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洛思彼尔?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于一千八百零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巴黎。他的父亲约翰?法杭刷?莱奥诺尔?梅里美（Jean–Franeois–Léonor–Mérimée）是一个才气平庸的画家和艺术史家；他的母亲安娜?毛荷（Anna Moreau）也是一位画家。
在这艺术家，同时又是中流阶级者的环境中，是没有感伤成分的，只有明了、良知和某种干燥的冷淡。在那再现着古典的，正确的，遒劲的，规则的图画的画室中，眼睛是惯于正确地观察事物，手是惯于切实地落笔挥毫，所以，在这环境当中长大起来的梅里美，便惯于正确地思想了。
幼年的梅里美，是没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地方，他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孩子。从一千八百十一年起，他进了亨利四世学校，在学校里引起他同学的注意的，只是他衣服穿得很精致（这是他母亲的倾向），英文说得很流利而已。因为他的父亲——他和许多英国的艺术家如霍尔克洛甫特（Holcroft），诺尔柯特（Northcote），威廉?海士里特（William Hazlitt）等人都是老朋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读英文。他真正的教育，我们可以说是从他的父母那儿得来的。
因此，他很早便显出修饰癖和英国癖：这便是梅里美的持久的特点。
在十八岁时（一八二〇年），他离开了中学。他对于绘画颇有点天才，可是他的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大成就的父亲，却劝他不要习画，于是他便去学法律。他毫无兴味地没精打采地读了五年法律，他的时间大都是消磨在个人的读书和工作上，他同时学习着希腊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他很熟悉赛尔房提斯（Cervantes），洛贝?代?凡加（Lope de Vega），加尔代龙（Caideron）和莎士比亚。他背得出拜伦（Byron）的《东荒》（Don Juan）。同时，他还研究着神学，兵法，建筑学，考铭学，古泉学，魔术和烹调术。他什么都研究到。
但是他的知识欲也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梅里美，只有具体是存在的。纯哲学和纯理学他是不去过问的。他厌恶一切空泛的东西。他只注重客观的世界。他可以说是一个古物学家和年代史家：他以后的著作，全包括在这两辞之中。
他也憎厌一切情感的，纯粹抒情的，忧伤的诗情的东西。当然，他是读着何仙（Ossian）和拜伦。但是，他在“芬加尔之子”的歌中所赏识的，是加爱尔（Ga?ls）的文化的色彩，而《东荒》在他看来，也只是一种智慧的讽刺和活动的故事而已。
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五年，他和巴黎的文人交游，他往来于许多“客厅”之间。他认识了缪赛（Alfred de Musset），斯当达尔（Stendhal即Henri Beyle的笔名），圣?佩韦（Sainte Beuve），古崭（Viotor Cousin），昂拜尔（J. J. Ampère），吉合尔（Gérard），特拉阔（Delacraix）等文士和艺术家。他特别和斯当达尔要好，因为，据朗松（Lanson）说：“他们两人气味相投，憎恶相共。他们两人都爱推翻中流阶级的道德；他们两人都是冷淡无情的，都是观察者；他们嘲笑着浪漫的热兴；他们两人都有心理学的气质。”那时斯当达比梅里美大二十岁，已经以《合西纳和莎士比亚》和《恋爱论》得名了。他使他这位青年的朋友受了很大的影响。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是浪漫派战争爆发的一年。梅里美倾向哪一方面去呢？倾向古典派呢，还是浪漫派？他是青年人，所以，他便应当归浪漫派。然而他却忍耐而缄默着。一切的激昂都使他生厌。他赞成原则而反对狂论。他加入了浪漫派的战线，他先做了一篇散文的诗剧《战斗》（Bataille），完全是受的拜伦的影响，接着又在一天星期日在Debats报的文学批评者德莱克吕士（Delecluze）家里宣读他的莎士比亚式的诗剧《克朗威尔》（Cromwell）。这诗剧现在一行也没有遗传下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那是越了一切古典的程式规范的而已。最后又在Globe报上发表了四篇关于西班牙戏曲艺术的论文（一八二四年九月间）。
不久，他做了五篇浪漫的戏曲，假充是从一个西班牙戏曲家Clara Gazul那儿译过来的。其中有一篇《在丹麦的西班牙人》（Les Espagnols en Danemark），是很不错的，其余的却只是胡闹。他还假造了Clara Gazul的传记，注译等等。这种假造是被人很容易地揭穿了。除了一切青年文士的推崇外，这部书并没有什么大成就。只有一位批评家——梅里美的朋友昂拜尔捧他，说“我们有一个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了”！
