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座桥吗？”
“再往前看看。不太可能是这座吧，你能走这么远？”
“我走了很远很远……”
“你那时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小孩能走多远？”
“很远！”
弟弟在车子后座叫起来，用脚踢我的座椅。
此时此刻，我有一种幻觉：好像他才几岁，是个很小的小孩子。
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我曾经骑着自行车带他去买豆腐。豆腐被小心翼翼地系在车龙头上，他坐在后座，一路吵吵嚷嚷。中途我肯定是走神了。路上遇到村里人，他问我：“一个人去买豆腐啦？”“不是，跟弟弟。”“那弟弟哪？”
弟弟哪？
弟弟不见了。像个魔术，他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茫然地站在路上，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后座。这时，又一个人从后面骑过来，似乎觉得很好笑，跟我说：“弟弟没了吧？掉下去啦！”
我掉转车头……弟弟翻下去，摔在了路边的水渠里，身上都是泥巴，也不太明白自己的处境。
“从此之后，我们姐弟之间的关系就奠定了基础。”弟弟总是这么说。
反正意思就是：不怎么样的一个基础。
跟爸妈之间奠定关系则更早一点，也不怎么样。五岁的时候他跟爸妈去镇上的姑姑家吃酒席，小孩子在饭店里跑来跑去，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等爸妈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其他人家的小孩都坐好了，拿着筷子敲着碗等上菜，弟弟却不见了。
妈妈冲出饭店门口到处张望，不见人影，知道不妙，当机立断，发动亲戚们分头找。出于一种奇异的直觉，她骑车往北，往家的方向。
弟弟拿着一支小水枪，茫然地走出镇子，路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九十年代初，镇上就两三家饭店，连门头都做得一模一样。他进错了饭店，看不见熟悉的人，就问门口的一个老头：“我爸妈呢？”老头大概只是想开个玩笑，也可能是一种忽然涌出的奇特恶意，他说：“你爸妈不要你了。他们回家了。”
隔了二十几年，弟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仅记得那天的天气（晚霞艳丽得恐怖）、路边的景色（远远有人隔着河问他：“小孩你去哪儿？”），还记得有个人，停下自行车想带他走。那个陌生人的车杠上已经坐着一个小女孩，他说：“你坐后面吧。我带你去找妈妈。”弟弟已经走了太远，哭得太累，但他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诱惑。恰逢下班，周围人很多，那人似乎思考了一下，终于还是走了。
五岁的弟弟满心懊恼，他想：“我拿的是水枪，又不是真枪，为什么爸妈不要我了？”
我那天满腹怨气地被一个人留在家写作业。大概晚上九点钟，爸妈带着弟弟，挟裹着一种不同以往的、兴奋不安的气氛回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跟我说着：弟弟如何不见了，大家如何分头找，妈妈心急如焚，瘦小的身躯完全趴在了自行车上，像一只圆鼓鼓的麻雀往前俯冲。
不过我听到的重点是：返回镇上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把饭菜吃得精光。他们三个人只好饿着肚子怏怏而返。我的不满因此稍微减轻了一点，并且暗自庆幸：要是跟着一起去了，责怪的必然就是我了。
现在是二十多年后，弟弟二十七岁，我三十二岁。我开车，带着妈妈、爷爷和弟弟，顺着这条熟悉的道路，依然是去姑姑家，参加表妹的婚礼。爷爷昏昏欲睡，身体靠在车门上，车窗开着，脑袋在车窗边摇摇晃晃。
“难受吗？”我问爷爷，他忍耐地挥挥手。
“你看看远处，”弟弟说，“看看远处的麦田，就不会觉得晕了。”
爷爷似乎在看着远方，又可能什么都没看。他打定主意一言不发。
过了二十多年，准确地说是二十二年，这条路并没有太多变化：铺上了沥青、拓宽了一些。它微妙地代替了记忆中那条路，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同。天气很好，妈妈竭力掩盖怒气：昨天刚刚还在下雨，今天天气却好得惊人。好运气都是别人的。
