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刘文良约我去做遗嘱见证，有位老人的房子要拆迁，几个儿子争房产。他说立遗嘱的人行动不便，要上门去做。他开车来接我。律师见证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做不好，律师事务所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每次开会，房峰都会强调律师见证的风险。我在车上仔细审阅他代笔的遗嘱，检查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刘文良突然说：“啊呀！忘了一件事，前几天法理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说有个案件要和你谈谈，是个交通事故，说赔偿一些钱，让你们受害人这边出个谅解书，他们想争取一下，给肇事者办缓刑。”
“我还纳闷呢，这么长时间案子没消息，已经到法院了，你小子太不像话了吧？”
刘文良嘻嘻地笑着：“这几天太忙，忘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咱们所里，你们当面谈。”
做完遗嘱出来，我心情非常不好。人性本如此，其实并不是拆迁惹的祸，而是拆迁暴露了他们的本性，把他们最贪婪的一面显现出来而已！
我们赶到所里时，法理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已经等在那里。好像有次和房峰开庭，我见过他，又想不起来。旁边还有一位女的，想来是司机的亲属，一问，果然是薛怀让的老婆。
“那么，你们愿意赔多少？”我开门见山。这是我的惯常做法，其实这时候的谈判就是砍价，先要知道对方的报价。他们没有接我的话，而是大谈家中的困难，然后又和我拉关系说人情，最后把球踢给我：“那你们打算要多少？”
这其实是很难说的一个数字，如果你坚持要得高，对方有可能拒绝赔偿，选择接受刑事处分，就是蹲监狱。反正交通肇事罪是轻罪，如果适当赔一点，作为量刑时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说不定在里面待个一年半载就出来了。但是要在一两年内赚几十万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一天的监狱也不愿意蹲，因为那意味自由的丧失，他们宁肯花钱免罚。所以，找一个平衡点，让双方都能接受是最好的。这个点又是由赔偿人的心理、能力，以及索赔人的期望值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我东拉西扯，问她是做什么的，探听到她的职业，也就基本知道其赔偿能力了。肇事的是一辆现代伊兰特轿车，又是从别人那里借的，说明这小子的经济能力非常一般。
她说：“我们俩刚结婚，在镇上经营着一家五金铺，也没有其他收入，而我又怀孕了，要人照顾，你就帮帮我们吧。”
我叹一口气说：“那家的人没有了，多少钱能买一条人命呢？从录像上看，你老公超速、占道，事后态度又不好，也不出面安抚下受害人亲属，哪怕说一句对不起呢。虽然，我和王律师也是熟人，但不好做工作啊。我委托人条件不错，她们说了，不在乎钱，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我的话说得简单，但绵里藏针，句句逼对方死路。谈判就是这样，要讲策略，有时候要狠，一下将死对方，逼着签城下之盟！我也知道，这样的谈判，艰难而持久，别想一次就成功。我没想着在当天达成协议，所以态度很坚决。
对方果然不吭声了，停了一会说：“那你总得说个数字吧。”
我想了想说：“按照人身死亡的赔偿标准，外加十万元的精神损失，总计六十万。”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有什么精神损失啊？你没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办案思路，这个案件，我会打三个官司，为了主张精神损失，民事部分我会单独起诉。检察院提起公诉时，为了减轻刑事处罚，你们不可能不赔偿一部分吧？这算是第二个。等这两个处理完了，我还会提起劳动仲裁，杨晓玲的父亲在上班途中出车祸，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这是第三个案子！”
“刑事附带民事或是单独的民事起诉，这里面需要智慧，但操作有难度吧，不一定能兼得，那保险呢？”王律师说。