在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他又造了一件假货。一本书出来了，是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印的，里面包含二十八首歌，题名为《单弦琴或伊力里亚诗选》（La Guzla au choix de PoésiesIllyriques），说是一个侨寓在法国的意大利人翻译的。当然，里面还包含许多的关于语言学的研究，一篇关于巴尔干的民俗的论文，和一篇关于原著者的研究。
实际上，这本“单弦琴”从头至尾是梅里美做的。他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一八四二）的序文上自己也源源本本地讲出来了。
那时，这位法国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家昂拜尔想到意大利和阿特阿特克海岸去旅行。什么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钱。于是他们想一个妙法，便是先写一本旅行记，弄到了钱作旅费，然后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描写错。为了这件事，梅里美不得不去翻书抄书。可是出版之后，却没有卖了几本，这可叫梅里美大失所望。可是歌德却上了他一个当，把这部书大大地称赏了一番。
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他发表了一本La Jaquerie。这是一种用历史上的题材做的戏曲，但是似乎太散漫了。
此书出版后，梅里美便到英国去了。在英国（一八二八年四月至十一月），他认识了将来英国自由党的总秘书爱里思（Ellice）和青年律师沙东?夏泊（Sutton Sbarpe）。后者是一个伦敦的荡子，后来做了梅里美在巴黎的酒肉朋友。
在他的远游中，出了一本Eamille de Carvaial（一八二八），依然是一本无足重轻的东西。
回国后，他发表了两篇西班牙风味的短剧Carrosse du Saint–Saereman（一八二九年六月）和Oceasion（一八二九年十二月）。这两篇编入当时再版的Clara Gazul戏曲集中，在全书中可以算是最好的了。
同年，Chronique du temps de Charles Ⅸ出版了（后来梅里美把temps改为règne）。这是梅里美显出自己的长处来的第一本书，里面包含着一列连续的，但是也可以说独立的短篇故事。正如以前的戏曲La Jaquerie一样，原是借旧材料写的，但是艺术手腕却异常地高。这部书在当时很轰动一时，我们可以说是像英国的施各德（Walter Scott），但比施各德还紧凑精致。
在一八二九年，他还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独立的短篇小说：《马代奥?法尔高纳》（Mateo Falcone），《炮台之袭取》（L' Enlèvement de la redoute），《查理十一世的幻觉》（La Vision de Charles Ⅺ），《达曼果》（Tamango）和《托莱陀的珍珠》（La Perle de Tolède），都是简洁精致，可算是短篇中的杰作。
在经过最初的摸索之后，梅里美便渐渐地使他的艺术手腕达于圆熟之境了。他从沙维艾?德?美斯特尔（Xavier de Maistre），第德罗（Diderot），赛尔房提斯（Cervantes）学到了把一件作品范在一个紧凑的框子里，又在这框子里使人物活动的艺术，他从浪漫派诸人那里采取了把作品涂上色彩，又把人物生龙活虎地显出来的方法，他从那由斯当达尔领头的文社那儿理会到正确、简洁的手法。他集合众人的长处而造成了他自己个人的美学。
在一千八百三十年，他旅行到西班牙去。在旅行中，他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五封通信，那是他在马德里和伐朗西亚写的。在这次旅行他所做的许多韵事中，他可能地认识了那位他后来借来做《珈尔曼》的主角的吉卜赛女子。但他也认识了好些显贵的人们，他和德?戴巴（后名德?蒙谛约）伯爵夫妇做了朋友，他抱过那后来成为法国的皇后的他们的四岁的小女儿。
正在他的旅行期中，法国起了一次革命。当他回国的时候，他便毫不费力地加入胜利者一方面了。他与勃劳季尔家（Brogile）和阿尔古伯爵（Comte d' Argout）有亲友关系，因而进了国务院。他在那里过了三年的放诞生活，什么事也不干，尽管是玩。据他自己说：“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极大的无赖子。”直到和乔治?桑发生了一度短促而“可恨”的关系后，他才放弃了那种无聊生活，而回到文学中，写了一篇Double Méprise（一八三三，九月）。
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梅里美被任为历史古迹总监察。从那时起，他便埋头用功读书，对于理论和纯粹批评的著作得了一种兴味。他异常忙碌，要工作，要做报告，因而文学便只能算是消遣品了。他的职务使他每年不得不离开巴黎几个月。他四处都走到，从而收集了许多材料。这些札记或印象，梅里美并未全用在他所发表的作品上，大部分都可以在他和友人的通讯上找到。