“想想就难过，”妈妈也看着窗外，“别人家的小孩都那么懂事……想想就难过。”
我跟弟弟装作没听见。秋天高远的晴空，路边的田野里散发出一种让人惆怅的气息。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后面按着喇叭疾驰超车而过。
“倒是说说看，你们俩有什么能让我高兴的！”妈妈叫起来，“只有一堆麻烦！”
弟弟依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刚跑完了一个半马。”
“什么马？”
弟弟扑哧一声笑起来。妈妈气呼呼地抱着胸。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看不出妈妈已经六十岁了，她没有干枯下来，脸还是饱满的。长期的哀怨令她的眼角下垂很明显。非要把农活儿做到尽善尽美，播种、撒药的日子一天都不能差，这种偏执让她饱受风吹日晒，皮肤黝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知道无法让她开心了，怎么都不能。所以索性全部放弃了。
就在这时弟弟回忆起那次走丢的事件，我们被吸引住了：主要是那种气氛，那种普通家庭面对的黑暗一角，有可能踩进去、被它吞没的气氛。尤其是那个危险的、要把弟弟带走的中年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是如何努力从命运的黑洞里慢慢爬出来，而不是滑下去的。
我们差点就要一直活在丢失他的阴影里了。只差一点点。这个想象安抚了妈妈，令她对现状平静下来。
之后弟弟和妈妈达成了共识，找到了那座桥：就是在这座桥下坡的地方，在夜幕降临之前，妈妈追上了弟弟。她冲过去，推开自行车，抱着他大哭起来。
“不是找到了吗？不要哭了。”五岁的弟弟镇定地说。
婚礼在镇中学的大食堂里面举行：镇上没有一家饭店能同时容纳这么多人，一共有三十桌。就像所有的食堂一样，这里原本充斥着一种令人难以下咽却又明明白白的食物气息。但现在门口挂了幔帘和蕾丝纱帘，紫色的。还摆着表妹的结婚照。照片上她看上去最起码成熟了十岁。她才二十五岁呢。
有些人，好像生来就是为了体验一帆风顺。比如表妹：家境一直优渥，自己学业优秀，研究生时期交到第一个男朋友，毕业后两个人一起回到家乡进了一个大型国企，迅速结婚。
大概明年就会生第一个小孩了。然后是第二个。
现在，人们四处晃晃悠悠，新娘和新郎还没出现。中午不是重头戏，只是客人们吃吃喝喝，有一种悠闲的氛围。我们四个人迅速占好了角落里不起眼的一张桌子，家族的敏捷性几乎是一致的。其他人没头没脑地四处走着，互相打招呼，寒暄，根本不在意说了什么。有人抱着一个哇哇大叫的婴儿，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晦气。”妈妈说。
跟妈妈年纪差不多的这个中年女人，看上去开心极了。她怀里的婴儿满脸都是鼻涕和眼泪，朝各个方向挣扎着。
“哎哟喂快来看看我孙子。”她招呼妈妈。妈妈笑着走了过去。
“你抱抱，你抱抱。”
妈妈略微躲了躲，还是抱了过来。
“让你女儿也抱抱。灵验哪。我女儿的同事抱了抱这个小东西，晚上回家就怀上了！来抱抱！”
妈妈看着我：“抱抱？”她想往我手里塞，我拼命躲闪。婴儿哭得更大声了。
弟弟很自然地接过婴儿：“还是叔叔抱，叔叔抱。”
他温柔地摇晃他，踱着步子。婴儿渐渐不哭了，迷惑地看着他。
“让姐姐也抱抱啊！”那女人还不死心似的。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站起来，转身就走。
洗手间在教学楼，跟食堂隔了好远。我在一楼看了看，然后一鼓作气跑上了二楼，最后索性跑到最高的六楼上了。本来就是假期，学生们都放假了，楼里空无一人。我站在六楼的走廊往下看，不远处就是一个刚刚翻新的操场，红色塑胶跑道干净得就像从来没有人踏足过。草地因为没人修剪，长得很高。有两个初中生，坐在操场边的观众台上，一个穿着校服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从这里看过去，只是两个小点儿。
操场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有太多关于操场的记忆。从初中到高中，我都是八百米冠军。我没有爆发力，短跑很糟糕，八百米时起步也不快，但等其他人跑得疲倦，越来越慢的时候，我却越跑越快，通常能超过第二名半圈多。我一个人跑在最前面，速度不见降低，然后漫不经心地冲刺，好像根本对获得冠军这件事无所谓一样。
