之证，而谓此三者在种族上彼此息息相关，固至为合理之结论也。
匈奴以马背为家，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tuó tuó，同骆驼）、驴、骡、駃騠（jué tí）、騊駼（táo tú）、驒騱（tuó xí）；亚述（Assyria）中亚之野驴，当亦有之。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乌兽；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毡）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鞑靼此俗，历千数年而不衰。至于子与兄弟，孰得先取，尚未之知；大约无子则归兄弟，无兄弟则归子耳。其俗无事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有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盖其战略，不外突击诈败与夫埋伏而已。中史称其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短刀相接，则有剑及匕首以为利器。古史或称其冬则穴居，此或特指东胡而言也。
鞑靼民族中亦复战伐不绝，唯古纪蒙昧，难得其概。要之自西元前一千四百年至西元前二百年之间，中国与此辈游牧民族战争之事，时见古籍，时期亦可见梗概，虽所述简略，固可视为信史；至于年代不定，不足为病，中国史籍亦自西元前八二八年（周共和十四年）以后，年岁始有可征也。今日中国如陕西、山西、河北诸省之北部，在当时俱为此辈游牧民族牧马之区；终战国之世（西元前七〇〇年—前二〇〇年），中国与此辈常保其平等之势。周室自天子以至诸侯，先后数与此辈游牧民族藉和亲以保其安谧，而赵武灵王且胡服骑射，以效之也。现今又有一字源问题，即所谓东胡（此辞大率用以称契丹、满洲以及高丽之先世而言，与以匈奴指突厥、回鹘、黠戛斯之先世而言正同）一词是否与欧洲之通古斯（TungusicorTunguz）一词是否同源是也，在此不欲为详细之讨论，今只略述其概。案俄文此字与中文意义正同，故二字语根若非同出一源，则当属非常巧遇之事。此外尚有一点，亦可见中国边陲诸邦渐染鞑靼思想之深也。赵襄子曾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此事深悖孔子礼教之观念，而与匈奴塞种之习则甚近也。西元前第三世纪，嬴秦统一以前，赵国奄有今日山西、河北两省之地，名将李牧戍边，以诱敌之策，大破匈奴，杀十余万骑。秦灭六国而后，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今河套一带号称鄂尔多斯旗之地，当时所谓河南地者，本已沦于异域，至是俱为所复。胡人遁走漠北。蒙恬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今甘肃兰州府地）至辽东万余里筑长城以防胡。长城至今大致完好，现代中国地图率可见此。自长城筑后，沿边奇异之地名，常因代而不同。然在又一方面读史者应知此长城者，实一大血线也，埋骨其间，无代或绝，千余年来，魂绕边塞者奚止百万。然而长城之筑，固不自蒙恬始；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亦筑长城以拒胡。东则燕（今北京平原一带）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其后蒙恬以三十万众戍边塞，筑长城，要不过增修前人之旧，而联之为一而已耳。后来诸朝代有缮修，向东扩展；今日离北京三十里所见之长城，大都为后来所修；两千年前之古长城，唯见于西北边陲一带，然已废圮无余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