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这五年中，梅里美是一心专注在他的新事业上，他的惟一的文学作品（但也还是染着他的古学的研究的色彩的），便是他自己认为杰作的Vénus de I'Ille。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和一千八百四十年，他游历意大利、西班牙（这是第二次了）和高尔斯。
这次游历的印象的第一个结果，便是《高龙芭》。这是他在周游过高尔斯回来之后起草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梅里美的艺术手腕已到了它的最高点。他的一切的长处都凝聚在这本书里：文体的简洁和娴雅，布局的周密和紧凑，描写的遒劲和正确，人物的个性和活跃，对话的机智和自然，在不断的冲突中的心理的分析的细腻，地方色彩的浓厚和鲜明。所以，虽则梅里美自己说Vénus de I' Ille是他的杰作，但大部分的批评家却都推举这一部《高龙芭》。（《高龙芭》里的女主角高龙芭，并非完全是由梅里美创造出来的，那是实有其人的，梅里美不过将她想象化了一点而已。）
意大利的旅行和罗马艺术的研究，引起了他对于古代的兴味。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他发表了两篇罗马史的研究；《社会战争》（La Guerre Sociale）和《加谛里拿的谋反》（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在一八四二年，他一直旅行到希腊、土耳其、小亚细亚。回到巴黎后，他发表了他的《雅典古迹的研究》（一八四二），几月之后，又发表了他的《中世纪的建筑》。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国国家学院选他为会员（这是由于他的《高龙芭》）。这时梅里美不知怎地又写了一篇小说：Arsène Guillot。但是这本书却颇受人非难。第二年，《珈尔曼》出来了，这是一本一般人很爱读的书，但是，正确地说起来，是比不上《高龙芭》和Arsène Guillot的。
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何般教士》（I' Abbe Aubain）（一八四六）后，他忽然抛开了他的理想的著作了。他以后整整有二十年一篇小说也没有写。
从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二年这七年间，他写了《侗?贝特尔第一的历史》（Histoire de Don Pèdre ler），他研究俄国文学，他介绍普希金（Poushkin），哥果尔（Gogol），并翻译他们的作品，他研究，他作批评文，他旅行。在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的时候，他丧了他的慈母——这在他是一个大打击，那时候，他已快五十岁了，他身体也渐趋衰弱了。可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拿破仑三世和梅里美旧友德?蒙谛约伯爵夫人的女儿结了婚。那个他从前曾经提携过的四岁的小女孩，现在便做了法国的皇后了。大婚后五月，梅里美便进了元老院。于是我们的这位小说家，便成为宫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了。他过度着锦衣足食的生涯，然而他却并不忘了他的著述，那时如果他不在他的巴黎李勒路（Rue de Lille）的住宅里，不在宫里，他便是在继续的旅行中：有时在瑞士，有时在西班牙，有时又在伦敦。
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他到过苏格兰；几月之后，他淹留在罗若纳（Lausanne）；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他继续地在艾克斯（Aix），在伦敦，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在意大利。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他出席伦敦的博览会审查会，他受拿破仑三世之托办些外交上的事件。
在这种活跃之下，梅里美渐渐地为一种疲倦侵袭了。他感到生涯已快到尽头；自从他不能“为什么人写点东西”以来，他已变成“十分真正的不幸了”。接着疾病又来侵袭他。为了养病，他不得不时常到南方的加纳（Cannes）去，由他母亲的两个旧友爱佛思夫人（Mrs.Evers）和赖登姑娘（Miss Lagden）照料着他。
守了二十年的沉默，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梅里美又提起笔来写他的小说了。可是重新提起他的小说家的笔来的时候，我们的《高龙芭》、《珈尔曼》的作者，却发现他的笔已经锈了。
《青房》（La Chambre bleue，一八六六）和《洛季斯》（Lokis，一八六六）都是远不及他以前的作品。不但没有进展，他的艺术是退化了。
另一方面，他的病也日见沉重。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九月八日他被人扶持到加纳，十五天之后，九月二十三日，他便突然与世长辞，在临死前他皈依了新教，这是使他的朋友大为惊异的。他的遗骸葬在加纳的公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