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文协港粤各位会员先生的信（1946年2月6日）
文协港粤各位会员先生：
我不得不承认，在读《文艺生活》第二期刊布的那篇《来件二》的时候，我所感到的，是一种超乎沉痛的情感。
我很了解诸君的热情，诸君的良心，诸君的正义感。如果我处于诸君的地位，也许我也会采取和诸君同样的行动，对于自己认为附敌的文人，加以无情的打击。诸君之中也许有人记得，当我以前的妻兄穆时英附逆的时候，便是我亲自在香港文协的大会中揭发他并驱逐他出去的。我绝对同情于诸君的动机，然而，我希望诸君对于我有一个更正确更深切的理解。
也许现在来要求诸君理解是迟了一点，因为我一向以为诸君对于我所处的地位是很明白而不需要多余的解释的，三次的文协座谈会中，诸君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质问；在私人之间，诸君也没有向我表示过怀疑；就是在诸君对我提出检举之前，也并没有向我查明事实真相。但是，我始终坚信诸君是具有热情、良心、正义感的人，诸君的检举，也不是对人而是对事，而毫无私人的好恶存在其间的。所以我这迟发的申辩，也是对那种热情、那种良心、那种正义感而发的。
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因为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我却在魔爪下捱苦难的岁月。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动被追踪、记录、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虏更悲惨了。我不得离港是我被保释出来的条件，而我两次离港的企图也都失败了。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再也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苦痛却是更深沉。
有时我惨然地想，如果我迟一个星期不释放而死在牢里，到现在情形也许会不同吧。于是我对自己起了一个疑问：难道朋友们所要求于我的，仅仅是我的牺牲吗？我难道分得一点胜利的欢乐也是不可能的吗？我自己呢，我觉得幸而我没有死，能够在等待中活下去，而终于如所愿望地看见敌人的毁灭，看见抗战的胜利，看见朋友的归来。我是带着欣喜感动甚至于垂泪的感情看到这一切的，我期待从诸君那里得到慰藉、鼓励、爱。从诸君那里得到一切苦难、委屈、灾害的偿报；我是为了这些才艰苦地有耐心地待下去的。就是现在，我也不断地自问着：我没有白等吗？
也许诸君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早走了呢？不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都离开了这魔岛吗？”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我的几句诗：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来见见，
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
尤其做你们的心，来受苦难，磨炼，
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
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然而这也仅仅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自解，现实的情形是更个人的；我是一个过分重感情的人，我有一个所爱的妻子和女儿留在上海，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地位。在太平洋战争未起来之前几个月，我的妻子因为受了刺激（穆时英被打死，她母亲服毒自尽），闹着要和我离婚，我曾为此到上海去过一次，而我没有受汪派威逼溜回香港来这件事，似乎使她感动了，而在战争爆发出来的时候，她的态度已显然地转好了。香港沦陷后，我惟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后带她转入内地；然而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落在敌人宪兵队的魔手中了。而更使我惨痛的，就是她后来终于离开了我，而嫁给了附逆的周黎庵了，这就是我隐秘的伤痕。
如果解释是需要的，这里便是。我在沦陷期的作品，也全部在这里，请诸君公览；我在沦陷期中做过什么，也请诸君加以调查，诸君的一切询问，我都愿意答复。我所要求于诸君的，只是公正的判断和不可少的辨正。我这样向诸君的热情、良心、正义感申诉。专此谨致辞敬礼！
戴望舒谨上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