“喂！”弟弟在下面喊我，他仰着头。我冲他招手，于是他就噔噔噔地跑了上来。
“是不是要抽烟？”他问，从身上掏出烟来。
真没想到他能长得这么高。我经常忍不住这么想。
我们俩点了烟，一起趴在走廊的扶手上。
“一会儿去操场吧，”我说，“你还能玩高低杠吗？”
“能啊！”
“小时候你抓住两根竹子就能倒立起来。”
“现在依然身轻如燕，”他说，“你看表哥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是啊，简直是被吹大的气球……脸明明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看上去真奇怪。”
“我们大概更奇怪，已经是周围地区两个著名的怪胎了，知道吧？”
“妈妈是不是太可怜了？至少有一个小孩应该正常一点吧。”
“要不你先试试，把婚给结了？”弟弟说。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她你又辞职了？”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吗？”
“爸妈这两个大傻瓜，根本就不该生第二个小孩。”
“又来了，”他翻了一个白眼，“你跟妈妈有时候表情简直一模一样。”
等我们回到食堂，午餐已经开始了。妈妈焦虑地四处张望，看到我们走过来，狠狠瞪了我们一眼。我装作看不见，坐下来埋头拼命吃。
“吃完饭我陪爷爷去医院检查身体，你们可以去姑姑家坐坐，就在旁边，认识吧？”
“我们还是下午回家吧，晚上再来。”
“就不能像两个大人吗？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爷爷只吃了一点点，呆坐着。
“好啦好啦，我们去就是了。”弟弟说。
吃完饭，我们随着妈妈站起来，跟周围还在吃的人礼貌告辞。妈妈从后备箱拎出一大袋柿子，准备送给在医院工作的远房叔叔。妈妈拎着柿子，歪歪斜斜又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弟弟要帮她拎，她把他的手打开了。反正只要她不高兴了，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她会去做最辛苦的事，提醒我们有多么对不起她。
陪着妈妈跟爷爷走进医院，她拼命催我们离开。
“陪你不好吗？”弟弟跟在后面问。
“不要。”
我们只好在医院门口站着，整个镇子一片安详，路上也不见什么人。光线很亮，明晃晃照着街道。“算了，走吧。”我们俩晃晃荡荡，还是去了不远的姑姑家。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一楼是店铺，二楼饭厅里有两桌人都在打麻将。我们穿过去，进了客厅，一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都是姑父那边的亲戚，竟然一个都不认识。于是我们也在转角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摆满了零食，我拿起香蕉剥开吃。电视里正在播放老版的《西游记》，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氛围。吃完一根香蕉我才发现是哪里不对了：除了我们俩，都是老人。平均年龄最起码在八十岁以上，每个人都以奇特的姿势一动不动。靠门坐着的那位奶奶一直歪着头，其他几个则面无表情定定地看着电视。当孙悟空一棒打向妖精时，他们也毫无反应，只是有人仿佛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在我旁边的老头子似乎已经睡着了。他满脸老人斑，瘦弱不堪。我忍不住凑近了一点，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叹息。
“活着呢。”弟弟悄悄说。
我拿起遥控器，开始换台，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们依然一动不动仿佛着魔一般看着电视。我调到一个频道又在重播《寻秦记》，于是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大概才看了几分钟，弟弟忽然站起来说：“还是去操场吧？”然后他拿起遥控器，又调回了《西游记》。
我们各自抓了一把瓜子，慢慢往操场走去。
“怎么了？”我问他。