“那自然是我们的，我已经办理了肇事车的财产保全，车你就别想开走了，起诉后，我们会保全保险利益，申请法院到保险公司查封，保险赔偿款也是我们的。”
“其实，保险完全够赔偿你们的损失，也有保障，这本来就是你们的，要是保险之外再按人身死亡标准赔偿，那就是双倍赔偿了——任何人不应在灾难中获利，这是法理学的一个原则。”
“不达到这个条件，我们是不出谅解书的。”
王律师不再说话，我掏出一支烟扔给他，进门时我看见他抽烟。态度虽然要强硬，但也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他们逼得离开谈判桌。我给他点上，才给自己点着，长长吸了一口，又软了口气说：“我也就是个代理人，这是我委托人的意思，没办法啊。”
他们说回去考虑一下，然后回去了。
送走他们，我给杨晓玲打了个电话：“我来接你，咱们出去一下。”
我决定亲自去调查一下对方的赔偿能力。这样的案子胜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得到赔偿，则不好说，很多时候往往是官司打赢了，当事人手中只有一张判决书，拿不到钱。所谓民事案件执行难，我们把这叫法律上“打白条”。上个月，我们主任房峰及法院执行庭的人去了一趟浙江东阳。两年前，东阳某公司在青城施工，租借了委托人的脚手架，但完工后一直没有交还。起诉后不久，房峰就和办案法官去浙江查封。案件判决下来，执行也就走个程序，直接从对方账户把钱划来。我清楚地记得，在飞机场房峰兴高采烈，但是同行的另两人神情黯然。他们也随法官去执行，因为没有查封，被告的账户钱不够，官司虽然赢了，钱没拿到。这样的官司和没打差不多，委托人不但没有要回来钱，还追进去一大笔费用——都是律师，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们来到王台镇，打听到薛怀让家的五金铺。我假装买几颗钉子，一个很瘦的老头从角落站起来，他可能是薛怀让的父亲。我仔细打量这个五金铺，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全变卖了，也就值个十万八万。看来，我太高估他们了。幸好有保险，否则，这官司可能就白打了。
晚上下班，刘文良到办公室，说要请我吃饭。我说咱俩还客气啥，有什么事直说。他说先吃饭，拉着我出了门。
下班时分，刘文良说不用开车，穿过两条街道，来到一家叫欧典的西餐厅。店虽然不大，但环境优雅，座位也是沙发，坐上去相当舒服。刘文良在我对面坐下，递给我一支烟说：“杨海洋的案件想要六十万元？”
原来他请我吃饭是为这事。我说：“您是做说客吧？”
刘文良哈哈大笑：“你先别问这个，他们现在愿意赔偿一部分，主要是想取得你们的谅解，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谅解书。民事赔偿部分有保险，给你们十万元得了，要是不答应，他们说就把钱送到法院，这也是量刑情节之一吧？也可能判缓刑，就算实刑，也就是一年左右。”
他说的不无道理，但十万元也太少了，与我的想法相去甚远。
“其实，这家嘛也不太在乎钱，主要是那司机态度差，受害人家属很生气，我们打电话也不接，呵呵，没想到找到了他的肇事录像。”
“这一点我很佩服你，要是没有录像证据，最多也就是个同等责任。王律师找到我了，十万元行不行？给我一个面子。”
“你的面子肯定会给的，减半，三十万，一分不少。人家的爸爸没了，钱算狗屁，你心痛什么？”
刘文良还要和我争，我不接他话，他拼命地给我倒酒，两人差不多喝了十瓶啤酒。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时，头还有点疼，刘文良带着王律师和薛怀让老婆进来，把一个黑色大塑料袋扔我桌子上：“李律师，二十个可以了。”我看了一眼，是二十万元现金。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啊！”
王律师给薛怀让的妻子使了个眼色，她拉开我的抽屉，扔进去一个信封，我看了一眼，不少于一万元。
我知道，这是摊牌了，我必须接受，要是我说少，他们会转身而去。这就好像是赌，看谁厉害，他们要是把这个钱送到法院去，一部分用作受害人的赔偿，一部分打点法官，判个缓刑也有可能。昨天调查了他家的五金铺，二十万可能是全部的家底。
“你们这是让我下地狱！可我不下谁下？”我伸手把那个黑色的塑料袋拎过来塞进柜子，在电脑上马上打出刑事谅解书，并签上代理人的名字。核心意思就一句话：鉴于被告人对被害人已经做出积极赔偿，现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减轻或从轻处罚。
