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在四卷第十期“读者信箱”里答李秋女士《我们宁可做老处女》一文，曾经提起在如今科学昌盛时代有很便当的节制生育方法，于是引起无数的来函，告诉所受多育的困苦，询问节育方法的内容，有许多来函并由夫妇一同具名，以示郑重，我们除将所知分别径复外，觉得这件随意提起的事既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有特别提出来略为谈谈的必要。
节育在现在确有比较简便的有效方法，不过在本刊上公开发表，有所未便，只得分别径复读者的询问（询问者请附回信的邮票）。所以本文不谈这一点，本文里所要谈的是我们对于节育应有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不应该节育？
讲到这个问题，我们最当注意的是：“……（生育）限制之真意义，不止涉及家庭经济与个人自由各问题，亦与种族之竞存及进步问题有直接关系。”（见潘光旦先生所著《人文生物学论丛》二九〇页。）自遗传学昌盛以来，我们知道一人的体态，智慧，性情，都可以由祖宗遗传给后嗣的。于是为全民族前途的兴荣发达起见，我们希望优的蕃殖，劣的减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多生几个子女，为全民族前途造福。“……人口之各部分，品质每有不同，设各部分于同时作同量之限制，则人口中品质的支配或犹可保其原有之均势，而种族不受虚耗之影响；不然者，设中上之优秀部分多加限制，而中下之顽劣懦弱者少加限制或不加限制，则数世之后，劣者将以日滋，而优者将日归沦丧……”（见潘著《中国之家庭问题》二四二页。）
我国有教育家某先生，所生子女已在一打以上，但他不想节育，他有一天对我说有三个理由：
（一）他的夫人生育愈多身体愈好；（二）他的经济能力虽不十分充裕，但培植子女还办得到；
（三）他自信所生的子女，品质比较的比平常的人家好，欲因此替国家多造出几个优秀的国民。我听了十二分的赞成，极力劝他努力加功。
我的母亲就因生育过密，体气日弱，当时竟不知节育的方法，她二十九岁时生最后一胎之后（共生三男三女），不久就成痨逝世。我知道的亲友中遭此惨痛的实在不少，这次所接的许多来函，关于此点的也很多，有几位女士竟写得声泪俱下，令人不忍卒读。所以美国提倡节制生育的山格夫人在第六次万国生育节制会议时（一九二五年三月在纽约举行），她登坛演说词中就有几句说：“……我们目睹因生育过度而发生之种种母性的惨痛，我们又怎样忍心不救呢？……”像上面所说的那位教育家的夫人生育愈多身体愈好，这一点当然可以不成问题。
母体孱弱或因生育而孱弱，则不宜多育，这就是研究优生学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因为这不但是等于手刃其母，即后来勉强生育的儿女，也难得健全的体格。除此点外，据优生学者的见解，则特重智力，主张我们应鼓励智力特优者，即有特出之才能而可以福利人群者，多生子女，为社会增多优秀的分子。这个意思，我们当然十分赞成，不过在实际上，有许多虽然智力特优而经济能力却有不能胜任之苦，则又奈何？很提倡优生学的潘光旦先生对此点曾经有过下面的几句话：“诚以经济能力为重，而智力为轻，则数世之后，大腹贾与暴发户将为我华民种血统之正宗，而茫茫大地，将永无穷书生立锥之地。”这几句话真是慨乎言之，我们这班“穷书生”尤其是要一掬同情之泪！但这不是“穷书生”的过咎，我以为既不幸做了“穷书生”，倘若不顾其穷，只管以智力为重而源源生育，替民族造出的许多“新人物”将来能否优秀，无力充分训养，将来是否要将英才埋没，姑置不问，而目前因家累之过于繁重，生计之过于艰苦，弄得终日如坐愁城，垂头丧气，进取无由，壮志尽消，先把自己在事业上对于社会可有的贡献毁了，虽有特出之才能，也很难于福利人群了。西俗有的机关对于办事员的待遇，遇有添生子女，有酌增薪金之举，听说上海工部局的上级西人职员，有生一个子女而每月增薪九十两的，那尽管十分起劲的生育，否则我觉得在经济上便须量力而行。自问经济能力实在困难的，对于节育便应加以相当的注意。
这样看来，“我们应该不应该节育？”这个问题是不能以一概论的；有的应该，有的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