“受不了那气氛。爷爷现在也是这样，盯着电视不知道在看什么，他最喜欢看《西游记》，看了说不定有三十遍。奶奶去世之后，他就越来越古怪了。”他说。
我们肩并肩走着，把瓜子壳吐在地上，像小时候一样。
“吵了一辈子，但敌人却先离开了。你记不记得他们吵架的时候，要我们一人拉一个，否则就真的要打起来，手里拿着菜刀啊锄头啊什么的都往对方身上扔，吓人得很。”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想不想念奶奶。
“有一天我梦见奶奶了。她在梦里倒是通情达理的。”弟弟说，“有时候也梦到爷爷，他以前呀，其实挺帅的。”
“听邻居说，你出生的时候，爷爷知道是个男孩子，闷声不响走进屋里，猛拍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太开心噎住了。”
“但他一直都偏袒你啊，好像觉得对不起你似的。打起我来也是毫不手软。”
“他就是这样奇怪的人。你知道他右手的无名指是怎么折断的吗？当时他怕死，不想去当兵，自己咔嚓一声……”
弟弟震惊地看着我：“这到底算是厉害还是胆小啊？”
“人不都是这样嘛。反正他现在也什么都不记得了。这几年他一直用妈妈的名字喊我，还总是对我瞪眼睛，气呼呼的。”
瓜子很快就嗑完了。我们走到了操场上，操场上多了几个跑步的老人，像是这里的退休老师，相约一起跑步。看上去，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快乐老人，跟刚刚房间里面的老人们大相径庭。
不知道为什么，这有点让我难过：我们一家好像都已经被抛弃在另一边了。
“还是去玩双杠吧！”弟弟跑起来。
高低杠区域的杂草已经长到膝盖了。
“来个倒立！”我拍手。
他两只手撑在双杠上，双脚离地二十公分，但几秒钟就掉下来了。
“不行了哦。”我笑他。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之后脸上渐渐浮现出少年凝重而认真的表情，搓搓手，猛然撑住双杠，整个人倒立起来，仿佛被什么提住了脚，脸憋得通红。
不过也就五秒钟吧，他就一个踉跄，双脚着地，往前一跃，弯腰钻进草丛里。
“什么呀？”
他举起一张皱巴巴的东西：“沾了泥你就不认识了？”
“十块钱！”
“去买糖吃！”他说。
“买话梅，一块钱一小袋那种。还有泡泡糖。大大卷。”
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往大门口走，学校大门右手边就是小卖部。
但街对面的彩票销售点也实在太醒目了。
彩票销售点挺大，有各种各样的彩票：福利彩票、体彩、即刮即开的……里面只有一个顾客，愁眉苦脸地坐在小桌子边写号码。老板百无聊赖，看到我们立刻站了起来。
“来点快的吧！”弟弟说。
“当然！”
我们买了五张即开型的，花掉了这十块钱。
我刮了两张，没什么斩获。
他刮开一张……没戏。
第二张……依然没什么收获。
第三张……五十块。
刚刚趴在桌子上的那位顾客也凑了过来：“五十块？只花了十块钱？”他羡慕得一直往我们这里钻。
“再来一次！”我说。
“全部吗？”弟弟问。
“当然啦。捡来的钱不能带回家。”
于是我们又有了二十五张即开卡，老板和那个顾客自告奋勇帮我们一起刮。
多数不怎么样，但不错的也不少。
这次金额变成了二百八十块。
老板十分不舍，仔仔细细数出钱给我们，但也并不是很沮丧，好像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们运气太好了。有人刮一天都中不到十块钱呢。比例不高的啊这个。真的不高的。你们今天绝对鸿运当头。”
不用他说我们也知道了，今天莫名其妙运气惊人。
“怎么办？”弟弟拿着现金问我。它们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仅仅二百八十元，而像是一种暗示，关于奇迹之类的。我们四个人都盯着它们。
“是我就继续买啊！运气到了不能躲的。”那个顾客说。他看上去就是一个一直没什么运气的人，这种人往往最相信运气了。
“有个马上就要开奖的，中奖金额大概一千多。要试试吗？”店主问。
当然。有种一帆风顺的感觉。
“全部买随机号码。”我说。
“留一点吧。”弟弟说。
“肯定能中。放心。”
“留一点给妈妈看，回头说起今天的事情，她会高兴的。”他坚持。
争执了一会儿，留下了一百块钱，剩下的全部买了随机号码。电视屏幕上正滚动着数字，我们四个人仰头看着。其他两个人简直比我跟弟弟还要兴奋。
这次好像哪儿不对了，气氛悄悄发生了转变，号码对了半天，一个都没有中。
“我说得全部放进去吧！运气来了你得信任它，”我瞪着弟弟，“快把那一百块钱也买了。肯定能中个大奖。要不我们直接拿这一百元买体彩或者福彩，说不定能中五百万。”