薛怀让老婆拿到谅解书喜笑颜开。我们把刑事谅解书交到主办法官的手中，说明了赔偿经过，法官说我们双方都做得不错。后来的开庭非常简单，简易程序，检察院也没有出庭公诉，法官当庭宣布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下午那家伙就回家了。
我把那些钱送到杨晓玲家里，并解释了为什么接受二十万元。她们说遵从我的意见，并执意将两万元律师费塞进我的包，我推辞不下也收了。
十天后，判决书生效，我和办案法官去保险公司查封，向保险公司出具了判决书、查封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两星期后，保险公司就把四十八万多元的赔偿款转到了杨晓玲的卡上。我们也将民事起诉撤销，当初本来是因为财产保全、扣车，十五天内必须起诉，不得已为之。先刑事后民事。既然刑事附带民事已经赔偿了受害人，民事起诉当然得撤了。杨晓玲的母亲坚持要给我五万元的律师费，我只收了四万元，并说：“晓玲的爸爸不在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她们非常感动，我觉得自己很虚伪，但仔细一想，要不是我从加油站发现录像，她们也得不到这么多赔偿，如此说来，收取律师费是应该的。
杨晓玲的妈妈说：“虽然，案子办完了，我希望我们以后还会成为朋友，经常走动，说不定还要麻烦您呢。”她说得恳切真诚，我真的被感动了，说：“您别客气，那天为了拿到录像，我充当了一回晓玲的哥哥，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不要说这个案子还没完，下一步，我还要提起工伤赔偿，晓玲爸爸是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完全符合工伤的情形。就算将来不办案子了，我还想到您这儿来吃饺子呢！”
那天晚上，杨晓玲送我出来，我们沿海边走了很远，我感觉作为一名律师，为委托人伸张了正义，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内心充满自豪。
处理完交通事故案件后，我开始着手提起劳动仲裁。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杨晓玲的父亲属于工伤，可获得四十八个月工资的赔偿待遇。我了解到，杨海洋与物业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交纳社保，钱自然是由物业公司出。我决定先到公司去看看，和公司负责人谈谈，法律规定虽然如此，但能否得到赔偿，还得看公司情况。再说，没有合同，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也非常麻烦。
有一位姓张的女经理接待了我，她非常能说，有用无用，好话废话，夹杂着当地的方言土语，那样子像要用自己的话把我淹死。在她面前，我这个能说会道的律师插不了一句话。
“我们怎么能赔偿得起啊？我带着几个下岗工人，每个月就收那么一点的物业费，现在的业主都难缠，总是拖欠物业费，这些房子大部分是外地人投资，准备将来养老的，不入住就不交物业费。杨海洋是我们的职工，可他当初来的时候我们不想要，熟人说情进来的，你知道他有病吧？到别的地方去没人要。我们安排他做保洁，出事后公司看望了家属，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愿意给他赔偿，可是没有能力啊！你们要四十八个月工资，接近十万，我们只好关门了。”
“我也是受人之托，四十八个月工资是法律规定。”
女经理说服不了我，开始来另一招：“我不是公司的负责人，领导不在，给你讲了这么多实情，你看着办吧！”
我把提前写好的书面律师函放在她桌子上，说：“三天给我答复，我们的主张与依据都在上面写着，如果你不是负责人，请把它交给你们领导。”
从张经理办公室出来，我看见这是个很大的小区，但院内杂草丛生，车辆不多，住的人很少。
“你可以聘请律师，找业主收物业费嘛。”我随口说了一句。
“那我们请你吧？”她讽刺我说。
开着车往回赶，沿着滨海大道两侧，建满了海景房，但大多数都空着，那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亮着灯光的人家还不到三分之一。
