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摇摇曳曳的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多幸福，像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的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的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幻想什么？……这几天有信吗？”郎华问。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的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我烦忧啊！”像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像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
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自己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刊于1936年5月上海《中学生》第65期，后收入《商市街》）