“不要。”
“五百万！说不定有一千万呢！”
他紧紧地把那一百块钱捏在手里：“我要跟妈妈说我运气不错。”
“一千万不是更好吗？”
“不要。”他拿着钱转身就跑。
我跟在后面追了一会儿。
“丢掉才好呢！”我冲他大喊。
“什么！”
“你五岁时索性跑丢算了！”
他向我挥着那一百块钱。
晚上的婚礼特别隆重。司仪情绪激昂，表妹不得不落了好几次泪。
妈妈心情忽然好了起来，大概是因为爷爷的身体检查没什么问题。她跟我们说起表妹刚刚出生的时候，弟弟才两岁多。他说话晚，嘴里嘟嘟囔囔的，爸爸妈妈都叫不清楚，她一直担心这个小孩大脑有问题。结果那天到了医院，跟他说：“这是妹妹。”他立刻就吐出好清晰的字句：“妹妹。妹妹。”表妹结婚前，弟弟特地找她吃了顿饭，本来想劝她留在上海。两个人吃了一顿日料，喝了点酒，到最后却也只是说了一些家里的琐事，弟弟想说的话，喝了酒也没有说出来。
我忽然想起在青春期之前，弟弟是个多么可爱顺从的小孩。所以他在青春期表现出的叛逆让所有人感到万般的不耐烦。他留长发、抽烟、跟老师吵架。偶尔我打电话回家，他不肯接我的电话。有一度他想退学去学门手艺。
最后还是靠自己，他慢慢从青春期无边无际的困惑和苦恼中爬了上来：考上大学，剪短了头发。重新变成了一个乖巧的小孩。
爸爸下班了，骑着摩托车赶来，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他每天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跟亲戚们好久不见，有点过度兴奋。小时候我总觉得自己长大会非常厉害，把他们都照顾得很好。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到后来，连愧疚也不存在了。
“大卫说你爸爸最酷了。可笑不可笑？”妈妈笑起来。
大卫是小表妹的美国男朋友，前段时间跟着小表妹回来探亲了。
我、弟弟和爷爷一起扭头看着爸爸。
“大卫说全家族里面，我们家最酷，其他人要不有钱要不当官。但酷是个什么东西啊？”妈妈又一副嫌弃的样子。
弟弟把一百块钱拿出来，跟她说我们捡了十块钱，然后赢了一百块。
“运气这么好？”
“是啊，”他把钱塞给妈妈，“好运气，你收起来，别替我们担心啦。”
妈妈仔细地塞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她嘟囔了一句：“一百块钱顶什么用。”
弟弟转过头，用不出声的口型对我说：“一模一样！”
婚礼气氛热烈，到了表演节目的环节，所有人又正好吃饱了，跟着闹起来。请来的乡镇女歌手唱了歌。一群穿着紧身运动衣的中年女人上去跳了《小苹果》。台下的人们哈哈大笑。司仪号召宾客们上去唱歌献给新人。一个小男孩上去唱了《生日快乐》，然后表妹的同学上去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走调得厉害。
“我得表示一下了。”爸爸才坐下来吃了几口菜，又站了起来。
“先吃饭。”妈妈拉他。
他坐了下来，没吃几口，还是站了起来：“不行，必须得上了！”
爸爸走上去，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欢呼起来，他更加高兴了。“掌声响起来！我要唱《掌声响起来》！”
找歌找了很久，话筒一直发出噪音，爸爸转来转去，终于前奏开始了，台下大声叫好。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唱到“感慨”的时候，人们又再次大声喝彩。爸爸高兴极了。
然后“轰”的一声，到了放烟花的时间。刚还在鼓掌的人听到响声忽然纷纷转身，愣了一会儿，然后如梦初醒，一起涌了出去。
比庆典高潮更让人感到茫然的，大概就是爸爸还在唱着他的歌：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我们三个都没有动。爷爷好像忽然清醒过来，凝神往台上看。
“爷三个一模一样。”妈妈不知为何却又瞪了我一眼。真是莫名其妙。
但早已没人在听了，除了我们。也没人鼓掌，没人欢呼。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歌声交汇你我……的爱……
爸爸纵情唱到最高声时，鞭炮也放起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什么都听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