我欣赏着海边的景色，慢慢回家，手机响了，一看是张总的。他对我前面的工作大加赞扬了一番，我客气地说应该的。接下来他说，那个工伤赔偿能不能少要一点？当时是他介绍杨海洋到安居物业公司的，虽然法律的规定是一回事，但人情也不能不讲。“你收个三四万元，补偿一下就行了。”我笑着说：“听您的。”其实，能给三四万元我也就相当满足了。劳动争议的案件，程序复杂，工作没完没了，杨海洋又没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旦提起仲裁，结果如何，真不好说。我曾经和刘文良探讨过，他说六点半发生的车祸，能不能证明是上班时间也不好说。现在张总说赔三四万元，可能也是物业公司的意思。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安居物业。张经理对我笑容满面，与昨天相比像是换了一个人。
“还是你面子大啊！连张平老总这样的人也为你说话，我只能接受了。”
她很得意地说：“那就三万吧，杨海洋也是我们的员工啊，帮助一下家属是应该的。”
我很讨厌她的善变，那钱本来是应该付的，现在倒把自己装成一副慈善家的样子。和很多人一样，我对物业公司天生反感，收钱积极，服务很差。心里这样想着，但嘴上却说：“两万元，不过你们小区这些拖欠的物业费要委托我们去收，收回的物业费百分之十当作律师费。”
我有自己的打算。一个星期前，我给一位外地的朋友代交了一次物业费。二三年，他在海边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没住，五年没交物业费，加上电梯费，五年的费用总计九千多元。他问我这个做律师的，没有住，物业费能不能不交或少交？我说根本不可能，只要收房了，物业就开始计算，不住那是你的事。当年收房时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就得按合同约定履行。最后我给那家物业公司的人说了很多好话，人家才免了他的滞纳金。九千多元的物业费，一分未少！物业公司也不怕，反正你房子在这里，跑不掉（补充一点：二一一年后，按照现在的青城市物业服务条例，买房后没住的，物业可减半收取）。
我计算过，那小区里有二十多栋楼，如果三分之一没交物业费，我们收回后按百分之十提成，相当不错。这样的案子办起来很简单，发律师函，要是还不交，就到法院起诉，有房子在不怕欠物业费。
张经理说：“百分之十太高了。”
我说：“都是欠个几十块钱的费用，加上水电也没多少，我们一户最多提个几块钱，还要搭上车费电话费，碰上几个顽固的，还要到法院诉讼，百分之十我都不想干呢。”
“好吧！看在张总的面子上，这个业务给你做吧。”说着，她吩咐财务，将欠费用户的名册给我。
我将两万元的工伤赔偿送给杨晓玲，并说明理由，她们没有意见。
至此，这个案子就算完整地办完了。一个案件演绎成三个案子。民事案件撤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没有出庭，工伤案件以谈判结案。三个案子，个个精彩，合计为委托人争取回来七十万元的赔偿，也收获了不菲的律师费，尤其是那个录像的发现，使整个案件逆转，真正体现了律师的作用与价值。事过多年，我还会常常想起，并把它讲给一些年轻的律师。告诉他们，世上只有平庸的律师，没有平庸的案件。
杨晓玲母女说要正式请我吃个饭。我坚决拒绝，我觉得她们也不容易，能省就省点吧。但是没想到她们搬出来张平，由他出面请我吃饭。这回是她们给我面子，而不是我给她们面子了。
房峰说请客的地方是海上皇宫，张平也请了他。以前开车常从那里经过，什么狗屁海上皇宫，纯粹一个暴发户吃饭玩乐的地方，山寨版的悉尼歌剧院，远看，圆鼓鼓的，像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贝壳，丑陋无比。据说是全市顶级的饭店，大部分是吃面子去了。
我没开车，坐着房峰的奥迪A6一起去。就是在那次饭局上，我认识了宝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贾作章。其人眼睛小小，有些谢顶，在饭局上话语不多。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个人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他那里招揽了一系列案件，当然也曾遭遇杀身之祸，面临牢狱之灾，与心爱的人公开决裂。现在回头看，真正验证了那句话：人生的成败关键在于——你是和谁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