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是今年八月份出版的，著者胡愈之君，发行者新生命书局，实价八角。胡君于今年一二月间亲在莫斯科观察一星期，此书便是他在该处所得的“印象”，全书虽有一五一页，但以著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的页数似的。苏联的主义如何是另一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努力于为民众谋经济上及教育上的建设，不久以前蒋作宾氏游俄一月，也有很深的感动。记者最近在沪曾有一次在友人处遇着蒋氏，谈及此点，蒋氏亦以我国对苏联现状须作切实的研究为言。我国的中山先生建议以三民主义拯救国族，为全国志士所信仰，但扰攘数年，最与全国民众生活上有密切关系的民生主义，仍未见诸实行，我们每闻苏联建设之新闻，未尝不怃然长叹。
此书系笔记体裁，共分四十一则，每则一个标题，各则所述虽系零星杂感，但就所叙述的事实看来，处处流露努力于为民众谋经济上及教育上的建设精神。即就教育一端而论，“规定以八岁到十五岁的初级学校，为义务教育的期限。在革命以前，俄国识字人数，不过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三，但到了一九三○年，增至百分之六二·六；到五年计划的末年（按即后年），义务教育推行全国，不识字的人数将减至于零。”接着又说：“但这并不只是发一道命令，定一个计划，就算了事。在一九三○年，政府新设学校达四万五千所，学童增加一千四百万人，需要新教师五万人。在一九三○——三一年，全国平民教育经费约增一倍，即从六万一千五百万卢布，增至十万零一千万卢布……”
全书四十一则里面，我觉得尤其可注意的是关于记述“无产者旅行社”的三则（三○至三六页），“五日休息制”，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
请略述第一事：本书著者因得世界语同志R女同志的介绍与引导，因旅馆客满，投宿于一个“无产者旅行社”，初到的那一夜，“在大雪中奔走了三点钟，骤然进了温暖的室内，虽然只是简单的工人的住所，在我（著者自称，下同）已如进了皇宫一般。尤其是第一次见着我时，宿舍内人们的和蔼的笑容，使我从内心里感到无量的温煦和愉快……宿舍的办事员，引导着我进了寝室。满房子的人大多已睡在床上了。R女同志替我介绍了一下。这宿舍的旅客多是从乡间来的，很少见过中国人。闻知我从上海来，非常高兴。尤其是室内的一大群天真的小姑娘——从南俄克里米亚（Krimeo）岛来莫斯科参观的女学生——都喜的不想睡觉，一个个都披着睡衣起来。这样便在寝室内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
据说这种“无产者旅行社”专为劳动者旅行便利而设的，是一种合作社组织，但有国家津贴，收费甚为低廉，在全国各地都有，在莫斯科有十余处，“这宿舍内部构造和平常中下等旅馆差不多。不过旅馆有着单人或双人房间，在这里只有总间，每一间内放着十二只到二十只的小铁床，和医院的三等病房一样，设备非常简朴，但收拾得颇为清洁。男和女有时在一个房间睡觉，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另有一个大房间是写信和阅读书报的。饭是在楼下食堂吃……饭是先付钱买票，凭票到食堂自己端的……既是劳动者的宿舍，所以只有管事员，没有侍者和‘仆欧’，床要自己动手叠，菜要自己到柜上去端，洗脸是在一个盥洗室内用冷水冲的……我在这一星期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团体生活的乐趣。在这里大家的生活是齐一的，同一样的睡觉，同一样的吃饭，全没有贫富高下的分别。各人都显出十二分的满足和愉悦。各人都觉得别人的生活和我一样，因此计较心和羡慕心完全消失了，大家就同自家兄弟一般。”
关于著者所寄宿的这个“无产者旅行社”里的“几个同居者”，他有一段很饶兴趣的描写：“在我的床对面睡的是一个高加索人，一个又高又大颇像蒙古人脸相的人，据说是来莫斯科开会的农民代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都和我讲话，我一句也不懂，但从他那诚挚恳切的表情，我已明白了大半的意思……他那副天真的可掬的笑容，至今还反映在我的眼帘”……
其次请略述所谓“五日休息制”。这个制度立意新颖，其优点在能使工厂的工作整年不停，而工人的工作日却比从前减少。依这个新制，苏联已把星期日废除了。“自从五年计划实施以后，劳动者每隔四天，休息一天。休息日各人不一样，是轮流着休息的。星期日的名称完全消失……现在日历大多是用五种不同的颜色来分别日期。例如第一天是红，第二天是黄，第三天是绿，第四天是橙，第五天是青，第六天又是红的。每个工人也依休息日的颜色分班。例如红色日休息的工人，只要看到日历上的纸是红色了，他便可以休息一天，此外可以类推。这种方法除上述优点（反宗教，增加工厂工作，减少工人的工作日）外，还有别的好处。在别国行星期制的，每到星期日或星期六日，各处的商店，戏院，游戏场，必拥挤的不堪，而在平时则顾客寥寥。行五日轮流工作制后，便没有这样的弊病。此外在统计预算上也有不少的便利。”
最后请略述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竟赛”。常人以为个人利益的竟争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社会主义者既反对一切为个人利益的竞争，则人类必相率游惰茍安，社会将日见退步，故劳动者的生产竞赛，从表面看来，似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相容的。其实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非无生产竞争，不过非为资本家所垄断，个人对个人的掠夺既完全消灭，各个人都为着社会全体福利而竞争生产，使全般生活标准提高；一切生产增加，唯一的享受者为劳动者自身，不像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内，增加的生产都装入资本家的口袋，故“在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又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由工人群众自己监督生产，据了可靠的统计数字，按照他们的日常工作的经验，定一个生产标准限度，由一工厂的全体工人和别一工厂的全体工人互订下竞赛契约，亦有由各班工人互订的，于某限期内增加生产效率。到了决算时期，如生产能力超出限度而达最高点，在工人们认为最大的荣誉；反之如不能如约达到限度的，则视为怠惰耻辱，由工人大会判定名誉的惩罚。他们明瞭这是为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是为自身的利益而劳动，所以能积极自动的做去，直接动员，为增加生产而努力。
所谓“名誉的惩罚”，这本书里也举过几种有趣的实例，现试举一种如下：“在工场外面一块空地的角上，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俄文字，据说意思是‘黑角’。这‘黑角’是为了惩罚怠惰的工人用的，在这指定的一片土地上，插着十余个木制的平面雕像，有的抱着一个大酒瓶；有的昏沉沉地睡着；有的像一个小偷的模样；有的张着大口，吹法螺：种种丑态，不一而足。每雕刻上都写着人名和所犯的事由。据说，凡工人有舞弊及偷盗情事，或工作怠惰，不能实践自己约定的工作标准的，经工人代表所组织的法庭判决，方在‘黑角’内陈列示辱。其情节较重的，工人法庭可加以罚金或开除处分。但一切惩罚都由工人团体解决，工厂管理人不加干涉……苏联的工人把工作纪律看的很重，违犯纪律的必由工人共同加以惩罚。因为在苏联工人是为大众而生产，不是为少数人赢利而生产，若不守工作纪律而使生产损失，即是对于大众的损失，是非惩罚不可的。”
记者最后的感想，觉得制度重要，人尤重要；能自治的人才能实行自治的制度。苏联对于国民教育训练之积极，实尤为基本的基本。处于倡导地位的干部人才（尤其是廉洁公忠坚苦卓绝的人格）也极重要，否则制度与计划都不过成为纸上空谈或落得有名无实的结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